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疫情以及战争等多重变局之下,英国政治暴露出脆弱难当的特性。未来,英国新首相将面临重建信任、拯救经济以及弥合分歧的重任。
7月7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辞职演说,自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六年内将迎来第四任首相。脱欧、疫情以及战争等多重变局之下,英国政治暴露出脆弱难当的特性。未来,英国新首相将面临重建信任、拯救经济以及弥合分歧的重任。在对外政策上,新一届英国政府需要更多回应国内政治以及民众实际诉求,继而发挥其对外影响力与全球角色。而英政局变化,也将对中英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非一般”震荡的英国政治
按照西方世界既定的逻辑:所谓的“民主”总是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国内动荡。但显然,英国的国内动荡已不再如常,用不久前辞职的保守党主席道登的话说,“我们已经不能再一切照旧”。英国著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太项目主任称,“政治风险”历来是西方政府和企业分析外部世界的镜头。这位英国专家两个月前刚回到英国,此前在亚洲工作了 14 年,他对许多亚洲政府和公司现在仍以传统政治眼光审视英国感到震惊。当前,英国“非一般”的政治震荡主要表现在政局不稳、首相式微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三个方面。
2010年,保守党在野13年之后重返唐宁街,与自民党组成战后首届联合执政政府。2015年大选之后,保守党重新赢得议会多数后单独执政,但仅一年多,卡梅伦首相就因英国脱欧公投而辞职。梅继任首相后宣布提前大选,结果只能组成少数派政府,后因脱欧协议难以获得议会批准而被迫辞职,在位三年有余。“脱欧首相”约翰逊上台后,2019年提前举行大选,并取得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多数议席。但时隔不到三年,约翰逊同样遭遇了被议会逼宫提前下台的命运。曾几何时,保守的政治传统以及单一选举体制之下,英国政治往往能保持相对稳定性。但现在,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相比,英国政治表现显然反常,且没有好转的迹象。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传统上,英国首相是议会多数党领袖和政府首脑,权限往往很大,地位相对稳固。但脱欧后,英国议会权力上升,政府受制于议会,首相对政府的掌控力明显减弱。英国的这场政治地震刷新了历史,约翰逊政府成为现代史上辞职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24小时之内曾有三位大臣、四十余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及其助手辞职。约翰逊同意辞职之前,数字还一直在攀升。约翰逊虽极不情愿辞职,但失去了规模庞大政府成员的支持之后,他显然无法违背保守党意愿,最后只得下台。
而在脱欧、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大环境下,风险叠加是英国内外政策难产的重要原因。根本而言,不稳定政局之中的一个不稳固政府势必很难制定明晰有效的政策,保持政策连贯、有效就更是难上加难。约翰逊在英国内被讽刺为“反转之王”,执政生涯中出现了多次政策反转。最新一次政策反复,也是葬送了他政治前程的事件,就是其对保守党副党鞭平彻“性行为不当”一事是否知情的问题上,表态前后不一致。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子,约翰逊政府一直力推国内立法,希望单方面改变与欧盟签订的“脱欧协议”。事实证明,政策反转已不是哪个英国政治家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府决策、议会一读的集体选择,且反转并非局限于单一议题,这就是英国政治让人不安的现实。
新首相面临的难题
导致约翰逊下台的主要原因,也正是未来新英国首相需要面对的难题。
一是重建信任。2019年约翰逊取得历史性大选战绩的重要原因是奇袭了工党在英格兰中部和中北部的堡垒选区(又被称作“红墙”选区)。但在最近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工党重新夺回了“红墙”选区韦克菲尔德。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党赢得蒂弗顿和霍尼顿选区的补选,显示保守党在英格兰南部的支持也在动摇。抛弃约翰逊并不能为保守党赢回这些地区选民的信任,而新领袖需要重建的,不止是选民对保守党的信任,还有对英国政治的信任,以及外界对英国这个国家的信任。2021年英法渔业与难民争端期间,法国官员就曾抱怨,与英国人私下沟通良好,但转眼就公开翻脸。
二是拯救经济。受疫情与俄乌危机影响,经济下行、通胀高企、赤字扩大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主要经济体都面临能源价格飙升与生活成本高涨的压力,而英国受冲击最为严重。英格兰央行预计第二季度增长将降低0.3%,到明年,英国或成为G7中唯一零增长的国家。英国内始于去年秋天的能源危机已经造成了油价高企、生活成本飙升。今年5月英通胀已达9.1%,创40年来最高,而今秋或将进一步升至11%。贸易形势也不容乐观,英经常项目赤字已达到195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三是修复裂痕。围绕欧洲问题的分歧曾经葬送了不止一位保守党首相,虽然脱欧已成事实,但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保守党人并不赞同以单方面立法形式改变“脱欧协议”。严峻的经济形势加据了英国社会分化与地区发展不平衡,苏格兰民族党已提出2023独立公投的新时间表,这些都是英国新首相需要直面的难题。
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面临的挑战
英国外交,就像英国政府一样,似乎越来越难以和公众保持一致。其结果就是,英国外交少有能为首相加分,首相倒要为政策失当的英国外交买单,比如,布莱尔首相就因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提前下台。约翰逊首相则是另外一类情况,在被逼宫下野之前,约翰逊接连参加德国G7峰会、意大利北约峰会,与盟友把酒言欢、誓言团结,畅谈战略和应对共同威胁与挑战,但其周游列国的高光时刻与英国内民众满意度、政治命运存续完全脱节,回国后不久就被迫下野。当前英国外交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宣示对于本国的意义何在?这一点着实令人不解。英国皇家三军研究院(RUSI)专家坎普夫纳认为,约翰逊下台后,英外交政策仍将延续,其对乌克兰、中国以及印太的态度不会改变。但如果英国外交对本国都没有了意义,何谈对外影响力与全球性贡献?
约翰逊下台之后,中英关系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来自英国国内因素。查塔姆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萨默斯指出,英国对华政策近年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领导人个人偏好改变,2017、2019年大选后当选议员态度转变,以及类似于“中国研究小组”等关注中国议题的压力集团日益增多、影响力增大。政治乱象之下,英对华政策争论增多局面将延续。此外,英国内“恐华症”(Sinophobia)将持续发酵,其“患者”还会炒作人权、新疆、香港、供应链、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等议题,反对中英走近,甚至阻挠中英贸易投资关系正常发展。虽然英国内也仍有理智对华的声音,尤其金融界、商界对华合作意愿强大,但对华鹰派更为强势,英新政府更容易被其裹挟和道德绑架。
另一方面,英国对华决策的自主性下降。大变局之中的中英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常规的多边外交互动也难以诠释,而更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影响、改变他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演练场。英国新政府对华决策的主动性或进一步下降,美国仍将是影响英对华决策走向强硬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约翰逊政府时期,从5G、核电到半导体,中英合作都有美国的羁绊。利用“五眼联盟”的情报与安全合作及政府、议会、智库间交流,美国直接影响英对华认知与决策。最新案例是,在英国政治震荡的关键阶段,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到访英国家安全局总部并公开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作者:杨芳 系现代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