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变局下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加快了国际变局，欧盟采取“软权力资源硬使用”的策略予以回应，其规范性外交的“硬度”和强制性越来越突出。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主要出于重置自身在全球化和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适应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态变化及维护欧洲（西方）价值观对世界政治的引导力等的需要。然而，欧盟强化规范性外交面临内外多重条件的制约。经济全球化加深国际相互依存并成为欧盟规范性外交的结构条件，但西方国家的“去全球化”议程和“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将成为欧盟规范性外交的结构性阻力。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将置其战略经济规划的实施于不利，并阻碍应对全球挑战所必需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合作。一、引言

目前，国际大变局正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不同维度推进。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区冲突风险，保护主义阻滞经济全球化，西方国家将价值观作为竞争策略引发国际对立。在欧盟看来，世界大变动在各领域都对其带来巨大挑战：美国加强对华竞争压缩其战略回旋空间，中国的迅速崛起对其构成经济和治理模式竞争，而经济全球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导致了欧洲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面对国际变局，欧盟强化规范性外交并将其作为管理全球化和塑造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战略手段之一。

欧盟规范性外交源自其“规范性力量”的国际定位。从国际关系看，“规范性”指的是国际行为体互动中适当行为的准则和一套伦理及价值目标，而规范性外交不仅仅基于某个规范性原则，而是以一种规范性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基于特定的利益目标。欧盟规范性力量形成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包括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基本人权、善治、可持续性等。冷战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相互依存并成为欧盟实行规范性外交的结构条件。欧盟东扩是一个单向过程且附加了具体的政治条件。鉴于东扩的成功，“政治条件性”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路径依赖。欧盟相信其在规范与价值观方面具有吸引力，能够充当榜样的角色。然而在实践中，欧盟发挥“规范性力量”主要依靠的不是“模范”与“善”的吸引力，而是更多依靠苏珊·斯特兰奇所述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相互影响的四种权力资源，即通过市场准入、规则制定、发展援助与经济制裁等手段输出其规范和治理模式。

然而，由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的影响，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欧盟“规范性力量”理论遭遇实践挑战。相关理论反思提出，“规范性力量”应是在与其他国家基于特定处境的互动中产生，而且应有能力使自己的规范被他国接受并遵守。欧盟规范属于国内规范而非国际规范，考虑到不同的社会情境，需将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区分。本质上，欧盟“规范性力量”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遗产，即把个别的欧洲经验和欧洲特质模式化、绝对化和普遍化。

大疫情进一步降低了欧盟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而“硬实力”能力建设因成员国战略优先不同而举步维艰。由此，欧盟突破了传统的软性的规范性力量方式，越来越多地运用单边监管权且频繁地使用制裁这一具有冲突性的政策手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单一市场和主要的国际政治力量，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应对全球问题所需的国际多边主义合作，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二、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转向

 大变局下，欧盟规范性外交继续占据国际道义高地，但政策路径从以树立欧盟模式的示范性和重视与伙伴国对话为主，转向采取“软实力资源硬使用”策略，倾向利用不对称的、关系型权力的制裁和“道德胁迫”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

（一）强化单边国际监管权与欧盟规范的“指令化”。在对外政策中，欧盟把人权、劳动、环境等规范纳入其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将自身规范变成更具体的、更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定，并通过贸易协议和监管影响力维护欧盟价值观。最近两年，欧盟快节奏地推出了一系列强规范性的对外政策。例如，2020年11月17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关于2020-2024年欧盟人权和民主行动计划》，目的是促进全球人权和民主制度，加强人权与气候环境、新兴技术之间的联系。2020年12月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建立全球人权制裁机制的决定和条例，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始终是欧盟对外行动的基石和优先事项”，这是欧盟首次设立相关机制，从而使其能够就负责、参与或牵制世界范围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国家及非国家机构采取行动。2021年2月18日，欧盟委员会（以下称欧委会）发布了《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宣称将在现有和未来贸易协定所有章节的执行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可持续性的实施。

鉴于结构性权力要素，欧盟具有监管全球市场的权力，即通过输出其规则和标准对全球生产模式和商业惯例产生监管影响力。长期以来，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欧洲出口商从欧盟强有力的监管权中获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欧盟的监管权力并不取决于国际共识或功能主义的多边机构而是具有单边性特点，其单边性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单一市场的规模与吸纳能力以及欧盟的规制能力。欧盟是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发达国家大市场，这是其国际监管影响力的基础，贸易是欧盟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也是对其单边监管权的补充。欧盟通过签署双边和区域间贸易协定几乎囊括了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和地区，从而不断扩大监管权的范围。

欧盟单边监管权不仅仅基于市场规模，还取决于其拥有专业知识与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一致性和法定制裁的权威等三项要素构成的监管能力。单边监管权力由5个因素决定，分别为市场规模、监管能力、对严格标准的偏爱、固定目标和生产的不可分割性。在实践中，欧盟国际监管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其竞争政策制约跨国公司的行为、全球范围设定化学使用的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全球数据保护规制的作用以及率先实行个人隐私保护，等等。

主导全球绿色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和监管权是欧盟最新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欧委会在《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文件中指出，欧盟要加强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监管影响力，确保欧盟在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引领数字标准制定和新的监管方法；数字、绿色领域的新监管规则必须符合民主、开放和包容社会的价值观；通过国际监管合作以应对新国际监管力量的崛起。欧委会率先开展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根据“欧洲绿色新政”制定国际标准和规则，包括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化、透明度。

（二）将价值观和制度因素引入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主要遵循两大逻辑：一是市场逻辑，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从而使妥协与互利合作成为可能。规则受市场准入与市场规模及规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国际体系内的权力逻辑，关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权力资源，规则体系变化反映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竞争加剧，欧盟在上述两大逻辑中的影响力都不同程度地呈现衰退之势。为维护市场竞争力，欧盟将民主、人权及制度因素引入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欧盟与伙伴国签署的贸易投资协定都附加了确保遵守普世价值尤其是促进和保护人权和提升社会、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规定，且要符合“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社会保护要求。2015年10月，欧委会发布了《贸易为了所有人：迈向更负责任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政策文件，重点阐释了责任、价值观与透明度三项原则在欧盟贸易中的必要性，提出欧盟贸易政策将致力于在坚持欧洲社会模式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推广欧盟的原则与价值。

欧委会与第三国签署的贸易投资协定都增加了“可持续性”章节。欧委会正在酝酿制定贸易可持续性的标准并依此对伙伴国的履行义务予以审查，内容涉及承诺范围、监管机制以及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等。例如，因巴西砍伐亚马逊森林，2020年10月，欧洲议会推迟批准欧委会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达成的自贸协定。

全球价值链立法是欧盟强化可持续性的新的重要工具。2022年2月23日，欧委会正式颁布了《关于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的立法提案》（以下称《指令》），旨在促进整个价值链的可持续和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对企业在环境、人权和劳工权利等方面实施强制性义务规定。《指令》适用的欧洲公司包括在全球拥有500名以上的雇员且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其全球净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或在全球拥有250名以上雇员、全球净营业额超过4000万欧元，但属于纺织品、皮革农林渔及矿产资源开发等行业的企业。该《指令》还涉及在欧盟的第三国的净价值额超过1.5亿或特定行业净营业额为4000万欧元的企业。相比目前成员国的供应链法，欧盟对企业在环境、社会权利及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更严苛的约束和更高的要求。

（三）以欧盟价值观驱动全球联通。2021年7月12日，欧盟理事会结论通过了欧委会提交的“欧洲连接全球”计划，目的是通过制定一项政策工具以便在国外促进欧盟的价值观，并实施一系列具有影响力和可见的全球项目促进欧盟的联通性战略。2021年12月1日，这份更名为“全球门户”战略正式启动。欧委会指出，“全球门户”计划是重新连接欧洲与世界的欧洲模式，将在基础设施、数字、气候、能源、交通、健康、教育和研究等领域投资3000亿欧元，支持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尊重最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并且以欧洲的核心原则为基础，促进民主价值观和高标准、良治和透明度。因此，“全球门户”计划既是一项全球市场竞争战略，也是一项按欧盟规范和规则实施的治理项目。

非洲是“全球门户”计划的重点地区。欧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方，现实利益经常压倒规范性。2021年10月6日，在第6次欧盟-非盟峰会举行之前，《欧盟新闻》（EURACTIV.COM）发表了7名来自著名欧洲智库的主任联合建议提出，欧盟重塑欧非经济合作，必须促进价值链中的社会和生态标准，解决利益与价值议程之间的重大矛盾。欧盟不能总是在大力推动民主议程的同时，继续支持非洲垄断权力和资源的独裁领导人和寻租的经济精英，应该支持非洲的公民社会，着眼于青年一代的民主、自由及性别平等价值观。

数字技术革新对互联互通的影响巨大，这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器械层面，更重要的是，数字革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因此，有关数字技术领域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话语权竞争愈发炙热。拥有高技术自主权，其核心是减少对其它国家的技术依赖，欧盟从制度差异角度解析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竞争，提出要发展“基于价值观的数字化方式”。欧委会在《欧洲人工智能（AI）战略》白皮书中提出，要启用“可信赖的基于欧洲价值观和规则的人工智能”，强调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必须与基本权利相结合。欧委会提出，不仅要建立与欧盟政治价值观相配套的网络防火墙，而且要充分利用自由主义道德规范的市场力量，为人工智能（AI）、云计算、工业数据、平台经济等方面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2021年6月15日，欧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声明提出了要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制定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政策，特别是制定符合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技术标准和全球监管标准，所涉范围包括AI、先进机器人、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也涉及5G、6G、海底电缆、数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等领域。

三、欧盟规范性外交强硬化的动因

国际秩序重构加快，欧盟对国际重大事务影响力持续下降，旨在利用其规范和监管优势提高竞争力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转型，适应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变化，并维护欧洲价值观对世界政治的主导性。

（一）追求塑造国际秩序转型，走向欧洲战略自主。近年来，欧盟不断强调要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视角，塑造国际秩序转型并重视加强地缘政治能力建设。然而，在现实中，“地缘政治欧盟”建设受到成员国政治意愿分歧和资源整合困难的限制，难以摆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期望-能力差距”的既有境况。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使用军事平衡加（Military Balance Plus）数据库和开发方案，测量了欧洲防御能力的差距以及弥补这些差距所需的成本。该报告估计，欧洲北约成员国将需要投资2880亿美元至3570亿美元，才能填补捍卫欧洲北约领土免受国家级军事攻击所需的能力差距，并在欧洲针对同行对手的有限区域战争中占上风。但鉴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2021-2027年度，欧洲国防基金（EDF）预算资金比计划的130亿欧元降至70亿欧元；欧盟新的跨年度金融框架下为 “永久防务合作框架”（PESCO）和EDF项目提供资金也减少了。

尽管美国拜登政府重视盟友的作用，欧美政策协调加强，但欧美在战略优先和全球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和分歧：第一，欧盟的战略优先始终在欧洲及周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和俄乌军事冲突，都迫使欧盟的战略资源配置集中在欧洲，为自身及周边地区提供稳定。第二，欧美双方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念上存有分歧。冷战后，欧盟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遭遇美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裹挟，欧洲人普遍认为美英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管制，摧毁了欧洲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第三，在对华政策上，欧盟与美国政策目标不完全一致。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美英澳同盟（AUKUS） 表明，美国在建立“志同道合”联盟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其对欧盟的耐心有限。同时，欧盟也没有准备好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欧盟仍希望将中国作为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进行接触，反对经济脱钩和“新冷战”。

因此，欧盟坚持“战略自主”目标，致力于成为全球化的“管理者”并依靠“塑造力”影响国际秩序转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力”聚焦于规范性权力的塑造而非基于实力的权力。塑造力所依据的除了文化、意识形态等吸引力之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对规范和规则的强调，并涉及价值和规范的内化过程，从而为行为设置选项框架。“规范性”仍然是欧盟国际策略的优先手段。欧盟近年出台的系列新政的主要目标是将绿色及数字技术标准与可持续性、人权与法治等规范相结合，并纳入到其监管扩张主义议程。欧盟规范性外交的重点指向战略性经济领域，即争夺绿色发展、联通性以及技术与数据流动等领域的标准和规则制定，以提高国际竞争力。2021年12月14日，欧洲议会批准了欧委会提议的《数字服务法》（DSA），引入了基于不对称方法的尽职调查义务，对拥有超过 4500 万以上用户的超大型在线平台采取严厉措施。

（二）巩固欧盟“价值观共同体”。“价值观共同体”是欧盟实行规范性外交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一种政府间机制，欧盟基于政治价值观的外交政策需要成员国的授权。然而，欧盟成员国对所谓的欧盟核心政治价值观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近年欧盟与波兰和匈牙利在民主、媒体自由、司法权等议题的冲突上。2021年6月15日，匈牙利议会表决通过了总理欧尔班支持的LGBT提案（有关父母可根据自己的信仰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受性少数群体的影响）。2021年 10 月 7 日，波兰最高法院裁定欧盟条约的部分内容与波兰宪法不符。对此，欧委会于2021年12 月 22 日以波兰挑战欧盟法律高于国家法律地位为由，启动了针对波兰的侵权程序。在欧盟看来，波匈的做法“违法欧盟共同价值观”，妨碍欧盟在国际上传播其民主价值观。面对欧盟对波匈两国的持续施压，2021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公开批评指出，欧盟国家之间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文化而产生的差异必须得到尊重，如果将“虚构价值观”（imaginary values）强加给他国，欧盟恐会走向“最快的崩溃之路”。

（三）适应内部治理需求，重新思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探讨欧洲“新政治经济学”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欧洲一体化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不断深化。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欧洲社会政治力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严重不对等，加剧社会不平等。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欧洲社会团结，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挥了比市场更大的作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报告称，疫情时期，围绕财政政策和税收、产业政策、劳动力市场与再分配、最低工资等议题，欧盟成员国普遍加强了国家干预。后疫情时代，欧盟需要适应国家角色变化的挑战，因而有可能出现欧洲新政治经济学。欧洲政要对此也尝试提出新思路。在2020年11月11日的巴黎和平论坛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巴黎共识”，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2021年1月26日，马克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峰会上又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进一步加深了贫富不均，有必要超越去监管化以及对国家干预的敌视政策。

欧盟的政策议程开始重新关注社会欧洲建设（如团结、福利和减少不平等），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充分考虑环境和劳动权利的贸易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报告称，近年来的地缘政治竞争、贸易战以及向数字、服务主导和低碳经济的转变，推动了欧盟重新思考和重组传统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生产网络。欧盟有一种愿望即改变国内收入分配以及努力解决与气候变化和人权有关的问题。

此外，新冠疫情加剧了欧洲政治的碎片化，主流政党力量弱化，欧盟怀疑主义情绪上升，边缘政治势力不断涌现。青年一代选民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保、性别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议题最受关注。据欧洲议会和欧委会支持的一项欧洲晴雨表调查表明，44% 的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应成为“欧洲未来大会”讨论的优先议题；40% 的人认为健康、经济、社会正义等应是优先议题。尽管欧盟战略界不断强调“地缘政治欧盟”和发展硬实力的必要性，但根据ECFR民调报告，多数欧洲选民认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并且将软力量视为欧洲实力的核心部分。

（四）维护欧洲（西方）价值观对世界政治的引导力。从深层原因看，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由根深蒂固的欧洲价值普遍主义所驱动。从“文明开化使命”到对外推广人权、民主、法治、可持续性等“新文明标准”，欧洲一直扮演着“开导者”和“教化者”的角色，他者充当学习者和学生。尽管冷战结束后，欧盟以伙伴关系描述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在实践中，欧盟很难摆脱标榜“责任”和“使命”的普世追求，泛化欧盟的制度和价值观。欧盟对同一性的强调本质上与欧洲中心主义一脉相承，将差异性视为挑战甚至威胁。1997年10月，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第一次提出，将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欧洲价值作为对外政策的观念基础。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提出了欧盟对外行动原则为民主、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

国际体系内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西方影响力相对下降，出于对“世界迈入一个后西方时代”的恐惧，无论是推进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谈判（TTIP），还是倡导成立欧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欧盟都旨在固化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维护和重振西方自由秩序。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遗留演变为欧盟的“规范性霸权”。针对欧盟加强全球联通性合作，德国学者建议，鉴于制度竞争仍将继续，坚定捍卫欧洲内外民主应该成为欧盟作为全球规范力量和变革力量的关键政策。欧盟需要改变其对邻国的韧性政策，因为务实的韧性政策失败了，而应重新回到支持民主和法治的政策轨道并同时发展国防能力。

四、欧盟规范性外交强硬化的前景

鉴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激烈、颠覆性技术加速国际格局调整，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具有较强的战略防御性。然而，这一策略的前景不仅受限于欧盟内外的老问题和新挑战，而且因囿于“欧洲文明标准”的定式思维，欧盟将难以达到既定的对外政策目标。

（一）欧盟强化规范性外交面临多重挑战。第一，除了因程序复杂、决策缓慢和利益分歧所导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老问题外，欧盟将贸易投资与价值观挂钩做法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欧盟的规范性很可能被看作是违背WTO法律规定的一种新保护主义措施。第二，欧洲新兴数字技术缺乏竞争力，这种状况将使得欧洲数字监管领域面临挑战。而欧盟在监管数据保护、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 (AI)等领域采取先发制人策略将会阻碍创新能力。如果数字技术缺乏竞争力，那么欧盟的数字监管标准也很难成为全球标准。第三，随着新兴市场的增长，欧盟市场规模相对缩小，外部企业对欧盟市场的依赖会逐渐减少，欧盟面向全球的监管权力也将随之降低。第四，全球相互依存是规范性外交得以推行的基础。美欧担心中国采取政府主导方式制定技术标准，并将发展成为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一些关键的战略领域制定“脱钩”或“准脱钩”议程，这将成为欧盟规范性外交的结构性阻力。

（二）影响欧盟对外战略经济规划的实施。欧盟“全球门户”战略主要面向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但不论是利益还是价值方面，“全球门户”计划都着眼于欧盟自身的需要。欧盟采取结构不平等的南北合作方式，很难在重要利益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传统的南北关系模式不仅降低了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可信度，更无法实现欧盟所称的平等伙伴关系。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中，商业和能源利益、安全问题、历史联系遗留等因素往往压倒欧洲价值观追求。“全球门户”计划设置的合作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用相同的标准有失公允，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而且，欧盟往往忽视或轻视发展中国家作为主体的责任意识和自主性。被置于“全球门户”关键地位的非洲国家并不认可欧盟以民主、价值驱动的投资计划。欧盟认为的良好治理，许多非洲国家则认为是繁重的官僚机构。尼日利亚政策顾问奥维格·埃格古（Ovigwe Eguegu）指出，“谁倾听并了解非洲国家的运营环境，谁将成为更好的发展伙伴。”非洲专家对欧盟在非的基础设施计划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有道路、桥梁和水坝来展示其与非洲 20 年的交往，但欧盟带来了繁文缛节和演讲。而且地缘政治的关注不应该削弱非洲国家在决策中的作用。2021年12月1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乔纳森·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在《欧盟观察家》（EU observer）发表了“欧盟全球门户计划是应对中国还是死胡同”的评论文章，认为发展中国家并不期待全球门户战略中的民主目标，而是将发展任务作为优先目标，同时尝试着掌握自主决策权。事实上，被全球门户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多元平衡外交，同时与各大国合作并做出更好的选择。尽管这些国家欢迎基础建设投资，但不一定会认同投资国的价值观和规则。因此，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方式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外交冲突反而阻碍“全球门户”合作。

全球互联互通投资计划供不应求，中欧在该领域的合作具有较大潜力。“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门户”计划都旨在通过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进而实现互利共赢。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缺口巨大，中欧双方在融资、技术、标准和项目选择等领域具有优势互补和共同利益。而且，出于立足于国内高质量发展和以负面清单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和规则融合。中国政府对欧盟“全球门户”计划持开放立场，即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共同发展的倡议，以便形成互补与合力。欧委会也公开表示，“全球门户”战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可替代的选项但并非对抗，而且愿意就全球发展倡议与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不仅对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起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也是中欧双方开展互联互通合作的机制基础。2021年2月24日，欧委会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就CAI举行辩论也得出了这一结论。欧委会CAI首席谈判代表玛丽亚·马丁-普拉特（Maria Martin-prat）指出：欧盟在过去20年中累计对华投资2480亿欧元，而且中国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CAI推动中国开放更多领域，解决了技术转让问题，补贴透明度得到承诺，也注入了“可持续发展”条款。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党团中国事务常设报告人尤里奥·温克勒（Winkler）认为，CAI在两个方面实现“再平衡”：一方面，在双边关系上，协议将对欧盟与中国市场各自开放程度予以“再平衡”；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CAI也实现了“再平衡”，因为受惠于CAI的不仅是欧盟的投资者而且也包括其他的欧盟贸易伙伴。

然而，在国际竞争下，欧洲智库的部分专家和政府官员刻意突出中欧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性和规范性不相容，刻意制造“制度性对手”与意识形态对立。欧盟越来越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欧洲议会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搁置CAI批准程序，造成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和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受阻。

（三）阻碍应对全球挑战所必需的国际多边合作。不论是在周边还是全球，欧盟更经常使用包括激励、诱导、制裁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规范和标准，而很多欧盟规范因与对象国国内政治文化相抵触反而引发冲突。欧盟规范性外交强硬化有可能走向“规制帝国主义”，即输出欧洲的制度模式并强制性要求对象国按欧盟的规范和标准行事。“规制帝国主义”将引起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通过多边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挑战，而且削弱全球合作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瓦西里斯·K·福斯卡斯认为，欧盟治理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种帝国主义治理是一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国家。他提出英美新自由主义和德奥秩序自由主义是当今十分重要的两大公共政策体系，而且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与英美新自由主义不同，德奥秩序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欧盟建设过程中的纪律性和技术化规则约束，并不断向外扩张。

无论是“全球门户”计划还是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欧盟都强调了“志同道合伙伴关系”的政策路径，这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德国“价值观多边主义”盛行。2020年 5 月，德国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表示致力于“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 ，表明要通过自由民主原则和规范主导多边合作。2021年12月，德国国际事务与安全研究所（SWP）报告提出，为了能够依据德国的原则、价值观和利益影响国际秩序构建，德国需要牢固锚定有效的多边主义规范，并为此建立强大的志同道合伙伴关系；建议政府实施“同心多边主义（concentric multilateralism）”外交政策，其核心是自由民主原则和价值观的基本规范取向，核心圈以欧盟、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德国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为代表；维护和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价值观也是核心的一部分。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动摇了西方话语霸权的物质基础。欧盟规范及其治理方式遭遇来自非西方治理模式的竞争。西方抵制国际体系内增加的制度多样性，制造民主与专制对立的身份政治并造成国际对立。这种将国际竞争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无疑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新冷战”，走向欧盟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反面。关于身份政治问题，卡内基欧洲中心主任罗莎·巴尔福尔（Rosa Balfoure）指出，利用欧洲身份认同来巩固欧盟团结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并不是欧洲所独有的，试图将这些价值“欧洲化”无论是出于政治、地理、伦理还是历史原因都是行不通的。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全球金融稳定、供应链安全及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国际多边合作予以解决，而意识形态化的“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不仅无益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加重问题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基于共识、协商协同、开放融合和普惠平衡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应该成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五 结论

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转向发生于国际秩序重构、全球化与主权关系再平衡以及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成为各大国经济战略核心的背景之下。鉴于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下降、“硬实力”建设鲜有起色，欧盟再定义其国际角色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方式，旨在利用自身在全球市场监管权和标准规则制定优势，以维护欧洲生活方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管理全球化，追求外交自主并成为国际体系内相对独立和独特的一极；通过对全球市场的单边监管，影响全球生产和商业惯例以及消费方式，从而实现市场拓展与价值观输出的双重目标。

“规范性”和“道德至上”被欧盟作为内部实力整合和国际角色合法性的来源，而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与绿色转型成为欧盟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契机。欧盟联合美国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贸易和技术制定政策，将新兴数字技术创新与人权、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观挂钩。德国新政府执政协议也提出要从安全、民主价值观及全球地缘政治参与者的多角度出发，通过各类多边组织加强德国和欧洲在技术标准方面的领导地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表示，必须保证欧洲在定义未来标准方面的地位。

然而，在实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欧盟要承担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全球规范性角色，面临道德困境与利益权衡的挑战。大疫情、气候变化和互联互通都表明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逻辑。(作者：崔宏伟 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