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南方”观与“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前瞻

内容提要：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全球南方”势头正盛，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内涵的认知和界定并未统一，“全球南方”国家和美日欧等国对其概念的界定完全不同。中国明确提出并阐释了中国的“全球南方”观。“全球南方”逐渐成为大国博弈平衡重要力量的同时，其内部主导权的争夺和外部话语权的争夺随之显现，成为影响“全球南方”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全球南方”致力于团结合作共同塑造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也面临不可避免的现实挑战和阻碍。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其在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中的角色和策略备受关注。中国将坚定“全球南方”多边主义立场，强化“全球南方”理论研究与共同体叙事，淡化“全球南方”的利益争夺，落实“全球南方”与三大全球倡议融合发展。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正盛，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力量对比，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这可视为当今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颠覆性的调整之一，其重要标志便是“全球南方”的崛起。近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国际舆论中的热议焦点。尽管在“全球南方”内部存在竞争，但对话与合作是其发展主流，这种多元且复杂的互动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南方”，推动构建更为公平、多元、包容的新型国际秩序。

一、“全球南方”内涵与复兴

（一）“全球南方”的内涵

“全球南方”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意味。1987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勃兰特报告》，倡导超越传统地理范畴界线看待“全球南方”，将其视为一个发展概念。冷战后，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推动“全球南方”历经广泛深远变革，但在使用中经常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等概念混用。近几年，“全球南方”在经济上开始起飞，政治上影响力不断凸显，逐渐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新兴经济和政治力量，“全球南方”不仅作为实体，也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愈加受到重视。但对于“全球南方”的确切概念，目前国际社会并无统一定论。

从地理区位维度看，“全球南方”泛指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维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属于广大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是较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高度工业化发达国家而言仍然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联合国2023年划分标准中，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57个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全球南方”界定为“77国集团和中国”。截至2022年7月，共有133个成员国，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南方”也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从地缘政治维度看，“全球南方”蕴含联合自强与独立自主的深刻意义。它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符号，表达出对“北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反抗。在复杂多变的大国竞争博弈中，始终坚守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既不屈从于任何大国，也不在纷争中选边站队，彰显了其坚定的自主意识和发展决心。美西方国家界定的“全球南方”概念政治属性明显，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约瑟夫·奈在2023年11月撰文中提出“全球南方”这一词汇更像是一个政治宣传语，而非对全球格局的精确描绘。他们认为“全球南方”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联盟，其复兴反映了现代地缘政治竞争的现状。“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结构严密的统一组织，而是一个由地缘政治现实所塑造的概念。“全球南方”被看做西方和“东方”力量争相拉拢的对象，并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德国有关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在发展过程中蕴含着从强调经济发展到强调权力的地缘政治关系转向。“全球南方”汇聚了世界格局演变的两大显著特点：“全球”一词着重展现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和共同性；而“南方”则着重描绘了世界经济正逐渐走向多极化，经济中心有向南方国家转移的倾向，并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及其地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综合来看，“全球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实体集合，更是一种由特定历史、现实条件和发展目标所共同塑造的境遇。相较于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关系性位置”——一个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所处的位置和角色。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共同历史经历、现实发展挑战、一致的发展目标和相似的政治诉求而形成的集体身份感。同时，“全球南方”倡导在国际社会的运作中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反对南北国家间的对立和排斥，积极推动构建一个包容并蓄、和谐共生的全球新秩序。

（二）“全球南方”的复兴

“全球南方”在2023年被广泛提及和重点关注，成为《金融时报》年度热词之一。2023年初，《外交政策》发文指出“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正在各个领域中不断扩大是2023年全球政治领域一个极富意义然而却常被忽视的新动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对日本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年8月，南非作为金砖峰会主席国强调本次峰会目标是推动“全球南方”议程顺利进行。而在随后的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上，非洲联盟的正式加入无疑为“全球南方”的崛起提供了新的佐证。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非洲联盟峰会上的发言深刻阐明“全球南方”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非洲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也揭示了G7国家民众对未来十年全球力量对比变化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及其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将逐渐强大，而西方国家可能会面临停滞甚至衰退。此外，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全球南方”这一议题备受瞩目，被频繁提及和热烈讨论。而在其后举办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同样将进一步强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关系确定为峰会重要讨论议题。除了议题设置外，峰会还特别邀请了包括巴西、印度、印尼（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以及库克群岛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此次峰会的合作对话伙伴，共同探讨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在贸易、供应链、外交和安全政策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在欧盟地缘政治议程中，“改善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被明确界定为四项核心任务之一。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也纷纷表示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关系不仅是其历史遗产和文化亲和力的重要体现，更是捍卫地缘政治权益和追求“战略自主”的关键环节。期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全球南方”复兴的背后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其背后蕴藏着两大核心动因：一是国际政治环境深刻变革。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加之俄乌之间紧张对峙等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这种局势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在面临“选边站”的抉择时，倍感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大国的直接或间接施压，更源于这些国家自身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选择保持中立、拒绝“选边站”的立场，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国间的竞争欲望和争夺本能。因为对于大国而言，这些中立国家成为它们争夺影响力的关键战场。这种争夺不仅体现在经济援助、政治支持等方面，更深入到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的层面。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博弈，更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二是非传统安全挑战持续增长，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也为“全球南方”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这一连串的危机冲击下，“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还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特别是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已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正因如此，“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强调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向发达国家提出要求，希望其能在解决这些全球性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呼声不仅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切关注。它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时，这也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参与和话语权诉求。它们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的团结与合作，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议价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全球公平与正义。

（三）中国的“全球南方”观

中国的“全球南方”理念是一个深刻且多维度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深刻理解与坚定支持。这一理念不仅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023年中国全面系统明确地阐释“全球南方”观。2023年7月，中央外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首次全面详尽地阐释“全球南方”的内涵、特点和中国主张，不仅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规范指导，也为国际社会理解“全球南方”提供了重要参考。“全球南方”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展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是独立自主，历史使命是发展振兴，共同主张是公道正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凸显了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深刻理解。随着“全球南方”崛起，外部干预和渗透的潜在风险也日益显现。“全球南方”各国必须肩负起捍卫政治与政权安全的重大责任。同时必须以更加坚定的战略决心和自信，稳步推进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确保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面对触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的发展议题时，“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相互支持、保持团结和坚定立场以实际行动来有力回击企图分裂“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诋毁“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负面舆论。此外，我们还应持续推动南南合作加深落实，引领“全球南方”在未来发展中更加团结和自强，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动构建平等、公正、有序的多元世界秩序。中国的“全球南方”观倾向于从两方面看待“全球南方”概念：一是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崛起；二是强调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维度，中国始终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中至关重要的成员。中国愿携手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落实“三大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针对“全球南方”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消除冲突、共建和平；重振活力、共促发展；开放包容、共谋进步；团结一致、共商合作。中国的“全球南方”观强调发展对于“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并愿意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共谋发展议程，这与西方传统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往往将“全球南方”仅视为发展援助的被动受益者。相比之下，中国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并肩站立，共同面对挑战，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毫不动摇地捍卫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利益，并积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支持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内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捐赠2000万美元，确保每个国家都能跟上发展的步伐，不让任何一个国家落后。这正是中国为“全球南方”发出的坚定声音。基于“自力更生”和“授人以渔”的原则，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侧重于知识与经验的传承，旨在帮助其实现自主发展，从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可持续落实，为“全球南方”注入持久动力。此外，在今年6月底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宣布了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大措施，涵盖人才培育、青年交流、经济发展、自由贸易、农业协作、数字经济、绿色生态等多元化领域。这彰显了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致力于通过自身的新发展，不断为全球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全球南方”博弈新态势

（一）“全球南方”成为平衡大国博弈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作为一股新兴国际政治力量，以其鲜明的独立自主特质和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场，在全球博弈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势，不再满足于单纯依附大国发展的旧有模式，而是力求更主动地融入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在大国竞争博弈中左右逢源，以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成为大国博弈平衡的重要力量。拉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外交奉行不结盟原则，在中美间开展等距离外交实践。在诸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和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中，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普遍倾向于避免在中美竞争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不选择站在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策略，即“两面下注”对冲策略。以东盟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回应为例，其成员国明确表示不会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选择，规避大国博弈可能带来的负面连锁效应外溢。它们不仅力求避免沦为大国冲突的地区角斗场，更立志成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邀请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及欧洲国家深入参与区域内的贸易往来、投资活动以及国际对话。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将其置身于国际冲突之外，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展现出对本国战略利益的坚定维护，而非仅仅追随西方的利益，并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扮演了“第三极”的独特角色，发挥了特有的影响力。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尤为明显，2022年3月，37个“全球南方”国家针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票表示反对或弃权。4月，针对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投票有82个“全球南方”国家同样表示反对或弃权，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而非盲目附和西方的霸权行为。也标志着非西方世界不再容忍“被排除在全球决策过程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充分认识到其在国际社会竞争中的资源优势，通常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强项，倾向于培育更具专业性和小范围的利基市场，在全球博弈中发挥自身影响力。以原材料产业为例，印度尼西亚、智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分别蕴藏着世界上丰富的镍、锂和钴矿资源。印尼的镍、智利的锂和刚果的钴矿是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电池等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因此这三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制造业领域，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等充分发挥其劳动力资源优势，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与出口，进而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稳固了自身的地位。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入驻，建立生产基地，增强在全球供应链市场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重要成员，丰富的石油资源为其参与全球大国博弈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筹码。沙特通过巧妙运用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开斡旋。以其与七国集团交涉为例，沙特方面曾以非公开方式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倘若G7执意要没收俄罗斯的被冻结资产，沙特或将考虑抛售手头持有的部分欧洲债券。此举不仅体现了沙特对经济手段的灵活运用，更彰显了其借助经济实力对国际政治格局施加影响的决心与实力。巴西不仅是举世闻名的矿产大国，也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保护亚马孙雨林，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生态保护协同工作中起到典范作用。

（二）“全球南方”内部存在主导权争夺

“全球南方”内部主导权的博弈已经初现端倪，成为导致“全球南方”分化的潜在风险之一。中国、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国在“全球南方”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被视作这一群体的“领头羊”。然而，尽管这些国家都在为“全球南方”的发声与壮大贡献力量，但它们的战略考量与姿态却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印度等国的战略动向尤为引人注目。印度试图通过某些策略性手段，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的核心圈层之外，通过主动塑造“全球南方”的议程和走向，来增强自身影响力，这一举动无疑对“全球南方”的团结与协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印度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考虑，是基于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担忧，以及希望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目前，印度正积极拓展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将自身角色定位为“西南大国”。这一角色定位不仅揭示了印度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上与西方国家的深度契合，也强调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深厚根基。印度意图构建一个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角色，从而实现在两个不同阵营中都能获取利益的策略。2022年印度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强调“全球南方”利益决定G20的优先事项，强调新德里是“南方国家的代言人”，凭借“中间立场”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南方”与美日欧等国家间持续稳定发挥“中间国家”作用，并期望借助G20在“全球南方”范围内施加更广泛的影响力。2023年9月，印度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邀请了包括南亚邻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会，同时积极推动非洲联盟正式加入二十国集团。这一行动不仅增强了“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凸显了印度在该群体中的领导地位。2023年初，印度主动承办了“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此举不仅旨在塑造印度作为南方国家利益代表的形象，更是在“全球南方”内部争取主导权的关键一步，彰显了其在“全球南方”内部争取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此次峰会中明确拒绝邀请中国参加，这显然是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核心圈之外的策略，同时也体现了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战略定位上的共识与默契。

巴西也在积极谋求在“全球南方”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巴西总统卢拉申明，巴西坚守全球主义外交理念，致力于担当南方与北方国家间的沟通桥梁和调解者。他表达了振兴南方共同市场的强烈意愿和决心，期望通过此举更深入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西方媒体也顺应这一趋势，在国际社会中积极构建印度和巴西并列为“全球南方”的领军国家的叙事。

（三）美西方国家争夺“全球南方”话语权

西方国家中，美国和日本尤其重视“全球南方”，他们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塑造和战略地位给予了特别关注，频频设置话语陷阱，试图曲解“全球南方”内涵，以争夺更多话语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议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媒体和舆论来构建和推广“全球南方”的特定形象。鉴于“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内涵相对宽泛且不明确，部分西方政客利用媒体平台进行政治操控与宣传，构建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叙事，毫无根据地质疑甚至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图塑造一个排除中国等核心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南方”阵营，从而遏制对西方国家国际地位构成潜在威胁的南方国家发展，实质是为了拉拢更多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联手抗华。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世界被重新划分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以及“全球南方”，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全球东方”的代表性力量，与“全球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全球南方”则成为两大力量竞相拉拢的焦点，它们潜力巨大，但也面临着独特挑战。他在对全球格局的分析中将中国定位为“超级大国”，一个既不属于“全球南方”又相对独立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略学术界在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日本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和欧美之间的桥梁角色，在构建“全球南方”叙事中特别强调法治。他们认为法治相较于人权和民主而言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更容易被接受，达成共识，更有利于加大对“全球南方”的介入力度。

除此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用作一种策略性工具，将其工具化、阵营化、武器化，以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名，行围堵打压中国之实，加强对“全球南方”的介入与合作，进而提升美国在“全球南方”的存在感和话语权。美国为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采取了多样化策略。美国尤其注重与那些地缘战略位置关键、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此作为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这些策略覆盖了诸多领域，旨在全方位展示和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在资源方面，美国不仅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这一多边合作机制，还特别关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在公共卫生和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美国也积极发挥作用，以显示其全球领导力，在基础设施开放领域加大了投入强化大国竞争。同时，部分西方大国对“全球南方”的诉求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此换取“全球南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以巴西为例，2023年，美国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帮助巴西提高其森林监测和保护能力，提供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协助巴西政府更有效地监控亚马孙雨林的砍伐和火灾情况，与其开展多个联合研究项目，专注于亚马孙雨林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并利用其强大的媒体网络，大肆宣传其在“全球南方”的投资、援助和项目。这不仅是为了展示其国际责任感，更是为了塑造一个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从而赢得这些国家的好感和信任。在提供经济援助时，往往会附加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这种做法旨在确保受援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其保持一致从而增强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三、“全球南方”合作与发展

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并提出全球倡议和融入新兴合作机制成为“全球南方”合作发展新趋势，诸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提出有关“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全球倡议和具体行动，引领“全球南方”发展，初步形成“全球南方”共识。多个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积极谋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营造全方位、多领域的国际合作环境。

（一）“全球南方”合作机制

当前国际社会中，除东南亚、拉美、中东地区等区域性组织外，最具有实质合作发展意义的“全球南方”合作机制是77国集团和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1.77国集团和中国

1964年《77国联合宣言》宣布77国集团成立，截至2024年1月共有133个成员国，主要目标是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进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标志着“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的组织形式正式在全球事务中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1991年，“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中国不是77国集团成员国，但中国是77国集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十分珍视“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始终坚定和77国集团站在一起，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和拓展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是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也是捍卫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77国集团和中国一直站在多边主义前沿，代表着世界上相当一大部分国家的多元化利益，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方面作用显著。“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珍视彼此间合作关系，并通过举办峰会和首脑会议向全球发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的强音，共同致力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23年，“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明确表达了对发展中国家遭受单方面制裁的强烈反对，这一声音无疑向全世界传递了“全球南方”国家坚守团结、自强不息的明确信号。2024年1月，“77国集团和中国”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召开，与会发展中国家期望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希望与中国协调明确自身在动荡世界中的位置，增强“全球南方”整体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具体议题上，“77国集团和中国”主张打破技术专有权，促进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共享；携手对抗当前存在的不公正国际经济格局，并倡导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深度改革；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平等获得技术与创新成果。这些倡议深刻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也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了明确的的行动方向和切实可行的前进路径。

2.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9年金砖国家组织成立，主要探讨全球经济形势和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明确指出未来发展目标旨在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拥护有效公平的多边主义，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公平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和大量发展成就被誉为“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振兴的序幕和象征。自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一变化不仅代表了几个世纪以来南方国家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引领全球趋势，更预示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金砖国家在多个关键议题如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提升国际地位，以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与“全球南方”国家共鸣强烈。一直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都秉承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通过完善的合作框架和务实的行动策略，为“全球南方”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引领。其合作范围广泛，覆盖了经济贸易、安全防务、科技研发、教育培训、文化交流以及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为进一步推动共同行动并加强集体行动力，金砖国家提供较为完善的合作保障项目，不仅主动设立新开发银行，搭建应急储备，积极建立新工业伙伴关系创新基地，还设立了科技园、农业研究平台、数字公共产品平台以及绿色旅游联盟等一系列实质性的合作机构和平台。同时，“金砖+”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增长路径。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在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上创新性地推出了“金砖+”合作模式。这一模式允许金砖国家邀请非成员国参与峰会共同探讨各国关心的全球议题和区域合作问题。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深化了金砖成员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经贸投资、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注入了新活力。“金砖+”模式已演变为“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战略沟通的关键途径，极大地推动了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交流与合作，为这些国家的合作发掘了新的增长点。金砖的扩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搭乘金砖发展快车的机遇，并增强了其整体话语权。此外，金砖扩员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鼓励各成员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利用优势资源为集体繁荣发展贡献力量。2023年，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峰会上，金砖国家成员再次增加。2024年1月，埃及、埃塞俄比亚等五国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走向更加紧密的联合，不仅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更能有效改善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处境，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全球南方”发展阻碍

尽管“全球南方”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攀升，但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和立场的分歧仍然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重要因素。“全球南方”合作发展仍面临不可避免的现实挑战和阻碍。

第一，“全球南方”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自身发展的脆弱性也逐渐凸显出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相对滞后，南方国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应对外部冲击的成本也更加高昂。加之这些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度较高，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常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更易受到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受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供给侧稳定、乌克兰危机影响外溢，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这一趋势进一步引发了通货膨胀攀升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受到阻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其所受的影响更为突出和深远。全球范围内的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这对于已承受巨大发展压力且深陷数字鸿沟的南方国家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又接连不断，这些事件都极大地破坏了南方国家稳定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西方国家采取的激进加息政策，通过引发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输入性通胀上升以及偿债压力增大等手段，对南方国家的经济稳定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架构、全球治理体系缺陷，以及资源和环境方面分配不公等都进一步加剧了南方国家的脆弱性。此外，多数南方国家经济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南北之间长期发展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等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结构性的改变。“全球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依然受到“北方”所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制约。

第二，“全球南方”尚未形成统一的理念和行动准则，其内部政治共识的缺失问题凸显。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但在如何以统一的声音和行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在领导力和协调机制方面，“全球南方”内部存在的分歧尤为明显。各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策略往往各不相同，导致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和行动，这无疑限制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能力。在国际秩序构建层面，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表示不满，但在如何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方面，各方意见却难以统一。“全球南方”在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方面仍未达成共识，“全球南方”目前更多地是被外界视为一种潜在力量，更类似于一个“缺乏实际内容的政治标语”。同时，发展中国家政治格局变动与政权更迭，加剧了部分国家政策的不稳定性与摇摆性，这种政权的不稳定性对“全球南方”的内部协调与共识造成了额外的挑战。

第三，“全球南方”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维护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全球南方”以集体行动出现在国际社会可能会引导人们仅仅聚焦于共通的利益，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共同利益，然而，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统上具有广泛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进一步导致各国在具体国情和政策取向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全球南方”这一术语所涵盖的国家群体，虽然在宏观层面上拥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其内部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却显现出高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上，更在诸多具体议题中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和分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差异甚至可能升级为竞争和冲突，对“全球南方”整体的团结与协作构成挑战。以全球能源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例，“全球南方”各国虽然普遍承认并追求构建一个清洁而美丽的世界，且这一目标深度符合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然而，尽管长远目标一致，但在实施细节上，各国的立场却大相径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国对于转型的详细目标、标准的制定，以及在风险与责任的分配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导致“全球南方”在推动相关议题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和行动，从而削弱了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全球南方”内部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倾向随着其在政治经济领域自主权和外交独立性的日益增强而愈加显著。这种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仅源于各国自身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内在因素的差异，也受到外部势力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拉拢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导致其至今仍未能形成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然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尽管各国在某些议题上可能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立场文件和行动指南，这些共同利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和实现。同时，“全球南方”在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和实现共同利益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不仅阻碍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得彼此之间的客观差异成为谋求共同利益的障碍。

四、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发展方略

(一)坚定“全球南方”多边主义立场

“全球南方”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这一立场不仅体现了南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公正性的追求，也是对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一种积极贡献。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南方国家认识到，只有通过强化多边机制，尊重并执行国际规则，才能有效应对诸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从而确保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中国的“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在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上。首先，中国主张开放包容的经济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闭排他，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均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对“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是对全球共同繁荣愿景的贡献。其次，中国强调以国际法则为基础，反对个别国家或集团的唯我独尊行为，主张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立场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法治的尊重，以及对于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承诺。最后，中国坚持协商合作，反对冲突对抗，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家间的互利共赢。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可以更好地解决南北差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

（二）强化“全球南方”理论研究与共同体叙事

有效引领“全球南方”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意味着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仅在经济援助、贸易合作方面，也在知识共享、文化交流和理论创新上发挥影响力。

一方面是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理论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能够构建起一套反映“全球南方”现实情况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不仅能够填补现有国际理论框架中的空白，还能够提供新的视角和解读，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加强理论研究不仅是在增加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认识，还在构建一种崭新的共识性知识体系，这种体系能够被用作政策制定、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基础。加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或强化“全球南方”研究机构，如“全球南方”研究中心，集中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政治格局及社会问题，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成果；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领域视角，构建适应“全球南方”国家特性的理论框架，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发展经验与模式；促进我国学者与“全球南方”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共同举办学术会议、研讨会，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分享研究成果，构建全球知识网络；建立健全“全球南方”国家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长期跟踪监测，为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通过设立奖学金、联合培养项目等方式，吸引“全球南方”国家的优秀学生和研究人员来华深造，同时派遣我国学者赴海外交流，促进双向知识流动。

另一方面是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共同体叙事。共同体叙事是指一种集体叙述方式，它构建了一个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历史和未来愿景，旨在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叙事方式通常用于表达共同体的共同经历、理想、挑战和目标，从而促进其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续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共同体叙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一叙事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新思考。第一，在叙事理念上，共同体叙事强调多边主义与共同繁荣。我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倡导南南合作框架，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例如，我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在粮食安全、农业技术转让、灾害管理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我国还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推动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在叙事议题上聚焦于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健康危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通过强调“同舟共济”的精神，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寻找解决之道。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合作；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全球南方”国家共享疫情防控经验，提供疫苗援助，共同构建健康安全网。第三，在叙事风格上尝试传统智慧与现代视野的融合。一方面，平等讲述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强调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即和平、交流、互利；另一方面，以现代化的视角，展现我国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如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及，缩小数字鸿沟。第四，在叙事中注重人文关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与保护。第五，在叙事策略上采用精准传播方案。通过社交媒体、官方平台发布信息，与“全球南方”民众直接对话，分享成功案例和合作故事；通过高层访问、国际会议、文化交流活动等，深化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同时，鼓励民间组织、企业、智库等多方力量参与其中，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叙事矩阵，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三）淡化“全球南方”的利益争夺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使得一些国家在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产生了摩擦和矛盾。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利益整合难度大并容易受到美西方国家的拉拢与分化的挑战，我国应倡导旨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与合作的综合策略，力求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同时，构建一个基于平等、互惠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框架。

第一，强调共同发展与普惠性。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共同发展而非零和博弈。为了避免“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应淡化“全球南方”领导权的争夺，坚持“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原则，强调合作共赢。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项目，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自由化和产能合作，旨在使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减少利益冲突，提升整体经济实力。第二，建立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支持建立和加强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这些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平等协商的场所，有助于形成共识，共同应对挑战，避免个别国家的主导地位引发的不满和分裂。第三，鼓励“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内部合作，提升自身的经济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减少对特定国家或集团的依赖。通过能力建设、技术转移和教育合作，帮助各国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第四，妥善处理南南合作与第三国伙伴关系，强调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南北合作的必要性。鼓励“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在平等共赢的前提下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构建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

（四）落实“全球南方”与三大倡议的融合发展

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同组成“三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三大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融合存在天然的适配性，不仅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包容性增长框架。全球发展倡议强调了发展优先，关注减贫、粮食安全、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包容性增长的新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了互联互通，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农业现代化、教育公平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第二，全球安全倡议共创和平稳定环境。全球安全倡议聚焦于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环境，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倡导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反恐、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多边合作。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军事训练与援助、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等方式，为“全球南方”国家营造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发展环境。中国倡导的安全合作不仅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更涵盖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模式，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第三，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旨在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通过设立鲁班工坊、举办文化节、互派留学生等项目，增进了民心相通，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全球文明倡议还强调了在科技、艺术、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挖掘文明的深层价值，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文化魅力、促进文化创新的平台。为了有效推动“三大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融合发展，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策对话与协调机制，确保“三大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相衔接，形成政策合力。同时，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提供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第四，建立南方合作绩效评估体系，定期评估“三大倡议”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安全与文明交流方面的效果，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作者：戴永红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禹朋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博士后；付乐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