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制胜与中产稳定之间：美对华经济“脱钩”前景

内容提要：美国对华经济“脱钩”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美对华经济“脱钩”原因的研判过于侧重中国的技术进步及高科技安全外部性对美国的影响，而对中美经济关系本身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冲击重视不够。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波及其安全利益，因而打压中国、对华“脱钩”的政策逻辑是美国不能容忍“挑战者”。但是这种兼顾整体利益和基础性权力的分析框架，无法解决美国不同群体在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济关系时，如何协调不同的立场，从而构建一种利益均衡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发展高科技更有利于精英群体的利益，但却会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为了展开对华竞争，美国致力于维持技术先进性，但这种努力势必会加大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的难度。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产生的经济金融影响仍在持续，引发了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大讨论。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首次提到中美“脱钩”，并指出“中美之间交往频繁、利益融合，所谓脱钩难以想象，相信也不是美方各界愿意看到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张脱钩，从不想称王称霸”。然而有学者发现，在2020年前10个月的《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献中，“与中国脱钩”一词的出现频率是此前三年总和的3倍。拜登政府执政后，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的高关税，并在资本市场、金融、技术以及人才等领域加强了对华“脱钩”态势。

当前，学界对美国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解读大多集中于技术竞争以及技术竞争所关联的国家安全问题。多数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加快技术升级，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具有权力竞争的特性。技术的权力竞争特性主要源于技术兼具产生高额垄断利润与安全保障功能的二重性，特别是当技术进步牵涉安全因素时，更容易引起美国的关切，最为典型的相关技术领域包括计算机、数字通信以及基础通信方法在内的数字技术。中国科技创新的庞大规模和发展速度导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了“数字化军备竞赛”，随着中国日益展示出在数字化领域的实力，世界各地的老牌科技巨头将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还有学者认为，在数字技术中，网络空间先进技术已成为争夺国际主导地位的主战场，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导致技术“脱钩”。

本文认为，技术制胜所引发的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只是推进中美“脱钩”的动因之一，中美经济关系深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压力是另一项更值得重视的原因。只有对这两项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对中美经济“脱钩”前景做出更为准确的预判。在中美（高）技术“脱钩”议题上，各方有较大程度的共识。一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发展高技术时，这类技术也具有潜在的应用于国防领域的可能性，因而高科技产生的效应并不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也会外溢到国防领域，借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我们也可以将此类技术称之为具有安全外部性的高科技，这类技术对维护经济大国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但技术制胜的观点面临两项挑战。一是当前的贸易或者经济关系的内涵要比冷战时期更丰富。例如，价值链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在冷战时期多数贸易是典型的“南北贸易”，“南方”依附于“北方”。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在当今的高技术领域很难做到按照中美国别进行划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不少高技术领域也占据有利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获得的技术有可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二是国际贸易对中产阶级以及贫富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美国不断推进与中国经济“脱钩”，虽然能够减少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占比，但同时也面临美国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的困境。如果把美国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重点，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发现。

一、中美经济“脱钩”：争论与悖论

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后，很多评论仍认为中美“脱钩”不可避免，但由于理论依据不同，各方对中美经济“脱钩”的程度以及前景的看法不尽一致。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推断，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破裂和敌对最终将导致两国经济全面“脱钩”。2021年6月，美国兰德公司在总结过去五年发布的60多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面临极高风险的最重要竞争，其结果可能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也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与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与中国“脱钩”会限制和降低美国人的购买力，但是现实主义的思维逻辑是，正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主持撰写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所指出的，“将国际劳动分工从中国转移出去虽然不会使美国更富有，但将使美国更安全、更自由”。

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中美交往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认识，质疑“脱钩”的可行性和可能性。2020年初，曾有学者提出，“中美全面‘脱钩’可能符合部分人的意愿，但其条件并不具备，其前景与影响也是不可想象的”。2020年末，有经济学家指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脱钩”政策旨在打破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是“脱钩”政策得不到美国跨公司的支持，破坏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团结，并使供应链更有可能脱离美国而不是中国，因而“脱钩”成本超过美国的承受能力，最终将徒劳无功。2021年2月，美国商会（U. S. Chamber of Commerce）和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联合发布报告指出，如果美国与中国“分离”，美国企业将面临失去全球竞争力的风险。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对经贸关系在中美两国之间发挥积极作用抱有更高的期待和信心，希望通过经济利益阻止“脱钩”。不过，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如中国所期望的那样将中美利益融合视作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继续推行诸多令中国难以接受的政策举措。有中国学者认为，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脱钩”举措，未来美国实施的“脱钩”政策将会表现为某种更具“选择性”、集中在某些重点行业和领域的“脱钩”。

在讨论美国究竟想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实施经济“脱钩”时，既不能低估美国维护霸权（尤其是技术优势）的决心，同时也要看到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的政策表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表示，要从对华“脱钩”转向“再挂钩”，推动基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新的对华经贸政策。技术制胜与维护中产阶级利益这两大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美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技术领导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技术进步却没有带来中产阶级生活的改善，社会财富反而越来越被大型科技公司所控制。在美国，亲科技企业与亲劳工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日益激化，拜登政府试图同时取悦这两大群体，但多数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2022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拜登政府迄今在很大程度上追随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风险很大，但在国内政治方面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避免受到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有文献看，很难对中美经济“脱钩”前景做出有说服力的推测。因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以及跨国技术交流虽然都属于国际经济学范畴，但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拉尔夫·戈莫里（Ralph E. Gomory）和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一书以及在后续刊发的文章中，得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南北贸易冲突，以及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不必然有利于美国的结论。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贸易和技术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对美国来说，对华技术“脱钩”并不一定要以对华贸易“脱钩”为前提，事实上，美国更愿意继续维持中美在中低端技术领域的商品贸易。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追赶美国时，中美会发生贸易摩擦，而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全面超越美国后，美国可能会从对华贸易中获益，两国贸易摩擦会减少，技术差距与贸易摩擦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

此外，一旦将国家安全、国内政治等因素加入双边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将面临度量不同经济领域“脱钩”时的政治影响难题。前文所引用的美国商会和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是基于新冠疫情之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的经济模型，只探讨了经济福利效应，而没有考虑安全因素。报告的作者断言，“由于存在许多变量，因此无法就脱钩成本提供准确的答案”。再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最为成熟的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多数研究聚焦于考察导致贸易自由化的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动因，而很少研究两国贸易“脱钩”的程度。学术界对“脱钩”问题不热衷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冷战期间，不少国家之间并无贸易往来或甚少往来，如中美之间、美国和古巴之间以及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没有“挂钩”就谈不上“脱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潮流是拥抱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时，国际格局在总体上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的霸权地位几乎没有遇到挑战，美国还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在这种氛围下，学者们更愿意讨论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的原因，而较少讨论“经济脱钩”。当前，美国已不再拥抱全球化，“逆全球化”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去全球化”“经济脱钩”等就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中美经济“脱钩”的技术制胜逻辑

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不断缩小，且中国技术升级加速，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美国经济总量被中国赶超是大概率事件。2020年底，在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达到美国的70%之后，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JCER）相继预测，在市场汇率意义上，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在购买力平价意义上，世界银行在2014年就宣布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但又于2020年发布报告修正了这一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在购买力平价意义上在2017年才超过美国。这一修正并没有缓解美国“鹰派”人士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14年至2020年，美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转化为“权势”时的两项挑战：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要转化为军事实力还需时日；二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特别是技术水平还较低。

拜登政府执政后，将对华经济“脱钩”重心从贸易转向技术领域。2021年6月初，拜登发布行政令，继特朗普之后，再次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禁止美国人交易清单中。拜登政府在公告中宣称，“此举不仅有助于确保美国投资者不会支持破坏美国及其盟国安全或价值观的公司，也扩大了美国政府应对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威胁的能力”。2022年1月，美国国会公布了旨在促进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与中国竞争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其预算尽管只有约600亿美元，不足参议院在2021年6月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预算总额的1/3，但仍被认为是帮助美国减少对中国关键产业和稀土供应依赖的关键举措。拜登在该法案通过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该法案“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表明，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拜登政府和美国两党已明确将维护技术领导地位作为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主要支柱，在技术领域强化对中国的优势、遏制高技术流向中国成为美国这一阶段“脱钩”战略的核心内容。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格外重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主持的“哈佛报告”认为，“与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时发生的技术革命不同，中国的迅速崛起为其提供了潜在的领导技术革命的资金和人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在上述信息发布十天后，美国商务部公布2021年首次预估的经济数据，美国全年经济增速达5.7%，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由此，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已经达到77%。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美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向中国倾斜。但是，拜登在发表执政一周年讲话时声称，“美国经济增长是近40年来最快的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就业增长最快的一年。而且，20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中国”。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21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是4%。美国在同时期的增速为6.9%。就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而言，中国显然好于美国，拜登强调的只是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拜登声称美国经济增速超过中国的声明迅速被中美两国媒体报道，CNN照搬了拜登关于中美经济增速的说辞，但质疑拜登政府对2022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评论则认为，美国总统之所以在经济增速问题上“说谎”是源于“对华遏制的痴迷”。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速和力量转变的关键时刻，美国放弃技术“脱钩”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有学者将中国在技术领域追赶美国时面临的挑战命名为“萨缪尔森陷阱”，并强调中国技术升级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国内政治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对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而言，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经济领域扭转这种发展趋势，限制中国“赶超”美国的步伐。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单边主义政策，拜登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了联合盟友的策略，不仅继续实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增税政策，而且组建排斥中国参加的经贸联盟，如拟议中的“印太经济框架”。按照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认识，在国际格局趋于两极对立态势时，盟友之间的贸易要大于非盟友之间的贸易，因而一旦以盟友关系推动经贸合作，将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安全特性更加突出。而安全领域的博弈通常被认为是零和的，这将迫使不少国家“选边站”，在客观上会加剧中美经济“脱钩”的态势。

强调安全因素促成中美技术“脱钩”，事实上是延续了前期有关中美贸易摩擦起源的认知，即中美贸易摩擦远不是只被经济因素驱动，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掺杂着更加重要的国内政治目标和地缘战略谋划。中美贸易摩擦的动因和中美经济“脱钩”的动因高度相似并不奇怪。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民众对美国维护霸权地位、限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决心有了很清醒的了解，而美国各界也对自由贸易并不必然有利于美国有了更深的体会。因而，大多数人更关心的并不是造成中美经济“脱钩”的动因，而是其发展前景。在中美技术“脱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果中美经济“脱钩”继续发展并蔓延到其他领域，那么是否会发展到中美建交之前的零贸易状态，还是说“脱钩”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由中美贸易所导致的所谓“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言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国政府置经济利益于不顾，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并不有利于美国整体利益的举措。按照美国经济学界的既有研究结论，加征关税已被证明是一项不利于美国消费者的政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2021年9月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进口商品高关税的承担者主要是美国消费者。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2017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的物价显著降低，美国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尽管加强对华经贸交往有利于美国消费者，但美国政府并未将经济利益置于首要地位，而是被一些集团利益所捆绑，在多个领域推进对华“脱钩”。

三、贸易“脱钩”“再挂钩”与中产阶级稳定的挑战

在审视拜登政府对华“脱钩”“再挂钩”等政策含义时，既要看到“脱钩”对美国维持国际领导权的作用和意义，也要看到“脱钩”对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复杂影响，两者之间充满张力和矛盾。美国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所获得的利润并没有转化为夯实政治基础的中产阶级收益，因而出现所谓“民主”不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是少数人的“民主”，美国经济增长整体上并没有转化为全民收益，利益被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垄断的情况。就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美国不仅远低于欧洲，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民众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方面的支出也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重了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福利模式前景的疑虑。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形象地将美国的困境概括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虽然各界对美国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都有所了解，但对其根源的反思和开出的药方却各不相同。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也存在着诸如以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和以特朗普前顾问首席战略分析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时任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来，在2018年年中，将对外贸易视作零和博弈的“民族主义者”主导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开启了中美经济“脱钩”进程，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深远的影响。

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演讲中指出，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全面的和务实的方法推进美国的战略和经济目标。她提出采取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捍卫美国工人、企业、农民和生产者的利益。在这次公开发表的演讲中，戴琪关于“美国的目标不是加剧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印度前外交官认为，戴琪的讲话表明拜登政府无意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一旦回到经贸问题上，中美相互依存关系必将加深，并将给中美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发布了戴琪的上述言论，但未提及其在会议问答环节的一段重要表述。事实上，在回答有关中美“脱钩”的提问时，戴琪表示各方对“脱钩”缺乏共同的界定，美中之间停止贸易是不可想象的，美国需要做的是在寻求“再挂钩”的过程中准确界定美国的目标。但事实表明，戴琪所提出的“再挂钩”进展甚微，美国还在实施推动中美“脱钩”的各项政策。2022年1月19日，在记者提出是否应该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问题时，拜登仍表示“时机尚不确定”。拜登政府要求戴琪进一步调查中国全面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情况，随后择机调整对华关税政策。目前，美国政府所采信的中国采购美国产品的数据来源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评估，认为截至2021年11月，中国已完成了原定2000亿美元采购计划的60%。但在2022年2月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再度公布的评估是，中国只购买了协议承诺的57%，除了农产品和能源之外，在制造业和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采购额甚至没有达到中美贸易争端发生前的水平，因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未达履行目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还提出，尽管美国的一些行业和个人可能从对华加收的关税中受益，但这些收益会被其他行业的损失所抵消，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整体受损。

戴琪所提出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愿景，号称要为美国的工人阶级服务，其背后的理念是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拜登在2020年大选竞选时，明确提出了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规划，即对内恢复民主，对外实施“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实现对世界的领导。“重振中产阶级”的提出并非始于拜登，而是十多年来民主党政府甚至包括共和党政府在内的一项基本共识，差别只在于解决方案。2010年2月，时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的拜登领衔发布了《美国中产阶级问题特别工作组年度报告》，提出获得具有公平报酬和稳定福利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是解决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和建立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关键。在分析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诸多原因时，该报告提到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减弱等因素，并强调指出，“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加剧”。

美国不会放弃对世界的领导权，因而无论是在国内重塑民主还是对外推进“中产阶级外交”，都是服务于维护霸权这一更高目标，这必然会涉及中国。在对华政策上，其目标和手段既高度统一，又充满矛盾。在美国看来，中国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经济增长，即所谓外交“融入”和经济“挂钩”。而研究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工业国家之间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已呈双向特征，不仅是亚洲新兴市场依赖发达国家，亚洲的经济产出同样对发达国家的产出有影响。

与此前中国经济依赖美国的普遍认知略有不同的是，中美两国有不少人认识到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在加深，美国在制造业上依赖中国，而中国在服务业上依赖美国。中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被美国政府认定为不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班农认为，“全球主义者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并在亚洲创造了中产阶级”。2021年2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发表了题为《击败中国：有针对性的脱钩和经济长期战争》的报告，认为美国决策者和企业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美国建立新的产业能力。报告建议拜登政府实施对华“脱钩”政策，但同时也提醒拜登政府，美国国内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游说团体——从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中获利的美国人和西方公司。2021年10月，彼得·纳瓦罗在《特朗普时代：我的美国瘟疫年日记》一书中表示，美国政府“现在唯一能捍卫美国工人、企业和人民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的对华关税政策，关税也是抵御中国‘极端经济侵略’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需要与中国完全脱钩”。

目前，被“特朗普主义”所困扰的美国各界正在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凭借高新技术优势从海外获取的收益，如何才能更好地分配给国内中低收入阶层。要实现这个政策目标，需要面对两个挑战：一是美国国内的社会福利分配问题；二是慎重确定哪些产业可以转移到中国，以避免减少就业岗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等经济学家经测算认为，从1990年至2007年，与中国的贸易使美国大约流失了15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占美国同期制造业工作岗位总数的1/4，因此中美贸易“伤害”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一“发现”震惊了美国经济学界，在此之前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贸易是加剧美国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是将其归咎于技术变革和国内政策的影响。该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铁锈地带”的工人阶层会支持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2021年10月，奥特尔等经济学家又联合撰文指出，虽然“中国冲击”在2010年趋于稳定，但是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就业人口比率以及美国“制造业地带”人均收入的不利影响一直持续至今。特别是中国的进口竞争所引发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人均收入的变化，远远大于标准量化贸易模型所预测的效应，导致美国“制造业地带”的就业未能复兴。

因此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国崛起的巨变不仅体现为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理论上来说，还挑战了关于劳动力市场如何才能适应贸易冲击的论断。自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200多年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的经济学原理是劳动力将自动适应贸易的调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衰败，不仅激发了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质疑，也被认为是“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兴起的主要动因。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西方世界正在重新认知上述经济学原理的适用性，西方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也许会被改写，这将是真正冲击西方世界的大变局之一。

四、在技术制胜与中产稳定之外的替代者

在研判中美经贸“脱钩”，特别是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时，要充分考虑美国将对华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历史上，美国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贸易赤字，或者说根据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向多个国家实施产业转移，带动了贸易赤字的转移。目前，美国市场规模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人均GDP在6万美元以上，在所有大型经济体中名列第一。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向收入水平低于美国的国家转移产业始终具有经济合理性。如果美国坚持实施对华技术封锁和不断提升美国的技术水平，那么美国国内将始终面临“机器替代工人”这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难题。在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额时，美国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是能否找到替代中国的其他市场。如果将确保技术优势和国内就业目标同时考虑在内，那么可供美国政府选择的贸易伙伴是相当有限的。

从历史经验看，在出现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美国与日本之间也发生过多轮贸易摩擦。美国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的一个途径是，将对日本一国的赤字转移到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如果仅从日本、中国分别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中国对美国贸易赤字占比的减少，很像是20世纪80年代末美日贸易摩擦之后日本占比下降的翻版。1991年至2001年，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下降约40%。从2000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而在2002年至2014年，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只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显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导致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占比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日元升值、面向亚洲转移产业等是美日贸易摩擦缓和的重要因素。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虽然在2020年继续下跌至6.1%，但对美贸易赤字额却达到554亿美元，而1991年时仅为469亿美元。仅从赤字金额来看，日本对美国的贸易赤字额经历了一个倒U形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绝对金额仍在增加，至2006年达到926亿美元，这是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的峰值。在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也在下降，按照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金额从2018年的4196.2亿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3108亿美元。从美国政府的目标来看，既然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已难以上升，那么，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对美贸易盈余是否也像日本那样已经见顶并开始下降（如图1所示），还是说中国仍有可能扩大对美贸易顺差。毕竟，日本实际贸易盈余达到峰值的时间要比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比重达到峰值的时间晚了15年。

中国与日本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占比之所以发生转移，原因在于亚洲经济与美国之间的特殊联系；随着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种联系机制也在迅速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成功实现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均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结果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深度依赖庞大的美国市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形成了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依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仍延续了亚洲与美国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但是，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2019年和2020年，东盟分别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2021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达到了5064亿美元，比2020年增加了716亿美元。这种短期的对美贸易反弹，也并未改变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心。一旦中国变得更加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亚洲经济体与美国之间长期形成的贸易联系机制就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亚洲与美国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如图2所示）。自2020年起，越南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美国贸易赤字来源国。美国与越南的货物贸易赤字额从2009年的约8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910亿美元，扩大了10倍。在美国贸易赤字榜单上，就增长幅度而言，印度仅次于越南。2009年至2021年，印度的对美贸易盈余扩大了7倍，从44亿美元扩大至331亿美元，但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从时间变化节点看，越南、泰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韩国在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后就大幅度扩大了对美贸易顺差，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额增大。

近年来与美国扩大贸易赤字的国家，要么是贸易规模不足以引发美国的就业岗位大量减损，要么是在技术上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大的挑战。2020年以来，美国的前三大贸易赤字国分别是中国、墨西哥和越南。按照美国的统计数据，2021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赤字仍有3550亿美元，与墨西哥的货物贸易赤字约为1080亿美元，越南仅比墨西哥低100多亿美元。由于贸易赤字达到一定规模后，可能导致大量的就业转移以及中产阶级萎缩问题，因此，贸易赤字规模可能是美国政府考虑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问题已通过签订《美墨加三国协议》加以改进，但美国尚未就越南的贸易赤字问题展开有关越南的技术进步挑战美国利益的政策辩论。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远没有将中国视作重大的“挑战者”，更没有认为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贸易赤字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远低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前述“哈佛报告”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预计日本会在20纪90年代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和技术强国，但是日本的GDP和科技研发投入从未达到过美国的50%，而中国目前的科技研发投入已达到美国的90%。从人才的角度看，当时日本每年有8万名STEM专业的学生毕业，而中国如今每年有130万名STEM专业的学生毕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投市场。而且，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水平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并不那么突出。美日发生贸易摩擦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技术竞争引发的国家安全因素，而更应该是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如大公司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的竞争。目前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为了与经济规模迅速增强的中国竞争国际领导力，美国不得不持续推进前沿技术革新，但技术进步和扩大国际贸易却带来了严重的中产阶级就业问题。美国越来越重视贸易赤字以及由此引发的中产阶级衰落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贸易赤字数额比较大。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占比尽管已下降至32%，但贸易赤字额却很大，是美国对日贸易赤字额的6倍。当年日本可以通过向亚洲各国转移贸易赤字来转移矛盾，同时还能维持对美大规模顺差额。但鉴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中国采用和日本相同的转移策略难度很大。2021年1月到10月，美国从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增长速度超过中国，尽管这表明中国对美国供应链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但是即便把这三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50%。另一方面，与当年美日贸易摩擦仅仅集中于技术层面不同，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经济“脱钩”发生在美国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的背景下，因而对美国来说，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格局的改变，要比当年日本构成的挑战更加紧迫和严峻。中美之间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涉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转变，由技术进步以及贸易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内政的核心议题。

美国政府对美印贸易问题的关注也说明了其对中产阶级危机的重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贸易赤字榜单上的亚洲国家中，就增长幅度而言，印度仅次于越南。2021年11月，戴琪与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重启美印贸易政策论坛，将贸易议题置于美印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位置。这进一步表明，美国更重视由贸易赤字引发的中产阶级群体萎缩问题，绝非仅仅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压力。

五、结语

拜登政府继续推进对华经济“脱钩”，是特朗普政府开展对华贸易战的延伸。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体量以及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中美经济“脱钩”无疑是当代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要深刻理解这一重大变化，不仅需要突破传统的理论认识，引入新的理论思考，也需要重新梳理和总结中美经贸关系从“完全脱钩”到“挂钩”再到如今“脱钩”的历史脉络，明确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的真正动因，只有准确定位，才能知己知彼，把握未来。

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学界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分析过于重视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的安全外部性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而不够重视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复杂冲击。如果只是看重前者，那么中美关系经由“萨缪尔森陷阱”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重视后者，那么意味着美国不同群体、阶层和地区在对华政策上难以形成明显的合力，相互间将始终存在分歧、争论和博弈。而重视中产阶级利益以及越来越关注贫富差距的拜登政府，绝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置美国的国际经济利益于不顾。

拜登政府更加重视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且其对中产阶级的界定要比特朗普政府宽泛，因而面临着更大的稳定中产阶级难题。和“中产衰落”并行而至的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后者不仅是美国同时也是西方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美国经济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崛起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美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影响。尽管美国学术界仍然承认技术进步是导致就业机会消失的主要因素，但是也认为与低工资标准国家的贸易，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对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经济学界认为，对华贸易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从整体上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福利，但也造成个别地区和行业的就业岗位损失。但通常的政策建议不是缩小对华贸易，而是建议通过教育等手段培训产业工人，以实现再就业。但学界的一些研究结论却被美国政客用于操纵民意，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诸多影响。由于有关贸易影响社会福利、就业的分析和认识并不是从美国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着眼不同利益群体的得失，因而要比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更加复杂，也更容易产生政治分歧和争论，这也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略有差异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经济总量在2021年达到美国的77%，不仅使美国感到焦虑，也使美国跨国公司及金融集团的高额利润空间被压缩。在美国看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正日益转化为战略影响力，不断在安全边际层面挑战美国的绝对安全，如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在南海的“切香肠”战术等，威胁到美国少数精英阶层在该地区的传统利益。中美经贸关系已不再是中美两国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压舱石”，以往美国跨国公司倾向于说服美国政府对华开放市场，现在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支持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因此，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兴衰模式中的国家利益和权力地位的变化，还涉及更复杂的美国国内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再分配。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即绝对不允许中国在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试图确保这一优势地位，但是其面临的挑战是，技术进步一定会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低端产业就业下降。如要维持美国中产阶级的稳定，就需要在国内政策层面做出极大的调整，而不是仅调整对外政策。

目前学术界就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影响的认识和分析还不充分。例如，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对华贸易是否一定不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至少拜登政府认为，和美国的盟友达成科技联盟或者贸易联盟，减少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和盟友的市场机会，有利于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从价值链贸易角度看，中国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导致产业转移，“一带一路”倡议就蕴含着将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的内容。东盟在2020年首次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充分显示了产业在国家间转移的成效，东南亚国家已成为美国中低端商品的重要来源国。本文提供的数据表明，从规模上说，如果以单个国家计算，短期内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无论是越南、印度还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仅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角度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和对华实施经济“脱钩”，将无法如美国政府所预期的那样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美国如果不能振兴中产阶级，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规则和价值体系最终也将被瓦解。

无论是中国应对美国的打压，为经济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还是美国要真正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寻找中国之外的替代者，以便继续为其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都需要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中美两国经济中。如果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那么美国就可以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如果有更多的发达国家与中国合作，那么就可以缓和中国技术进步与美国技术制胜之间的矛盾，这既能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也为美国协调技术制胜和维护中产阶级稳定提供了机遇。因此，应该超越双边主义，超越“脱钩”的政策框架，从多边主义的角度去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谋求更多发达国家拓展对中美两国技术合作的领域，从而为中美实现“竞争性共存”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作者：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