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建议的价值：罗伯特·杰维斯的知觉与错觉

编者按：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于2021年12月9日（美国时间）病逝，享年81岁。杰维斯教授生前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史蒂文森国际政治学讲座教授，是国际关系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还是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16年获美国政治学会外交政策分会首届杰出学者奖。他的著作包括《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976年）、《核革命的意义》（1989年）、《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997年）和《新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2005年）等。

本文是唐世平教授对《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评介（中文版，发表于《国家安全论坛》2022年第5期，第93-103页），原文已在2013年发表（Tang Shiping, “The Virtue of Uncertain Advice: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Henrik Bliddal, Casper Sylvest and Peter Wilson eds,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Appre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28-137）。作者感谢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蒲晓宇、尹继武和编辑们的批评性意见，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总是给予人以启迪又谦逊的罗伯特·杰维斯对本人的支持和提携。

在杰维斯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国政学人特发布此文以示追思和悼念，感谢唐世平教授对本文的审校与网络授权首发，同时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宏洲老师参与校对工作。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以下简称《知觉与错觉》）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而立之年[2]完成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凭借非凡的学识实现了心理学、科学史（第165-172、195-201页）、外交史和国际史的有机整合。

《知觉与错觉》巩固了国际政治中政治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作为国际关系学（IR）一个合法研究领域的地位。[3]然而，本书的重要性远远不局限于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学科这一点，还在于其触及了诸多对理解国际关系而言必不可少的问题、困惑和概念。《知觉与错觉》针对国际关系学最核心的问题提供了广泛、深邃且极具启发性的洞察，但这些见解却又往往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此处是褒义词）。

与杰维斯的其他著作如出一辙，《知觉与错觉》不只是写给国际关系学者的“晦涩”读本，更是面向政策制定者的高昂（却有时不甚明确的）发声。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提醒着政策制定者注意战略决策时存在的显著的模糊性、艰难的折中以及心理障碍（本书大多章节的标题中均有“‘决策的含义（启示）’或‘建议’”的表述）。毫不夸张地说，杰维斯的作品所提供（尽管略显苛责）的建议的价值，远比大多数声称为紧迫问题提出明确对策的政策导向型书籍要多得多。[4]忽视杰维斯机智、敏锐却又不确定的教诲，对于决策者本身（包括我们所有人）来说便是一种危害。可以肯定的是，在阅读杰维斯的作品之后，我们所有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自负（ego）都会受到点打击，毕竟杰维斯向我们传递的一个基本信息是，我们的知觉和判断不可避免地为许多偏见和错误的干扰。[5]

作为对《知觉与错觉》的一篇简评，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该书的结构；第二部分列举了该书的主要贡献；第三部分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最后，我对心理学方法在国际关系学和整个政治学中的前景，以及社会心理学本身的前景提出了一些看法。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首先要强调杰维斯一直以来试图传达给国际关系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两个关键立场。遗憾地是，这两个立场都在后沃尔兹式（Post-Waltzian）急切寻求简约化和追求确切答案的过程中被长期忽视了。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采取多层次的和系统性的方法，而不是结构性的方法（特别在第18-31页）。[6]在《知觉与错觉》的开篇（第6页），杰维斯便明确地指出了他的方法是兼容并蓄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对某些人而言太兼容并蓄了”），这种从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以外的广泛文献中兼容并蓄地获得知识的能力，是杰维斯漫长而又卓越的职业生涯的标志。这种兼容并蓄充分展现在他的《形象的逻辑》[7]中，也为其最有趣的作品《系统效应》奠定了基础。[8]在我看来，那些从广泛文献中汲取并在不同层次上考虑多重因素的学者，总是比那些打着寻求简约的幌子而倾向简单化推理的学者更加成熟。

其次是杰维斯对社会系统复杂性的理解，正因如此，他拒绝给予许多问题以确切的答案：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许多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坚定且明确的答案。尽管《形象的逻辑》和《知觉与错觉》都已经含蓄地强调了这一并不受欢迎的立场，但是这一立场是在《系统效应》中得到了最为明晰的阐述。[9]

最后，对于《知觉与错觉》这本书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杰维斯总是将发出信号和解读信号（即知觉与错觉）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0]事实上，他最初的打算是同时研究发出信号和解读信号。而直到他发现任务量过于庞大后，方才决定分别对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因此，对于杰维斯来说，《形象的逻辑》和《知觉与错觉》是同时进行的项目的两个部分。尽管《知觉与错觉》比《形象的逻辑》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同时阅读这两个文本对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做篇是很有帮助的。

《知觉与错觉》的框架与视野

在《知觉与错觉》的开篇（第3页），杰维斯给出了这本书的中心问题：

“错误知觉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决策中经常发生什么样的知觉错误？对政治和其他行为体形象的认识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决策者怎样依据信息做出推断，尤其是从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中做出推断？”

在明确了决策者的知觉对理解国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之后，杰维斯指出，“政策偏好的诸多重要差异可以归因为决策者对其所处环境的知觉差异，而真实世界与共享/共同知觉有重要的差异（第14-15页）”。在方法论上，杰维斯采取了两个步骤：（他）首先将决策者的知觉作为其决策的直接/替代指标，然后将这些知觉同现实或者至少是决策者能够获得的信息关联起来。当然，这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心理因素并非是影响决策者知觉的唯一因素，诸如国际和国内政治等其他因素也有很多，但是应付前者的任务已然如此艰巨，这使得后者不得不被暂时丢在一边（第28-31页）。

在简短的导论之后，《知觉与错觉》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背景”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将知觉作为分析层次问题的一部分（从个人、国家和系统层次观察国际关系）；第二章介绍了他者的行为如何被感知的问题，并且特别讨论了意图（intention），从而为第三章的论述铺平了道路；第三章无疑是整本书中被引最多的一章，它对比了“威慑理论”（the deterrence model）和螺旋模式（the spiral model），两者均以对手意图为核心。本章叶预示了杰维斯的另外一部极具创意的作品——“安全困境下的合作”。[11]此外，这一部分还将示善（reassurance）是国家间的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过程（见下文）。

第二部分“知觉的过程”共分为四章。第四章强调了认知协调（cognitive consistency）的需求是错误知觉的一个主要来源：一些（相对）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会影响我们的知觉；第五章讨论了即时关注对于我们处理新接收信息的影响，无论所希望了解的对象同我们沟通与否。在前面几章论述的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一个关键主题：决策者如何从历史中学习。这一章还包括一份引人入胜的附录，其中介绍了国内政治和培训对于知觉和判断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杰维斯并没有在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点；第七章则论述了态度转变的可能性及其手段，尽管在现实中，即便拥有不一致的信息，我们仍然倾向于强化或至少是维持现有的知觉和判断。

第三部分“常见的错误知觉”重点介绍了几种重要的错觉及其来源，共分为四章。第八章讨论的错觉是：我们通常将他者行为体看作是集中的或是连贯的。如此，我们通常认定他者的行为比实际情况更集中、更有计划、更协调，因此往往更加邪恶且更具威胁。第九章聚焦的错觉是：我们倾向于高估自身的重要性。即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他者行为中我们喜欢的部分的原因，同时是他者行为中我们不喜欢的行为的目标。第十章探讨了愿望和恐惧对于知觉的影响。最后，第十一章特别强调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我们执行特定政策或行为后发生认知歪曲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事情发展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时。[12]

第四部分是简短的结论章，针对如何尽量减少错觉给出了一些建议，并且认为想要完全回避（错觉）是绝无可能的。

《知觉与错觉》的持久影响力

在某种程度上，《知觉与错觉》在国际关系经典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与其他经典著作有所不同，它没有提供一种宏大理论或是恢弘叙事。恰恰相反，它详细阐述并涉及了一系列关键的国际关系学问题、困惑和概念，其中包括：不确定性；与利益和决心相对的意图（第48-54页）；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式；威慑、信任和可信性（第44页）；示善尝试和计划（第82页）；发出信号、解读信号（即知觉和错觉）；承诺问题（第44-45页）；利益的主观与客观不相容（第75-76页）；对决心的声誉的关注（第102-107页）；[13]作为正反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第58-62、100-107页）；沉没成本和坚持一项糟糕的政策（参见第4、11章）。它甚至预见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所捕捉的框定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第51-52、393-399页）。[14]

由于其旁征博引和细致入微的争论，《知觉与错觉》对批评者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不仅如此，《知觉与错觉》开辟了广阔且有待探索的新领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后来一直在增长的研究：它是从心理学维度理解国际政治的理想发射台。而后来的许多论文和专著也确实是在挖掘、提炼、完善或发展《知觉与错觉》中的一些主题。[15]接下来，我将着重介绍《知觉与错觉》中最具影响力且最受关注的基本概念和观念。

（一）安全困境、螺旋模式和意图

杰维斯在《知觉与错觉》的第三章中探讨了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而《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则促使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概念。[16]它们还为大量将安全困境作为族群冲突可能原因的文献提供了灵感来源，[17]尽管这些文献一直为诸多近期方得以澄清的概念混淆所困扰，直到近期才得以澄清。[18]

从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以渐进互惠来缓解国际紧张（gradual reciprocation in tension-reduction, GRIT）的讨论出发，[19]《知觉与错觉》的第三章为理解示善作为一种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过程，以及两个善意国家间如何滋生不信任进而阻碍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本章还为将军备控制纳入示善与合作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1]

第三章明确指出，衡量他者意图是各国的一项关键任务，这为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学派奠定了部分理论基础。[22]杰维斯还阐释了意图同利益和决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48-49页）。他指出，在理解行为体的行为（或非行为）时，需要对四个内部维度（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和外部环境进行更加精密的区分，而这却是在近期才开始的研究。[23]相应地，杰维斯还根据各国的冒险意愿发展出了一种国家的类型学。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恰如杰维斯后来风趣地指出，早在建构主义盛行之前，他的国家能够改变其类型的立场事实上预示了身份认同（identity）转变的可能性。[24]

（二）战争与和平中的认知、情绪和学习

《知觉与错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没有什么比假定决策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能够以冷静的头脑消化和综合大量信息更加离谱的假设了”。这一论点激发了越来越多更加实证的研究。历史案例的深入调查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错误知觉和判断往往会导致被误导的决断进而造成国际危机升级与合作失败。

鉴于杰维斯有关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和失调的讨论，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指出许多国际危机的产生和升级（至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决策者非理性的认知闭合，以及他们试图在受到压力和情绪影响下去减少认知失调；[25]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通过研究冷战初期美国关键决策者的信念体系和图式，将遏制政策的起源视为一种信念和态度的转变；[26]芭芭拉·法尔汉姆（Barbara Farnham）则将政治考量强而有力地纳入其中，考察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慕尼黑危机前后对希特勒治下德国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的解读和应对。[27]

在杰维斯关于历史学习和关于启发式心理学文献的讨论基础之上，[28]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探讨了历史事件是如何形成类比（作为一种启发式的观念）的，而这些类比反过来又塑造了美国关键决策者的利益知觉和战略选择，进而导致了1965年夏天几个月的时间里越战的升级；[29]丹·莱特（Dan Reiter）则在对杰维斯和邝云峰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探讨了小国如何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以选择盟友的。[30]

泰德·霍普夫（Ted Hopf）审视了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高昂代价和后果，发现美国决策者有关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错误信念是推动美国干涉的关键因素；[31]基于过往行为，乔纳森·默瑟 （Jonathan Mercer）的《国际关系中的声誉》（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关注了作为他者形象的声誉，他的核心论点是，许多决策者所关心的冲突中的决心声誉，抑或是他们对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信念，或许是毫无根据的。[32]

即便没有直接受到《知觉与错觉》的影响，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也肯了从这本书里获得了部分灵感，他利用前景理论检验了美国决策者或多或少愿意在外交政策危机中承担风险的条件。[33]近期，杰夫·塔里亚菲罗（Jeffrey Taliaferro）运用前景理论讨论了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政策注定失败的情况下，领导人仍然会坚持毫无出路的政策。[34]

《知觉与错觉》的缺失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由于它们完美无瑕。也许《知觉与错觉》中最为明显的疏漏便是对情绪显而易见的忽视（杰维斯本人后来意识到并欣然承认了这一点）。[35]尽管《知觉与错觉》不时提到自我和决策者的政治动机（参见第十章），但其核心方法一直是符合当时心理学基调的冷认知（只在第十章的愿望和恐惧部分集中讨论了情绪问题）。的确，杰维斯本人在开篇便指出，“对情绪的关注多于对认知行为体的关注”是当时心理学文献的一个主要错误，就好像情绪和认知可以分开一样。[36]

然而，从杰维斯在《知觉与错觉》中自己的讨论里可以明显看出，他想要说的很多话都离不开情绪（第68-94页，第四、五、九、十一章）。若没有自我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如群体情感），就没有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就很难理解缘何我们往往对他者的利益、意图和决心展示缺乏同理心，为什么即便是真正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也倾向于将大部分责任推到对手身上，从而忽略自身行为可能会引起他者并非本意的回应。若没有决策者的自我以及由此而生的动机偏见，就很难解释为何他们在面临艰难抉择时倾向于抵制妥协，忽视不确定的信息，并且坚持注定失败政策。可以说，许多偏见是动机性的（motivated），兼具情绪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参见第四、十一章）。[37]

同样地，若没有恐惧，就很难理解敌者形象为何如此凸显，也就难以理解承诺问题（第310-311页）；[38]若没有恐惧，就很难理解恶意意图和善意意图的知觉差异；若没有恐惧和自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认定自己是我们所期望的他者行为（desired behavior），或是他者的我们不期望行为（undesired behavior）的目标，更倾向于高估我们自身的重要性。（第343-355页）。[39]最后，若没有情绪，就很难理解决策后的情绪冲突和压力。[40]坦率地讲，恰如美国神学家、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很早便指出的那样，若没有诸如恐惧、荣誉和族群中心主义等情绪，就很难理解国际政治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41]

《知觉与错觉》的第二点谬误在于其对概念、标签和类别的使用并没有做到完全一致。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杰维斯没有完全解决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问题。[42]正因如此，许多作品在延拓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相关概念的过程中，甚至达到了滥用的程度，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诸多困惑直至近期才得到纠正。[43]

最后，尽管杰维斯在将心理学文献嵌入国际关系（学）中时已足够小心，但是他经常运用国内情景（诸如劳资谈判或国会听证会）来说明国际关系情境。这并不总是有效的：无政府状态确实会产生影响。[44]

心理学在国际政治中的未来

经过杰维斯等学者的研究奠基，国际关系的心理学维度研究已然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随着心理学发展而迅速成长的（子）领域。然而，这一领域并非没有挑战。

首先，正如心理学家所承认的那样，心理学文献一直是非常碎片化的。这意味着，在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心理特质。然而，许多以心理学文献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或常见政治问题）著作往往倾向于在没有结合政治因素（如国内政治）的情况下，仅挑选一到两种心理特质来解释相当复杂的社会事实；或者，这些作品倾向于把不同的心理特质对立起来，仿佛我们的大脑一次只是运行一种回路一般。这不仅过分简化了复杂的社会事实，还造成了杰维斯曾予以警告过的“过度心理化”（over-psychologizing）谬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决策，我们需要将政治和心理学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其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障碍，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依靠一到两种心理特质。[45]同样地，我们还必须抵制将理性推理同心理逻辑对立起来，或者将不同的心理特质对立起来的诱惑。

其次，即使我们可以厘清认知、情绪和政治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塑造了现实世界中决策者的知觉和决策，这也将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邝云峰 、勒博和史坦（Stein）最接近于这项任务，因为他们能够采访某些危机中的关键决策者，但是他们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46]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变得不那么以精英为中心，转而关注大众层面上认知、情绪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在这方面，国内与国际和解中政治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许是萌发新思想的沃土。[47]

再次，与第二点相关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关键挑战是将心理因素同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建构主义对身份和身份转变的强调是较为突出的试验场。[48]正如杰维斯指出的那样，[49]多年来，许多建构主义都是非常结构性的，它们完全忽略了心理因素。然而，如果说作为一种主要的唯物主义方法，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视人类社会中观念变化的真实过程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力量，但是建构主义却不能以这种方式宣扬观念的变革力量。因而，（没有结合心理学的）结构性建构主义是oxymoron。我们需要弥合宏观社会（物质和观念）变化与心理变化之间的鸿沟。在这一方面，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著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50]巧妙地结合了心理变化和宏观社会变化，理应成为不竭的灵感来源。

最后，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羞于借鉴心理学文献。但从理论上讲，国际关系理论家能够对社会心理学做出贡献吗？有人试图通过构建新的理论来做到这一点，这些理论有望整合许多分散的心理学理论，并且提出关于我们心理学的新假说，这些假说可以在实验环境得到检验。[51]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心理学家借鉴国际关系学乃至更为广泛的政治学、社会学文献。迄今为止，社会心理学家几乎只在彼此之间汲取灵感，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学或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大多是条单行线。然而，社会心理学不能仅仅依靠与大学生（作为通常的研究对象）的合作而走向成熟。相反，社会心理学家可以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学习，同他们展开合作可以获益良多，相比来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加了解个体（从关键决策者到选民）是如何在重要的现实生活情境中思考和行动的。而且《知觉与错觉》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我希望这一结论成为一种行动号召，而不只是对《知觉与错觉》地位的声明，还能够。我认为这样对学生而言更有益处：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因此，我认为目前的结论应该成立。（作者：唐世平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译者：赵旌宏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