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内容摘要：自2012年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重新执政后，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右倾化、保守化和民粹化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中,政治右倾化最为突出，且政治右倾化塑造社会右倾化,导致民众在涉及修宪以及历史认知等问题上逐渐认同自民党的主张。总体保守化催生日本民众的生活保守主义，导致日本民众客观上安于现状并被动支持自民党政权。而日益凸显的民粹化倾向则进一步裹挟政府政策的制定，导致政府单方面迎合民意做出非理性决策。这三种政治生态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但是其生成都得益于政治家塑造、国力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内生性因素，以及地区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外部性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形态各异,但在涉华相关议题上均较为消极，对此应该看到其长期性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还要寻求日本国内抵抗力量，抑制这一势头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生态是指政治主体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同时也指政治主体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公开使用“政治生态”这一表述后，这一概念多被应用于党的作风建设等领域，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比较政治学以及区域国别研究学界也注意到国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变化。在诸多涉及国外政治生态的研究中尤以日本为甚，这些研究集中关注政治生态变化的表现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学界关注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最重要背景是安倍晋三自2012年底开始的长期执政，作为自民党“鹰派”代表人物，安倍任内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多被视为政治右倾化的重要体现，对此，学界普遍将政治生态变化与政治右倾化直接挂钩。安倍执政期间的政治右倾化固然显著,但是其政治生态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突出表现。例如，岸田文雄执政期间在军事安全领域出台的多项措施，就激进程度而言甚至“比安倍本人还要安倍”。那么,自民党内“鸽派”(温和派)出身的岸田为何能够出台如此激进的安全政策?这些政策出台过程中为何较少受到阻碍?为何支持率较低的岸田内阁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受到较高评价?针对如上困惑，仅仅通过政治右倾化这一现象似乎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

本文认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激变的背后是政治生态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政治生态变化并非仅限于政治右倾化，同时还有其他形式的变化。基于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变化的整体状况，政治生态的变化大致呈现出右倾化、保守化和民粹化三大特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将重点阐释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新特征，辨析各种政治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形成动因，并考察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本文所讨论的政治生态是一种中观(Meso)的态势，从时间线来看它比宏观(Macro)的政治思潮所体现的周期要短，但是比微观(Micro)的政策主张所体现的周期要长。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主要聚焦生态的变化态势，而相关政策案例仅解释或佐证政治生态的变化，不涉及具体的政策制定以及实践。

二、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新特征

政治生态的变化一直是日本研究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不过相关研究往往过度关注特定的政治生态，或者政治生态的某一面向(例如右翼势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认知等),将各种政治生态统合起来并进行辨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即便是被认为“老生常谈”的右倾化和保守化，在近些年来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此有必要对其做更全面的考察。

(一)政治右倾化塑造社会右倾化

一般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有两个维度，即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政治右倾化是冷战后日本政治发展演变的最主要特征，但政治右倾化并非呈线性发展的模式，而是如同钟摆似的波动和回流，即在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政权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停滞或者回流(即往左的方向稍微回转),但是从整体上看日本政治右转的大趋势不变。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后，政治右倾化的趋势加强，这是学术界、舆论界以及政策界普遍接受的事实。受政治右倾化的影响，日本社会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右倾化的迹象。当然，也有研究承认政治右倾化的存在，但是对于日本社会是否右倾化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是因为政治右倾化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显而易见，而社会右倾化因其形式较为隐蔽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所以体现得并不明显。

需要承认的是，社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概念，它包括众多的主体以及侧面，所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右倾化与否的较少，更多则是从特定行为体的右倾化(例如崇教右倾化、媒体右硕化等)入手。另外，自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国会选举中脱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突出，这导致选民们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是右倾还是左倾，反而认为自己不偏不倚，居于中间立场。对此，来自日本的研究已经表明日本选民意识形态的位置已经向中间偏右的方向倾斜。另一方面，部分选民不太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右倾化主张，此即所谓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falsification)行为，这导致社会(部分)右倾化现象被遮蔽，从而造成“政治已右倾、社会未右倾”的假象。

受到政治右倾化的影响，日本社会在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呈现右倾化或者说容忍政治右倾化的动向。关于这一点，在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备受关注的议题领域其实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就修宪的动向来看，尽管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修宪作为最重要的使命写进党纲里面，但是至少在2012年安倍执政以前，日本政府在官方场合都慎言修宪，因为舆论调查中支持修宪的比例并非多数。但是在安倍执政后，修宪已经不再是政治改革的禁区，在政治右倾化的大背景下，修宪不仅仅作为议题在政界得到讨论，还在日本社会特别是舆论层面得到普遍关注，这造成的结果是近期多数舆论调查数据均显示支持修宪的比例已经超过反对的比例。例如，《朝日新闻》在2024年5月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当前有必要修宪的比例为53%,认为没有必要修宪的比例则为39%;《读卖新闻》同期的舆论调查中则有63%的民众支持修宪，其中53%的民众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内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频繁地解释宪法(包括有条件行使集体自卫权也是通过释宪的方式)已经让宪法条文特别是第九条“空壳化”,这也为民众支持修宪扫清了许多原则上的障碍。由此可以见得，作为右倾化重要指标的修宪已经在社会层面得到相较于之前更多的支持。

再以历史认识领域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例，当前日本多家主流报社的舆论调查均显示，相较于小泉执政时期(2001~2006年曾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在安倍执政期间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比例超过了反对的比例(安倍本人任职期间仅在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阶层更倾向于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表明包括右翼政客在内的右翼势力所推动的“历史战”成效初显，日本民众很容易在压倒性的信息海洋中被动地甚至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右倾化的主张，这是历史修正主义在社会层面得到渗透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两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社会右倾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当然笔者也不认为社会右倾化已经进展到与政治右倾化相同的程度，二者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无法等同，笔者也不否认日本社会仍然存在抵抗右倾化的社会团体以及进步力量，只是意在强调日本社会(部分)受到政治右倾化影响相较于以前更加右倾化的事实。

(二)总体保守化催生生活保守主义

冷战结束后，受到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势力退潮的影响，日本进步革新势力衰退，日本政治进入总体保守化时代。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政党政治自身以及自民党体制的内部。就政党政治而言，冷战结束后以日本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政党迅速衰落，自民党作为保守政党一家独大；就自民党体制内部而言，自2000年以来，自民党内以自由派立场著称的“保守本流”势力衰退，直到2021年9月岸田文雄执政之前，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悉数出铜的伦玩自保守色彩浓厚的“保守旁流”势力。一般而言，保守主义相较于“自由”更重视“秩序”,相较于“改革”更专注于“守成”(或“传统”)。日本的保守主义强调家族、历史观以及价值观念的作用，这些主张与前述右倾化的主张有重合之处。

自民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其长期执政塑造了民众的“生活保守主义”取向，而“生活保守主义”也反过来支持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所谓生活保守主义，简单而言就是人们对自身现在的生活普遍感到满意，不太愿意积极地改变现状，这尤其体现在不追求上进的年轻阶层。冷战期间，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日本社会诞生了所谓的“新中间大众”,并产生了“一亿人总中流”等认识。冷战结束后受到经济长期萧条以及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结构改革”的影响，“新中间大众”不复存在，“一亿人总中流”意识弱化，日本民众普遍选择安于现状、稳字当头的“生活保守主义”。

日本民众虽然关心政治，但是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选举活动中的投票率持续走低便是一个明显的表征，此即选民的“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ation)。2021年众议院选举投票率尚不足56%,这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四次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低于60%,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率亦是如此，2019年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率甚至低于50%,这一投票率不仅与战后大部分时期70%左右的投票率相去甚远，甚至在OECD国家中也居于末席。6特别是在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率越低，执政的自民党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反而越多。投票率较低或可以理解为对现行民主制度或政府政策的不满，但是又无意或者无可能改变现状(多数暴政的逻辑),这导致多数选民无特定支持政党，所以失去了投票选举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无特定支持意向的选民目睹了2009~2012年民主党执政时期的糟糕表现，会倾向于认为"尽管自民党很差，但在野党甚至还不如自民党",从而让选民不敢再次尝试改变。

日本广播协会(NHK)每五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意识调查”显示，1983~2013年间，日本人对衣食住行的满足感一直维持在70%~80%的区间，但是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81%,相较于1973年的59%超出20多个百分点。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民众的绝对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或者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升，而是因为日本民众追求幸福的门槛有所降低，这是后工业社会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低欲望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自民党自2012年底重新执政以来，日本民众可支配收入以及获得感提升有限，但是生活保守主义指向的民众期待的是“稳定”而非改变现状，所以客观上导致了民众对自民党的支持，形成了保守化与右倾化虽有差异但又互为表里的结果。

(三)民粹化裹挟政府的政策制定

民粹主义是一种诉诸于或者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它试图表达某种平民大众的集体诉求。而人民群众的构成，在内部看具有阶级性，在外部看具有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的政治表达通常是阶级性的或者民族性的，前者倾向于左翼激进主义，后者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从意识形态主张来看，民粹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其主要特征在于迎合大众向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表达不满。它可以是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强适应性来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民粹主义最大的特征是“嬗变性”,所以其本身并不具有明确的且长期不变的政治主张。

一般认为，日本国内并不具备民粹主义的土壤，其主要原因在于自民党长期稳固执政、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社会阶层的高度稳定，这导致即便国内有民粹主义等不满情绪，执政的自民党也可以通过“补偿机制”消弭掉这种不满，从而将民粹主义的基因扼杀在摇篮里。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萧条期，日本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为民粹主义者、民粹运动以及民粹型政党的形成提供了温床。根据莱昂纳多·伊吉诺(Leonard Hijino)的调查显示，谷歌搜索趋势(Google Trends)数据中“民粹主义”(日文：术匕z川犬厶)显示数量最多的是2012年，这一年，大阪府知事桥下彻率领的地方政党——大阪维新会发展成为国家政党——日本维新会。此后，日本维新会以煽动性的口号和大胆的政策主张积极迎合大众的诉求，进一步扩大自已的势力，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

以"民粹主义"为关键词，则在2003~2004、2012、2016~2017这几个年份的报道中被提及的次数居多；以人物的关联性检索，则桥下彻(119次)、小泉纯一郎(60次)、石原慎太郎(48次)位居前三。桥下彻和石原慎太郎都是地方领导人出身，且都擅长于利用舆论、迎合大众并向建制派表达不满。小泉纯一郎虽然是自民党出身，但并非自民党体制内的主流派，他的上台背后也有诉诸民粹主义的政治操作。相较于日本维新会大胆改革的主张，岸田文雄则在金融政策、应对通货膨胀、行政改革等领域有言无行，导致维新会吸收不少自民党支持者的选票，甚至被称为“小自民党”。

尽管日本的民粹化以及其反建制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在近一段时期得到了强化，但是日本的保守派往往能够成功阻止这种以下克上的尝试。其原因在于，民粹化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特征，并没有冲击自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而且自民党通过整合利益集团、提供补偿金等机制随时调整政策，通过部分满足民粹主义者主张的形式来弥合其与民粹化主张的分歧。目本维新会被认为是代表性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从地方政党向全国政党扩张的过程中，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主张是其重要加分项，但是在中央政治层面自民党往往能够调和日本维新会的政治主张，在涉及修宪、人权、价值观、性别平等等领域达成有限共识或者院外合作。与此同时，自民党也越来越密切关注舆论的动向，并且寻求在迎合大众诉求的基础上对其内外政策做灵活的调适。

三、政治生态辨析及其生成动因阐释

右倾化、保守化和民粹化三种政治生态之间既存在关联又存在差异，对其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实质，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挖掘政治生态生成以及变化的动因。

(一)三种政治生态的辨析

关于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在于自民党所主导的长期执政体制。无论是右倾化、保守化还是民粹化都跟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政治右倾化是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发展进程中，自民党将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转变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行为或过程，自民党执政期间的政策是在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出台的，政治右倾化推动社会谷瓜北兴玩(部分)右倾化后，选民们相对容易接受或支持来自自民党的政策；保守化是自民党在政策理念层面的集中体现，通过生活保守主义奠定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民意支持基础；民粹化是对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不满而衍生出来的政治形态，民粹化看似对自民党不利，但是右翼民粹主义的部分主张其实与自民党不谋而合，因此民粹化也是自民党近一段时期所着力与之妥协的一种政治形态，抑或者说自民党自身已经开始迎合大众、向着民粹化的方向试水了。

当然，三种政治生态彼此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右倾化侧重于行动侧面以及政策主张层面，即强调政党的“政治主导”,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保守化侧重于理念层面以及对社会的反馈机制，保守化影响自民党的政策制定同时也会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民粹化既有行动又有理念，它生根于社会层面(民粹主义运动)却在政治层面发芽(例如日本维新会等民粹政党的诞生等),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

以近一段时期代表性的政治议程为例(参见表1),可以直观地发现三者的异同。例如，近期备受关注的《LGBT理解增进法》在三种政治生态中得到了不同的反馈。持右倾化和保守化立场的人士(包括政治家高层和一般民众)对该法案持反对态度，对于民粹主义特别是左翼民粹主义者而言，LGBT代表着一种潮流和“政治正确”,因此倾向于支持LGBT法案。2023年6月，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了《LGBT理解增进法》,不过该法案最初是由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党派所提出。基于保守主义的传统，自民党内部对法案的推进较为消极，但是囿于东京奥运会召开以及全球范围内性少数者权益伸张的扩大化，自民党联合日本维新会制定并通过了被认为具有很大让步空间的《LGBT理解增进法》。在谈及推进该法案的原因时，岸田文雄认为“社会已经发生变化”,通过相关法律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此举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对岸田文雄本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因此遭到保守派舆论以及政治家的批评。

与之相似的议题还可见诸于有关女性天皇的讨论，持保守化立场的人士对女性天皇持消极态度，但是左派民粹主义基于性别平等的立场则积极推进女性天皇在日本落地生根。不过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立场上，保守化的政治生态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改变日本农山渔村的现状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这与其倡导的尊重传统和历史等理念一致。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便被纳入到经济领域右倾化的框架东论高分了之内，所以右倾化的政治生态支持日本加入CPTPP,这也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分别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作为右派政治家的政策立场一致。另外，关于是否增加移民，只有右倾化的政治生态支持，其理由与加入CPTPP相似，而保守化和民粹化均反对增加移民，只是此处的民粹化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在反华议题领域，三种政治生态都具有明显的支持倾向，下文也将重点阐释日本政治生态反华立场的形成机制以及影响。

(二)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动因

日本的政治生态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种变化，且彼此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联性，背后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来自国际层面的复杂动因。这些动因或者单独或者作为一个组合加速上述政治生态的三种变化。

第一，“安倍一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催生的政治惰性。该动因与政治右倾化的强化直接相关。此处使用“安倍一自民党”这一概念，意在强调安倍晋三作为强势领导人对自民党乃至对日本政治生态塑造的影响力。2009年下野后的自民党为了凸显自身的政策主张、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在安倍晋三等右翼政治家的推动下制定并通过了激进的“修宪草案”,该草案主张提升天皇的存在感并主张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写进修改后的宪法条文中。与此同时，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的竞选纲领亦突出右倾色彩，自民党重新执政后则基本沿袭在野时期的政策主张。

安倍作为自民党总裁于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他本人长期执政导致其执政色彩深度嵌入自民党的统治架构中。毫无疑问，安倍是2012年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得到强化的主导者、推动者和执行者。除了政治理念之外，他本人的强势性格也会影响到日本政治生态的走向。作为克里斯马型政治家，安倍通过政官财利益诱导体制，疏通了与官界和财界的关系。特别是在官僚界，安倍于2014年设置内阁人事局，从而将官僚高层的任命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掌控绝对权力之后，他便可以无碍推行一系列右倾化的政策措施，例如2015年安保系列法案的出台，通过变通解释的方式使得日本可以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从结果上来看，安倍的支持者未必都具有右倾或者保守的立场，但是支持者们支持的却是右倾且保守的首相，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继续在军事安全领域推进激进的措施。另外，安倍执政期间的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在其后任菅义伟和岸田文雄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让安倍执政期间提出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得以持续推进，安倍执政期间未能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在岸田文雄执政期间得到修改。

第二，国力衰退给民众带来的焦躁感和无助感。受到泡沫经济崩溃、少子老龄化、有效劳动人口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处于低增长的状态。经济萧条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很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情绪上的变化，即国力衰退所带来的焦躁感和无助感。对此，无论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还是如今具有民粹倾向的日本维新会，都能够抓住民众的这一心理，从而为其政治诉求服务。以政治右倾化这一政治生态为例，安倍本人特别注意到日本民众在经济领域的诉求明显高于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的诉求，所以在适逢选举的时候往往在经济领域做出竞选承诺，反而淡化政治以及外交安全领域(诸如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的议题。不过，一旦赢得选举，安倍及其自民党政权便会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激东谁坛进的政策措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安保增税”等领域，多数支持政府政策的民众并非基于政策自身而表示支持，更多是基于自身焦躁感和无助感而选择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这是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得以推行并且在社会层面得到积极反馈的经济动因。

第三，利用地区以及国际格局变化“制造”出来的危机意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军事大国化”志向开始显著突出。进入21世纪后，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叙事以及实操中显著增加了“中国威胁论”的比重。例如，安倍晋三在2012年上台之后通过“建制”(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立法”(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安保系列法案”等)等方式强化军事安全力量，以此来牵制所谓的“中国威胁”。另一方面日本领导人还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强化自身执政的正当性，即借助危机或者威胁来提高自身的支持率。此举背后牺牲的是国内观众成本，即民众在涉及对华认知以及军事安全的认知必然向着右倾化以及保守化的方向发展，制造中国威胁的努力便可以继续获得舆论的正向反馈以及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

此外，中美战略竞争作为外因则迫使日本需要在政策上选边站队，并造成日本继续追随美国的客观结果。特别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似乎并无缓和的空间，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持续制造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战略叙事，并拉拢日本成立“美日韩”“美日菲”“美日印澳”等诸多孤立中国的小多边安全架构。安倍在2020年9月辞职之后，继任的菅义伟政权和岸田文雄政权一方面继承了安倍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又有进一步的推进。例如，2022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以及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美战略竞争以及选边站队的结果，并进一步助推日本政治生态的变迁。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外交以及安全保障层面的种种努力多以牵制中国为主，也就是说持续制造“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日本继续右倾化政策的重要外部理由。

第四，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大潮助长日本国内的民粹化。日本国内的民粹主义动向虽然不及欧美国家那样明显，但是已经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建立了联系。  特别是受到社交媒体普及的影响，欧美各地兴起的民粹主义尽管在内容上对日本的影响较小，但是其活动方式上却对日本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性主张是排外主义，不同于欧美等国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日本的排外主义大多以特定的在日外国人(例如在日朝鲜人、韩国人)为对象。新冠疫情大暴发期间，在日中国人也曾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日本排外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右翼势力的代表性政策主张之一，民粹主义与右翼的主张在该议题存在交集，换言之，具有右翼倾向的公民社会运动只是把排外主义同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相挂钩，并由此将其向民粹化的方向推进。另一方面，包括LGBT在内的性别平等、尊重性少数权益等运动则是民粹化的另一个面向，只是担当的主力从右翼变成了左翼。

四、政治生态的未来走向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此一轮政治生态变化所呈现出的三个特征相互影响、彼此推进，或将持续较长的周期。政治生态的变化亦会给日本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产生负面效应，并最终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一，日本国内政治的极化和碎片化。虽然当前日本政治极化的表现并不明显，但是受到右倾化、保守化和民粹化的三重影响，不排除未来政治极化加速的可能。其原因在于选举投票率整体较低的情势下，各大政党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而提出较为极端的政治主张，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加速日本政治的极化。需要指出的是，修改宪法、历史认识以及军事安全保障等议题作为政治极化的焦点，其重要性或将越来越不突出。例如，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日本政府有意将防卫预算占GDP的比重从1%左右提升至北约成员国2%的占比，如此大幅度地上调防卫经费，在过去势必会引起强烈的讨论，然而民众的反应却比较淡定且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这反映了民众意识的变化，也表明军事安全领域未必会导致政治极化。反倒是社会和经济议题领域更有极化的可能。例如，在有关女性天皇的讨论中，左翼政党支持女性天皇，而右翼政党立场较为消极，但是在男女平等这一“政治正确”的影响下，势必会成为各政党争取选民支持的抓手。在经济领域，选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政治极化，例如，东京股市指数虽然达到泡沫经济时的峰值，但是日元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担忧仍然是民众批评岸田政权的重要理由。

“政治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某种程度上是此轮政治生态变化的必然结果。政治碎片化指的是政治权力分散到许多不同派别和势力中心，使得国内政策难以获得共识，当然也难以付诸实施。具体到日本而言，则体现在执政党支持率低迷、在野党多而不强的局面。安倍长达近八年的执政将自民党带向了高峰，但是岸田文雄执政期间政绩乏善可陈，2023年底发生的党内派阀“宴会券”丑闻则导致内阁支持率和政党支持率持续下滑。这种局面如果发生在15年前，则完全会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然而当前日本政治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则是在野党数量众多却普遍较弱，难以对自民党形成有效威胁，所谓“野党共斗”的局面并未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政治碎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型政党、民粹型政党的崛起，这是民粹主义泛滥的必然结果，区域型政党和民粹型政党在向全国统一政党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抛出极端的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这些政党或将在日本政治版图中扮演关键少数的作用。据2024年6月3日《产经新闻》报道，岸田文雄一度释放信号有意与日本维新会寻求合作，两党将在修宪、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改方案等议题上寻求合作。如果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合作能够达成，这意味着民粹型政党有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治的民粹化。

第二，对外政策制定盲目化和极端化。相较于国内政治的极化和碎片化，日本对外政策制定则会产生一元化甚至僵化的风险。这是因为日本政府通过操作舆论等方式“制造”了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共识。例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坚定地站在美欧一边，已经不再具备容忍支持俄罗斯甚至客观中立的言论空间。日本维新会出身的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因在访俄期间发表被认为是支持俄罗斯的言论，日本维新会便以其纵容侵略国家为由将其开除党籍。377具体到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曰本政府基本上以盲从美国并配合其打压中国而制定相关政策。2022年5月，岸田文雄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见时承诺日本将在未来五年内将防卫费用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左右，当年年底便将这一承诺明确写进了“安保三文件”中。随着美国加强对诸如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日本随即强化了所谓“供应链安全”,并于2022年6月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积极回应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在军事安全领域，日本近一段时期明显强化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在中国周边打造“美日+α”的小多边架构，这其中尤以“美日韩”和“美日菲”的三边安全架构最为突出。在当前日美同盟固化甚至深度捆绑的状况下，日本政府很难独立地做出外交政策判断，盲从美国似乎成为其对外政策领域唯一可能的选项。

日本之所以能够盲从美国而较少受到来自国内舆论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舆论已经被政治“驯化”。这种驯化始于安倍执政时期刻意煽动的“中国威胁论”。政治生态的变化导致国内政治特别是党派竞争波谲云诡，但是在对外特别是安全保障政策领域却往往能够达成一致，这也是因为“中国威胁”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共识，这部分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即温和派出身的岸田在军事安全政策上“比安倍还要安倍”。当然，此举会导致对外政策制定的极端化和一刀切的局面。例如，标志着日本安全战略根本性转型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出台，但是相关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专家意见交流时间十分有限，著名安全保障领域专家、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毫不忌讳地对决策程序提出批评，并表达了对此后军事安保相关决策过程的担忧。

第三，政治生态变化负面影响对华决策，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具体体现在认知、政策以及舆论等几个方面。就认知领域而言，受到新冠疫情大暴发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日趋封闭。根据曰本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比例达到90%以上，显然这并不符合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负面认知，一方面是媒体选择性报道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封闭性认知。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民众的封闭性认知又跟政治生态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对华负面认知的恶性循环。当“反华”成为日本政界的潜在“共识”,过去理性、客观评价中国的声音则湮没于“抗中”的“政治正确”中，并最终形成了对华舆论的“寒蝉效应”。

就行动领域而言，日本国内各行为体更多是利用“中国威胁论”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右翼势力需要制造“威胁”来正当化其政治主张，“中国威胁论”成为他们付诸实践的绝佳借口。这是因为中日两国存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通过历史认识问题刺激中国，利用领土争端来制造中国威胁恰恰能够满足右翼势力的政治诉求。日本在涉华议题的操作上多次尝试突破中日关系的底线，动摇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在人权问题和合湾问题等领域体现得非常明显。2022年2月1日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日本右翼政客操弄国会刻意在这一天通过所谓中国新疆人权问题的决议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安倍辞职后多次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日本政府则在2023年夏天派遣现职防卫省官员到日本“驻台机构”任职，执政的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当局建立政党间的“2+2”对话机制。这些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与底线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国内无碍通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威胁制造的“政治正确”所导致的。

就舆论领域而言，政治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共同塑造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民众的对华认知，二者的合力的交汇点在于舆论，即日本国内整体对华舆论氛围并不健康，从而让涉华议题民粹化的倾向愈发突出。这一方面导致日本的民粹主义者往往利用“中国”来为其特定的政治意图做文章，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并且“忖度”民意，在对华相关决策上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2021年11月，岸田文雄任命知华派政治家林芳正担任外务大臣，林芳正自2017年以来就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在获得外相任命后，林芳正便马上辞去了会长一职，其理由是“减少舆论无用的误解”。2023年3月，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离任，根据此前的惯例，中国驻日大使离任之前一般会与首相会面并道别，但是岸田文雄拒绝了会面的请求，其理由是“考虑到当前日本国内比较僵化的对华舆论氛围”。如此一来，无论是在认知领域还是行动领域，中国都被建构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以及民主国家的“对立面”角色，前述右倾化、保守化以及民粹化三种政治生态对涉华议题均持反对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结语

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给日本政治乃至社会带来重要影响。其未来走向有三点比较值得关注：第一，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导致日本社会右倾化。政治右倾化或许在政权更迭时能够得到阻滞，然而社会右倾化一旦形成，在短期内便很难扭转，目前虽然难以断定日本社会已经右倾化，但是这种政治右倾化持续推进的风险值得警惕。第二，受到国内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民粹化的倾向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在政治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民粹化的天平极有可能向着右翼-保守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那么，二者的合力所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便是政治极化。第三，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宴会券”等政治献金丑闻的影响，其执政基础难言稳固，日本政治或将进人新一轮的动荡期，这也给未来政治生态的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如果左翼或进步政党能够拓展自身的力量或者能够在日本政治中发挥更大的牵制作用的话，那么此一轮政治生态的变化或将得到扭转。

对于中国而言，最需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生态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此应该客观地认识到，政治右倾化已经影响到双边高层的正常交往以及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一核心命题；社会保守化导致日本国内的对华认知日趋封闭和消极，日本社会普遍对于同中国开展交流持谨慎态度；而舆论层面的民粹化则反噬执政高层，迫使他们“迎合舆论”,从而制造出理念上“反华”、政策上“制华”、情感上“厌华”的恶性循环。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右倾化、还是自下而上的民粹化，抑或者是居于中间位置的社会保守化，都应该看到反华(厌华/制华)在日本国内的真实存在以及得到较多支持的状况。针对这一倾向，除了在意识上做好思想准备，政策上做好充分应对之外，还应该进一步团结曰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夯实民间交流和人文合作，看到日本社会尚未被“腐蚀”的一面。只有对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做出客观研判和积极应对，才能更好地服务我国对日政策的大局以及外交政策的全局。（作者：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