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 | 万隆精神的历史价值、当代发展与中国贡献

内容提要：以反帝、反殖、团结、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有力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向世界宣告了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是万隆精神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在万隆会议上集中展现了反帝、反殖、反侵略的坚定立场，以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和主张，有力促成了大会的团结和共识的达成。在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弘扬万隆精神需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即塑造“全球南方”集体身份，汇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推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以及继承创新国际合作理念和规则。中国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新愿景，以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方向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全球南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在弘扬新时代万隆精神以及推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进程中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2025年是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70周年。以反帝、反殖、团结、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有力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在当前“全球南方”快速崛起、新旧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世界大变局时代，弘扬万隆精神对于汇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推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以及推动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都有着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万隆精神历久弥新，有力推动着南南合作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因而有着超越历史时空的世界意义。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也是一个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的世界大国，在弘扬新时代万隆精神以及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万隆精神的历史价值与精神遗产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成功召开，距今已有70年。这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举办、参加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规定了处理相互关系的“十项原则”，集中表达了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完全解放，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合作，以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被称之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也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一致，因而有着世界维度的历史意义。万隆会议召开和万隆精神的诞生标志着第三世界的政治觉醒，向世界宣告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了它们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所作的重大努力。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以反帝、反殖精神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实现最终胜利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自始伴随着殖民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殖民侵略和扩张。西方列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以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为支撑，辅之以欧洲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其后果，不仅是西方对亚非拉的政治军事统治和经济剥削，还有文化上的征服和侵略。这一进程直到20世纪才有了重大转变，一大批亚非国家开始出现民族自觉，在二战结束以后逐步赢得政治独立。万隆会议的召开，正逢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它集中表达了亚非人民对延续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体系的怒吼。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他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致辞中痛斥了殖民主义，指出“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一种必须从大地上铲除的东西。”会议最后对殖民主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这里所说的“一切表现”，是指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会议还谴责了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所实行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与行为，呼吁支持一切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正如参加万隆会议的廖承志所言，“万隆会议的胜利是第三世界开始兴起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且“是亚非人民的胜利”。

万隆会议的召开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推动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从1955年至1969年，亚非地区的独立国家由29个增至73个。特别是在非洲，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被称为“非洲年”。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感叹，欧洲用了4个世纪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在仅仅40年里就土崩瓦解。数十个亚非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有力终结了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建立的殖民体系，极大改变了亚非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传统关系和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昭示着一个对世界历史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纪元的到来。“20世纪开始时，欧洲的力量在亚洲和非洲达到了顶点，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挡欧洲武器和商业的优越性。60年代以后，只有欧洲人统治的残余痕迹依然存在。1945年到1960年期间，至少40个国家和8亿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反抗过殖民主义，并赢得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以前还不存在如此迅猛进行的这样一次革命性反复。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欧洲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最有力表现；而当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要用更长远的观点来描写时，那么无疑没有一个单独的主题将比亚洲和非洲人民对西方的反击证明更为重要。”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也最富历史意义的变化之一。

（二）以亚非民族觉醒彰显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尊严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尽管欧洲较早地确立了“民族国家”概念和“主权平等”原则，但欧洲殖民者从未把亚非各民族各国家视为平等的交往对象，而只是把它们视为可以任意压迫和奴役的对象。20世纪兴起的亚非民族觉醒自然要求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也迫切希望在国际上获得亚非人民应有的国际尊重和平等地位。参加会议的虽然只有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是亚非两大洲，以及两大洲多达14亿人，也即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苏加诺总统在开幕式上自豪地宣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起点。”印度总理尼赫鲁用“亚非历史上的新的一章”来概括万隆会议的重要性，坚定认为“我们决心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其他洲的任何方式的支配。我们有决心挺起胸膛再度站起来。”

亚非人民以独立的姿态走向世界，以自主的意志决定自己的事务，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新精神、新气象。亚非民族觉醒不只意味着独立，更意味着新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这样评价：“20世纪的历史已经……导致了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改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亚洲和非洲的复兴赋予当代史一种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的性质；帝国的崩溃是其若干主题之一，但是另外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和非洲人民——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尽管较为缓慢但确实也明白无疑——被提高到世界上一个新的尊严地位”。的确，不只是亚非两大洲，拉丁美洲也受到万隆精神的感染，部分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掀起了反美、反帝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由此出现了遍及亚非拉世界的广泛的民族觉醒浪潮。在第三世界走上世界舞台并展现它们强大力量的进程中，万隆会议和万隆精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以和平、中立原则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和压迫。从西方殖民体系走出来的亚非新兴独立国家，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愿意卷入美苏冷战及其主导的两大阵营，不愿意看到世界再次陷入冲突的漩涡。许多与会国家明确表示要保持“中立”立场，不参与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对峙。而且，这种中立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中立，也即着眼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合作。如同苏加诺总统所言：“我们能够动员亚非两洲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道义力量和一切政治力量，来站在和平的一边。是的，我们亚非两洲有14亿人民，远超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们能够动员各国的我称之为道义上的强力来赞成和平。”在一些国家就是否与外部世界结盟的问题产生分歧之时，周恩来在大会上明确指出各国应当基于“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这一共同愿望，以反对战争、和平共处的原则为维护大会团结提供了基础。万隆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明确规定“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提醒世界各国人民注意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国际紧张局势，呼吁“一切国家都应当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国，以促成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裁减军备和消除核武器。”

万隆会议表达了亚非国家鲜明的中立立场和坚定的反战色彩，为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56年7月，也即是万隆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举行会晤，一致明确反对把世界分裂为彼此对立的国家集团，提出了著名的“不结盟”主张。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64年5月，在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77国集团正式形成。从万隆会议起步到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亚非拉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第三世界逐步成为一支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的独立政治力量。

（四）以团结合作精神铸就了南南合作的精神实质

20世纪上半叶，部分亚非国家在追求民族独立以及二战时期共同反抗法西斯主义侵略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相互帮助和支持。但万隆会议的召开无疑催生了南南合作的正式起步，也显著提高了南南合作的世界影响。当时最紧迫的历史任务，自然是共同反帝反殖，共同追求亚非国家的完全独立和解放。但亚非国家从一开始也关注经济文化合作，深刻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重申“它们要为更为密切的文化合作的决心”。亚非各国只有实现经济文化的真正发展，才能巩固它们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政治独立，才能有助于它们打破彼此间的隔阂和猜忌，促进相互间的友好与合作。万隆会议还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亚非人民民族文化的压制和对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阻碍，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也是文化殖民，它们要制造出一种白人天生优越而有色人种天生卑贱的假象，以便达到它们长久奴役亚非拉世界的目的。因而亚非拉国家要想获得完全的独立和解放，也必须包括重获文化上的自尊和自信，要向世界展现亚非拉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今后也能够为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

以团结合作实现联合自强，以互帮互助实现自力更生，是南南合作与生俱来的精神实质。同时，万隆会议就南南合作的设想和安排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会议不仅主张亚非各国开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安排，还明确呼吁开展多边和区域的集体经济合作，这无疑推动了随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地区广泛开展的区域合作进程。会议不仅主张亚非国家之间的互帮互助，还认识到从区域以外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性，这包括通过双边方式从域外大国所获得的经济援助，或者通过联合国或国际经济组织的多边安排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此后逐步兴起的南北合作以及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各种发展援助安排，在万隆会议上就已经发出了先声。

回顾历史，万隆会议取得了伟大历史成就，成为亚非两大洲人民追求独立、加强团结、增进合作的里程碑。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亚非人民，第一次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第一次共同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声音。万隆会议及万隆精神所昭示的是，亚非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那种由外部世界主宰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万隆会议所达成的“十项原则”是亚非独立国家就国家独立、主权平等、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团结合作所作的安排，连同此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于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这是亚非国家携手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努力，无疑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又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万隆精神的中国贡献与经验启示

中国不是万隆会议的主办方和发起者，但中国作为参与国对大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万隆会议陷入分歧甚至争吵之时，正是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力挽狂澜，才得以维系大会的团结，确保了大会的正确方向，推动大会发出亚非人民的正义呼声并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参加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国借此有效传播了中国外交理念，向世界展现了外交形象，由此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中国外交展现出的思想、智慧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一）中国对万隆精神的贡献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外交展现出的外交立场、思想和原则极大凝聚了共识、消除了隔阂，也借此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的立场、态度和风貌。中国代表团更是展现出杰出的外交智慧、艺术和风采。

第一，充分展现新中国反帝反殖反侵略的坚定立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也是一个曾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实施“一边倒”外交选择的同时，也深刻同情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从一开始就把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誓言同它们一道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1951年4月9日，周恩来在外交学会年会上就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给了它们以莫大的鼓舞，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着眼当时亚非人民面临政治独立的紧迫任务和诉求，明确声称“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誓言“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坚定表达了中国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志和决心，与其他亚非国家一道把反帝反殖反侵略凝练为“万隆精神”的重要内涵，也由此赢得了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广泛赞誉。新中国一经成立就有着超越国家范畴的全球视野，有着关注广大被压迫民族正义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外交方针。“团结”是万隆精神的核心原则。但万隆会议并非一帆风顺，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与新中国没有建交，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惧。一些与会国在美国的唆使下挑起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争论，公开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矛头直指参加会议的新中国。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将原本准备发言的讲话稿改为在大会上散发，而临时发表了一篇充满求同存异与和解精神的补充发言。在发言中，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国的态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了增信释疑，周恩来从社会制度、宗教和所谓颠覆问题三方面对亚非国家进行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认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周恩来在整个会议期间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动弥合分歧，维护大会团结，成为大会最终胜利召开的重要保障。缅甸总理吴努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美国记者鲍大可这样写道：“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在会议期间，中国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这样评价：“这项条约是两个亚洲国家本着善意和容忍的精神签订的，这种精神一直指导着万隆会议本身。”

第三，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有顾虑。一些亚非国家包括周边国家也担心，中国作为一个通过武装斗争获得政权的国家，还敢于同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在朝鲜半岛进行对抗，是否会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甚至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否会对亚非国家包括周边国家带来威胁？中国领导人在1953年12月就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携手印度、缅甸予以共同倡导。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抓住亚非国家追求独立、期待和平的共同愿望，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反帝反殖的坚定支持，还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成功消除了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外交方针的疑虑，塑造了新中国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形象。万隆会议最后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将其写进《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要以和平、合作的立场赢得广大亚非国家的信任，并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正如周恩来在接受万隆会议的邀请时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他说：“亚非会议的召开，将使向无往来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

事实上，新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持和倡导，绝不是一时的即兴表达，更不是华丽的外交辞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和平基因的内在特性，是中国近代以来备受外敌入侵而对和平的强烈渴求，是新中国着眼塑造和平发展环境而在外交上做出的理性选择，自然是新中国外交业已确定且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也正是此次万隆会议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世界，并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了包括和平共处理念在内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

回首历史，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积极努力是非常成功的。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起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不仅维护了大会的团结，还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参加过万隆会议的资深外交家黄华回忆道，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外交官们以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若的风度赢得了亚、非各国人士的好感和尊敬，结交了许多朋友。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结束后不久的8月1日，中国就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翌年5月30日，中国又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的关系打开了大门。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与亚洲的叙利亚、也门、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拉克等国以及与非洲的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外交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无疑，万隆会议的成功推动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外交的相关经验与启示

中国参与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极为重要的一次外交行动，也是继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之后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重要亮相。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正面交锋，那么万隆会议则是中国全面走向亚非世界的开始。此次外交行动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思考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准确界定国家身份是外交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身份”（Identity）源于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的、同样的（即“the same”），在本质上是一种认同。身份认同是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基础和前提，对一国外交而言，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利益判断与价值诉求，进而深刻影响着它的战略取向、外交选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新政权，如何确定自身的身份定位，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外交取向，如何塑造自身国家形象，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应该讲，新中国国家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双重的，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一国家身份也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逻辑和出发点，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着眼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要让广大亚非国家认识到新中国的原则和主张，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认同和接受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抓住这一重要机遇，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成功赢得了与会国代表的理解和尊重，广大亚非国家也逐步成为支持中国外交行动的重要力量。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化解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压力、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斗争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第二，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马克思主义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外交需要坚持原则，坚定捍卫中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但在对外关系中又需要注重工作方法，要讲求策略灵活，注重有理有利有节，这是顺利推进外交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现象，可以允许各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为了消除分歧就放弃自身原则，也不能为了维护团结而要求别人放弃立场。在万隆会议上，基于一些国家对中国社会制度与内外政策的误解，周恩来首先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同时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的发言表明，求同而不模糊界限，存异而不放弃原则，而是在尊重各国利益不同点的基础上寻求各方的共同点与合作点。据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心。”正是中国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原则坚定和策略灵活相统一，最大程度回应亚非国家的关切，最大程度维护和照顾它们的利益诉求，才得以成功赢得亚非国家的尊重和认同。

第三，创造性运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维和方法。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开展了著名的“窑洞外交”，先后接待过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通过构建广泛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指出，“团结世界人民”是新中国的一条重要外交方针，“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争取团结，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20 世纪50年代中期，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新中国制定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重要方向是加大对亚非国家的外交工作，参加万隆会议就是这一外交战略的具体落实。经中央批准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外交空间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拓展到了广大的亚非世界。

第四，明晰了外交工作是做人心的工作、交朋友的工作。如何做好外交工作？周恩来这样阐述道：“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广交朋友，相继会晤和宴请多个亚非国家代表团，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广泛的友谊。“在这种场合，周恩来一般并不谈论政治问题，但他的真挚、庄重、机敏、谦逊、不亢不卑的个人品格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同亚非国家许多领导人结下了亲切的友谊，不仅增进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的个人感情，也建立了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总统纳赛尔等外国领导人的良好友谊。正如周恩来所言：“中国人民是讲交情的，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们更好。”周恩来历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万隆会议期间广泛接触了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的代表，认识了非洲大陆的不少新朋友，为后来中国全面走向非洲大陆奠定了基础。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和平、合作、友善的一面，让亚非国家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形象，增加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亲近感。

万隆精神的当代发展与中国作为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但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地缘竞争显著加剧，地区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弘扬万隆精神，彰显其时代价值，对于引领时代潮流、塑造人类发展方向、维护人类共同福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是万隆精神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在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中自然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当前国际秩序变迁大势与面临的难题

第一，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全球发展问题总体仍然十分严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重要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50.04%；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达到58.8%，发达经济体占比降至41.2%。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南南贸易即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全球占比，已从1995年的8%升至2024年的25%左右，按目前趋势预计到2030年即可达到30%。不只是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继续保持稳步发展，一批非洲国家也继续保持积极发展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4年非洲经济展望》估计，2024年非洲经济增速约为3.7%，高于全球平均增速3.2%，并有望在2025年升至4.3%。在2024年全球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非洲国家将占据10席。但是，全球发展问题在部分地区部分国家仍然十分严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的2024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仍有数十亿人难以获取充足的食物。2023年，全球约有23.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非洲的形势尤其严峻，58%的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尽管富裕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突破历史纪录，但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仍有超过一半未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发展水平。2023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比疫情前（2010～2019年）的增长趋势所能达到的水平低10%。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最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至少增加了1 500万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同样不乐观，估计2024年贫困率约占到该地区总人口的26.8%。

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和多元，但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态势仍未改变。继2024年1月1日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之后，2025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金砖国家组织大家庭由5国增至11国，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长。2024年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签署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决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增至10国，由中国、俄罗斯、中亚进一步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展。在非盟于2023年9月9日成功加入二十国集团之后，该组织成员中的发展中成员数量首次超过发达成员的数量。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不屈从于某些大国的压力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态势日趋明显，昔日“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向“多中心”“去中心”方向演进。但是，西方国家在国际权势中的地位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西强东弱、北强南弱态势仍未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兴风作浪，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仍然任重而道远。某些西方大国为了延续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通过对新兴大国采取战略遏制和战略围堵来维护其权力优势，由此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给世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在显著上升，但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的调整仍然十分缓慢。伴随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不断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欧盟、非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全球性或跨区域合作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投融资机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在稳步增长，一个涵盖多主体、多维度、多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全球治理的规则和理念也正在快速演变，尤其是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长期以来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发言权的不懈努力，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治理挑战依旧错综复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和移民问题等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以深海、极地、太空、生物、网络、信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边疆”和“高边疆”问题层出不穷，全球仍然面临着发展、和平与治理的赤字问题。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一些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上表现出“意愿不足”或“能力下降”，难以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尤其是美国推行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更是直接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的改变前景可期但进展缓慢。

第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更趋深入发展，但西方文明在全球文明格局中的强势地位仍在延续。世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明由欧洲一隅迅速走向世界，以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起了不平等的全球文明格局。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不只是政治独立，还应有文化上的复兴和精神上的自立。亚非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开始追求经济和文化的自立自强，这一进程到了21世纪，情况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众多新兴国家开始成为知识、科技、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崭露头角。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以及一些转型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持续探索，全球范围内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模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态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知识、技术、经验的相互交流学习显著发展，南南合作中的经验交流与文明互鉴不断深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仍未根本改变，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的相互尊重、互学互鉴还未能实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仍然大行其道，部分西方国家对全球的科技垄断、文化渗透、舆论操控、价值观输出仍然有增无减。

（二）万隆精神的复兴及时代内涵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新旧两种力量、两种思潮、两种规则的碰撞不断加剧，世界“极化”现象在某些领域显著加剧。要妥善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无疑有利于进一步凝聚亚非共识，汇聚发展力量，推动亚非复兴进程迈向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一，塑造“全球南方”集体身份。“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呈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全球南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热议。虽然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概念有着自己的解读甚至有特殊的政治意图，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主动塑造这一概念的内涵，而非任由西方国家进行解读。在亚非拉国家眼里，“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第三世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当下表述，但又有着比上述概念更新的表述含义。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属性，强调南方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以及对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的期待。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又是一个集体身份概念，强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北方发达国家的相对独立的身份认同。它既代表着南方国家（the South），但又有全球维度（Global）的意义，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全球南方”国家应当抓住这一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以表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表达它们应有的价值和尊严，表达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以及对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国际体系中的共同期待。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的今天，“全球南方”弘扬万隆精神，再次强调共同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增进彼此团结、提振发展信心、彰显自身国际地位、提升自身世界价值都有某种新的价值。

第二，汇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20世纪至今百余年来，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南南合作的历史主题在延续中也在呈现显著的新变化。不变的地方在于，“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仍然需要共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实现经济发展，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以及推动国际秩序的公平公正发展。变化的地方在于，以前紧迫的任务是携手推动第三世界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主要是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互利合作和经验分享；以前是共同反帝反殖反霸，今天在继续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的同时，还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前在美苏冷战对峙时代要争取中立和不结盟，今天则需要在不断极化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保持独立自主，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出“全球南方”的共同呼声；以前推动国际秩序建设更多着眼于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今天在继续推进改革政治经济秩序之时，还要实现亚非拉各国的文化复兴和世界文明互鉴。“全球南方”从携手追求政治独立，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再到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一直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时代，“全球南方”团结合作面临新的时代背景，有了新的时代任务，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有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正如习近平所言，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推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自万隆会议召开和万隆精神诞生以来，亚非合作不断加强，在合作议题不断拓展，在地域上遍及亚非拉世界，形成了一种至今仍具有强大活力的南南合作精神。从大历史的视角看，百余年来世界历史演进的一个长期趋势是亚非拉国家相互合作的深化以及伴随这一进程的全球南方复兴浪潮。数十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追求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亚非拉世界逐步摆脱在国际体系中长期所处的边缘地位，重新彰显它们的尊严以及对人类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延续几个世纪的以西方为中心、亚非为外围的不平等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全球的财富、权力和话语权正在经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变革。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历史上，亚洲和非洲的各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历史进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全球南方”复兴预示着这些古老文明将以崭新的面貌焕发生机，亚非拉人民也将再次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真正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欠发展、不发展基础之上，而应该是世界各国实现完全平等、共同发展与和合共生，这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应有方向，是数十亿亚非拉人民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待和向往。

第四，继承并创新国际合作理念和规则。弘扬万隆精神，需要继承和弘扬主权平等、反对战争、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中立不结盟、南南合作的主张和原则，也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创造性地推动国际规则和外交原则的创新和发展，为国际秩序的演进提供更多富有时代价值的理念、原则、规则、规范。具体而言，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旧思维，以及倚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老做法，需要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决维护各国自主决定自身事务、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部分西方国家习惯于拉帮结派、搞集团对立，需要强调不结盟、不对抗的原则，实现各国和平共处与世界的持久和平。部分西方国家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分裂，渲染所谓“文明冲突”，需要强调求同存异、平等包容的原则，实现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特别是，需要倡导合作共赢新思维，也即是，要反对以单边主义、零和思维为特点的旧的国际关系模式，反对以霸权霸道霸凌为特点的强权政治，而是要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弘扬万隆精神，需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即是，要反对西方国家单方面推行的反映它们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做到平等参与、协商共治。

（三）为“全球南方”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中国曾经为万隆会议的召开及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过杰出贡献，今天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在推动“全球南方”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提供发展动能，拓展国际影响等方面自然能够做出更多新贡献。正如中国承诺的那样，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万隆精神，既需要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贡献新思维、新理念，也要为“全球南方”追求和平与发展贡献新举措、新动能。

第一，以“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界定中国的国家身份归属。在中国外交视野里，当下“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与历史上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一脉相承，“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上“第三世界”概念的继承和扩展。尽管亚非拉国家早已获得政治独立，但这些曾经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并肩作战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任务，仍然面临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国际秩序公平正义的共同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也面临许多相似的外部压力和挑战。由此，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就不仅仅是一个发展概念或经济学概念，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内涵。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不仅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反映了共同的现实需要，因此有着特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国不断重申，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这将继续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方向。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方面，就是将“全球南方”作为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领域，通过共享发展机遇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复兴，通过汇聚全球意愿和力量全面推动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第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新愿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愿景，前景十分美好，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一，文化观念差异甚大，外交选择不同，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分国别、分地区、分领域、分层次予以稳步推进。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双边、区域、具体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样板和典范，中国通过发挥“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示范效应，共同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国家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是一条相对可行的路径。在双边层面，中国携手巴基斯坦、尼泊尔、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古巴、巴西、塞尔维亚等国建设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中国携手发展中国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呼吁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中国的意愿很明确，正是希望通过携手发展中国家共筑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价值互鉴新局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基础、凝聚共识、积累经验。当前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紧迫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难题，仍面临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性倡议，从根本上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反映了它们的共同呼声，自然成为引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一面旗帜。

第三，以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方向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强权思维、零和思维挥之不去。弘扬万隆精神，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这就需要恪守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坚决反对在世界经济中“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为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类福祉画出最大同心圆；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即是国际事务共同商量，全球治理共同建设、发展成果共同分享，推进全球治理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其中重要方面，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多边为名、行单边之实。习近平主席强调：“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当前，中国可主要从3个层面着力：一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是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不断提升合作成效；三是携手发展中国家推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南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等机制的发展，稳步推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中国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各国共同为国际体系建制度、立规则、定方向，推动世界更为有效地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提升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中国已经由国际体系的“学习者”和“参与者”，日益成为国际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塑造者”和“建设者”。

第四，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全球南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坚持义利兼顾、弘义融利，携手发展中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2024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明确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同时宣布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把世界机遇转化为中国机遇。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155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合作伙伴早已由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纽带，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5 458.18亿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长3.4%；“一带一路”贸易总额为15 742.7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3%，“一带一路”贸易增速继续高于对外贸易总体增速。2024年1～10月，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266.5亿美元，同比增长3%。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前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投资稳步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不仅为自身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全球南方”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着眼未来，中国需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

第五，以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世界上有2 500多个民族、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类的繁荣正在于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近和交流，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于不同文明的相互激荡和交融。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其精神实质正是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平等性，主张文明间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世界各国应该摒弃狭隘、傲慢和偏见，秉持多元、平等和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和“文明冲突论”不同，中方倡导国际社会应该秉持“各美其美”的自信，怀抱“美人之美”的胸襟，追求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世界愿景，这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正确文明观。弘扬万隆精神，就是要推动“全球南方”在精神上更加自立、文化上更加自信、发展道路上更加自主，从而在人类文明格局中享有应有的尊重和地位。新时代的南南合作，经济合作自然是重要方面，也包括各方在文化、观念、制度层面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源自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方化或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世界各民族各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交往，将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其中“全球南方”各古老文明因其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必然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中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亚非拉各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复兴必将重现各古老文明的历史新貌，它们的人民也将再次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创造者和推动者。

结语

中国是万隆精神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当前弘扬万隆精神的重要推动者和塑造者。70年前，中国通过反帝反殖反侵略的坚定立场以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政策有力维护了万隆会议的团结，推动会议达成了反帝、反殖、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在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代，中国更是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性倡议旗帜，携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动塑造“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新愿景新共识。中国还认真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义利观，携手发展中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进程，不断创新“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新动力新路径。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性倡议，中国始终站在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一边，着眼捍卫和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福祉，据此不断创新国际关系新思想、新理念，不断提出国际合作新愿景、新倡议，不断为世界发展做出新成就、新贡献。中国通过自身发展改变着自己，也影响着世界，充分彰显了中国外交与生俱来的道义精神和世界情怀。中国发展造福自身，也惠及世界。（作者：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