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前瞻及美国对华战略态势

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前瞻

2024年的美国大选以特朗普胜出划上句号，这一结果的全球影响将逐渐显现。随着白宫权力交接拉开帷幕，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从其外交政策取向、外交安全团队人选及其政策倾向，以及区域外交政策等视角对此进行探讨。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取向

在2024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对外政策并非核心议题。共和党内部围绕美国外交政策走向问题存在不同派别，包括本质上信奉“美国优先”的“克制派”(restrainers)、希望聚焦中国的“优先派”(prioritisers)以及主张将美国力量投放到全球的“优势派”(primacists)。而特朗普本人也反复无常，因此很难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具体外交政策做出准确评估。但结合其行为风格、竞选言论和人事选择，仍然可以预估其大体的外交动向。

(一)“美国优先”外交理念回归

特朗普始终执着于“美国优先”外交理念，在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一直将“美国优先”作为重要的竞选口号，他回归政坛后，“美国优先”将是其外交起点，特朗普将以同样的标准，即相关国家的对美贸易顺差额度，来评判谁是华盛顿的朋友和敌人。特朗普第一任期宣称的“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核心内容包括：将美国的公民、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关切放在首位；根据结果而非意识形态做出外交政策决定；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但也鼓励世界各国各尽所能；促使各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促进世界更加稳定和繁荣。《2024年共和党政纲：让美国再次伟大!》序言中以“美国优先：回归常识”为题，集中阐述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上述事实预示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强调的“美国优先”外交理念将在第二任期强势回归。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规划

2024年共和党政纲强调，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规划是“以实力求和平”,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同盟体系，对抗中国，击败恐怖主义，建立“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推广美国价值观，保护美国的国土和边境，重振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建设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的军队；其核心原则是保护美国，确保所有人享有安全和繁荣的未来。与特朗普政府存在密切联系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确立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报告强调，支持将联邦资金(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对外援助)与直接惠及美国人民的明确目标联系起来，完善对外援助机制，优先考虑与那些为同盟做出公平贡献的国家合作，不将国家安全政策从属于多边机构和其他国家。综合其观念可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延续其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即以“美国优先”为价值取向，以“大国竞争”为基调，以重建军事和同盟、推广美国价值观为支柱，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为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的两个任期并非无缝衔接，因此这期间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据美联社披露，拜登已批准了一份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意在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提供路线图。这份备忘录包括四项内容广泛的建议：改善美国政府机构间的合作，加快与盟友分享有关上述四个“对手国家”的信息，调整美国政府对制裁和其他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取得最大成效，加强对“对手国家”同时发生危机这一事态的应对准备。特朗普第二任期如何回应拜登政府提供的“路线图”,值得持续跟踪研究。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特朗普执政后会优先着手处理的紧迫事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保边界安全和驱逐非法移民。特朗普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即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并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驱逐行动。二是贸易和征税行动。有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比2016年更好地准备实施其政策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贸易和关税等核心议题上。在政府过渡期间，特朗普已经表态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三是应对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承诺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目前，特朗普已任命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的特使，并提名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旨在通过加强对这两场冲突的干预使其尽快实现停火。

二、特朗普提名的外交安全团队及其政策倾向

目前为止，在特朗普提名的外交安全团队中，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尔兹(Mike Waltz)、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伯德(Tulsi Gabbard)、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等人因其职位的重要性而最为引人注目。获得特朗普提名的次级别外交安全官员包括：总统副助理和反恐高级主任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总统助理兼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瀚(Alex Wong)、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Christopher Landau)、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主任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国务院顾问迈克尔·尼达姆(Michael Needham)、总统特别任务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等。坚持“美国优先”理念是特朗普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他在提名重要职位人选时都会强调该人是“美国优先”的支持者。例如，在提名华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特朗普宣称：“迈克一直是我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议程的坚定拥护者，并将成为我们‘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的伟大拥护者!"在提名斯蒂芬尼克的声明中，他表示：“我很荣幸提名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是一位非常强大、坚韧和聪明的‘美国优先'战士。”与第一任期内的情况不同，特朗普此次提名的外交安全团队成员在政治上均是其坚定盟友，也对他非常忠诚，深得特朗普的信任。

在外交政策倾向上，受从业经历的影响，上述被提名者关注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其外交政策倾向不能一概而论。因此，目前很难将其归类为“克制派”、“优先派”还是“优势派”。不过仍可以看出，该外交安全团队具有以下外交政策倾向：对援助乌克兰抱有消极态度，对支持以色列则比较坚定，对中国持有“鹰派”立场等。例如，卢比奥经常讨论外国军事和经济“威胁”,尤其是中国。他曾警告说，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越来越多地联手对付美国。他在202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想削弱美国，削弱美国的联盟，削弱美国的地位、能力和意志。”拉特克利夫在担任众议员期间一再对中国发出警告，称中国是美国利益和自由世界其他地方的最大“威胁”。华尔兹也时常在国会中批评中国。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区域外交政策

从地区视角来看，“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旨在调动美国国家意愿和能力，在印太、欧洲和中东等战略重点地区进行竞争，以防止这些地区出现有损美国利益的权势变化。

(一)印太地区

在印太地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走向取决于其是否及如何续写“印太战略”,如何处理盟伴关系，如何应对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特朗普上届政府将印太地区作为全球战略重点地区，与国会联手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很可能会延续。2024年共和党政纲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印太地区强大的主权独立国家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和平与商业中蓬勃发展”。因此，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大概率会继续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框架下推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不过，其具体做法及重点可能会有调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主动策略，尽早实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与金正恩三次会面，他也成为第一位踏足朝鲜的美国在任总统。当前，朝韩关系持续紧张，朝俄关系急剧升温，朝核问题久拖未决，这一切都“呼唤”美朝外交接触，为日趋危险的朝鲜半岛局势降温。在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预计将延续其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政策。考虑到特朗普提名的外交安全团队中对华“鹰派”人物居多，其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更不被看好。

(二)欧洲地区

在欧洲地区，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应对乌克兰危机、处理对俄关系、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等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关于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多次提及自己对此的关注，但并未提供具体的应对方案。预计就职后他会迅速聚焦处理这个问题。特朗普已任命负责解决俄乌冲突问题的特使，其团队也已提出三个促使俄乌冲突停火的方案，但每一个方案都还处于酝酿阶段。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本人举棋不定，这意味着相关方案会不断调整。不管怎样，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考虑以外交手段“冻结”俄乌冲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如何处理俄乌冲突将是其对俄政策的风向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会回归现实主义，聚焦构建务实的对外关系，因而会注意管控美俄紧张关系。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美俄关系持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美俄两国领导人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也难以保持持续“向好”的势头。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会推动盟友承担更多的集体防务义务。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建议下一届政府“在欧洲，将与那些已经达到或超过北约2%GDP防务支出承诺，并在打击共产主义中国和应对俄罗斯威胁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重新建立防务关系。”如果特朗普接受上述建议，则会加大对盟友施压的力度，迫使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这会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三)中东地区

在中东地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主要包括推动巴以冲突停火，继续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进程，以及应对伊朗核问题。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特朗普提名阿肯色州前州长迈克尔·赫卡比(MichaelDale Huckabee)为驻以色列大使，希望通过他来推动巴以冲突的解决，但对于赫卡比是否能像特朗普提名时所说的那样以不懈努力来给中东带来和平，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受“美国优先”理念驱使，特朗普政府无意深度卷入中东事务，因此会大力推动改善以色列的外部环境。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政府推动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很可能着眼于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他独特的谈判风格可以让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坐到谈判桌前，在该地区创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本人并未透露任何政策动向，是否会延续其第一任期时的“极限施压”做法仍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轰炸德黑兰”和飞往德黑兰与伊最高领袖会面以达成“大协议”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这种预判未免太过乐观。（作者：刘得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态势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赢得总统职位，共和党也在国会选举中全面掌控参众两院。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将更为激进、更具不确定性，也更难以管控，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将充满波折。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战略态势

特朗普曾在首个任期内发动对华贸易战，并迅速将遏压态势扩展至多个领域，奠定了美国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思想基础。成功再任后，特朗普将在修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上，以“赢得竞争”为施政目标。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也将更趋激烈和复杂多变。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战略姿态将更为激进。特朗普曾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在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方面过于“软弱”,这也获得了共和党内保守派力量的广泛支持和呼应。在202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多名与会代表批评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让美国的敌人更为强大”,并将制衡中国视为“以实力求和平”的关键一环。这些内容被写入共和党7月8日推出的党纲，意味着该党党内已形成提升对华战略竞争烈度的基本共识。在政府过渡时期，当选总统特朗普迅速提名多位对华“鹰派”人士出任政府要职。这些人均以怀疑、对抗而非合作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主张在多领域提升对华遏压力度。相比特朗普本人，其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组成的核心决策圈将在应对所谓“中国挑战”问题上秉持更加强硬的立场，进一步固化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思维，加速推进中美关系的过度安全化。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将更强。特朗普具有随心所欲且难以捉摸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将显著影响其外交政策偏好，具体表现为不定期诉诸不符合常识或非理性的行动，并将其作为争取个人私利的筹码。在首个任期的前半段，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建制派力量以及华盛顿职业技术官僚的牵制。随着特朗普在本轮大选中获胜，这种牵制将被进一步弱化。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看来，再度胜选的特朗普对共和党掌控力极强，且受到的政治约束更少，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总统”。这意味着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以更为从容地依据自身偏好塑造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政策。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一方面明确表达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称“愿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暗示将升级对华贸易战并压制中国影响力。随着总统权力边界的扩展，特朗普或将越来越随意地做出这种前后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表态，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第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竞争态势将更加难以管控。特朗普政府首个任期内，长期在双边关系中扮演“安全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机制停摆，取而代之的外交与安全对话(U.S.-Chin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机制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开启而终结。拜登政府虽表态将寻求在中美关系中建立“护栏”(guardrails)，但在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2023年中美“飞艇事件”等的冲击下，这种尝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将不再重视开展传统外交，中美在短期内继续政府间常态化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不大，两国增信释疑的空间将被压缩。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与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将会直面特朗普及其团队冲击双边关系底线的言行，更不得不频繁应对美方举动所带来的挑战。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趋向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强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更加强硬、直接和多变的手段压制中国。考虑到特朗普上一任期的政策偏好，参考特朗普本人及获其提名的内阁人选在大选前后的涉华表态，可以初步推测未来四年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围绕如下几个重心展开。

第一，解决经贸问题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政府任内，美国以“去风险”(de-risking)概念代替特朗普提出的“脱钩”思路，主张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与供应链韧性，而非单纯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相比之下，特朗普始终强调关税在美国对外战略工具箱中的核心地位，也倾向于将增加关税作为解决所有涉华问题的最终手段。2024年10月，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其“字典里最美好的词就是关税”。特朗普也在竞选中多次承诺，将在执政后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2024年11月26日，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帖称，上台后将因芬太尼问题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主要中国产品加征额外的10%关税。在共和党竞选团队公布的“第47号议程”(Agenda 47)中，“通过‘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彻底消除美国对华依赖”是一项核心主张。依据该议程，特朗普将在执政后逐步推动取消自1994年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阻止美国公司在华投资、限制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并购，禁止联邦政府与任何和中国有关的公司签订合同，并通过对外加税和对内减税的方式“保住美国的就业和财富”。目前看来，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将组成未来实践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理念的“三驾马车”,他们均秉持相对强硬的对华态度，且高度拥护对华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的潜在政策旨在诱逼外企将在中国的生产线外移，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脱钩”轨道，不仅会激化中美经贸摩擦，也将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

第二，“台湾牌”仍将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主要抓手。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和第一任期内，他曾多次打破中美长期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侵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指责台湾地区“盗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在2024年大选期间也不乏多次作出涉台负面表态，但不排除其仍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筹码。与此同时，特朗普提名的多名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均在涉台问题上曾有不当言行。国务卿提名人选卢比奥(Marco Rubio)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提出过“以实力求台湾和平法案”(Taiw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等多项旨在提升对台军事援助水平的法案。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众议员华尔兹(Mike Waltz)曾于2022年会见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并多次在媒体上称美国应提升对台战略清晰度；副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黄之瀚(Alex Wong)是特朗普2018年签署“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后首位赴台的美国官员。如果这些人员能够进入政府，美国则可能以减少台湾地区的国际孤立感作为政策核心，继续扩大对台军售，加强双方官方接触，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联合盟国推动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特朗普本人可能将在新的任期内保留对台湾问题的模糊化立场，甚至通过主动制造危机来换取博弈筹码。

第三，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策动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由“小院高墙”转变为“大院围墙”。尽管特朗普本人被公认为具有较强的反科学主义倾向，但当前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底色形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特朗普就职总统后，逐步聚焦“中国技术挑战”,持续扩大科研经费投入，同时愈发频繁地开展对华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最终形成了防御和进攻并重的对华科技竞争模式。2020年10月白宫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首次公布美国为维持全球技术领导力而确定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并将推进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和保护技术优势确立为美国科技政策的两大支柱。拜登政府总体上继承了特朗普的战略路径，对内强化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对外将科技竞争聚焦于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预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将沿用其第一任期攻防兼顾的对华科技竞争原则，在操作层面则可能对拜登政府的做法进行调整。一方面，美国会扩展“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进一步切断中美技术交流和关键数据流通，显著扩大“小院”范围。另一方面，美国将以维系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核心，对内放松监管，释放科研潜力；对外以出口管制和贸易金融制裁为武器，把“围墙”打造得更坚固。

第四，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或将对中美人文交流施加更多限制，并在对华遏压中夹杂更多意识形态因素。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赴美学生、学者与记者等人员实行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和签证限制。2018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先后起诉多名与中国有关联的在美科研人员和学者，引发美国社会层面的“寒蝉效应”。执法机构直接干涉中美人文交流的做法饱受美国各界质疑与批评，其负面影响持续至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方可能夸大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制度挑战和政治影响，美国执法部门将继续开展上述行动，恶化中美民间交流的氛围，甚至导致两国人文领域的“脱钩”。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与潜在机遇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延续甚至扩大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面临的风险及挑战居高不下，但缓和双边关系的机遇尚存。

在持续紧张的战略对峙情势下，中美之间的合作面将进一步收窄。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关系因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战而严重受损，作为双边关系“润滑剂”的人文交流也因“中国行动计划”的推行以及美国执法部门的干涉而遭遇“寒冬”。随着“中国威胁论”在特朗普首任中后期演变成美国国内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长期在中美稳定互动中获益的美国商贸集团集体噤声，对华有好感的美国民众比例也由2017年的44%降至2020年的19%。敌视和互疑的环境让双边关系中的大部分功能性议题被过度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合作的空间被显著压缩。随着特朗普与“美国优先”理念的再度回归，美国将强化自身为中美合作“受害者”的角色，中美经贸往来或将继续笼罩在美方所谓“不公平贸易”“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的阴影下，中美科学技术合作也将愈发受限于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各类审查与政治限制。两国也更加难以共同商讨应对气候变化、芬太尼禁毒合作，以及新兴技术监管等全球治理议题。合作的缺失将加快中美关系的下行速度，增大两国在各类问题上相向而行的难度。

鉴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漠视双方外交互动边界默契的行为记录，中美关系将在特朗普2.0时代直面更多突发事件。当前两国在台湾、南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问题上的互动均蕴含军事安全风险。在消极的政治氛围下，哪怕是相对较小的突发事件，也可能迅速升级为严重危机，因此中美两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迫切地需要危机管理机制”。然而，与拜登政府主动寻求建立中美关系“护栏”不同，特朗普本人倾向于主动打破现状并将其作为博弈筹码，其未来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也多秉持对华强硬观念。尽管中美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极低，但高频率的摩擦叠加低水平的危机管理能力将加重双方的战略疲惫，大大增加两国保持“斗而不破”的难度。

美国持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会让整个世界面临被分隔成两个“平行体系”的风险。自特朗普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脱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拓展，涉及内容也由经济向政治、科技、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延伸。从2020年6月美国国务院提出“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到司法部推行“中国行动计划”,再到主动终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不吝于将降低中美相互依赖度作为对华施压的战略目标。拜登政府反思了中美全面“脱钩”的不现实性，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发出了“再挂钩”(re-coupling)的倡议。然而现实证明，中美若要在业已部分“脱钩”的领域重新相向而行，需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特朗普已经吹响了“全面脱钩”的号角，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一旦在多个领域分道扬镳，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压力会更大。

尽管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但也无须对未来中国的外部环境过于悲观。首先，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在短期内将呈现明显的内顾倾向，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将经历新一轮的磨合过程。对中国而言，这种态势不失为一次对内聚焦发展、对外参与及引领全球事务的机遇。其次，虽然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中美两国官方沟通机制的效能将变成未知数，但多个双边“二轨对话”仍将继续开展。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截至2024年11月，中美在推进至少30场非官方或半官方对话。这些对话有助于两国学界和政策界增进相互认知和理解，将有望为中美稳定双边关系营造积极氛围。最后，中美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军事化、恐怖主义染指核与生化武器，以及毒品跨国贩运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两国必须合作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上述领域以去安全化、去政治化的姿态稳步推进对话与合作，则将有利于推动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作者：杨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