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论析

内容提要：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因双方叙事理念的差异、对中东秩序观的认知相异，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蔓延所致。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图式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形态。美国以价值观叙事、阵营对立叙事和强制性叙事为主；中国则倡导包容性叙事、共同体叙事和认同性叙事。在不同叙事路径导引下，中美之间的叙事博弈进一步演化为烈度由高至低的3种博弈形式，即互动式外交博弈、影射式对话博弈和构境式倡议博弈。受此影响，双方叙事出现路径差异扩大、议题范围延伸的潜在趋势，域内国家的反应不一。为了避免中美之间的叙事之争导致双方在中东的竞争关系升级，中国需理性解构美国的霸权叙事逻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元叙事体系，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华夏声音”。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由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1969年率先提出，当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塔基则由施特劳斯、格雷马斯、巴尔特等人共同构筑。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结构主义发展和流行后，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定对象和方法的学科。叙事类同于“讲故事”，旨在用有意义的方式将一些独立事件串联起来，形成对事件群的系统化见解和表述。在国际关系中，叙事是国家对未来目标的期望及将其故事化的呈现，通过加入叙事情境、因果关系和情节变化等元素使叙事过程完整和立体。国家之间的话语说服与叙事竞争构成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话语本身在战略叙事中成为外交的一种竞争武器。现阶段从叙事学视角研究国际问题的成果依据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大致可分为叙事竞争论、话语建构论和叙事方法论。虽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具体从叙事学视角解读中美在中东博弈状态的文献少见。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叙事体系衍生成为带有身份壁垒的国际制度和理念。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讲好中国故事”、获得他国人民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中美战略竞争。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华外交叙事开始转向，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对手”，全方位构建了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外交龃龉不断，这一趋势很快向中东地区蔓延。美国因担忧霸权旁落而在中东向中国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企图用叙事手段阻挠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步伐，而中国则将这一挑战视为对大国话语权竞争的一次必要回应，双方依照各自话语偏好建构生成了鼎足而立的外交叙事体系。为了厘清大国竞争态势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逻辑，本文拟从博弈原因、叙事图式、博弈案例解读和影响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东大国博弈的对策。

何故博弈——中美在中东外交叙事疏离的原因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中美两国在中东以地缘政治为轴的外交叙事博弈烈度上升，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中美外交叙事理念的差异

中美两国的中东外交叙事的理念有本质差异，是造成现阶段双方激烈博弈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叙事理念偏差不仅存在于中东，更是遍布全球。美国一贯坚持霸权守卫、单极世界、西方价值观等核心概念，而中国则奉行多边主义、外交平等、利益共享。双方之间的视域互斥多于融合，故而矛盾不断。

美国的中东外交叙事观有3个支柱：霸权主义、利己主义和普世主义。这一叙事逻辑自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起一直延续至今。美国霸权主义的思维定式缘起于战后主导中东的战略意识。杜鲁门政府通过渲染苏联对土耳其的军事威胁，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大举进行中东战略扩张。“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美国更自诩为中东命运的裁决者，在中东建立霸权的野心昭彰。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使美国的霸权主义认知一再固化，至今仍未消退。

利己主义的思维定式则由石油和安全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兴趣因垂涎中东富饶的石油资源而起，认为主宰中东石油资源就能主宰欧洲。美国国务院策划的战后中东石油政策是“保留西半球石油资源的非市场化和开放东半球石油供给”。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与石油紧密挂钩，即便美国现已从石油的主要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中东的石油供给链对其部署全球战略仍然重要。美国仍想通过操纵中东的石油供给挥舞权杖，其意图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印证。除此之外，美国中东战略还与自身定义的安全利益衔接。从美苏冷战时期开始，美西方国家将中东视为遏制苏联扩张的桥头堡。“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多次肆意践踏中东国家主权的行为体现了其私利至上的叙事观。

为了掩饰霸权主义和利己主义，美国屡次借助普世主义寻求“正义感”和自我宽慰。一是惯以“救世主”身份自居。比如，在宣传“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时隐喻“上帝在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了对自由的渴望”，赋予中东反恐行动“使命感”。二是将西方意识形态混淆为普世认同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具有强势话语的政治工具。比如，拜登政府的多位政要前往中东多国进行游说，以共同利益为名义要求它们在乌克兰危机中孤立俄罗斯。三是价值观宣传具有“双标性”。美国在大力宣传穆斯林不是美国的敌人的同时，又颁布“禁穆令”，禁止叙利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还对美国公民前往埃及、也门等国发出旅游警告，且授意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秘密监视美国本土穆斯林的活动。美国实则患上严重的“恐穆症”。

中国中东外交的叙事理念与美国大相径庭，立足于合作共赢。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经历磨难，长期被美西方排斥在主流外交圈之外。霸权压迫、话语垄断、自主性受限都是中国外交记忆里痛苦而熟悉的桥段，对中东国家普遍因国家身份不对等所招致的外交歧视现象感同身受。因此，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认为，中国和中东各国向来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关系。中东国家和人民是世界多极化中一支重要力量。尽管在多边主义的实现路径中，个体理性有可能造成非合作博弈，但行动者的反思、讨论等社会行为却能凝聚共识并改变其他行动者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外交信奉多边合作主义，并愿将其视为指引建构中东外交叙事的重要原则。

（二）中美中东秩序观的相异

中美对中东的秩序构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中美两国互异的中东秩序观是造成叙事路径背离的另一原因。叙事路径取决于“叙事方”对整个叙述故事的思维加工，叙事的话语表现是思维深加工和信息筛选后的结果。中美作为不同的“叙事方”，在塑造外交话语前已经预设了各自的叙事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选择的路径起点是让中东“打起来”，而中国则想让中东“静下来”，二者的初衷不一致导致后续的叙事路径分道扬镳。

美国理想的中东秩序是中东受其控制的“不战不和”状态，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美国看来，中东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美国施展霸权战略。二战后，欧洲逐渐发展为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盟国家安全和经济战略自主性逐年攀升，佐证了区域一体化蕴含的能量。对比冷战初期，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已今不如昔。反观中东，群雄割据的状态是美国的理想图景。为了获得中东主导权，美国经常扶植一方、打压另一方。长此以往，中东国家作为整体争取地区发展权益的能力不足，反而一些国家迫于生存压力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主导机制，间接推动美国成为中东地区拥有最大话语权的国家。中东大部分冲突都由美国一手制造，而后美国又虚伪地充当起“调解方”，这一冲突循环困境是阻滞中东团结的最大路障。其二，中东分布成对抗的阵营有助于美国在国内做政治动员。激发国内民众和多极政治势力的仇恨情绪，借此促成对外干涉政策是美国政府的惯用手段。美国在中东执行“非此即彼”的战略，在“结盟”和“树敌”两个坐标中做选择。如果中东国家从相互对立走向和解，美国利用国家间矛盾相互牵制的战术逻辑就会被打乱。其三，中东的混战状态可助美国敛收不义之财。众所周知，美国是中东第一大军火供应商。2022年8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价值30.5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且正在商讨全面解除对沙特出售攻击性武器的禁令。2022年11月，拜登政府批准对卡塔尔1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阿曼出售价值3.85亿美元的“联合防区武器”。以上交易仅是美国对中东国家军售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不仅不顾舆论压力在2023年的加沙冲突中越过国会加大对以色列的军售，还多次在联合国阻挠相关停火提案；更因土耳其与俄罗斯建立军火贸易渠道颇为不快，妄弃盟友身份对其展开制裁。倘若有朝一日中东各方韬戈卷甲，美国军火贸易利益将严重折损。

中国倡导的中东秩序是包容性多元文化和平并存的秩序。反对地区分离主义和域外干涉、尊重地区发展权益，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是中国建设性参与中东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中国在中东致力于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推动地区形势走向缓和与稳定。中国还反对以“文明冲突论”的悲观叙事视角看待中东问题，不认同“各文明之间的主要关系是暴力征服”。尽管跨文化与跨族际之间的交流融通可能时有不适、阵痛或冲突，但因此宣判文明之间不具兼容性则太过草率。加之，中东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西方国家背后加力所致，就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承认，中东的一系列冲突是对美国的“道德清算”，“没有人的手是干净的”。因此，中国始终坚持认为，只要域外大国对待中东地区冲突的态度是“劝和不劝分”，则地区秩序有望向和平与稳定迈进。

（三）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激化蔓延

中美战略竞争涉及领域持续扩展、对峙舆论渐次升温则是加剧双方中东叙事博弈不可忽视的因素。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8年前后，中美外交关系恶化，叙事语境出现从沟通转向对立的迹象。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对中国疫情防控妄加指责等一系列事件开始，中美在中东的外交分歧呈放大之势。特朗普上任后不久接连宣布退出《联合行动计划》，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颁布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旅游禁令，将战略热情投向“中东版北约”。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中东战略由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稳健收缩转变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摇摆不定，中美在中东的合作空间收窄，对话机制削弱，合作共识锐减。这一情境出现后已不利于双方在中东建构良性的叙事互动关系。在第二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使外交叙事的对立语境进一步固化。虽然中美两国在中东不存在“零和”竞争的安全困境，但双方都想塑造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中东叙事情境，竞争态势的激化已成事实。美国因担忧中国取代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发动叙事竞争的意愿强烈，随之采取将外交叙事武器化的策略，意图打破中美在中东相安无事的状态。在“安全化”理论框架中，任何客体均可在言语加工下成为安全化的对象，其实质是安全化行为施动者对受众的说服。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兴趣日益深化是一个“危险”信号，担忧中国趁势改变中东秩序，更畏惧中美博弈的优势天平向中国一方倾斜，因而即便自身中东战略相对收缩，也要想方设法给中国设置障碍。2020年以来，美国加大力度渲染大国在中东的紧张竞争：2020年5月，中资企业本有机会在以色列招标的中东最大海水淡化项目中竞标胜出，但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紧急造访以色列并对其施压，最终导致这一合作项目流产。兰德公司同样在《中国对以色列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报告中，毁谤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会伤害美以关系，声称存在间谍活动和造成美国敏感技术泄露的可能，中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没有共同利益。8月，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污称，“中国与伊朗走得太近将会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政要对中国表现出的敌意造成美国整体对华外交情绪长期负面，甚至对反对党的叙事方式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谈到中东和中国问题时，美国民主党人表现得比特朗普更像其本人。”在第三阶段，叙事博弈的态势升级。由于中美在中东的战略竞争没有成形，为防止中美走向对抗，中国对美国屡屡传达的敌意信号保持克制和警觉，没有陷入美国构设的“话术陷阱”。然而，拜登执政后美国加快中东战略收缩的步调，主导力接连下挫，更加依赖“放狠话”“找茬子”“使绊子”等手段阻挠中国正常参与中东地区事务，试图为美国正在下降的中东霸权主导机制赢取喘息之机。2021年12月，美国指控阿联酋阿布扎比附近港口内正在建设的一处中国设施为军事设施，威胁阿联酋叫停该工程，否则将“影响两国关系”。2022年7月，拜登在访问中东前后多次提及不能让中国填补中东“权力真空”，试图强化美国在中东不会退让的意象。9月，拜登在“美国以色列技术战略高层对话”上向以方表达对中国“技术入侵”的担忧，敦促以色列同美国建立“技术信赖机制”（Trusted Tech Ecosystems）以防止技术外泄。11月，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部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在接受采访时称，拜登政府并非要求中东国家同中国彻底断绝联系，但如果他们之间的安全合作“越界”，对美国来说就是威胁。显然，美国在中东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对中国正常的外交活动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为了不被美国牵制，中国政府策略性地对美国的诽谤做出澄清，揭露了其夸张和捏造的涉华叙事言论。虽然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证清白”的作用，却客观上无法从源头上扼制美国对华的叙事框定，这也导致中美双方在中东的叙事博弈热度骤起。

中美在中东不同的叙事图式

在认知心理学中，图式是储存于记忆和思维深处的知识结构，是主观思维对客观意象的加工意识，由过往经验积累而来。个体对外部事物概念、他者身份角色、事件处理程序、行为反馈策略、情感表现记忆等一系列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思维加工过程都属于图式范畴。在图式演绎过程中，个体需经历接收外来信源、剖解信息成分、寻找对应图式、嵌套行为逻辑的阶段才能做出特定的行为反馈，不同叙事体的图式演绎路径可能大相径庭，中美在中东的外交叙事即是如此。

美国的中东外交叙事图式由其过往的中东政策经验演化而来，在现阶段国际环境变化下融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元素，其具体的图式形态为：外交理念上的价值观叙事、战略导向上的阵营对立叙事，以及行为实践上的强制性叙事。美国的中东外交图式遵循从外交理念到战略导向，再到行为实践的单一线性思维，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色彩。中国中东外交积累的图式样本自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创新，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外交理念上的包容性叙事、战略导向上的共同体叙事和行为实践中的认同性叙事为主体的叙事体系，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区别于美国的单向建构路径。

（一）中美外交理念的叙事图式对比

价值观叙事是美国基础性的外交理念，“保护和宣传普世价值观”多次被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利用多角度的价值观外交编织故事，增强自身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是美国的习惯性剧本。其一，寻求道义上的正义感为叙事架构奠基。美国政要在外交场合不断通过虚拟的宗教形象强调自身中东政策的天然道义感和立场正确感。多次借助“上帝视角”将中东叙事内容“神化”，营造出“质疑美国等同于质疑上帝”的语境。在2017年5月举办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美国峰会上，特朗普9次提到“上帝的意愿”。2019年3月，蓬佩奥在接受视博恩（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采访中，进一步将美国中东战略“神化”，声称“特朗普总统可能是上帝派来从伊朗手中拯救以色列的使者”。

其二，将美国的政策行为与中东的命运进行捆绑推销。美国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为施政议题，讲述美国式的全球化叙事。同样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美国峰会上，特朗普的表态趾高气扬：“所有宗教领袖都需认识到，野蛮不会带给你荣誉，对邪恶的虔诚不会带给你尊严”。2023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出席华盛顿近东事务所“2023年度索里夫研讨会”（2023 Soref Symposium）时，将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的海上边界协议、也门休战、加沙停火、土耳其同阿联酋和以色列两国达成和解意见，以及卡塔尔与巴林、阿联酋达成和解意见等代表中东“和解潮”的事件，都归功于美国的调解。更有甚者，沙利文不仅在伊朗和沙特的“世纪和解”上“蹭热度”，称述美国一直通过“巴格达渠道”和“阿曼渠道”撮合双方，还用荒诞逻辑阐释这是美国“通过施压伊朗实现的冲突降级”。美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举止无不显露出美国中东叙事长期抱持的霸权心态，主观认定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中东的命运，而中东离开美国将百业凋敝。

其三，通过战略臆想编故事，罔顾事实地畅想美国中东战略的美好图景。比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拜登通过“中东和平伙伴关系法案”（MEPPA）恢复对巴勒斯坦援助、亲自访问东耶路撒冷隶属于巴勒斯坦的维多利亚医院并捐款等行为，有助于修复美国受损的中东形象。然则，这些政策对于重塑美国的中东外交形象、扭转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偏袒无疑杯水车薪，美国在始自2023年10月7日的加沙战事中的立场和举止更与其所编的故事相悖。不仅如此，2021年1月，在美国权威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逐一列举了拜登政府中东外交政策的5个重点：伙伴关系、威慑、外交、一体化、美国价值观。他对上述政策的解读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政治意涵。麦格克认为，中东“伙伴”要在不改变中美整体战略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建立联系，但不能给中国提供战略立足点；中东“一体化”应是海空联防的安全架构，可促使地区冲突降级；价值观外交应更注重承诺的可兑现性。在美国政要眼中，中东“伙伴关系”必须受美国霸权支配，中东缓和是军事施压下的冲突降级，而价值观输出不是“该不该”的初衷问题，而是“怎么办”的方法论问题。

相比而言，“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是中国中东包容性叙事的理念主张。由于国际关系中不同个体的身份建构始于不同的环境背景，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存在多重视角。为了不陷入“文明冲突论”造设的窠臼，国家之间持有身份嵌合的基本理念才能开辟基于共识的多领域交往空间，而中国塑造中东包容性叙事的路径主要有二：其一，立足于对中东国家间意见分歧的包容和对立场隔阂的消解价值取向。国家间的和谐交往要求彼此之间积极调适分歧，寻求价值整合，建立平等对话的互动图式。分歧在国际交往中普遍存在，如果一遇分歧就诉诸强权政治只会积蓄矛盾，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中国从不将自我的价值观凌驾于塑造中东秩序之上，用非黑即白的身份认知评判中东国家间关系。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进入大国竞争赛道后，中国的中东外交叙事没有因美国误导而改变：对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单边主义行为，《人民日报》犀利评价其行为是无视国际责任的轻率之举。另有学者表示，“即使美国退了群，但群依然存在”，彰显中国中东外交致力于解决争端、不渲染冷战思维的负责态度。在2023年的加沙战事中，中国再次选择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叙事路径。其二，对中东地区强国与弱国采用平等、尊重的叙事路径。中东国家贫富差异显著、国力水平不均的状况突出，如果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和以色列这样拥有尖端产业技术的国家将是大国外交的重头戏。事实上，中国的中东外交叙事从未因国家能力和实力的差距而区别对待，不仅没有刻意描绘和某些国家保持特殊外交关系，更没有因某些国家“问题缠身”而与其疏远。相反，支持阿富汗重建，防止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对叙利亚、利比亚的长期援助等一直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环节。2023年6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使中国推动中东“和解潮”的事业再添新彩，中巴两国元首会晤为消除地区安全赤字注入新的能量。2023年9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华时表示中国与叙利亚人民情感上是亲近的。同月，中国援助利比亚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抵达班加西国际机场，《今日利比亚》等十余家利比亚主流媒体对中方的援助予以高度评价。

正应习近平主席所言，中东的地区差异应该成为地区的活力之源，中国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在具有包容性的叙事语境下，双方的交往是否符合国际规范，是否互利共赢，是否彼此抱有诚意是中国真正关切的向度。目前，中国已同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和阿联酋5个中东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的外交话语，中国在中东付出了信誉成本，因此中国向中东国家传递的诚意更具可信度。

（二）中美战略导向的叙事图式对比

阵营对立叙事是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长期战略导向。自从走出“孤立主义”的温箱后，美国十分崇尚进攻性的战略叙事文化，吸纳与美国战略目标一致的国家成为盟友和伙伴，将与之相反的国家列为敌手或竞争对手。在将其干涉触手伸向中东的过程中，为了实现美国在中东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根据对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定而实施“选边站机制”。一方面，美国对叙事对象进行身份设定，尽可能使叙事内容与叙事对象的身份贴合，从而服务于美国的中东外交实践。中东国家在美国叙事体系中被标定的身份各异，与之匹配的是美国采用截然不同的叙事线路。一旦被美国贴上“敌对阵营”的标签，美国则会丑化、污蔑和不客观地抹黑对方的国际形象，如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立体式的叙事构陷。美国鹰派政客大卫·弗朗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波尔（Richard Perle）联袂出版的《终结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一书，不仅一再强化对伊朗“邪恶轴心”的偏颇认知，还主张美国政府资助伊朗反政府力量推翻现政府。2012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逃离德黑兰》获得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讲述美国中情局特工只身赴险，解救在伊斯兰革命中遇险使馆人员的“英雄事迹”。美国动用强大传媒系统和对媒介舆论的操控能力，使伊朗在国际社会上的声望骤跌，给外界留下“恐怖”“专制”“政治迫害”等不良形象，成为不少国家“敬而远之”的交往对象。

另一方面，美化己方阵营的国际形象，宣扬美式联盟的作用，抹黑阵营之外的国家间合作，否定一切与美国中东战略不符的国际合作。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国家一边鼓励中东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一边利用“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一事大做文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卡比（John Kirby）指称俄伊之间是全面防务伙伴的关系，指责这一关系对乌克兰、中东和国际社会有害。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拜登政府揭下主张“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面纱，宣扬美国“已准备好向以色列提供所需的一切帮助”，向以色列附近海域派遣海空力量以示对哈马斯的战略威慑。为了强化阵营对立的叙事逻辑，美国在甄选外交话语方面处心积虑，将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之间的合作描述为制造危机、升级事端，将美式联盟描绘为对抗“邪恶势力”的正义化身。久而久之，在西方舆论网络的协作扩散下，充满敌意的话语叙事延展为一些受众的共识，对手则会受到孤立。

中国的中东外交则一贯坚持以区域共同体叙事作为战略导向。中国将中东视为一个受叙整体，反对地区分裂，希望与中东所有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尽力帮助中东缓和地区局势。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三大倡议旨在大力争取合作伙伴，包括结交更多中东朋友。虽然中东目前仍是全球地区矛盾最尖锐的地带，但中国始终坚信中东构建稳定和谐的安全秩序、发展秩序和文明秩序的前景光明。2023年5月，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沙特吉达召开，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阿领导人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加强中阿团结协作，助力各自民族复兴，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国家化解分歧、建立共识的战略导向收获了国际社会的肯定，更加坚定了中国在中东深化共同体叙事的信心。中国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繁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这一诚意释义也受到埃及、叙利亚、约旦、沙特、黎巴嫩等国的积极评价。2023年10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向中国施压，敦促中国在加沙战事中选边站队，但中国既不认可美国企图推动失衡的巴以关系“常态化”，煽动双方对立的叙事，更反对将巴以问题持续边缘化，或将冲突原因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的做法。不仅如此，中国在中东不搞机制框定战略，不给地区融合增加难度，欢迎国际合作与多边机制在中东开枝散叶，倡导中东秩序的公平和多元化发展。按照区域共同体的叙事逻辑，多边主义畅行无阻，区域国家全面自主才是叙事发展的终章。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多边合作的对象，只要它们愿与中国相向而行，中国愿同其携手共叙中东共同体秩序。

（三）中美行为实践的叙事图式对比

强制性叙事由美国在中东的叙事观和秩序观一同决定，是美国大部分中东干涉行为的真实写照。在外交行为实践中，霸权国作为强有力的叙事者有能力和意愿主动以叙事护持自身霸权。“强权即公理”，美国在中东的叙事方式基于对中东的离岸制衡思维，以中东秩序的垄断和维护者身份对其外交活动进行思维编导和政策兑现。在这一过程中，摆出霸权姿态的美国常以非对称权力关系处理中东事务，对域内国家缺乏尊重，其强制性叙事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采用压迫性和命令语式的叙事基调。对中东国家和领导人颐指气使的对话方式是美国惯用的语态，目的是塑造强者形象，向中东国家展现其自身实力。例如，2018年10月，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集会演讲中表示，“我告诉沙特国王本·萨勒曼，离开美国的保护你活不过两周，因此你要支付这笔军事开支”。其二，用利益互换的语式提醒中东国家遵循美国制定的霸权规则。美国在同中东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即使互为盟友，也不忘提及对方通过“搭美国便车”获得的利益，时刻要挟对方用等价利益进行交换。在“卡舒吉案”发生后，美国为平息国内舆论压力，将矛头对准沙特王室要求其出面道歉。在美国中期选举之际，拜登再次施压沙特增产石油以稳定国际油价，并威胁沙特不排除全面停止双方军售关系的可能。对于以色列实施增强战略自主意向的司法改革之动向，拜登则是直接粗暴警告。按照美国一直以来体现出的叙事意涵，当自身的中东政策与地区国家政策发生冲突时，地区国家必须遵循“美国优先”原则。其三，用不合理的霸权规则和圈子文化对地区国家进行框定，以约束对方的外交活动。美国在中东设置了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安全属性的合作机制，如“美以阿印四方机制”和“内盖夫峰会机制”。这类政治多边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帮助美国遏制伊朗，减缓中、俄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分担美国的中东战略成本等。而“中东海上安全多国联合机制”“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中东防空联盟”等由美国倡议和间接主导的多边机制，则有将中东安全问题泛化和复杂化的意味。在这些机制的内外威胁框定下，机制内国家需谨慎追随美国战略，牺牲战略自主性，配合美国对内抗衡伊朗，对外抵牾中、俄的意愿；而机制外国家则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他者化”的对象，面临被孤立的困境。由于规则解释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机制内外的国家皆对“美国规则”的强制性框定感到困扰。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中东以培育相互信任感为前提展开叙事篇章，外交的行为实践遵循国家间的认同逻辑。国家间认同感是良性互动知觉赖以延存的根基。拥有越高认同感的国家之间可锻造生成更好的相互信任关系，让彼此可清晰预知和预判对方的战略意向，不怀疑对方会采取威胁性质的举动。国家之间相互培养认同感是产生于心理维度的“隐式博弈”，国家只有在反复确认对方政策行为不具威胁性后才能获得相处时的安全认知。在得知别人将做出和自己同样的行为时，才会与他人产生共鸣，达成某种共识。其一，中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用实际行动证实中国对中东和平与发展的关注具有时间韧性。“中东很多问题，根子在发展。”为了给中东和平与发展引路，中国长期坚持和中东各国进行广泛与深度的合作。2022年中国同中东的贸易额为5 071.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1%，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获18个中东国家积极支持，其中12个国家已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另有中埃泰达产业园区、以色列海法新港项目、土耳其安卡拉光伏产业园等“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在平稳推进。其二，除了与中东多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秉持不结盟政策外，中国还坚持用正确义利观解决中东棘手问题，用事实践行其承诺。2021年3月，王毅外长在访问中东时提出，中东“是非”多就更要明辨是非，中国将继续坚持斡旋巴以“两国方案”，推动“伊核谈判”。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不忘炒作伊朗的军事威胁，施压海湾国家扩大石油产量。而中国则提醒美国摒弃冷战思维，防止形成阵营对抗，同时努力帮助伊朗摆脱孤立，回归国际社会。其三，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序推进映衬出中东共同体叙事路径具有可行性。2018年7月，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2022年12月，习近平出席首届中阿峰会并发表题为《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在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下，中阿企业家会议、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中阿经贸合作论坛等政、商、学术多边交流平台相继搭建完成，为倡议的多元化发展赋能。其四，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一贯主张有益于地区冲突降温降噪，分别证实和证伪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和平叙事的真实性和虚伪性。中国在伊核谈判、阿以冲突、也门内战、叙利亚危机、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的态度一致、立场明确，坚持在尊重对方主权的前提下扮演建设者的角色，绝不因自身利益喜好，对其政治发展妄加干涉。随着中东“和解潮”步入深海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方略已初见成效。与此同时，无论美国的叙事传播体系多么强大、叙事剧本多么华丽，也无力改变其在伊核谈判上“退群”施压、在阿以冲突中袒护以色列、在也门内战中“以军火换和平”、在叙利亚危机中搞颠覆主义、在阿富汗重建事宜上“撂挑子”等诸多窘态。美国在中东的干涉失败被国际社会广泛诟病，进一步佐证了任何域外国家企图成为中东命运主宰者的叙事图式皆是谬误。

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方式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有外交上的互怼，也有对彼此行为不满的隐晦表达，还有没有明确指向但双方叙事思路的背离。总体观之，当前中美在中东叙事博弈的方式按博弈烈度由高及低排序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互动式外交博弈

现阶段，中美之间的话语权之争已到达一个阶段高峰，对全球舆论空间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在外交互动层面的表现最为直观。互动式外交博弈通常指两个大国在外交关系中针锋相对地发表关于对方政策行为的看法，这种有目的的政治表达既可用于赞美，也可批评他国的对外政策。在大国竞争关系中，相互赞美的互动较为少见，多数是申明自我外交立场和批评对方的“不当行为”。

一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从宏观战略层面各自阐述在中东的秩序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博弈关系。中美双方互不认可对方塑造中东秩序的方式，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在中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中东霸主地位的挑战者，认为中国与中东国家融洽的互动关系是触发大国关系易位的隐患，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颇感焦虑。中国认为大国在中东的互动应有更大格局，反对美国零和博弈的狭隘秩序观。因此，当拜登在访问中东国家和出席吉达峰会期间提出拒止中、俄在中东“填补真空”的战略概念时，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中国驻约旦大使陈传东指出，“真空是霸权的语言、是傲慢的语言、是垄断的语言”。

另一方面，中美在具体的外交事件中产生叙事摩擦。鉴于中美两国在中东的整体叙事观差异，双方针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见解和应对机制也截然不同。2020年1月，在美国远程击杀伊朗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后，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讲，指称刺杀苏莱曼尼是对“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者的裁决”“伊朗在中东的侵略行为包括利用代理人破坏邻国稳定的行为必须立即结束”。与美国相反，中方认为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不可持续，美方的军事冒险行为会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批驳刺杀行动是美国肆意破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又一例证。除此之外，拜登认为阿富汗已不再是恐怖主义的摇篮，美军无意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对此，中国则认为美国在阿富汗惨淡退场证明了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并将本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的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中美在中东针对同一事件采取的不同叙事还多次出现在中东抗击疫情合作、中国和以色列经贸合作、美国搭建“中东版北约”、对加沙战事的回应等事件中，进一步说明中美在中东正面的互动式外交博弈仍处于活跃期。

（二）影射式对话博弈

影射式对话博弈减少了大国在叙事中锋芒相向的情势，转向依托“含沙射影”与“隔空喊话”等间接性和互留余地的叙事方法评价对方政策。这一叙事手段由美国发起并采用，美国政要、智库等轮番充当对华污名化作业的角色，损坏中国的名声。第一，曲解中方在中东的政策意涵，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比如，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坎普（Geoffrey Kemp）认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往缺乏透明度，质疑中国的不干涉政策是为了维护经济利益及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舒默在与王毅外长会面论及加沙战事时表示，对中国未表态支持以色列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政要连番将中国的政策主张曲解为对地区事务的漠视，与中国在中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际做法相去甚远。中方多次表态既不会在中东做“看客”，也不提倡以暴易暴。在本轮中东“和解潮”中，中国积极调解地区冲突的举动使这一误导性言论不攻自破。

第二，利用“反语式叙事”手法误导叙事受众，即通过抬高或夸大对方的战略效果使之产生额外的威胁作用。比如，由美国军方资助、兰德公司完成的有关中国在中东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中东犹如“谨慎的巨龙”，通过“轻足迹外交”成功维护了其能源和经济利益、政治声誉等，在中东树立了大国形象。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中国在中东取得了一定外交成绩，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仍不及美国，更无意愿与美国争夺中东秩序主导权。诸如此类的宣传有隐晦夸大中国中东战略存在，左右美国政界导向，将中国推向大国竞争的舆论风口之嫌。

第三，暗中作梗营造彼此不和的叙事氛围，也就是没有明确表态反对和疏离对方的政策，但通过背后的政治运作形成与之对立的叙事效果，包括在外交场合加强申明美国的中东政策立场，增加与中国战略对冲的表述等。2023年6月，美国也门特使蒂姆·兰德金（Tim Lenderking）造访沙特，并与沙特、也门及来自第三方国家的官员就推动地区和平进程进行磋商。尽管中方在沙伊和解中做出巨大贡献，但美国官员却对此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吹嘘美国发挥的作用。同期，布林肯在访华前绕道中东，在访问沙特期间强调美沙之间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战略伙伴，试图通过身份认证以强化美沙关系，也有意释放美国不容许中国与沙特走得太近的信号。对于伊朗不愿遵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内容，布林肯则威胁称“美国战略重心将不再是重启谈判”。谈到中国在中东发挥的作用时，布林肯多次采用概念泛化和主角替代的叙事策略，频频使用“任何国家的积极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甚至是中俄”等字眼，削弱和扭曲公众对中国作用和形象的理解。从美国高层的行为和表态中可以窥见，美国虽不否认中国参与了中东“和解潮”，但其整体叙事动机却是先强调美国的作用更加突出，再利用媒介不断强化国际社会对此的观念认知，最后提出与中国背道而驰的战略规划。

（三）构境式倡议博弈

“构境”也是叙事手法之一，根据叙事情节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叙事语言对行动与客体进行处置，从而使叙事概念与现实情境有机关联。换言之，在构境过程中，叙事者会预设理想的叙事情境，后根据这一情境在现实中找寻相关素材进行填充，目的是实现“境像”的现实转化。在构境式的叙事博弈中，双方主要基于自身战略展开叙事，不刻意强调针对目标，甚至双方在有些方面还有共性。因此，构境式叙事是中美在中东叙事博弈中激烈程度最低的一类。即便如此，构境式叙事仍是不容忽视的博弈形态，原因在于其所描述的故事场景、选定的剧情主角和拟用的情节皆围绕叙事者自身的战略主张建构，因而这类“倡议式”的叙事具备与生俱来的排他性质。例如，“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MEPI）是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局提出的一项地区倡议，主要功能是为实现中东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又如，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倡议”也将中东纳入视野范围内，旨在扩大美国在中东的项目规模。这类倡议的共同点是服务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宣传同中东各国的多方位联系，增强美国在中东的软实力，寻求与中东国家建立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虽然没有指明要同中国竞争，但按照美国的倡议推进思路，其构境的内容中有和中国“一带一路”“中阿命运共同体”等相关倡议竞争和冲突的部分属性。

余论

中东虽不是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但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战略有将竞争战线扩展至中东的迹象，中国仍要警惕中美之间的叙事之争成为推动战略博弈升级的因素之一。

（一）对中美在中东的叙事博弈的研判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在中东的叙事之争激流涌动。双方选择叙事理念的不同和对中东秩序观的认知差异共同驱动这一情势的形成，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蔓延则进一步固化了这一态势。当前，中美分别按照自身的叙事图式在中东建构话语体系，双方叙事的路径交叉递减，叙事内容的差异性多于共性的局面有放大之势。双方在伊核谈判、气候治理、反恐合作等领域偶有交集，但分歧大于共识、矛盾多于认同、竞争多于合作是中美在中东叙事的基本面。一方面，美国的叙事编导以推动中东霸权机制的结构转型为目的，通过“弱链式联盟”的加持在多国之间创建联动关系，意图持续坐稳中东盟主地位。相较于中东秩序的良性建构与中东国家的发展前景，美国更专注于实现自身在中东的利益，一旦中国的叙事导向与之相悖，即便其更加贴合于中东的地区需求，也会遭到美国的抵制。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国多次呼吁冲突双方停火，在联合国赢得多数国家赞许，但美国却因自身利益数次出手阻挠，暴露出其重利轻义、漠视中东和平的真面。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叙事路线不仅偏重短期利益，还因政治极化的影响外溢导致叙事体系的撕裂。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叙事逻辑潜藏着不少自相矛盾和“双标”漏洞：一面宣称不要求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一面利用各类机制和联盟关系阻挠中东国家和中国的正常交往。由于美国决策机构的内部分歧较大，美国与中国注重长期利益的叙事路线相逆，双方叙事交集收窄的状态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美双方在中东的叙事议题的范围延伸，以及叙事内容的载量增加或将成为常态。由于美国是期望通过叙事之争在中东给中国设置障碍的一方，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叙事竞争的意愿强烈。美国从2017年以来在主叙事层面（Master Narrative Level）用“修正主义”形容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一切行为动作，给美国所有政府部门树立起一个主叙事论调。在现实决策中，美国相关决策者擅于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包装叙事议题，尽可能多地纳入受众的利益关切，加深各方对威胁的感知。应当看到，中美叙事博弈的议题范围、内容纵深与美国中东影响力的衰退呈反向关系，美国蓄意刻画中国在中东的负面形象，主导叙事博弈的议题宽泛化、语式安全化，其本质目的是用相对低成本的叙事竞争手段限制中国在中东的外交足迹。

（二）中东国家对中美叙事博弈的态度

中东国家对待大国叙事博弈的反应各异，各方立场呈现出差异化趋势，主要分化为三类：其一，少数中东国家对中、美叙事有比较清晰的立场，在外交场合有相对明确的呼应，如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双方之间的战略共识远大于分歧，美国在中东刻意偏袒以色列的叙事案例不胜枚举，以色列现阶段仍扮演美国中东叙事框架维护者和实践者的角色。大国竞争加剧以来，以色列对中国的叙事认同出现回流态势，在美国的多维干扰下滋生多重消极因素，中以之间的良性叙事互动有待修复。伊朗则对中国的叙事路径好感度高，不仅信任中国在沙伊和解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还在此轮加沙冲突中言明希望中国在联合国阻止美国策动对巴勒斯坦人不利的草案。其二，一部分中东国家对中美叙事持观望态度，但迹象表明不少国家已对美国的叙事图式心怀不满。比如，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公开质问，美国向以色列附近海域派遣航母意欲何为？更称美西方国家是此次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沙特对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功利叙事颇感不快，拜登政府推动沙以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被迫搁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更联名要求拜登政府谨慎签署美沙防务协议。除此之外，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皆曾因美国某些叙事路径不符合其国家利益而与之疏远。其三，另有一部分中东国家受国内政治局势不稳、权力多极分布、国力和战略自主性不足等困境影响，对中美叙事博弈的反馈样本较少，相关趋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国。

（三）中国对中美叙事博弈的因应之策

中美战略竞争还在延续，叙事之争有可能成为中东大国竞争的“开路先锋”。鉴此，中方可在建设成熟的叙事体系，以及科学管控叙事限度、内容、方式、频次等方面着力。

一方面，解构美国的霸权叙事逻辑。中国的叙事应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将重心放在对美国霸权逻辑的解构上。美国近期频繁针对中国的负面叙事恰好说明了中美在中东影响力和软实力此消彼长的状况，美国因焦急而发声。此时，中国更需要保持冷静，避免造成双方叙事激进化，给美国可乘之机，要笃信中东乃至全球大部分国家有能力明辨是非，公理将会站在坚持“善意外交”的国家一边。针对美国众多自相矛盾的叙事剧本，中国可重点关注和理性揭开其事实真相，长此以往可对美国一些言不由衷的价值观叙事祛魅。另一方面，力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叙事体系。一是叙事策略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转向，扭转“美国出招，中国接招”的叙事状态，更主动地与中东国家进行政策沟通，更清晰地阐释中国在中东的政策立场，更加明确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关切，逐渐使中国叙事身份由“解释者”过渡为“讲述者”。二是推动叙事方式的网格化和立体化，不断丰富叙事宣传途径。比如，加强各级政府的协作，加强企业、智库、政府之间的联络，在确定某一叙事主题后组织多个单位联合作业，使叙事素材的整合衔接更加紧密。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叙事协作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之音”“美联社”“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华尔街日报》等擅于利用新闻素材传播国家叙事理念，“脸书”“推特”等新媒体则有着广泛的社会辨识度。加之，环球影业、迪士尼、福克斯等好莱坞代表可配合进行民族文化传播。三是促进叙事方法的科学化。成功的叙事不仅要有好的剧本，还要在“可视化”方面多下功夫。为使更多中东国家听到中国声音，中国需要通过多学科协作探讨多元化叙事路径。一项叙事议程要想落地并产生积极的影响，需要借助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翻译学、计算机、互联网等多学科的交互力量，加强学科互动并在叙事加工中各司其职，将显著促进中国中东叙事体系化。

中东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中枢地带，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国倡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理想，记载着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外交承诺。叙事不仅是软实力的载体，更是大国外交中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行至关键阶段，“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华夏声音”之任还需负重致远。（作者：陈飞羽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