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政策主张及其影响评析

2017年以来,美国行政部门、国会、智库界对华战略鹰派的涉台言论和行为,是观察美国 “全政府”对华政策和涉台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较为全面地认识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观念、政策主张以及思维方式,把握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考虑,有助于大陆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分析评估美国对台政策的面貌和发展走向。

深入研究近8年来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大背景是基于共和党人特朗普及其后的民主党拜登政府确立、实施并且强化了的对华激烈竞争战略。这种激烈竞争战略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最高点。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持续演进和变化,对整个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纵观历史,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度调整必然会折射到台湾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 “联中制苏”的地缘政治需要,选择实现中美建交,与台湾当局 “断交”。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大陆的需要减少,在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对中国的需求上升,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离岸制衡、双面平衡政策,对台政策总体上保持稳定。比较大的变化发生在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政府在台海事务上传统的平衡策略与稳定状态受到挑战,其中美国对华战略鹰派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

研究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观念、政策主张,是基于美国两党与府会关于 “遏中保台”的政策具有相同性,但不免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和差异。对美国战略鹰派的涉台思维、观念主张进行研究,有助于大陆更全面深入地辨识美国 “全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策略以及未来趋向。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2025年1月将重返执政,这使得研究美国对华战略鹰派的涉台观念和政策更具现实意义。

一、美国对华战略鹰派及其特点
中美建交以来, 在美国对华政策圈, 一直有“拥抱熊猫派”(Panda-Huggers) 和 “屠龙派”(Dragon-Slayers)的不同立场与声音。“拥抱熊猫派”被认为主张缓和对华关系,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务实接触与合作。在冷战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 “第三波民主化”,以及21世纪初美国陷入反恐战争的阶段,他们在美国政策圈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对华政策的影响力。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丕变,美国处于 “一超”独大的单极时刻。“屠龙派”将中国大陆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主张对中国大陆加大施压和遏制。与之相关的 “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舆论场层出不穷。当然,在 “拥抱熊猫派”和 “屠龙派”之间也有持相对中间立场的观点。有的学者将美国的对华立场和政策划分为接触派、遏制派、接触加遏制派,它们在思想流派上分别对应着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性现实主义。有的学者将美国对华政策划分为三个主要派别,即制胜派、管理派和合作派。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展开了一轮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与战略竞争成为主流派的共同意识,从此 “拥抱熊猫派”和对华接触派受到冷落。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一些 “屠龙派”和遏制派人士位居美国政府要职,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政策。从那时起,“拥抱熊猫派”在美国的政策圈全面失势,他们舆论场上少有发声,话语权逐步旁落。2021年1月拜登的上台及民主党建制派的登场,并没有逆转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政策,反而延续并且进一步加强了美国 “全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路线。在这种大环境下,那些 “屠龙派”和遏制派继续渲染反华舆论、塑造抗中政策,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从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一些长期专注于战略研究的学者指出,美国政学界传统的 “中国通”与“知华派”未能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及其带来的严峻挑战作出正确预测,甚至迁就了 “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那些并非精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战略派学者对中国大陆的走向和政策行为则给予了超前的预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哈尔·布兰兹 (HalBrands)认为,美国的“中国通”或 “知华派”基于过往的涉华经历,往往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走下坡路,而钻研大国博弈研究的战略派学者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愿意承担预测中国大陆走向的风险。哈尔·布兰兹指出,对美而言,大国之争不只是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思想之争、价值之争。这些经常被提到的战略派学者还包括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范亚伦 (AaronFriedberg)、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等。2024年10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再次强调“两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会互相恐惧,最终会相互竞争,这是无法避免的。”他还指出,台湾问题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地区是神圣的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认为台湾地区是遏制中国大陆重要的战略资产,放弃台湾地区将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个四年任期,他的首席策略师史蒂芬·班农 (SteveBannon)、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Pompeo)、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O’Brien)、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杰 (MatthewPottinger)、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Lighthizer)、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白邦瑞 (MichaelPillsbury)等人,基本占据了美国对华决策的主导地位。这些战略鹰派认为,中国政府早已制定了一个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 “大战略”,意图将美国挤出东亚和西太平洋,进而削弱美国的全球权势,因此美国长期采取的对华接触 (engagement)战略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抛弃。基于此种战略判断,他们协助特朗普制定了新版的 《国家安全战略》并于2017年底对外公布,从全球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将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为 “修正主义国家”和 “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战略鹰派又制定了范畴宏大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大陆采取全面竞争、遏制和打压的组合政策。这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安全战略幕僚或政策执行者,卸任后仍然活跃于美国智库机构、大众媒体和国际场合,极力推销其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观和政策主张。马修·波廷杰撰文声称,拜登政府看似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强硬,然而与中国政府 “管控竞争”是错误的选择,美国必须要在与中国大陆的战略竞争和冷战中 “制胜”,而非 “管控”。这反映出战略鹰派并不在意构建对华战略遏制的护栏,遏制政策的工具箱将会更加广泛。

美国国会也有一批对华战略鹰派,他们是认同、支持全面强化对华竞争与遏制的保守主义议员。诸如,前美国 国 会 众 议 长 佩 洛 西(NancyPelosi)、佛 罗 里 达 州 共 和 党 籍 联邦 参 议 员 马 可 · 卢 比 奥(MarcoRubio)、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Cruz)、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Cotton)、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哈格蒂 (BillHagerty)、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 (MikeWaltz)、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ChrisSmith)等。威斯康星州前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 (MikeGallagher),曾任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抱持着极力鲜明的 “新冷战”思维,鼓吹和推动对华遏制战略。《经济学人》 (TheEconomist)的一篇文章分析认为,如今的共和党至少分裂成了三个不同的外交政策派别:霸权主义者、克制主义者、优先主义者。霸权主义者除了蓬佩奥、 奥 布莱恩, 还有国会中的卢比奥、克鲁兹、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科顿、加拉格尔。克制主义者更倾向于战略内顾,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解决内部问题,不赞成过度的霸权扩张和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优先主义者主张美国集中战略资源对付中国大陆,限制并逐步减少对欧洲及中东地区的资源投入与消耗。过去几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因为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被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予以制裁。

在美国智库界,战略鹰派关于遏制中国大陆的观点论述则更为保守化和极端化。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代表的传统基金会会长罗凯文(KevinD. Roberts),批评拜登政府相信能够以政治对话和外交接触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放缓、停止甚至逆转了一些必要的抗中措施。他极力鼓动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大步推进遏华议程,包括封杀 TikTok,优先增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武装到牙齿(armingTaiwantotheteeth)。2021年美国匿名官员通过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 《更长的电报:迈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一文,意图类比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长电报,建议对中国政府划出五条红线,包括 “中国对台湾或其近海岛屿发动任何军事攻击”。该文还指出,“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在所有主要的权力领域都继续主导地区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中国武力夺取台湾,使其无法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去实现其地区目标”。为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提供政策建言,传统基金会编撰了涵盖保守派内政外交政策的报告 “2025计划” (Project 2025),该文件长达900页,充满了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特征。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哈德逊研究所所长约翰·沃特斯(John Walters),主张从更大的战略视角遏制中国大陆以及防卫台湾地区。被视为特朗普预备政府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AFPI)聚集了一批战略鹰派人士,准备以保守主义的价值观重塑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2024年5月,该研究所发布由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弗莱德·弗莱茨 (FrederickH.Fleitz)编辑的 《美国优先:美国国家安全的方法》 (An AmericaFirstApproachtoU.S.NationalSecurity),全面详述了 “美国优先”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叶望辉 (StephenYates)也十分活跃,倡议加速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战略 “脱钩”,阻击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协防台湾地区等。另一受到关注的战略鹰派学者是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柯尔比 (ElbridgeColby),创办保守派智库 “马拉松倡议”(MarathonInitiative),专注于地缘战略、中美竞争与大国军事安全博弈。

二、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政策主张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国战略界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流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制度主义的思想观念,对华接触合作与和平演变的政策维持了20余年。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国内的战略鹰派随之登台掌权,他们多认为中美之间的大国权势之争已经触发了21世纪的“新冷战”。

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 (H.R. McMaster)认为,“里根的路线———对超级大国对手施加猛烈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构成了美国战略学说的基础。它加速了苏联政权的灭亡,推动持续数十年的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薛瑞福 (Randy Schriver)与保守派外交政策学者卜大年 (DanBlumenthal)认为, “在冷战中战胜苏联是贯彻里根时期国家安全文件的主旨”,美国下一任总统 “在主持对华政策时应该借鉴里根的做法”。2024年,美国国家安全学者在 《我们赢,他们输: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与新冷战》一书中提出,美国已经处于一场与中国大陆的 “新冷战”,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坚定的 “我们赢,他们输”的清晰战略。

在当前的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 “新冷战”颇有一定市场。然而,若将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20世纪的美苏冷战进行比较,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表现在:

首先,中国政府拒绝封闭主义,采取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秩序。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形成了大致互补和嵌入式的关系,西方世界很难从与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关系中完全脱钩。美国牵引盟国把经济问题安全化,在科技领域制造 “小院高墙”,对中国大陆推行 “去风险化”政策。但重新构建一套相互平行和分割式的中西方经济关系,它的战略成本是无比巨大的,美国与日本、欧盟尚且难以一致协调行动和成本代价共担。

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单极霸权,但反恐战争、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财政问题大幅消耗了美国的国力,美国对中国大陆打 “新冷战”需要依赖作为 “力量倍增器”的盟友伙伴。然而,美国进行 “新冷战”的战略和政治动员尚难吸引盟伴体系的广泛共鸣。亚洲地区的国家更加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全球南方”国家力求保持战略自主,对于美国战略鹰派构建所谓“亚洲版北约”的主张少有应和。2024年9月27日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的石破茂属于保守主义者,他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官方网站发表文章阐述日本的外交政策,声称 “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提出要 “建立亚洲版北约”(EstablishingtheAsianNATO),以集体安全机制吓阻中国大陆的行为。 然而,石破茂关于建立 “亚洲版北约”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美国民主党政府以及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回应。

三是，美国国内曾经在对苏联的冷战政策上有共识与一致性,但是对于全面发动对华 “新冷战”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中美 “新冷战”,表示希望 “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拜登执政以来也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 ‘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21世纪上半叶的决定性特征是中美大国竞争,当前两国处于 “合作性竞争”关系。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似乎正在进入一场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带有冷战的一些特征,但是还未进入冷战。

如果当今的时空背景、全球权力格局、国家间经济关系以及主要国家的政策取向等方面,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存在区别,那么美国战略鹰派复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进而修订更新和运用于对付中国大陆,其逻辑前提和现实条件无疑是存在问题的。中美两国如何实现竞争性共存的问题获得战略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关注。2024年,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1世纪30年代的中美关系:迈向共存的现实假设》的报告中提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冷战”的风险和巨大成本使美国意识到,美苏缓和关系实有必要;这一历史经验为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愿景,即两国可以在经济、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找到共存的路径。

近些年来,受美国霸权焦虑感上升和全球战略调整的冲击,中美摩擦增多、矛盾扩大,两国关系呈现螺旋式下滑的负面状态,已经降至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美国 “全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战略认知发生重大转变,战略鹰派们更将中国大陆视为挑战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主要 “敌手”(Adversary),这种定位比 “对手” (Rival)的界定更具进攻性。因而,美国战略鹰派也更加重视台湾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它在全球安全战略当中的角色。其中的不少人士将台湾地区视同为美国的一种“战略资产”,认为保持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 “永久性分离”、阻止中国政府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他们拒绝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统一政策,也不愿意表示 “不支持台独”。相反,他们将中国大陆实力增长背景下的遏制 “台独”、促进统一的正义行为,看成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的挑战。对于一些战略鹰派而言,中国政府的国家统一与美国的全球霸权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对于如何理解台湾地区的 “战略资产”价值,战略鹰派们几乎都聚焦于讨论如果未来 “台湾沦陷”、中国政府实现统一,势将会对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带来异常严重的冲击。其可能的结果包括:亚太地区民主秩序的倒退,美国全球军事准入的受限、美国战略信誉和领导力的丧失,美国经济与科技优势的削弱,随之而来的核武器扩散将造成更大规模的世界混乱。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和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讷 (EdwinFeulner)投书 《华盛顿邮报》称,美国领导人认识到,台湾地区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印太地区扩张的一道重要屏障。这些战略鹰派的想法与美国国内的战略克制派恰恰相左。一些克制派人士认为,现代科技和武器的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传统的地缘安全概念,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拥有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强大海空力量,台湾地区对于美国岛链遏华战略的价值正在弱化,美国不应该将台湾地区作为 “战略资产”,不值得因为台湾地区而承受与中国大陆打一场战争的巨大风险。

与竞争性共存的思维具有一定共通点的是,拜登政府主张对中美关系进行战略管理,也即主张对中国大陆激烈竞争和遏制,但也防止中美滑入冲突和战争。这包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共同但有一定差异的游戏策略,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实施了 “威慑+保证”政策,也就是威慑为主,保证为辅,以维持台海局势的相对平衡与稳定,谋求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实质控制力。面对美国战略鹰派的压力,同时考虑到美国原有威慑工具箱的效力在下降,拜登政府在支持台湾地区的防卫能力方面着墨很多。拜登政府运用新的安全援助政策工具增强台湾地区的防御,包括 “外国军事融资”(FMF)、“总统特别提取权”(PDA)、“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 (IMET)。拜登政府任内对台军售额超过80亿美元,若加上无偿援助和转移的军事装备,总计数额将进一步升高。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2024年10月26日,拜登政府批准金额19.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拜登任内总共17次对台军售,高于特朗普任内的11批次。拜登政府售台最多的是用于以小博大的 “不对称作战”装备,以符合台湾当局实施不对称军事战略的迫切需要。在美国全力支持下,蔡英文任内推动军事改革和机舰自造计划,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从3577亿新台币增至6068亿新台币,增长1.7倍,其占台湾地区 GDP的比重也增长到2.5%左右。台湾当局编列2025年度防务预算为6470亿元新台币,比2024年增加400亿元新台币。这都显示,与8年前相比,美国 “武装台湾”和台湾地区 “自行武装”的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然而,美国战略鹰派们认为,中国大陆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上述措施并不足以弥补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差距、防御弱点和增大对中国大陆的有效吓阻力。美国战略鹰派的涉台政策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中国大陆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快速增长所持有的越来越大的焦虑感。以海军实力而言,曾担任台湾当局 “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认为,美国军舰的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因为整个造船业的式微,军事换新速度不得不延宕;20世纪80年代美国尚有600艘军舰服役,现在只有295艘,2026年前还准备汰除48艘;根据2023年美国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解放军已有370艘军舰,多出美国一大截。基于权力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美国这种战略层次的焦虑感很容易投射到本就处于脆弱平衡状态的台海局势。

美国战略鹰派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国防预算,并拨付给台湾当局更大的份额。波廷杰、加拉格尔在 《外交事务》杂志发文阐述美国对华竞争目标是 “赢得胜利”,而不应试图控制或调节与中国大陆的竞争。他们主张将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占 GDP的比例从当前3%左右增长至4-5%,在台湾问题上则倡议美国每年投入200亿美元设立 “威慑基金”,5年共投入1000亿美元,加快扩产关键军备如反舰、防空导弹等。他们也主张与美国的盟伴重新振兴国防工业体系,在印太地区大幅提升关键武装弹药的生产和库存。另一方面,美国战略鹰派敦促台湾当局尽快将年度防务预算提高至 GDP 的4%-5%。那将意味着台湾当局必须大幅压缩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预算,从而为扩张军费支出腾挪空间。

美国战略鹰派坚信中美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中国大陆旨在削弱甚至解构美国的印太地区联盟,重新构建中国政府主导的亚洲安全架构。他们认为,维护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需要加快在印太地区拓展军事准入,增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前沿威慑与遏制能力。一方面突出前沿性。美国考虑在中国政府 “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所及的地域范围之内,包括沿着第一岛链或位于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的关键节点,加强和优化军事力量的布局运用。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南太平洋岛国成为美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另一方面突出集体威慑与成本强加。由于涉及中美竞争关系之下的广泛且敏感的军事安全合作问题,美国需要与目标国家协调战略、协同政策、签署安全协议,将目标国家的安全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战略需求进行校准和整合。正如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AFPI)指出的,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出发遏制中国大陆的 “恶意影响” (maligninfluence),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理念支持盟友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承担更大的责任与能力,而不是孤立主义和反联盟政策。

三、战略鹰派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加快战略调整、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碎片化趋势日益发展。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采取 “投资、结盟和竞争”的组合框架,既对华激烈竞争,又防控冲突。在对华定位和挑战问题上,共和党战略鹰派更加倾向于将中国大陆看成 “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战略思维上的表现是将中美之间视为敌对性质的关系。民主党建制派将台湾地区作为 “政治与安全伙伴”,支持 “战略模糊”政策。比如,拜登总统曾经数次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口头上表示将会 “防卫台湾”,事后他的国安团队均发布信息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相比较而言,美国战略鹰派更倾向于减少模糊、增加清晰,在台湾地区的防卫问题上更加大胆、更倾向于冒险。

值得外界观察的是,与美国战略鹰派将台湾地区看成一种 “战略资产”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更倾向于从 “交易资产”的角度看待台湾地区,对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异同需要加以辨识。特朗普曾经表示,台湾岛距离美国9500英里,离中国大陆仅68英里,美国要协防台湾地区将非常困难。他竞选期间接受美国知名播客节目 《乔·罗根体验》采访时称,“台积电抢走了我们大概100%的芯片生意”“台湾如果要我们的保护,他们就要付保护费”。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具有新孤立主义的特质,一直以强势的姿态要求美国的盟伴最大化投资自身安全,减少美国对国际主义的责任,对于美国对外使用军事武力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注重经济贸易利益、算计绝对收益,而且擅长创造议题、筹码,向竞争对手极限施压、交易利益。因此,有美国学者认为,民进党当局担心重新执政后的特朗普会把台湾地区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交易的棋子,于是以更大的力度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亲台人士,影响特朗普继续支持台湾地区。

与特朗普的孤立论和交易论不同的是,美国战略鹰派认为 “地理上的距离与维护美国利益的责任无关”,诺曼底海滩距离美国3700英里,美国距离硫磺岛7600英里,从华盛顿特区到阿富汗大约7000英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完全有能力将力量投射到地球每个角落。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战略鹰派坚持美国例外主义,不赞成新孤立主义思潮削弱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定位以及影响防卫台湾地区的政策。他们希望利用台湾地区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东翼、西太平洋地区的联盟体系,形成一个更加紧密、责任共担而且硬实力更强的遏华圈层。在对华无限制激烈竞斗的思维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创设的印太战略得以持续拓展,很容易促使战略鹰派背弃中美围绕台湾问题达成的历史协议和政治共识,从而对中美关系带来复杂、不稳定的变数。

2024年8月29日,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首先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与沙利文的战略沟通对话中指出,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在中美关系中划出的四条红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024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郑重指出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 ‘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 “不能挑战红线、底线,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习近平主席强调, “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 “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界定台海现状的一个核心要素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然而,美国在推动对华战略遏制的进程中,关于台湾地区的政治定位问题出现 “政策漂移”的现象。它包括:其一,美国声称对 “台湾的主权归属” “不持立场”,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法理和事实采取选择性政策。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 高 级 研 究 员 史 文 (Michael Swaine)表示,美国的 “一中政策”有着特定的属性,它并不公开反对中方关于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也没有正式认可这个立场。近些年,美国的政学界时而重炒 “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些人甚至妄图质疑和挑战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主权权利。其二,美国越来越从 “非北约盟友”的定位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尤其是提升 “准同盟”性质的军事安全关系。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庞大数量与进攻性特点,美军与台湾地区的军队联合演训的规模扩大与协同整合,美国军事人员以不公开方式进入台湾岛内驻训协训等,使得美国 “武装台湾”的范围和程度均在发生快速变化,严重违背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其三,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国际参与问题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做法,极力维持其单方面定义的 “台湾与中国大陆事实分离”的现状,企图制造台湾问题 “国际化”的 “法理依据”。其最近的表现是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及智库机构联合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2024年以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 (LauraRosenberger)、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蓝墨客 (Mark Lambert)声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未决定台湾的地位”“未认可、不等于、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与各国在同台湾关系方面的主权选择无关” “在台最终政治地位问题上不构成联合国体系的立场”“不能排除台湾与其他国家建交”“不能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这些说辞完全歪曲事实,篡改历史,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历经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8年执政,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已发生变化,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意涵的演变趋势暂难扭转。美国战略鹰派在台湾问题上的认知逻辑、言论主张和行为模式,将会使美国的 “一个中国”政策的可信度受到更多的怀疑。与拜登政府寻求中美之间“有管控的战略竞争”不同的是,美国战略鹰派直接将中国大陆视为战略上的敌手 (adversary),显而易见缺少管控中美竞争和对抗风险的意愿,台湾问题对其而言,更加具有助推对华遏制战略和 “新冷战”的诱惑。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赢得多数选举人票,全国普选票也高于民主党参选人哈里斯,“特朗普式”的执政风格和 “让美国再伟大” (MAGA)的意识形态受到美国民意检验和支持,加上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次,奠定了特朗普 “强势执政”的基础。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一些与台湾当局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勾连的战略鹰派将回归权力核心,卢比奥、迈克·沃尔兹被特朗普分别提名为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的候选人,二者及其幕僚未来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实力、挑战现状、触碰红线、对华施压的企图心和政策行动无疑将会增多。这些将在美国战略鹰派处理涉台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和国际参与等问题上逐一表现出来。

在拜登执政4年期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以竞争为主轴,历经跌宕起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美之间虽有战略沟通和防务部门对话渠道,但尚未建立能够有效运作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对于发展稳定与可预期的中美关系,如何构建防范和应处危机的护栏并使它真正有效,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 (RushDoshi)认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有两种对华政策倾向:一种是他的国安团队推动的 “遏制政策”,另一种是他自身的 “交易政策”。 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的涉华政策演变过程,其本人与外交国安团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确实存在差异并且不时表现出来。特朗普2.0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将更自大、强势。美国国内特别是保守主义思潮对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度反思,将投射到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当中。同时美国国内治理秩序调整的外部效应仍在扩大,这都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关税、经贸、科技摩擦将更为显性化。而且,特朗普交易型的政治风格和高要价策略、惩罚式的行为模式,使中美管理结构性矛盾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过去4年中美恢复和新建的20多个沟通机制能否延续也是一个问题,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的阻滞性因素将更加复杂。

这也将表现在形势日益复杂的台湾问题上。在美国战略鹰派的影响之下,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主动向中国政府进行 “再保证” (如表示 “不支持台独”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更加可能的是,特朗普执政后将会施压台湾当局大幅增加军费、扩大购买美国武器,要求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与转移,压制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合作,美国国会涉台法案提出、审议、通过的动能也会随之增加。这意味着中美未来管控台海局势将会面对更多的障碍与压力。

结论
基于国家间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显性化、逆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盛行、经济科技局部脱钩的持续,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为主、管控分歧为辅的复杂阶段。在21世纪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博弈的历史进程中,中美两国认识到保持抑或追求战略优势的关键在于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对于美国而言,保持霸权需要维持甚至扩大高科技、金融、军事和软实力优势。对中国政府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最大的政治。8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既延续了双方建交后构建的传统框架,又增添了战略竞争时期的新元素,呈现出新的特点。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战略鹰派回归权力中枢,推动更为激进的保守主义议程,挑战和破坏台海现状,将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有力统筹反分裂和反干涉工作,坚决维护一个中国原则,遏制 “台独”分裂活动,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作者：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