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东政策驱动力：大国竞争抑或地区合作

内容提要：大国竞争与新时代“换挡提速”的中阿合作几乎同时到来，成为决定中国的中东政策的两大关键因素。对这两大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判断，是当前中国的中东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大国竞争与地区利益相互影响，美、中两国的中东政策交叉作用，极易颠倒因果关系。同西方的叙事逻辑相反，不是中国利用中东撬动大国关系，而是大国关系塑造中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影响着中国的中东政策。中美博弈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主轴和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内生动力，但是中美全球博弈必然影响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行为。在美国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理念影响下，中国同美国在中东地区合作的现实基础薄弱，中东国家“选边站”的压力增大。中国、美国和中东国家合纵连横的前景若隐若现，中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现实挑战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以2022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为标志，中阿关系升级为构建面向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新高度。几乎在同一时间，2022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随之，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双向投资骤然加速；中国主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内部和解；中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冲突多次否决对方。中国的中东政策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中国的中东政策变化的根源、方向和目标做出有效解释，是理解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必要前提，也是评判和调整中国的中东政策不可或缺的标尺，更是在实践基础上建构理论框架和叙事逻辑的必由之路。

问题的缘起：国际上对中国的中东政策论争

中国的中东政策是中国外交的构成部分，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寻找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决定因素必须溯源中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国家利益指一个国家面对其他国家时的基本需要和追求。国家利益通常可以分为四方面：一是安全利益，保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免受外部威胁，或者免受外部力量煽动、支持的内部势力的威胁；二是经济利益，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并且尽可能多地从国际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增加本国人民的财富；三是国际秩序利益，维护和塑造让国家感到安全、舒适的国际秩序；四是意识形态利益，维护和促进本国人民信仰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框架可用于分析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其中，国际秩序利益是全球层次上的利益，涵盖安全、经济和政治秩序，而安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双边或地区层次上的利益，这两个层次的利益内容几近相同，但是层次不同，需要区别对待，才能建立起比较清晰的逻辑关系。

在国际体系层次上，中美博弈成为国际体系最重大的特征，必然会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在地区层次上，中东不再仅仅因为能源而重要，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家正在变成地区权力中心，甚至是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平衡者。同时，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也出现诸多新特征，在中东的“基本需求和追求”也在持续发生变化。3个维度的变化交叉产生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现实中中国的中东政策。因为驱动因素的多层次和交叉性，对中国的中东政策的诠释就变得颇为多样，且各有侧重，逻辑主线亦不相同。

冷战时期，中东是大国竞技场，推动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为服务和服从于大国博弈。冷战结束后，大国竞争暂时退出中东政治舞台，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关切，政策目标从全球层次退回到地区层次。时隔30多年后，大国竞争重出江湖，中美博弈成为中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关系再次成为中国的中东政策的主导性甚至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目前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已经存在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大国博弈能在中方决策中占有多大比重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国竞争与地区利益对中国都非常重要，如何解读这两个因素的配比和关系，成为解释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首要难题，可能也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决策难题。国际媒体、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以中美博弈在中国的中东政策中所占比重为标尺，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观点可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对抗美国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中国不惜以自己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为代价。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美对抗已成定局，对抗美国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根本出发点，这是此类观点的逻辑起点。近年来，随着中美在中东的分歧增多，特别是2023年10月7日后中美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政策、立场明显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对抗、削弱美国解读为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和逻辑主线。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乃至哈马斯，说明中国是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下思考其中东政策，目标是破坏美国的政策，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标志着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变，从“对冲”转向“楔入”；中国过去同地区各国保持积极关系，现在要利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盾，分化美国与地区盟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东问题专家乔恩·奥特曼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中东政策，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属于中美竞争，中东是中国削弱美国的工具，为此中国不惜牺牲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在红海危机中为反美而牺牲中国的经济利益；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为反美而牺牲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既不反对以色列，也不支持哈马斯，而是反西方；尽管中国的中东政策中的阿拉伯因素仍然存在，但美国因素已经远远优先于阿拉伯因素。在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工作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研究员乔纳森·富尔顿的观点更为偏激，他认为“只要能削弱美国的影响，中国的领导层就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地区动荡”，中国也可以牺牲自己在中东的经济利益。

第二，对抗美国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主体，更不是全部。基于此，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因应美国在中东的遏制政策，中国不得不采取对抗措施，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而中国的中东政策应尽可能减少美国因素的干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志超研究员认为，针对新形势和新情况，中国的中东外交必然需要提升中东的战略地位，并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置于重要位置，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同时，也要确保中国的中东外交不被美国带节奏，不被美国的战略竞争所左右，明确中美战略竞争既不是中国中东外交的全部，也非中国中东外交的中心任务。另一种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中东政策主动选择策应中美关系，既可以把中东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筹码，也可以借此牵制、对抗美国，视中美关系的需要而定。被国内学术界用于佐证上述观点的案例包括：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解冻了美国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封锁；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中国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破解了小布什政府对华包围政策；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前，中国主动承担伊朗轻水反应堆的转化工作，改善了当时的中美关系。但是在新形势下基于动态观察，这些历史案例是否仍然支撑上述观点则需重新审思。

第三，中国在中东没有系统完整的对美战略，美国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关注的重点，中国只是因时、因事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的中东政策与中美关系相互独立，中国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立场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决定的，同中美关系没有多大关系。中国的国际声誉以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都是中国的中东政策考虑的首要因素。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在解释中国举办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会议时就说，中国不是要取代美国，中国就是要获得举办和平大会的国际声誉。《经济学人》的文章提出，中国在中东缺乏大战略，避免战略风险是主要目标；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超级大国了，但仍然采取其擅长的“游击战”，机动灵活地选择战役。

第四，中国在中东的地区利益是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首要决策因素，而美国仅具有工具价值。一些学者认为，近期，中国对美国的批判增多，目的是加强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地区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加强同海湾国家的全面关系，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关键驱动力。这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备受国际社会孤立，反对美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国批评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并不是要取代美国向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而是借此加强同海湾国家的关系，这就需要在话语叙事方面同海湾国家保持一致，在实质上又符合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政策是名利双收，既未损害同美国的实质关系，又通过批评美国拉近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显然，上述四类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各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中东政策变化的根源。但是，在大国竞争与中国在中东的地区利益同时出现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只有确定这两大因素的作用与关系，才能判断哪类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或者需要解读并阐释各类观点的优缺点。鉴此，本文拟分层次、分类别地比较大国竞争和地区利益对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大国竞争与地区利益相互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中国的中东政策交叉作用，非常容易颠倒因果关系，需要谨慎地依据逻辑推理和事实证据排除虚假因果关系。

大国竞争：中国的中东政策考量因素

在研判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核心因素时，需有效厘清哪些是中美博弈的成分，哪些是地区利益的影响，其前提是需对中美博弈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中美博弈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按照激烈程度至少可以分为3个层次。最高层次的中美博弈不仅仅是零和而且是双输，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输的较少的就是赢家。“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如果毁掉“蛋糕”，对方损失更大，自己就赢了。具体到中国的中东政策，就是以削弱、打击美国为首要或唯一目标，尽管这样做会损害中国的其他利益。第二层次的中美博弈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若一方得，另一方必然失，诸如双方对市场、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具体到中国的中东政策，就是以打击、削弱美国为主要目标，同时又不损害中国的地区或全球利益。第三层次的中美博弈是良性竞争，双方仍然以在竞争中获胜为目标，但是不以打击对方为目标，而是通过做大做强自己成为赢家，其结果是在竞争中“蛋糕”被做大了，从相对收益看仍然有输赢之分，从绝对收益看都是赢家。具体到中国的中东政策，就是不以打击美国为首要目标，而是在追求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利益进程中超越美国，削弱美国是其间接目标。若中国的中东政策完全不以美国为目标，只追求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利益，削弱美国只是其自然结果，就已经脱离中美竞争的范畴了。

根据这个概念框架分析中美博弈在中国的中东政策中的地位和功能，依据其重要性可以划分为相应的3种类型。当地区利益与削弱美国两个目标尖锐对立时，中国以牺牲地区利益为代价削弱美国，是双输的选择，属于积极对抗美国的类型。当协助或配合美国能够促进中国的地区利益，但美国获利更大时，中国虽然没有主动破坏美国政策，却也拒绝配合美国，这基本上符合零和博弈的界定，属于消极对抗美国的类型。当对抗美国与地区利益重叠时，如果削弱美国是中国促进自己地区利益的自然结果，就不在中美博弈范围之内；如果地区利益是中国削弱美国的自然结果，就属良性竞争，这需要对决策动机做出判断，几乎不可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暂且把这归类为疑似对抗美国。据此，下面选择国内外近一年来讨论较多的中美在中东博弈的3个案例，分析中美博弈到底在其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在伊朗问题上，伊朗及西方所言的“抵抗轴心”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对手，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则是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但是中国与伊朗则维持紧密的关系，这被美欧国家视为中国对抗美国的证据。如果从零和博弈的视角看，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应当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全方位合作伙伴。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向伊朗及“抵抗轴心”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迄今为止，美国媒体、学者和政府官员没指责或提供相关证据，中国向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支持，这同20世纪60年代中国支持中东国家的游击队有本质区别。同时，中国也没有同伊朗发展不符合中国利益的经济关系。2023年中国对伊朗出口为100亿美元，远低于2014年的峰值243亿美元。2018～2022年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为6.18亿美元，仅占伊朗吸收外部直接投资的7.5%。根据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估计，2023年中国进口伊朗石油120万桶/日，2024年上半年达138桶/日。这些经济活动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据估计2023年中国从伊朗、俄罗斯进口打折石油就能节省100亿美元。对此，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中伊伙伴关系非常有限，本质上是伊朗对中国的依赖；伊朗向中国出售石油，中国向伊朗出口商品，中国采用了两手策略，既维持了同西方合作的桥梁，又保持了伊朗的经济生命。倘若回顾1979年以来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在此期间多次起伏，但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则相对稳定，说明中美关系并非中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维持同伊朗的政经关系，既符合中国平衡外交的传统，也同中美博弈的态势相契合，还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利益。当下，中国能够在伊朗、沙特之间维持平衡关系，并能促成双方复交，也说明中国不是一边倒地支持伊朗，伊朗问题只能归类为疑似对抗美国的类型。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随着巴以矛盾恶化，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而美国则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这也被西方社会解读为中国对抗美国的新案例。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起因，中国没有点名批评哈马斯，被美国与以色列诟病。然而，全球只有30多个国家点名谴责哈马斯，主要是美欧国家，中国的立场同阿拉伯国家乃至“全球南方”国家保持一致，这完全符合中国对自己国际身份的定位，而未考虑美国因素。在新一轮巴以冲突过程中，从2023年10月18日巴西在安理会提出首个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提案开始，中美确实在多数情况下投票倾向相悖，似乎可以证明系中国的反美态度使然。但是，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投票倾向会发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的投票倾向每次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例如，对于2023年10月25日的美国提案，中国、俄罗斯、阿联酋投反对票；对于2024年 2月20日的阿尔及利亚提案，中国赞成，美国否决；对于同年3月22日的美国提案，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三国投反对票。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更是如此，如2023年12月13日联大投票，中国同153个国家投赞成票，美国、以色列等10个国家投反对票。回顾巴以问题的历史也可以看出，美国同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一直对立。截至2023年12月，为保护以色列利益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45次动用否决票。可见，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长期的战略趋势，只不过近一年巴以矛盾恶化，美国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中美的对立显得更突出罢了。进而言之，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投票立场，中国主持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和解，同中国的外交传统相一致，也符合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和追求。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阿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系统构想。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或积极作为，既是中国对传统外交理念的坚守，也是对新秩序的践行，反美只是其自然结果，完全不应该归类为反美行为。

红海问题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反复提及的典型案例。同其他问题不同，中国与也门胡塞武装没有传统友好关系，双方之间鲜有政治与经济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中美关系与中国经济利益两个关键变量，确定因果关系的难度不大，可谓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西方学者的叙事逻辑是：红海危机损害中国经济利益，中国不仅不积极参与护航军事行动，还反对美国的护航行动，同时却采取支持胡塞武装的立场，这证明反美是中国在红海问题上的主要动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呼吁胡塞武装停止袭扰民用船只；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不仅造成也门基础设施损毁和平民伤亡，也加剧了红海水域的安全风险；红海紧张局势是加沙冲突外溢的表现，立即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才能解决红海问题。中国经济利益受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对欧洲国家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17%，其中60%货物经过红海，红海航线受阻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没有参与美国的“繁荣卫士”护航联盟，也没有单独护航，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胡塞武装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实际上，在红海问题上中美利益高度一致，合作却非常少。在多边机构中，对于美国等国家分别于2024年1月10日和2024年6月27日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关于谴责胡塞武装的第2722号和第2739号决议案，中国都投了弃权票。在双边外交中，根据西方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多次在双边场合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压力，均没有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在中国方面，媒体既没有报道中美之间关于红海问题的外交磋商，也没有提及其后续效果。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中国在红海问题上不与美国合作、不配合美国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2024年6月2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解释中国投票立场时，谈到三点关键内容 。其一，胡塞武装在红海和附近水域多次袭击商船，干扰国际贸易正常秩序，也对地区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方多次呼吁胡塞武装停止袭扰民用船只行为，维护红海水域航道安全。其二，个别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 722号决议通过后，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不仅造成基础设施损毁和平民伤亡，也加剧了红海水域的安全风险。其三，当前红海紧张局势是加沙冲突外溢的表现之一；加沙立即实现持久停火，有助于也门和红海局势降温。显然，同美国一样，中国反对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中美两国利益和目标一致。但是，中国认为美国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火上浇油，因此中国不可能配合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美国对红海危机的定性，认为红海危机的根源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外溢。尽管中美在红海问题上利益和目标完全一致，但是在美国全球、全领域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在基本叙事逻辑和行为逻辑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凸显，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中国完全不认可美国的行为，不赞同美国的说法，不相信美国宣称的意图。中美不仅没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都极少见，多数情况下是隔空喊话。但是，同新一轮巴以冲突不同，中国没有在红海问题上投过否决票，说明中国虽然不愿意助力美国，但是也没有阻止美国。虽然中国不支持美国、不为美国解套，但是还没走到否决美国、破坏美国政策的地步，弃权票是中国立场的体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积极对抗，而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政策，属于消极对抗美国的类型。

对上述3个案例的分析表明，反美并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逻辑主线，但是在个别问题上中美博弈确实已经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即便是在完全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中国配合、支持美国的动力也严重不足。西方学者将中国的中东政策及相关行动归咎于反美动因，可谓言过其实，但是不合作、不支持美国的趋势非常明显。当下，中美关系从竞合转向竞争，回望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过程中，中美密切配合解决了伊朗的重水反应堆问题，这样的场景今天已然难以再现。

地区合作：中国的中东政策基轴

中美博弈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主轴和主要决定因素，实际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内生动力；从中国与中东各国双边利益的视角解读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变化，更具说服力。近年来，中东对中国和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同步上升，“双向奔赴”是恰如其分的定性。其中，经济关系仍然是驱动中国与中东关系的“火车头”，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实质性参与中东政治进程，政治关系也在持续稳步推进。同西方的叙事逻辑相反，不是中国利用中东撬动大国关系，而是大国塑造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是中国对抗美国的目标影响着中国的中东政策，而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影响着中国的中东政策。美西方学者从结论推导原因，认为中国的中东政策不符合甚至破坏美国的利益，因此推断中国的中东政策的目标就是反美，这是典型的美国中心论观点，以为美国是全球注意力的唯一中心，殊不知地区利益才是中国的中东政策的中心目标。

大国博弈带来了国际格局的阵营化分裂，中国与中东多数国家在国际格局的分化组合中属于同一阵营——“全球南方”，双方在多领域合作的动力和紧迫性上升。在政治上，2021年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以后，美、欧、日、韩、澳等发达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结盟、结伴的迹象越来越显著，不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北方联盟”的立场和政策都相当一致。与之相对应，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在重新探索自己的国际定位，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发展中国家机制不断扩员，“全球南方”呼之欲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纷纷“远美近华”。在经济上，美西方对“全球南方”国家肆意挥舞制裁大棒，让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均看到美欧市场的巨大风险。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贸易、金融、科技和能源制裁，明显触动了阿拉伯国家的敏感神经，迫使它们决定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中国的光伏、电动车企业为避免美国市场的高关税，也纷纷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厂，实现本地化经营后再进入欧美市场。埃及和摩洛哥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欧美市场，同欧美有贸易互惠安排，成为中国电动汽车、电池、钢铁和化学品企业转移产能的重要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内生性动力。过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主要经济纽带是贸易和工程承包，缺乏产业上的深度融合。现在，中东国家要实现再工业化，中国企业要寻找欧美之外的出海市场，双方经济开始深度融合。每个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计划，大力发展旅游、贸易、工业、科技产业，这需要庞大的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沙特、阿联酋等国还把重点港口建设和工业园区项目结合起来，诸如阿联酋的哈利法港、沙特的延布港、吉赞港和吉达港。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能源转型与中国新能源产能和技术完美结合，新能源成为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的新领域。海湾国家渴望引领能源转型，电动汽车、储能、氢能和碳捕获都是其重点发展领域。在这些方面，中国拥有明显优势。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太阳能光伏供应链所有组件制造中最具成本竞争力的国家，成本比印度低10%，比美国低20%，比欧洲低35%。就中方而言，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正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其特征是海外市场越来越重要，“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关键，制造业“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收入为1.5万亿美元，而美国为5.8万亿美元，欧洲为6.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美国和德国分别占34%和49%。显然，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比重还非常低，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据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FDI Markets）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海外的绿地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 620亿美元，而2022年只有500亿美元。

更突出的是，这些投资大多流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最大的目的地就是中东，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战略性转向。历史上，中国对中东的投资、融资规模都较小，远远低于中国与中东的贸易水平。2000～2021年，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政府融资1.34万亿美元，其中贷款1万亿美元、赠款430亿美元、免债180亿美元；按地区划分，亚洲4210亿美元，非洲3260亿美元，美洲2860亿美元，欧洲2 260亿美元，中东640亿美元，大洋洲150亿美元。从投资存量看，2005～2024年6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46万亿美元，在前十大投资目的地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其他都是发达国家，中东国家未列其中。从投资流量看，2023年，在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十大市场国别中，全部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沙特（168亿美元）、埃及（100亿美元）和摩洛哥（100亿美元）3个中东国家，且上述三国均排在前五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中东的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

依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数据库“中国全球投资跟踪系统”（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的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新签工程承包总额为471.9亿美元，其中中东为140.6亿美元，占总量的29.8%；当年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76.6亿美元，中东为31.3亿美元，占比5.4%。同2018年相比，工程承包的占比从13.5%上升到29.8%，投资流量占比从3.7%上升到5.4%，短短五年的时间增幅非常可观。虽然各个机构的数据统计均有缺陷，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也能大体上反映出中国在中东经济活动的基本趋势。不论采信哪个机构的数据，中国对中东投资的增幅都非常明显。

媒体报道的投资个案也能佐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的大趋势。历史上，中国占阿拉伯国家外资的比例非常低，但是现在则完全可以与欧美相媲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占阿拉伯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3.4%，占阿拉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但在2023年，阿联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50亿美元，美国对阿联酋直接投资额为38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对阿联酋投资额9.35亿美元，排名第五；同年，沙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90亿美元，中国对沙特直接投资额168亿美元，排名第一；美国对该国投资额27亿美元，排名第二。

同时，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也出现井喷式增长。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数据平台（Global SWF）的数据显示，2020年之前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21年投资额为1.1亿美元，2022年为10.5亿美元，2023年为23亿美元。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额为70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起步晚、起点低，在2022年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近890亿美元投资中，有516亿美元流向了欧洲和北美，只有1%～2%投向亚洲。可见，阿拉伯国家投资中国的潜力还非常大。

同投资领域相比，中阿双方贸易流量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但近年增势明显，出现了近15年来的最大变化。2014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商品贸易总额为3335亿美元，2019年为3236亿美元，五年间还略有回落。2023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商品贸易额达到 4774.4亿美元，增幅明显。2010年，中东占中国商品外贸总额的比重为6.6%，2014年变化为7.8%，2019年为7.1%，2023年又继续提高到8%。由此可以看出，2019～2023年间中东地区在中国海外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

当中阿经济合作展现出数十年来未见的迅猛发展势头之时，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强力阻挠中阿高科技合作，美国因素历史上首次成为中阿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变量。美国在中东以科技领域为对华竞争的突破口，着眼于战略、安全和经济三重目标：一是通过控制科技产业链让海湾国家形成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二是通过科技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来防范中国产品对美国及其盟友形成安全威胁；三是同中国争夺在中东甚至是整个南方国家的高端市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是美国打压中国芯片、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对手，美、欧、日、韩联手对华实施人才、技术、市场和资金封锁。目前，美国在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布局基本告一段落，已经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全球南方”。阿联酋是美国从“全球南方”中挑选出的战略支点国家，美国正将同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的主战场从发达国家转向“全球南方”，从技术、人才之争转向规则、标准之争。

在芯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中国的华为、大华科技、阿里巴巴等企业在中东布局早、影响大，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目前的云计算中心建设领域，中美竞争非常激烈，在亚洲12个云计算中心里，中美各控制5家，另外两家中美势均力敌。据估计，中国云服务的价格比美国便宜40%。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强势介入，美国企业没有竞争优势。2024年初，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G42 ）从中国撤资，为美阿人工智能合作扫清了道路。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全球两大芯片巨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计划在阿联酋兴建超级芯片工厂，由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出资，金额高达1 000亿美元，其规模可与中国台湾地区工厂媲美。“普华永道”估计，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贡献960亿美元，为沙特贡献1 350亿美元。届时这两个国家将同中国、美国并列为人工智能对国内生产总值影响最大的国家。中东将成为继美国、欧洲和东亚之后全球第四大芯片生产区域，国际人工智能格局因此而被改写，阿联酋可能一跃成为全球性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重要国家。

2024年9月23日，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访美，同美方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共同原则》。除强化双方在技术、投资、人才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外，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双方接受共同的人工智能框架、原则和标准；协调共同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和规则，以维护国家安全；支持人工智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全球范围内促进包容、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能力建设。由此可见，上述协议的关键点是论及产品标准、监管规则、控制发展中国家市场三大支柱。这标志着美国与阿联酋人工智能合作从战术层面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未来目标是向“全球南方”拓展。美国与阿联酋签署有关人工智能全面合作协议彰显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与中国脱钩的趋势。美国与中国人工智能领导竞争的下一个目标是沙特。2024年5月8日，沙特阿拉伯新成立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投资基金埃耐特（Alat）负责人称，如果美国提出要求，该公司也会从中国撤资。据报道，沙特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与美国磋商人工智能合作事宜。一位美国官员说，美沙之间的磋商非常密集，“就在本周，沙特派遣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华盛顿，讨论在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上周，一个美国跨部门高级代表团访问了吉达，与王储和沙特领导人就地区问题以及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进行了会晤。”

伴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关系的深度融合，中国对中东政治的参与程度开始加深，投入的外交资源不断增加。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只吸收了一个新成员，即中东地区的伊朗，而埃及、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都是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2023年金砖国家扩员，从全球吸纳6个新成员国，其中4个是中东国家。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加大，也足以证明中国向中东投入外交资源的力度。对中东国家而言，正如乔纳森·富尔顿所言，中国作为一个域外新兴大国出现在中东，整体上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同中国发展紧密的关系，重要且必要。

当下，中国刚刚尝试直接参与地区政治事务，参与的程度还十分有限。不论是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还是主持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内部和解，都是在探索一些有别于美国且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介入方式。美国学者指出，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斡旋者（mediator），只是促进者（facilitator）。虽然历史上全球性大国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最终都深度介入中东政治和安全事务，但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特别是国际能源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石油供应市场更加宽松，因此海湾地区和中国之间的新能源相互依赖不太可能自动导致中国更多地参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事务，这同20世纪的美国不同。因此，中国并不急于卷入中东政治事务，而是在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充分尊重中东国家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尽力而行，择机而动，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起控制和主导作用。

余论：国际格局变动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未来图景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欧等西方国家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首要目标，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居次要地位。21世纪初，“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曾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中东诸国既不称为大国，也不属于周边国家，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之一。目前，在大国博弈和中阿关系内生动力的双重影响之下，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中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2023年，中国共有7个副国级代表团、近80个部级代表团访问中东，更有不计其数的地方、企业和协会代表团到访中东。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方的威胁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有备无患。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把美国威胁估计得严重一些、长远一些，以便提供及时的咨政服务。美国不仅有同样的倾向，并且由于选举政治的原因，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都在使用典型的竞选策略，对中国发出强硬的声音；从表面上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增强，但实际上非常肤浅、不稳定，下届政府应采取一种更积极、更主动的政策，既能降低风险，又能保持美中互动的好处。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客观、理性分析问题是研究者精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关键，过高或过低估计威胁都有非常大的危害。在中国的中东政策上，情况也是如此。决策者若不能精准评估中美在中东博弈的程度，就不能精准把握中国的中东政策的本质特征，而可能错失机遇和浪费资源。

中美在中东并非典型的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中东也没有回到冷战时期“中东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状态，但是中美在中东的竞争加剧是客观事实，关键是把握竞争的质和量。从大国竞争与地区合作两个层次上看中美在中东的博弈，中国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着眼于在全球层次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和道义引领地位，美国注重于在地区层次上打击中国的高科技影响力。总体而言，中国在政治 、道义方面享有优势，美国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拥有优势，双方都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发力，双方基本上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面对面交锋的情形不多见。

在中东地区，近30年来美国接连出现一系列政策失误，受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根据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22年的一项调研结果，在接受该机构调查的9个国家中，除了一个国家之外，中国都比美国更受欢迎。因此，在中东问题上揭批美国的不当行为，往往能获得中国国内、美国国内和全球舆论的共鸣，对中国而言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因为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更加孤立。相比之下，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等“全球南方”乃至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站在一起，在政治和道义上处于明显优势的一方。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国际场合公正地谴责或反对美国，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美国的道义感召力。例如，2024年5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阿合作论坛发表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声明的17个段落中，其中5个段落直接谴责美国与以色列，真实反映了中阿双方的共同心声。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又能加强中阿合作，还能巩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引领地位，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在这个方面，美国完全处于守势，几乎没有进行过有效反击。

当中国抢占道义制高点的时候，美国则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步步为营，逐步蚕食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在军事领域，美国拥有明显优势，在中东拥有数十个的军事基地，长期保持3万人的驻军规模。中国则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在中东唯一没有驻军、军事基地和盟国的国家，中国对中东的军售数量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在海湾国家军购中所占比例不到2%，而美国则占了大约75%。美国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加强大压力，反对中国涉足中东军事领域。2021年12月，美国因反对中国与阿联酋的军事合作关系，暂停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斗机。2023年12月，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在阿布扎比附近的哈利法海港修建商用港口，美国担心其潜在的军事用途，迫使阿联酋暂时中止了港口建设。2024年9月，阿联酋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阿联酋升级为美国“主要防务伙伴”，虽然协议细节没有公布，但是内容可能包括排华条款。在美国压力下，2024年初阿联酋同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合作领域脱钩。同样，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正在拟议中的美沙防务条约规定，沙特不允许中国建军事基地，不与中国搞安全合作。在高科技问题上，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国防部长助理帮办安德鲁·艾克萨姆说，阿联酋是一个先例，美国应该与沙特达成类似协议。在这两个领域，也几乎没有看到中国反击美国的消息。

因此，中美对抗主要反映在中国对美国道义上的批评，以及美国对中国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排挤。虽然，这些斗争领域只是中美在中东行为的一小部分，却占据了媒体的绝大多数版面，使学者、官员和公众误认为对抗是中美对中东政策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在更广泛的贸易、投资领域，中美对抗并不突出，美国没有挑战中国在贸易、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也没有挑战美国在安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些众多的领域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大规模投资中东基础建设和新能源，促进中东经济发展，并没有抢走美国市场份额，因为美国在这些领域没有竞争优势。中国产业转移到中东，既解决美国对供应链依赖的担忧，又解决美国对中国产业补贴的担心，还解决了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还能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再工业化，这是三赢的方案，美国没理由反对。因此，一方面中美在中东的对抗呈上升之势，特别是美国在军事和科技领域遏制中国，可能迫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徘徊在低水平上；另一方面，中美在中东的竞争是有限度、分领域的，并非全方位、全力以赴的，中国没有在军事领域挑战美国，美国也没有在贸易和多数的投资领域遏制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无限夸大中美博弈的倾向，认为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反美联盟。2024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指出，一个“雄心勃勃又紧张忧虑的中国”，一个“对抗性的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挑战国际秩序和美国的优势地位；加沙冲突由哈马斯挑起，受伊朗支持，因中国和俄罗斯旨在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叙事逻辑而恶化。作为政府部门，美国情报机构的表述字斟句酌，但是指向非常清晰。美国学者、前政府官员就完全是赤裸裸的指责，2023年12月刚卸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戴纳·斯特罗奥说，俄罗斯、伊朗、中国和朝鲜轴心正在形成，它们挑战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样的判断离事实很远，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伊朗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而明显改善，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要加入这个反美联盟。这种言过其实的论调损害美国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利益。

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东国家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不断增强，日后可能成为影响中国中东政策更重要的因素。大国竞争越激烈，地区中等强国的作用越关键，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关系越有挑战性。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曾给予中东国家大量援助，争夺“中间地带”。冷战史表明，地区中等强国常常采取平衡政策，游走于两大国之间，待价而沽、以小博大，甚至忽然转向，让超级大国的地区政策瞬间崩盘。现在，中东地区大国依据其自身实力，视大国博弈为机遇而非风险，纷纷寻求更多元的对外关系，在大国间左右摇摆，最终目标是让自己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当前，中美博弈尚未达到冷战时期的激烈程度，中国谨慎且建设性涉足中东政治事务，中阿关系尚处于蜜月期。未来，若大国博弈加剧，中国深度参与中东政治事务，相关国家会对美国打“中国牌”，对中国打“美国牌”。届时，中阿关系会变得非常复杂，这对中国外交实践、中国传统价值观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2024年10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未出席喀山峰会，仅派遣外交大臣代为参会，却现身欧盟峰会，这表明沙特对加入金砖国家的犹豫与摇摆态度。此外，沙特在民用核电站问题上举棋不定，就是将此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阿联酋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把中国业务作为同美国交易的筹码，最终获得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大力支持。（作者：牛新春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