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内容摘要：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调整变革。面对大变局的历史走势，美国意图以冷战时期的联合阵线推行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重拾政治战作为大战略的重要手段。现代政治战不仅延续了意识形态争控、非战争冲突较量等传统模式，还结合时代之变、科技之变，综合运用舆论战、认知战、混合战等冲突形态，将西方的体系化霸权优势转化为全域政治战攻势，并在俄乌冲突中验证了其战法及效果。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政治战在美西方的历史传承和当代演变，呈现当前大国博弈在政治领域的复杂对抗态势，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政治战风险，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供借鉴和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以俄乌冲突为标志的大博弈、大对抗给全球战略态势造成强烈冲击。美国拜登政府接连推出以大国竞争为基调、尤以中俄为对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等指导性文件，公开宣称要为未来十年做好准备，其一系列举动确立了以“新冷战”为实质的大国博弈主基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世界剧变之下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明确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等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石。

当下国际格局正经历重要调整，一方面全球“东升西降”大趋势仍在演变，另一方面美国“联西抑东”、加速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在中美外交、军事、济、地缘影响等综合竞争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在于政治竞争。近几年来，美西方的战略决策层和智囊圈再度祭出“政治战”这一陈旧武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对俄政治战，同时也借助认知域、网络域、信息域等新兴对抗前沿，推进全域型、全景式“政治战”的大国竞争新形态。

一、政治战的缘起及其运用

学界对政治战的概念界定一直较为模糊，这并非因为人们无法对其进行精准感知或描述，而在于对其内涵边界、历史起源、运用形态等的界定和认知难以统一。甚至有学者将政治战视为某种特定对抗形式(如舆论战、心理战)的同义词，使得政治战概念泛化，导致政治战似乎无所不在，却又难述其形。

(一)西方政治战溯源：从克劳塞维茨到英国式政治战

从学理上看，政治战无疑由来已久，然而学界对其概念的表述有着很强的现代性，与现代政治体制、治国方略、国家机器乃至社会舆论、社交传媒等成熟发展密切关联。对政治战的历史追溯往往聚焦其特征演变，而较少关注其理论发展脉络，研究多偏重政策手段，始终缺乏学理性分析。由此，确有必要厘清政治战的内涵、边界及其发展脉络。

人们往往认为政治战的最高境界在于从瓦解对手政治权力的层面来实现战略目标，对其思想源头一般也溯至东西方历史上的著名军事思想家。如西方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体现了古代中国战略家对政治战精髓的思考，其强调要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从减少战争伤亡的角度出发运用各种手段迫使对手屈服投降，其中逼迫敌人投降的关键在于扰断敌人的政治统辖、政治合法性、政治稳定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代表了政治战的另一种起源。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这意味着所有的战争——不仅是其中部分——都是政治战争(Political War)。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并非单纯的暴力哲学，虽然他也表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旨在强迫我们的敌人服从我们的意意欲摧毁敌人是战争观念本身的核心”,但他同样重视非军事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作用。他指出，对手的抵抗力包括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即他可用的全部手段与他的意志力。意志很重要，但凡敌人的意志还未被击垮，就不能认为战争真正结束。为此他提出一种办法，有可能增加成功的可能而无需击败敌军。“我指的是有直接的政治影响的作战行动，它们首先意在打破敌对同盟或使之瘫痪，使我们获得新的盟友，有力地影响政治形势，等等……能构成一条与摧毁敌军相比短得多的达到目标的路径”。不难发现，克劳塞维茨在强调战争政治属性的同时，也把赢得与政治相关的思想和意识领域的胜利作为彻底击败对手的重要条件。当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政治属性的强调，更多停留在军事哲学领域对政治战略与手段的思考。

通常认为，政治战真正作为专有术语尤其是特定的对抗斗争样式，源自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践。二战期间，英国急需通过打击对手的士气、策动反法西斯力量协作来提升对德政治竞争优势。1941年，英国秘密成立“政治战执行局”,次年拟制下发内部使用的《政治战的意义、手法和方式》手册，详细梳理了政治战的概念、术语、手法、流程等内容，构成了英国式政治战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英国认为，政治战是根据战略需求，针对敌占区的民众意志、作战对手而施加影响。人们对其有着不同称谓，如“心理战”、“意识形态战”和“士气战”,但这些都还不足以充分显示政治战的真正功能，即总体战(TotalWar)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朝历代的政治工具都被用来赢得支持、孤立潜在的敌人、确保通过军事威胁来逼迫顺从，以及在上述行动失败后能迅速展开军事行动”。这份手册体现出鲜明的策略性、战术性，代表了具有制度性、规范性、实操性的政治战实践策略，其手法包括广播、秘密电台、传单、“黑色传单”、谣言、战俘、前线宣传、重新占领、重建、秘密行动等内容。尤为突出的是，英国认为“政治战同时采用公开宣传(publicity)与政治宣传(propaganda)”,其中政治宣传是政治战的主要工具。“政治战可被描述为‘身着战服的政治宣传’,因为它要把政治宣传转变为一种打击力量，并确保在适当的时机和合适的规则下，把思想、情感转变为行动”。基于这一定位，英国在战时策划的政治战是配合战争行动的附属部分，侧重策略层面的运作，以宣传与舆论传播为主要形式，更多依靠针对敌占区的渗透、扰乱、秘密行动，这也是“英国式政治战”的传统特点。

根据信息来源准确性、发布者身份公开程度等，西方把政治宣传分为白色宣传、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英国政治战执行局所采取的行动可归于黑色宣传一类，例如，它会建立一个假冒的德国官方电台进行宣传，还以德国抵抗组织的名义向德国军民发布传单。直到战争结束，英国式政治战总体上被视为对敌宣传的一部分，时人认为搞宣传(特别是鼓动、煽动)必须依赖政策制定者，二者应当加强协调。然而客观地看，“在任何国家，政治家们与负责宣传的高层人士都没有形成机制化的协调沟通。与外交、军事和海军事务的专家不同，宣传领域的专家极少能参与国际会议”。由此也能理解，尽管英国率先公开把政治战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对抗形态，但更多是从“器”和“术”的层面来对其界定和使用，而在高层级的战略思维和指导的“道”的层面，依然是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战显然并不具有全局性价值，更多被看作附属于军事行动的支援行动。

(二)作为大战略工具：“美国式政治战”的兴起

美国政治战的历史可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特别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民众在反抗英帝国时提出了鲜明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权利诉求。革命前夕，托马斯·潘恩出版的《常识》一书抨击英国对殖民地的掠夺，提出英国并未给殖民地带来自由和安全，丧失了作为母国的基本合法身份，由此激发殖民地民众投身反英斗争的政治热情。革命爆发后，面对明显的力量差距，殖民地民众特别是高层寻求以非军事手段开辟新战场，为独立运动赢得更多支持。比如，1777年大陆会议部署向当时的法裔加拿大人发送宣传册子，鼓动其与北美殖民地结盟，共同反抗英国王室统治，虽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也代表了另一种典型的政治战行动。

在美国加入二战后，英美两国在政治战领域进行合作。美国在1942年成立“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与英国“政治战执行局”联手对欧洲战场展开战时宣传，并根据对德作战需求成立了伦敦政治战协调委员会。尽管战争铸就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血与火同盟，但此时美国人特别是军官对英国并没有太多认同，认为英国式手法与美国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下的战争思维和战略偏好并不一致，甚至私下认为“政治战”这个词本身太“英国化”。再有就是美国自身的政治文化心态作祟，认为要向公众提供真实信息，特别是要展示美国领导下生活的前景真相，帮助外国民众判别美国的政策。对于英国式政治战所依托的宣传行动，不少美国人认为“‘宣传’一词，至少对公众而言，是与纳粹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这样的极权独裁政府的谎言、操控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随着战后美苏两强关系急剧恶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眼中，两大阵营的军事之争、路线之争、地缘之争，上升到顶层就是政治之争，政治战成为事关意识形态之争成败的关键。从此，美国开始从国家战略层面重新认识和构建“政治战”体系。

正是冷战氛围下的全球争霸以及对苏联政治权势影响扩大的担忧刺激美国重视政治战。1948年5月，乔治·凯南作为美国国家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向刚成立一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辖的顾问会议提交了《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备忘录报告。时值冷战开端，美国决策层正针对“和平时期心理战”这一议题展开激烈讨论，情报界架构也在逐渐成型。凯南的报告延续了其关于美苏冷战的思维逻辑，并首次将政治领域的斗争上升到与国家大战略共同设计的高度。他在报告中明确表示，“政治战是克劳塞维茨学说在和平时期的合理运用。广义上来讲，政治战就是以国家为主导，运用各类非战手段以实现国家目标，其中包括公开与秘密行动”。这也被视为美国式政治战概念的起点。凯南提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和影响正迅速提升，而且基于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苏联正在对东西方争夺的地区施加政治战影响，甚至可以说“在马克思和克劳塞维茨学说的综合作用下，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战已经成为历史上最精致和最有效的”,并将直接威胁西方国家阵营。正如其推崇以遏制反击苏联扩张，凯南认为反制苏联政治攻势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政治战本身。他认真研究了英国的政治战历史并得出结论，“大英帝国的铸就、成功和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英国人对政治战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凯南所构思的政治战，主要通过外交、经济、宣传、虚假信息等对苏联集团进行恐吓、挑衅，破坏敌人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扰乱对手的战略部署和政治意志。

不过，凯南的倡议在与美国国家战略对接时并不十分顺畅，即便在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内部也始终有人质疑和批评凯南的政治战倡议。一是反对使用“政治”这一术语，认为既然克劳塞维茨学说已明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所有战争都是一种政治性的战争，不应存在单独的新类型。二是认为此处用“战争”来描述以下行为是不稳妥的，即尚未采取物质上的暴力手段，且无论对敌人或朋友都还未有正式公开的敌意，过于凸显挑衅行为容易激化矛盾冲突。三是认为凯南的定义基本囊括了国家间各种互动样式，虽缺少全面开战的国家间常规战争，然而后者在历史上又相对少见，因此这个术语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有用。甚至有历史学家怀疑，凯南之所以大谈特谈“政治战”,其真实目的是要与军方、情报界争夺政治战的指挥权，提升国务院的地位。在其1948年备忘录的原稿中，凯南的确提出“所有公开和隐蔽的政治战，从其基本本质来讲，应该由国务院来进行指导和协调”。可见，对政治战的不同态度既反映了美国政府机构和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也折射出政治战概念和范畴本身的模糊性，给之后如何构建和阐述其理论体系并加以政策运用，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间。

凯南提出倡议之际，恰逢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狂涌之时。“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弥漫在杜鲁门政府中。如果说‘所有的工作皆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个即将陷入冷战状态的国家也确立起一套信念，它给予官员们以及所有渴望到政府机构工作的人们一种紧迫感与方向感”。凯南的倡议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浓厚兴趣，它契合了美国与苏联展开全球争霸的战略需求，也使得以大战略运筹为典型特征的“美国式政治战”崭露头角。它不再是从属性、辅助性的战术行动，或局限于宣传战、心理战的有限空间，而是真正融入国家大战略之中，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学理体系和实践体系。首先，政治战从传统的舆论争斗拓展到涉及更多领域的对外渗透和攻势。“在英国，宣传战几乎完全由外交部门掌控，美国则与其不同，一系列组织机构都参与策划和实施宣传战行动”。③其次，政治战从原有的保障性、支援性任务显著提升为具有侵略性、攻击性的行动，包括政治渗透、强制外交、秘密情报等，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深度介入政权颠覆、反叛乱作战、对外干涉、制裁等活动之中。最后，政治战参与者从原有的小范围的秘密情报、特种行动人员，扩展到政府多个部门，包括外交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海外常驻力量单位等。尽管因为涉及隐蔽行动、颠覆活动、情报活动等敏感领域，美国政府从未公开对“政治战”进行战略宣示，但已然形成了体系化的政治战运行模式，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包括美国信息局、国际发展署、国务院、中情局等众多机构采取了政治、经济、信息等举措。为了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这些机构还会对西方文学、艺术、出版等产业予以支持，对一些国家、政党、团体和运动提供长期秘密的经济援助，甚至不惜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不择手段的隐蔽行动。

(三)政治战概念的归类与争论

政治战这一概念一直存在模糊性和争议性。由于界定不够清晰，且其内涵与其他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概念重合度较大，政治战的概念和内涵长期存在多种阐述。

第一类是将政治战粗略等同于旨在颠覆对手政治统治、动摇对手政治基础、非直接军事化的隐蔽行动。法国人罗杰·特林奎尔认为，政治战等同于“颠覆战”(subversive warfare),描述了“紧密关联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行动体系，旨在推翻一个国家的现有政权并用另一个政权取而代之”。另一位法国反叛乱作战的战略家大卫·加卢拉则指出，革命战争就是一种政治战，政治成为行动的活跃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本手册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游击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战。

第二类倾向于将政治战视为宣传战或心理战。历史学者保罗·史密斯将政治战与心理战相捆绑，认为“政治战即使用政治手段来逼迫对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里的政治可以理解为民众和政府之间带有目的性的关联，对国家生存造成的影响。政治战可以是暴力、经济、高压、颠覆和外交的联合，但其首要内容是对语言、形象和思想的运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宣传和心理战”。美国情报专家安吉洛·科迪维拉则认为，政治战大部分实际上与心理战有关，同时也是政治性行动，“政治战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支持或反对，目的是在战争中或类似战争般严肃的非流血冲突中获得胜利”。卡恩斯·洛德认为，“心理战和政治战这两个术语进行互换使用，其定位的是整体现象，而不是指各种近似的术语如意识形态战、观念战、政治传播及其他”。

第三类倾向于对政治战概念进行“混合化”。面对存在的模糊、分歧甚至质疑，一些战略学者规避围绕政治战概念的纠缠，选择与其他相关概念混合表述，提出政治战是一个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术语，认为政治战主要是公开或隐蔽的行动，被设计用来支撑国家的政治军事目标，或是将心理战与其他手段相结合以实现政治目的。威廉·R.金特纳和约瑟夫·Z.科恩费德1962年出版的《战争新前线：政治战，现在和未来》被认为是首部全面系统地将政治战作为大战略工具论述的著作，作者提出“政治战旨在通过外交方式、经济、政治宣传和错误信息、挑拨、恐吓、抵制、恐怖主义以及在主要敌人与其盟友间打入楔子，从而达到削弱(如果不是摧毁)敌人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新型战争形态和大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一些美国军方学者转而认为，当下使用诸如“混合战争”可能比政治战更合适。

二、现代政治战在美国重兴的战略背景

随着苏东集团的解体，政治战在美国的总体战略设计以及学术研究中均转而走向低谷。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下，美国享有公认的“一超”地位，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历史的终结”优越感，在海湾战争后军事自信达到新高峰，对国际格局的感知具有更强的安全感，相信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塑造世界新秩序。由此，蕴含强烈政治对抗色彩的政治战不再成为决策者的首选，且政治战需要国内各方力量实现高度的战略协调，最大敌人的消失已经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原有的共识基础。加上在自由国际主义驱动下全球化迅猛发展，增强了美国霸权体系的控制力，其对国际秩序走势的认知趋于乐观，认为国际社会将遵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基础的霸权治理模式，在对外输出影响方面更推崇和关注公共外交手段，偏好通过软实力来宣扬美国故事。然而，“后冷战红利”仅持续了十余年，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体制就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多维度挑战，给政治战重新攀上战略运筹高位提供了机遇。

(一)应对反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挑战

“9·11”事件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与西方世界的新一轮尖锐对抗。尽管美国凭借军事霸权优势在阿富汗、伊拉克击垮了当地政权，然而无论新保守主义所推崇的“新帝国论”,还是自由派所推崇的自由国际主义，都无法抑制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以反美反西方为目标的极端主义浪潮。“9·11”事件给美国及西方世界造成极大的本土安全威胁、战略心理安全恐慌以及思想观念挑战，打击恐怖主义迅速上升为全球性的反恐战争。

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塔利班到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再到非洲一些地区的武装团体、恐怖主义活动，极端主义思想迅速蔓延扩散，这也表明仅靠消灭政权实体并不能彻底消除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关键在于两种思想体系的尖锐对立。美国意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对“思想和心灵”的胜利，就无法在冲突地区重建秩序并实现西式民主扩张。于是，有学者向美国政府建议开展以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为目标的政治战，沉寂多年的政治战再度浮出水面。

2013年，麦克斯·布特和迈克尔·多兰在向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中强调，“美国在中东地区同伊朗、基地组织、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形形色色的萨拉菲派组织等竞争者，处于争夺影响力的长期斗争之中”,斗争并非关乎穆斯林如何看待美国，而是穆斯林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涉及身份、权力、权威、政府、部落和族群，“穆斯林对待美国的态度更多来自于美国的权力如何塑造当地的斗争并由此定义他们的生活”。布特认为，美国政府在这场攻心夺志的较量中表现蹩脚，美国擅长依靠军队、情报共同体等运用无人机定点击杀恐怖组织领导人，但缺乏有效、长期的工具，特别是“美国没有一个政治战略，用以利用空袭取得的短期成果。现在是时候推行这样一个战略，它有着一个恰如其分但又长期被忽视的名称：政治战”。查尔斯·T.克里夫兰在《美国的政治战方式：一项提议》中指出，美国的敌人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接连兴起，反映“美国一直严重依赖常规军事实力，典型表现就是关注如何摧毁敌人和占领其领地来与之竞争，而不是在其民众中争夺影响和合法性”。①正因如此，美国所取得的胜利往往是短暂且有限的，“美国应该发展一种21世纪的政治战能力。这一中心任务是要能够在国家当前面临的广泛竞争中延续进攻的态势，并能协调美国所有的国家力量元素(包括军事力量、隐蔽行动、网络、外交、经济工具等)予以回击”。“政治战这一术语可能并不理想，但是也找不出更好的简单术语来描述美国所需要的这种能力了”。

这一时期美国在保持武力输出的同时，重新对战略传播、舆论宣传、公共外交等进行了体系设计和战略谋划。比如，2006年成立反恐通信中心，2008年成立全球战略接触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反恐战略传播中心。这些机构主要以反恐宣传、思想渗透、心理塑造为目的。2016年，奥巴马签署行政令设立隶属国务院的全球接触中心，其主要职能是统筹、领导、协调政府机构的行动，判别、揭露和打击针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宣传，并通过与非政府组织、他国民间团体等合作，扩大美国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输出，削弱反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从思想上整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和影响力、控制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对政治战的重要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并进行了战略资产重组。

(二)渲染他国对美西方构成的政治战威胁

当今美国战略界对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极不乐观，充满了不确定性下的焦虑感。面对其他大国的兴起，美国最惧怕的前景就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优势不再能掌控世界，引发世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体系、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崇拜和信任发生根本性、不可逆的动摇，与之对应的，则是一种新的、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政治影响力和制度影响力迅速崛起，并可能为西方体系长期操控的全球政治威信画上句号。正因如此，美国及西方一些精英对其他大国影响力上升充满焦虑，认为竞争大国所实施的政治战正在损耗西方根基。

美国宣称，“全球的民主国家日益成为中国和俄罗斯政治战的目标——此战术铭刻在他们各自的战略文化之中”。美国认为，中俄试图挑战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而美国及西方对此无法及时察觉，进攻者将扰乱美国引领下的国际秩序，对美政治战攻势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亟待恢复西方政治战的竞争优势。比如，美指责俄以虚假信息、代理人等手段干涉美国大选，俄策划的“混合战争”侵蚀欧洲安全，还将中国的孔子学院、对外投资等污名化为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渲染中国在美国海外利益攸关区与其争夺影响力，等等。更让美国忧虑的是，由于冷战后将注意力长期聚焦在网络空间与反恐斗争的情报行动上，西方国家应对政治战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认为，“除俄罗斯外，没有其他国家在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面，能如中国这般广泛和资金充足”,“相比俄罗斯，中国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手段更丰富、更有力的干预”。美国学者凯里·戈山奈克在《政治战：与中国“不战而胜”计划进行斗争的战略》中强调，美国急需在亚洲建立“政治战中心”,要对中国的政治战进行调查、扰乱、起诉、追踪和曝光，甚至鼓动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官员和亲属采取“合法行动”,鼓励学界围绕应对中国的政治战开展学术研究，并应通过立法来消除中国新闻和社交媒体在美国的影响。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促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条款，计划从2022年至2026年间每年划拨3亿美元“对抗中国影响力”。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政治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民主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战目标”,将中澳之间的民间交往污名化为中国对澳政治战，甚至蔑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秘密实施了十多年的政治战，其借助的渠道包括中国留学生，以压制大学里的反华观点或讨论，对澳大利亚政界和企业、研究机构中的重要权力人士予以资助，收买澳大利亚媒体以制造和扩大对华友好报道，广泛的网络行动包括针对澳政府部门和基础设施，以及招募间谍和影响力代理人的侵略性企图”。

(三)将重塑政治权威与“民主信用”作为赢得大国竞争的关键

新一轮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大博弈已然拉开序幕，每个国家都在思考如何在动荡变革期寻得最利于本国生存发展的道路。冷战思维这个幽灵始终盘踞在美国战略策划者的脑海之中，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独特的，因为它把过去的成绩同未来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美国在西方一家独尊，领导盟友发动对苏政治战并为促成苏东瓦解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战绩”对美国现今的行为模式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在美国眼里，美国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思想等方式主导建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成功向世界输出了民主价值观。当前，大国战略博弈态势不断加剧，原本相对平衡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弱中心化、多元化竞争态势，政治思想的对冲削弱了美国霸权体系的管控能力和威信。审视拜登政府的重要国家安全文件可以发现，其无时不在指责俄罗斯和中国的存在影响了西方的安全。美国在对华认知上的转变，代表着美国对国际力量格局、大国关系基调以及未来战略资源的战略判断的急剧转折，从奉行相对均衡、谋求全球控局转向集中力量打造阵营、应对主要竞争大国，为大国冲突、高端战争进行前瞻设计和资源重配。

美国之所以显著升级对华“竞争”战略意愿，就是从中美两种政治道路的“零和”博弈思维出发，想要对非西方大国进行新一轮政治战，其中重塑政治威望与“民主”信用就是一个关键目标。近十多年来，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已然从内部开始坍塌，特朗普时期的“退群”和“美国优先”破坏了战后大国协调合作的基础，导致西方体系内部裂痕扩大，拜登政府所经历的“喀布尔时刻”则进一步冲击了美国的国际威信。一系列情报失误、情报泄露又不断将美国对全球包括盟友在内实施监视、渗透的行径昭告天下，进一步加大了西方同盟内部关系的不确定性。为了修补盟友关系，美国重新祭出两大法宝。一是树立共同敌人，以孤注一掷展开对华竞争为最。美国以政治挑战、安全威胁为借口，公开带动盟友对中国实行“脱钩”、“断链”的围堵打压。二是用民主旗号重新构建匹配“新冷战”的盟伴关系。如在2021年12月，美国通过视频形式召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所谓“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大肆渲染全球民主正遭遇严重威胁，要领导世界反对“威权主义”、保护人权。

(四)美西方社会思潮与政治结构动荡加剧“政治战”诉求

政治问题关乎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稳定，政治战则被认为是以攻心夺志、不战而胜为目标手段的进攻样式。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本身国力强盛、精神团结、意志统一时，外敌的政治战攻势往往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反之，处于转型、动荡、战争中的国家则最容易被政治战触发其内部矛盾的“火药桶”。近年来政治战引起热议，其始作俑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根源则来自于它们对竞争性大国的战略猜疑和安全困境忧虑。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国际格局变迁、全球经济转型、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影响下，不少国家内部右翼势力迅速崛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种族矛盾、族裔冲突、难民移民等引发社会问题，撕裂原本安定祥和甚至养尊处优的国内环境。寻找新的政治领导力量、勾勒新的政治敌人，也成为这场变革中颇具共性的趋势。美国关注政治战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对俄罗斯在美大选中实施干预和虚假信息战的恐慌。而对政治战复兴构成重要影响的美国国内因素，则在于狭隘异化的精英主义。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近400年，世界秩序一直以西方为中心，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力观、价值观，其中以西方至上、种族优越、权力优势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当代国际权力结构。对于非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国际领导力、综合国力等方面与西方差距缩小这一现实，很多推崇西方中心主义的精英是难以接受的，一些西方国家似乎一时陷入歇斯底里状态，不惜祭出政治战的旧招数和新办法。

三、全球跨域与科技赋能的政治战场景

美国在审视现代政治战时有着极强的危机意识。对于如今的政治战，其历史传承与时代新质又如何体现呢?兰德公司前些年的系列研究勾勒出了当代政治战所面临的挑战及相应变化，现代政治战具备如下特点：(1)非国家行为体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施政治战；(2)政治战可运用国家力量的全部要素；(3)政治战极为依赖不为人知的力量和手段；(4)信息域是日益重要的战场，其中对成功的感知是决定性的；(5)信息战以各种方式发挥效用，包括放大、混淆和说服，对付虚假信息的最好方式是及时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6)要在早期阶段就发现政治战，需对情报资源进行大量投资；(7)政治战会引发意外后果；(8)经济杠杆日趋成为强者倾向选择的工具；(9)政治战通常会利用种族或宗教纽带，或者内部不和；(10)政治战是传统冲突的一种延伸而非替代，能以更低成本取得成效。

上述研究大致指出了基于大国博弈、全球变革、社会转型及技术赋能等条件下，政治战在当代所呈现的迭代升级的形态。从政治战的本源来看，它从来都是国家基于政权最高的政治生存和安全需求，围绕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争夺，在各个层面乃至全领域展开的观念与力量较量，其目的是要成为意识形态、政权生存竞争的最后胜利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争之世必然是大国政治安全、政治理念、政治影响力的全域博弈，政治战不仅依然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手段，更是在新的对抗形态和社会环境下吸纳真正具有全局意义的各方力量介入，具体表现为参与者激增、不确定性冲击增大、深层次敌对的风险攀升，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一)重塑政治战的力量体系：“全政府+全盟友”

政治战是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围绕一个长期的政治斗争目标展开连续性、体系性行动的竞争性对抗，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内部的部门机构、利益集团之间很难形成政治高度统一的立场。当前美国意图构建阵营式对抗，其实旨在借“新冷战”的战略需求，在国际上重新让西方联盟从分歧走向统一、在国内将各领域力量整合到大国竞争的大战略之中。

从国内层面来看，拜登政府极为强调与中国进行长时期竞争博弈的政治共识，通过将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安全化”,渲染中国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挑战，从而凭借塑造中国这个“敌对他者”,在国内迅速形成跨党派的对华竞争战略共识。此举尤被用来弥合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固有分歧，并在政商军学各界营造反华的“政治正确”语境和政治生态。“有鉴于政治战的全政府本质，实现这样一种能力，要求从总统和国会两个方面都得到支持。我们相信，这样一种能力必须由国防部和国会联合资助并予以支持，这是因为需要在竞争中竞相使用武装冲突和非武力冲突手段。情报共同体和国际开发署的支持和参与，对这种能力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相信，美国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有效的“全政府”,破解政府部门间官僚体制弊端所带来的低效和掣肘，调动外交、军事、情报等各领域的国家力量资源，才能最大限度集中运用美国的制度优势、力量优势和各种资源杠杆。有研究还力主美国政府效仿反恐中心的模式建立国家政治战中心，研究、理解和发展全政府的行动概念(包括政策、战略和战役等),应对非常规威胁。

从国际层面看，美国极力渲染西方体系正面临来自中俄的根本威胁。无论基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念，还是基于文化与规范的建构主义观念，美国在对待中国这样的异己大国时，越来越多地强调要联合保卫西方的体制和利益，构建政治形态、政治意识、政治目标高度一致的同盟阵营。寻求重建集体阵营与战略对手进行竞争乃至对决。渲染二元对立的国际大势，国与国之间的阵营划分、身份认同、集体裹挟行动等色彩趋浓。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其意图利用政治战的效能将对手逐出国际体系，即霸权国主导建立排他的、竞争性的以及局部性的国际制度安排，借助嵌套或外生于全球大多边的新兴制度，通过提升标准或重塑规则对崛起国及其他国家实施“脱钩”或“规锁”战略，将目标国家排挤甚至逐出当前的国际体系。

(二)强调政治战的成功高度依赖基于价值观的政策方略

政治战是一种非战争的对抗样式，追求“不战而胜”的动机很清晰，也是一种建立在成本可控、风险可控、预期收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战略艺术。不过，现代政治战是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展开的，其动力的强弱和持久性尤为依赖高超的治国方略和高明的斗争艺术。

美国意识到自身对国际秩序的掌控已进入衰败阶段，然而又绝非心甘情愿从全球霸权和秩序主导的角色退下来，面临的是维持霸权体系的成本与关键国家利益之间的值差，或者说陷入了一种经典的“战略透支”和“霸权赤字”。“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必须通过某种组织原则来决定其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的相对价值，以及它捍卫此利益的决心程度。政府还必须决定在何时何地不进行干预，因为不是每种非战争的挑战都必须予以回应”。基辛格曾强调，

确立战略框架的第一步就是决定美国利益的等级排序、所追求的目标、所捍卫的价值。政治战虽然要求动用一切资源力量，但其运用艺术并非体现在蛮力之上，而是体现在以战略资源最为节约的消耗程度来达成最大化的政治收益。因而，基于价值的方式可以聚集更多的内部和外部支持，美国也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人们很容易感知到政治战往往是意识形态竞争的集中体现。进入21世纪后，中亚、中东等地区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成为其战略传播的关键内容，也被视为从根本上驱除极端反美思想的长线策略。如今面对来自外部的“政治战挑战”时，审视过去30年的对外战略经验，美国认为“对手的手段经常与美国进步式民主是不相容的”,应当强化自己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加强对西方民主价值的传播，从而尽量发挥政治战的威力和西方的体系优势。

(三)当代政治战是建立在全域时空体系内的融合发力

在当今世界变局中，国家行为体的竞争趋于走向全局对抗和总体战。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作为战争第五作战域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战的范畴、多样性及复杂程度已极大突破以往经验。现代政治战可谓无所不在，既可全域实施渗透，也可跨域融合以增强效能。面对新兴的“混合战争”、“灰色地带”和“全球公域”,政治战不仅采取政治手段，而是与认知战、心理战、舆论战、情报战、法律战、网络战等深度捆绑，在认知域、社会域、信息域、作战域、网络空间等领域联合行动，并对对外援助、战略传播、公域渗透等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政治战已然没有固化的边界，交叉性、跨域性、整合性是当代政治战的典型特点，也利于将政治战嵌入其他类型的行动之中，大大增强其隐蔽性。政治战虽然并非军事行动，但它具有煽动、诱导、说服、动摇、瓦解等特殊功能。美国十分强调政治战要与国际组织、金融、媒体、网络、宗教等领域联合构建工具箱，把西方的制度优势、意识形态优势、科技优势、力量优势等发挥到淋漓尽致，帮助西方国家进行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并深刻影响对象国民众在政治、外交、道德等领域中的认知和行为。从俄乌冲突的现实来看，政治战不仅来自政府、军队等力量部门，更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那些具有先进技术和政治立场的商业公司，它们通过在信息、通信、传媒等领域支持乌克兰，较为成功地让俄罗斯陷入极为被动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这恰恰体现出西方现代政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让对手无时无刻不处于由加工过且负载政治意图的信息所包围渗透的处境之中，也即传统政治战所不具备的信息化能力。

(四)智能技术“涌现”增强了政治战的科技赋能

有研究认为，当前美国的政治战方式不仅囊括政治战的冷战版本，即聚焦动员国家权力所有要素与对手进行非军事竞争，也包括克劳塞维茨的版本，即坚持所有军事战争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战。然而，政治战还应在这些概念之外有所延伸，因为它必须吸纳当前科技高速发展而生成的能力。“涌现”理论之父约翰·霍兰德认为，系统中的个体构成了整体，整体的行为模式和产生的效能远远比个体复杂。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新技术“涌现”生成了更强大的智能威力，人工智能已经昭示具备“涌现”能力的前景，释放出“强智能”时代的曙光。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革新，极为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实施政治战的方式。

首先，科技进步消解了以依赖物理接触为主的政治战方式。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等实施“文化冷战”,将目标对准苏东阵营的知识分子，主要依托基金会、交流机制乃至隐蔽情报，这一政治战攻势依赖大量人力资源(特别是宣传、情报)的投入。如今，借助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公司、社交媒体等成为政治战的积极参与者，它们在虚拟空间、认知域等拓展了渗透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大幅度消除了与政治战目标之间的物理隔阂，更高速便捷地构建社交联系、传播舆论声音。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使得自操控的社交媒体账号在模仿人类行为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次，技术强化下的“无知之幕”影响政治舆论。民众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信息传播，其对国内外事件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倾向、政治理解能力等在被技术推动演进的同时，也在技术的作用下被固化认知，甚至成为技术的“提线木偶”。这种“无知”主要体现在民众对政治信息来源不清楚、对政治信息的真假不清楚、对政治这一权威符号抱有天然的质疑甚至抵制，同时又无法摸清信息运作背后所蕴含的人工智能等科技赋能。其结果是网民处于“无知之幕”却还自视“有知之幕”,既不知道政治信息的真相，也不知道政治舆论的真相，政治信息与政治舆论在虚假中生成与传播，最终导致网络社会失真。

最后，科技优势正在转变为知识塑造的垄断优势。智能领域的发展在政治战中成为重要的赋能手段。其一是深度造假技术日臻完美，极易迎合公众情绪化的政治价值诉求，在舆论传播中加剧虚实模糊和话语混沌。其二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昭示了未来智能科技竞争的门槛。这种大模型所需要的数据、算力及运营成本门槛之高，使其成为大国的游戏工具，而基于大模型出现的知识集合也带来了人们获取知识样式上的革命。智能科技足以在众多领域重新塑造知识、深度影响认知，强大的技术碾压会使得政治战对抗中的理性丧失价值。国家在知识层面形成认知优势，能够先于作战对手掌握战场态势，洞悉其战略意图，并针对意识形态开展认知干扰或引导，从而夺取认知空间的制脑权、制智权，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作战效能，呈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五)政治战信息弹药的指向性与靶向度大幅提高

政治战的信息弹药，是指在政治战中将符合价值引导的信息制作成为能影响对方思想的产品。精准投射则是指基于大数据驱动的政治战投放模式，在数据、算法、算力等支撑下，政治战的攻击对象层次区分更为精细，定向释能更有针对性。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就向伊大批军政高官发送电子邮件进行心理战，鼓动其放弃抵抗，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现今社交媒体、信息工具高度发达，掌握数据优势的一方可以轻易定位目标人群，掌握其价值偏好，从而既能实现社会面上的“群体渲染”,也能做到点名式的“一人一案”,特别是被称为人类行为最大最丰富证据基础的社交媒体数据，已经成为政治战的传播媒介乃至武器本身。俄乌冲突的进程向世人揭示，利用虚拟空间、跨国网络等建立起新的舆论传播和战略叙事，其效能高于传统的政治宣传手段，新媒体平台、科技公司也已经深度参与冲突与治理、战争与和平的进程之中。智能技术(如社交机器人)、ChatGPT、物联网、深度造假、“元宇宙”增强感知、大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让政治战的手法变幻莫测、防不胜防，它们已不再是以往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容易引起对手警惕排斥的战法工具，而是渗透到目标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其观察思考问题时不得不依赖的工具。

四、美在俄乌冲突中的对俄“全域政治战”

如前所述，政治战是美国在大战略层面应对所谓大国战略竞争的选择。此番政治战术语与战略的复兴，最早来自美国对俄罗斯战略行为和国际影响的警惕和回击，究其实质，则更多源自美国对自身国际影响衰退、大国力量格局重塑的恐慌。俄乌冲突的背后是大国政治生存竞争和战略手段之间的对抗。美国及其盟友虽未直接派出军事力量参战，但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对俄政治战攻势，充分发挥其在政治联盟、科学技术、信息制权、舆论宣传等方面的总体优势，尤其是基于与新质技术、跨域赋能和军政行动的融合，演变成依托全球多域融合网络、具有智能内涵的全域式、全景式、全要素的政治战，彰显当代政治战的渗透性、震慑性、靶向性、精确性等特征。

(一)依托“霸权优势”实施体系性的政治战攻势

回顾格鲁吉亚危机、克里米亚危机，美西方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手法极不适应。一方面，俄采用了非正规战争与冲突的策略，逐步达成预期战略目标，判断西方世界在权衡冲突收益与成本时不会贸然选择深度干预俄乌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和部分欧洲盟国内部还都存有公开支持缓和美俄关系的显著势力，双方尚未真正走向战略摊牌。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世界迅速形成一致反俄的政治氛围，决心借此重创俄罗斯。因此，在军援之外的非战争领域，政治战自然而然成为对俄地缘环境、国际声望、国际体系内力量影响等最具解构力的战略。

实施全域政治战，重在推进政治、外交、安全、军事、经济、文化等跨域融合，既有体系攻势，又有梯次配置，所要达成的终极政治目标就是置俄于政治不义、战略不利、军事不胜、民心不齐的境地。(1)以“规制霸权”扼住俄的战争咽喉。西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暗藏以西方规则来强迫竞争对手束手就范的意图，这种对“规则”的操弄很容易转变为攻击他国的武器。比如，为从金融上打压俄罗斯，西方公然抛弃全球货币体系现有规则，限制俄罗斯央行对海外外汇储备的调用，导致俄大部分外汇被冻结，甚至瑞士银行曾一度改变中立立场，冻结俄罗斯储户超过590亿美元的资产。(2)以“联盟霸权”制造外交孤立。利用西方联盟优势、国际制度主导优势，策动在欧洲、联合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俄谴责，营造“不批评俄罗斯，就是与俄罗斯为伍、与和平为敌”的二元对立逻辑，在政治和道义上孤立俄罗斯，使得俄在外交上孤掌难鸣，在久战不胜的情况下陷入“道义危机”。(3)以“舆论霸权”实现传播遮断。西方长期研究俄“混合战争”,此次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在新闻传媒、社交媒体等领域成功地为俄构设“传播真空”、“舆论陷阱”,削弱俄在舆论争夺、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成效，关闭或打压有利于俄的社交账号或评论，引导国际社会仇俄、挺乌。有数据显示，冲突爆发后，对俄媒体、网站的攻击极为密集，攻击地址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87%的攻击目标是俄罗斯，攻击流量峰值达到36Gbps,目的就是要做到传播那些“想让你看到的”,遮断“你想看到

的真相”。(4)以“情报霸权”操控政治谋略。政治战与情报战关联密切。俄前期利用集安组织等搭建了情报通路，较好实现了对周边地区的战略掌控，在“收复”克里米亚、控局纳卡冲突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情报力量的强力反制，政治战的较量态势瞬间转换，曾经的猎手沦为了猎物。美国在乌经营多年，具有“全源”情报支援能力。例如，冲突前美已对俄军事动向进行严密监视，向外公布俄军事调动意图甚至“动武时间点”,主动公开“绝密情报”,称俄“计划于2022年初使用100个营战术群17.5万兵力进攻乌克兰”,这一典型的情报威慑手法迫使俄临机变阵。西方还持续向乌提供战场情报支援，美无人机在乌西部边境开展侦察行动，为乌反击俄军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击沉“莫斯科号”等行动中，西方的情报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在国际上打击俄军士气和形象的绝佳机会。

(二)通过严厉制裁以期促成“政治困兽”压中生变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北约对俄实施了6000多次制裁。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国更是将制裁作为阻止俄罗斯“介入乌东”和促使俄遵从《明斯克条约》的手段。俄乌冲突后美西方对俄制裁迅速升级，其规模、强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标定的特点，即但凡能从政治上打击俄罗斯和普京的手段都可以纳入工具箱。有学者将美国带领西方发起的对俄制裁定义为新的多边制裁——制裁垄断联盟，即“建立在已有国家联盟基础上的、包含‘巧合’和胁迫制裁两种形式的制裁集团”,而制裁是制裁发起方“利用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改变目标国政策，破坏和削弱政府权威和效力的政治行为”。

第一，破坏俄对西方政治博弈的战略资本稳定性。长期以来，俄是欧洲重要的能源供给方。因而在前四轮制裁中，欧盟重点集中在金融等领域，在能源问题上尚留有对话合作的空间，仅禁止向俄提供炼油领域的特定商品、技术及投资。从第五轮制裁开始，欧盟禁止进口俄煤炭，德国带头表示要加快与俄煤炭脱钩的步伐。欧盟各国还一直承受着美国施加的压力，需要以欧洲生活成本上涨、民生受影响为代价切断与俄能源往来，尤其是扑朔迷离的“北溪”管道被炸事件，更是压减了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对俄战略协调的空间。在2022年10月欧盟第八套制裁方案中，包括对俄经海路从第三国运输石油实行价格上限、限制俄天然气和石油出口收入，意图打乱俄长期以能源为筹码换取政治博弈收益的部署。第二，破坏堵塞俄在国际上运筹腾挪的“气眼”。美国在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中，通过踢群、断供、停售、退市、冻结等方式对俄进行“极限施压”,如对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领空和机场，冻结存放在七国集团国家银行的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禁止欧盟所有经济实体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交易，将俄罗斯七家银行踢出SWIFT等。这些手段是政治战追求“不战而胜”的重要武器，旨在削弱俄进行持续战争的能力，分化俄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扩大内部政治立场裂痕，加重民众对战争前景的无望感，煽动形成反普京的政治氛围。2023年6月23日欧盟通过了第11轮对俄制裁措施，旨在打击俄规避现有制裁的行为，重点加强与第三国的合作和监控，包括限制已被禁止出口俄罗斯的货物和技术(特别是战场使用的产品和技术)向第三国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新增87个制裁实体(包括涉嫌对俄出口无人机装备技术的伊朗实体)。第三，偏执鼓动“去俄罗斯化”。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文化界也滥用制裁手段，比如美英暂停俄文化交流演出，推迟开授俄罗斯文学课程，禁止俄参加歌唱大赛，甚至有乐队罢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这类行为比冷战期间的对苏政治战更为极端，试图以“文化铁幕”推行“去俄罗斯化”,在国内和国际进一步固化反俄政治立场。

(三)将社交传媒变成认知攻防的“全新战场”

新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和认知革命，使得“全域政治战”的主要行动者不再局限于官方机构。那些掌握技术优势的非官方力量、非国家行为体，在以网络为典型场景的全球公域中肆意对俄发动全面攻击，投射各类政治战弹药。

首先是置身全球信息传播网链的民众。普及化的通信客户端加速了信息传播扩散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身处俄乌冲突一线的乌克兰民众、乌军士兵，其手机、电脑成为最前沿的“传感器”、“消息树”,所发布的信息易被全球民众认为更具可信度，也更能够在激发斗志、唤起共情等方面释放能量，甚至辅助乌武装力量定位打击俄军高价值目标。其次是掌握设计数据挖掘与智能算法的科技团队。借助开源数据分析比对、精准信息投放、智能信息分析处理等手段，一批技术团队成为远程设计和参与政治战的重要力量，也给俄方的舆论宣传、认知争控等制造了艰巨的挑战。最后是民间网络组织。比如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对俄、白俄政府2700多个网站实施攻击，包括侵入俄联邦航天局、卫星通信系统、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严重影响俄方掌控本国舆论、确保民生稳定的能力。其中西方科技寡头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这些掌握庞大数据资源和先进算法的非政府行为体在当代政治战中已经显露出操控时局和认知的可怕威力。随着私人力量干预冲突与塑造态势威力初现，政治战中“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几近消失，科技寡头利用技术霸权、产业霸主优势深度介入战局，俨然成为冲突中“看不见的军队”,并以此培植对西方科技强人的“克里斯玛”效应，以赢得更多民众的拥护和盲目崇拜，削弱俄政治权威的影响。例如，Space X公司调用“星链”助力乌军，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禁止俄媒体及挺俄言论，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直接为乌克兰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协助其加强网络、电力等基础设施安全防护。马克萨尔公司、“行星实验室”等商用卫星公司与军方合作，持续在互联网和媒体上发布俄军兵力部署和行动的高清卫星照片。它们以“上帝视角”模式重构俄乌冲突实景画面，选择性、诱导性发布俄军事行动摧毁民用设施的信息，在全球煽动对俄不利舆论，固化“乌克兰为弱者、俄军为侵略者、俄军战局不顺”等舆论态势。

(四)操控政治历史叙事，歪曲俄罗斯总体国家形象

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对俄国家历史、对外关系史、政治人物进行有目的性的攻击，通过改变历史叙事、重塑政治形象等方式，丑化俄国家形象、道德形象、文明形象，歪曲公众的历史记忆与认知。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一批西方学者指出，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北约东扩，美国及其盟国对此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美西方将冲突的复杂根源单方面归因为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描述其为“后苏联空间的侵略者”,却对北约持续东扩加剧俄“安全困境”、纵容乌国内“亚速营”这样的极端反俄势力只字不提，把俄刻画为欧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渲染普京为“新沙皇”,“疯狂的”战争操控者、独裁者，广泛传播只要普京还在俄罗斯执政，俄就会让欧洲大陆不稳定、不安全，西方世界将永久切断与俄罗斯的各种联系、将俄作为敌人来对待，以此煽动俄国内外的反普京情绪。此外，还千方百计否定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将二战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苏联描绘成“侵略者”、“自由的敌人”,意图抹杀历史上苏联对二战胜利所做的贡献，冲淡俄“特别军事行动”的历史根由。

这场攻势不仅是美传统“政治战”本质的延续，还结合了认知域、网络域、信息域等涌现的新质技术手段，呈现出一种更具全球对抗、科技赋能的“全域政治战”形态，给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国际形象、外交战略环境以及军事行动都带来了强烈冲击，也使俄失去了以往凭借“混合战争”达到出其不意、游刃有余的功效。这场对俄全域政治战堪称现代政治战的“活剧”。

结语：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战风险

政治战的威胁从来没有远离中国。对中国而言，未来承受西方政治战的攻势和压力很可能呈指数级上升。如何在大变革的时代巩固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稳步走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克服的挑战。立足大战略博弈运筹、大安全体系思维，打好国家总体战、全局政治战，将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和重大考验。

首先，西方将中国视为可能真正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内核的西方体系的大国，美国领头的对华政治战风险并未消除。“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经历了一个美国世纪：美国权力、财富、制度、观念、联盟和伙伴所主导的时期。但是很多人如今相信这个漫长时期正走向终结。他们坚信，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正在让位于新的事物——一个由大国竞争以及中国经济与地缘政治跃升所标志的、后美国、后西方、后自由主义的秩序”。非西方文明的兴起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难以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恰是“变”的风暴眼，中国的发展壮大则是体系变革最大的增量。西方把中美力量此消彼长视为零和竞争，将双方关系定性为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国际规则之争、全球秩序之争，美国还扬言中国有意对西方实施政治战，特别是在“灰色地带”中对西方实施政治影响。“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倡导间接性，以及无论何时只要存在可能，要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根据此战略文化，最高超的智慧是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国家目标，而不是让自己深陷损伤极大、代价昂贵的物理性战斗之中”。中国的任何影响都可被贴上政治渗透的标签，实为西方在国家行为体内部或彼此之间、处于战争与和平传统二元对立之间的竞争性互动。美国认为“灰色地带”是中俄实施政治战的重要场景。政治战领域的反向操作。在这样的政治战态势之下，以往一些对华立场相对客观温和的国家也被迫公开站队，紧随美国推行对华科技脱钩、经济断链。这些歇斯底里行为的目的就在于阻挠中国继续成长为具有全球性地位影响的大国。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立场杂糅了政治体制道路、种族主义、宗教使命观等显性的或隐喻的敌视冲突，体现了其“元对抗”思维。政治被视为人类最高的社会生存形态，政治战关系一种文明、政权甚至种族的存续。中美战略之争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与新涌现的“命运共同体”全球观之间的碰撞。西方抱持在实力基础上的优越感，对非西方国家的根本认知可谓居高临下且泾渭分明，为护持优势地位对非西方国家的歧视、敌视、防范长期存在。“五眼联盟”、“奥库斯集团”折射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基督教文明为内核的“文明—利益”小集团。与之相比，中国则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这种差异与国家发展道路的长期博弈复合在一起，使得西方通过政治攻势将竞争者“踢出局”的偏执意图进一步强化，为此不惜采用“阴谋”“阳谋”等各种手段。

再者，科技革命、军事革命、产业革命叠加发展，正进一步拉大掌握关键资源和能力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三重革命”下国际体系层级和权力结构变革将导致更多非西方国家陷入更大的发展级差，政治领域对多极化的支持力度将衰退、分化甚至转向。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被热议的“全球南方”代表着一批发展中国家，它们曾被寄望成为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历经全球经济低迷、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影响，不少国家面临经济疲软、政治跌宕、发展瓶颈，加之在国际上又面临全球治理动荡的风险，其成为有影响力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的前景较为暗淡。其二，美国对俄全域政治战体现了西方霸权对国际体系的总体控制力，让一些非西方国家心存忌惮。美国及其盟友能轻易操控国际规则，将其他国家定性为不顺从规则者，“通过‘威逼’和‘利诱’扰乱第三方与目标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力求彻底将目标国贬低为世界‘贱民’,扭转其现行对外政策和剥夺未来再次‘越轨’的能力”。这种具有降维打击效果的威慑，无疑将使得中国在今后应对西方政治战时难以从第三世界国家中获得实质性支援。

最后，中美两国各自清晰的战略目标反映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两种应对战略、两条道路竞合，一旦其中的矛盾性对立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将导致美国更顽固地推行敌视中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则固执推行霸权护持战略，信奉权力政治，意图凭借西方体系力量赢得中美竞争的最后胜利。特别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未来十年是对华竞争的关键时期，将决定美国能否胜出，这种以胜败来定义的战略叙事凸显了政治战所蕴含的全域对抗。在美国眼里，政治战是国本之争、国运之争。中国越是强大，顽固偏激的反华力量就越是仇恨，在政治战中就越是肆无忌惮，但凡旨在削弱和破坏中国发展的，都将归为最高的“政治正确”。

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是否势必走向“修昔底德陷阱”?在新的全球变局下，依然有机会摆脱“宿命”的魔咒。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旧金山与拜登会晤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来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无论是对中美而言，还是对世界来说，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符合世界在大变局中寻求稳定的利益诉求。如果美国部分政治精英偏执冷战经验、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必然导致战略思维桎梏于安全困境、国家对抗，将国家资源集中在对中国的政治战和军事威逼上，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大国关系的紧张，错失以平等互利的合作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机遇。（作者：胡欣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谷蕾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