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

内容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国际环境。作者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进行了考察，具体包括五方面：其一，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历史使命，即对中华传统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二，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道路和制度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不断进行创新。其三，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影响。“共同信念”从国土、国家、民族和文明的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诸要素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国家统一永远是国家核心利益的核心。其四，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看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和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品质。其五，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看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趋势。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和优秀品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国际环境，本文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

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将突出的连续性列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首，这集中体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性，也深刻体现了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世界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

在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了四波文明兴起浪潮：第一波浪潮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主要诞生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文明；第二波浪潮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包括古代希腊文明、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波斯文明和罗马文明等；第三波浪潮为公元500—1500年，包括欧洲文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东南亚文明、奥斯曼文明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文明点；第四波浪潮发生在18—20世纪，如美国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在当代的逐步认同等。在世界文明近六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文明即中华文明诞生于人类文明的第一浪潮时期，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并称亚欧古代四大文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中华文明与其他三种亚欧古代文明相比并不是最早诞生的，但却是从古至今延续不断、从未中断的文明，而其他三种古代文明因各种内外原因已经消失了，成为“历史”的文明。第二波文明浪潮中诞生的古代希腊文明、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和罗马文明等也相继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分为21个文明社会，他将“中国社会”放到集中关注的六个文明社会(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和安第斯社会)之中。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全部四大浪潮生生灭灭的唯一见证者。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尺度，起到了人类文明历史刻度的作用。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思想，《易·贲卦》中的《象传》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仅对中华文明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对人类文明历史也同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坐标和历史时间维度作用。

(二)绵延不绝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由其独特的内在因素促成的：第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建筑在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和一万年的文化史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而逐步形成。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充分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发展到传承至今具备连续不断的历史脉络。第二，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融合交汇，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每一次文明碰撞之后产生的融合交汇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罗马帝国辉煌一时但最终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之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解决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融合问题。第三，中华文明在近代首次遇到西方文明的猛烈撞击，虽未中断却因此“蒙尘”。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自20世纪中叶开始，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伟大的复兴。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遭遇到灭顶、灭族、灭种、亡国、文明中断之巨险，这也激发全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近代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时期的长时段辉煌之后，在工业文明时期落伍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承认，欧洲在文明程度上曾落后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等其他文明。但在欧洲文明崛起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欧洲的控制之下。中华文明所经历的忧患和艰险以及绝处逢生都表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多年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是其长久的历史生活所积累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最大资本、最大资源和最大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力量甚至也提出过“全盘西方”“走西方的路”甚至复制“西方文明”的思想，但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具有内在的生命力与独特的文明基因，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若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坚守自己的文明，遵从中华文明演化的历史规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非常重要。而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四)继续传承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新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把中华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习近平提出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时间轴，只有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间轴。1840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创造并延续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过了巨大努力和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捍卫了中国的尊严。中华文明的精神火炬没有被“西方之风”所吹灭，那么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我们这一代人就需要将中华文明继续绵延不断地传递下去，让中华文明继续成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刻度，这就是“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新的历史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对中华传统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能自动地适应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只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有效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环节。连续不是停滞或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因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由其他四个突出特性特别是突出的创新性所支撑的结果。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更没有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支撑因素。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内在的优秀品质，追求“日日新”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点。“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在中国历史的长周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时会面临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但为什么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欧洲产生?为什么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传统文明阶段，但在1840年以前没有主动自觉地升华为现代文明?为什么在古代中华文明处于繁荣领先地位而在近代却显现出落后状态?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历史含义及其时代价值。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并致力于使这个伟大进程不可逆转。

第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存在五种社会形态，但这是就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而总结出来的，就某个国家而言会存在特殊性。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之后，在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形态上停留时间最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够从封建社会内部率先孕育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反而可能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却是另外一种状态。在15世纪，欧洲城市市民在社会中已比封建贵族的地位更为重要，货币已成为城市市民阶级应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及政治平衡器。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黄金热”,意味着货币已将封建制度破坏并从内部严重侵蚀，西欧封建制度因而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因为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封建主义表面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10世纪。而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献研究的复兴以及从1450年以来的文化运动都有利于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的斗争。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15世纪下半叶催生了王权对封建制度的胜利。与之相对，中国封建制度正处于不断强化的阶段。同时，中国内部因蒙古族和满族先后入主中原统治全国，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新的融合，国家治理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调试，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精英对海洋文明的关注程度，未能实现陆海兼顾。在封建制度不断加强的状态下，尽管明清时期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大环境却不允许这些资本主义萌芽突破封建制度从而成长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在佛罗伦萨显现，但资本主义时代是自16世纪真正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原始积累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这是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从而带动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整体奔向世界，争相殖民和掠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通过血腥暴力的掠夺方式实现的，从来就不是通过“各种田园诗式的方式”,“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

第二，不能因为近代以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持续凌辱和侵略而得出中华文明“是落后的文明，是半开化的文明，是必然要被西方文明所征服的文明”或者中华文明“不具备创新性”这样的结论。从人类文明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发展的历史。自其起源一直到近代前，中华文明都在世界文明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以明确地说，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时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只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危境。从鸦片战争失败到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充分证明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朽，也证明了封建专制统治极大地抑制了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展现。因此，不能将晚清时期中国所出现的危局归结于中华文明缺乏突出的创新性。一部近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自我反省、自我修复、自我奋进的创新基因，也反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创新

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可分为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两个阶段，与此相应，中华文明也可分为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人类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分界点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人类文明由传统文明转入现代文明由西方文明主导完成，带有非常强烈的强权、殖民、野蛮色彩，而中华文明是由传统文明被强行拖入世界现代文明大环境中的，被动地进行现代化探索进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启了不懈的探索并不断遭受挫折，但又不断革新。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碰撞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开始探索救国图强护持文明之路。第一个方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确保清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行“洋务运动”,但在人类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下，封建派已是逆潮流而动，既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又受到西方资本将中国变为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的强力摧残，因此清政府垮台是必然的结果。第二个方案是学习西方、走西方之路。辛亥革命后中国曾认真效仿西方，西方思想、西方道路和西方文明在中国大行其道，以孙中山、康有为等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谓之“新学”,即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认为要救国就只有维新，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从制度文明层面的探索和创新达到了新高度，也表明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社会主义思想转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引领贫穷落后的中国走进现代世界，并促使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完成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文明由此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创新使中国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中国跨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大社会形态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人类历史节点上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战略主动。这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充分例证。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不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模板复制的，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点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口超过14亿，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部分民众先进入现代社会、一部分地区先进入现代社会、一些民族先进入现代社会，而是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尤其是即将迈入现代社会的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足以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居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尖锐为标志的现代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创造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对外开放摆脱非现代化状态进入人类现代化行列的范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失调的现代化，不是如西方那样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而是两者相协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人与自然高度对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与此相对，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内在对抗”的资本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世界上除西方现代化之路外还有其他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路径和样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选择和模板。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中国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使中国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使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和思想标志。“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从中华文明的大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短时期的高度浓缩和突出展示，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宏伟图景，释放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以及文明的展现力与彰显力。

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影响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是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伟大民族极为重要的独特因素。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国各族先民在文明之初就萌生、在文明各阶段逐步自然形成的传统、理念和行为方式。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将这种统一性从中华文明系统中剔除。

(一)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自中华文明产生起，中华民族各民族在文化上就逐步融为一体，爱国主义是促进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核心价值，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基石，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重要表现就是各民族一起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了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具有大一统传统。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多次阐述大一统传统，如“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继承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等。这些提法说明，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支撑。“向内凝聚”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重要黏合剂。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不仅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前提和结果。在中华文明处于起步阶段时，中原作为核心地区就吸引了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其聚拢，逐步形成向内凝聚的趋势。习近平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这个趋势一直延续至今，是中国多民族向内凝聚、互融交汇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就没有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的时空结构。

正因如此，部分西方政界、舆论界和学界人士长期以来总是从拆散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这一结构出发，提出“内亚史”“征服王朝论”“赞米亚”“新清史”等概念，试图削弱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基础，制造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从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国土”是指中国古代历史疆域和现实国家领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概念，东西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在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和一万年的文化史进程中，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古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中国各族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交流、开发和生息。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各族先民共同开发、开拓和经营这块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是由中国东南西北各向度的“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上的各族先民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一般而言，中原地区和“夷狄戎蛮”这个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疆域。中国的疆域从古到今由中华民族自然融合形成，而不是哪个民族征服和扩张的结果。范文澜也明确表示，中国疆域“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中国国土出现了被鲸吞的危机，“割地赔款”几乎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常态。

“国土不可分”的思想是中国深刻总结历史教训而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当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推波助澜，支持菲律宾向中国发难，其目的就是通过在中国周边制造海上纠纷达到遏制中国、分割中国国土的战略意图。

共同信念中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四个要素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它们合为一体构成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共同信念。国土不可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国家不可乱是中华民族安定生活的政治前提，民族不可散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文明不可断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使命。

(三)国家统一永远是国家核心利益的核心

统一性包含多重内容和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国家的产生是文明时代脱离野蛮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密切相关的是，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国家分裂状态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鲜明特征是，每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后总是能够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实现国家在新的层面、新的形态上的统一。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盛极一时的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但它们最终都走向了解体，而中国在国家统一和分裂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国家统一和统一性的历史取向。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和“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为其重要的政治载体。因此，从中华文明的高度看待国家的作用就会得出结论，中华文明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国家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是习近平对国家统一与中华文明之间关系的高度提炼和概括。

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试图以台湾问题为抓手，阻止中国发展和强大。“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屡屡挑战大陆的底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中国绝不会妥协和让步。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为“台独”分裂势力画出了红线，以国家立法形式宣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践踏。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回答了几个重大原则性问题：第一，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台湾的归属问题和性质问题，即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第二，坚持和平统一愿景，即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第三，在统一方式上，“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第四，这一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第五，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祖国完全统一定能实现。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国近代历史呈U形发展进程：在近代中国史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在近代中国史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和“上升”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即“沉沦”的谷底也是“上升”的起始时期，这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大转折。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之间的过渡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危机、无序和无望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总体状态、总体情绪与总体意志在历史上的最低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点就在这里，中华民族自此开始整体奋进，走出了历史的最低点，用血与火刻画出中国近代史的“上升”曲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几个历史上的大跨越。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建立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基础上。没有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没有共同信念，没有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一个幻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是勇于创新和革命的民族，昭示了中华民族不仅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依然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彻底摆脱了近代时期西方给中国留下的时代阴影并抚平历史创伤，生活在民主、富裕、祥和与文明的状态中，实现几代人的中国梦。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的实现必将对中华民族庄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会极大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前提。在21世纪中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更加壮大国际和平力量，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第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会在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状态下得以实现，必然彻底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完全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标志，将会给世界解决同样的问题提供新的范式和思路。

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及其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是在中华民族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的。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与和谐共处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不是孤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具有广纳百川的品质。

(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地理单元”就开始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包括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就已呈现文化多元交流之势，并通过多元文化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之势。中华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十分珍视文化的多元性，通过文化的自然融合从而生成了共同文化。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首先，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交往进程中自然会产生摩擦和冲突，但通过进一步的交流逐步化解冲突与隔阂，从而形成了交融局面。中华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凝练出的重要理念就是包容性。所谓包容性，从民族视角来看，就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理解和容纳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并提供了展现而非限制差异性的空间和条件；从民族文化视角来看，就是尊重、理解和容纳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独特性，并使这些独特性能够得以保持并拓展。其次，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面积，拥有14亿人口、56个民族，可谓“广土巨族”,我们靠什么安宁平和地生活在一起?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靠的是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五千多年的文明，靠的是其突出的包容性。最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包容性关系密切。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韧性和社会弹性，能够有效地抑制社会的刚性和脆性，从而增强中华文明的抗震性和抗压性。

(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这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重要特征，如儒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袄教)、景教和萨满教等，这些宗教信仰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都保留了其文化纹理和历史印迹。这些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形成了和谐共处的格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又一个特征。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因而它更易为中国民众所接受，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气质，对中华文明也产生了比其他宗教更大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尽管如此，道教不是中国的“国教”,古代中国没有国教的概念，中国历史上不是以宗教为主体进行治理的国家，历史上皇权总是高于神权。与其他外来宗教追求“来世”观念不同，道教追求今生今世和“长生不老”,但它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对佛教和伊斯兰教十分宽容。

(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而是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善于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如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双向系统完成的：一是主动向中国传播，借助中国西域、西南、东南和海上等方向传播到内地；二是中国主动“取经”的结果，这使得佛教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主动与儒学和道教进行交流，以适应中国本土化的需要，从而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佛教逐步与儒学、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成功地将宗教转化为主流文化，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儒释道”的俗称精准地诠释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诠释了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彰显着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内在文化品质和精髓。汉唐时期，“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更应该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还强调，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特点和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避免食而不化、水土不服。对于外来的宗教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的原则，其目的不是限制这些宗教，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使它们适应中国国情，能够顺利地展示出自身的宗教功能。

(四)共同体理念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贯通运用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时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特别要善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成为需要加以统筹思考的问题。很显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范畴，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凝聚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国家民族建设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着眼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共同行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共同解决的重大关切和全球治理问题。两个共同体之间的结构性质、功能与政治范畴都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关联性。其最大的关联性表现在哲学层面，两者都在构建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国家形态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以多边国际机制的集成为前提。共同体的本质就是塑造该系统内部的共同价值以及由共同价值所决定和制约的共同行为，换言之，共同体就是以“聚合”的思维观察和解决问题，并规范和制约该结构保持“聚合”状态，并避免“散离”的思维及其行为的生成和蔓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统一的国家形态，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密关联：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括。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各国参与及合作为基础，这就涉及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所系和前途所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从三个维度和支点勾画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基本要点。这表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思路和思维上的密切关联性。中国提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存在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联合体”密切相关，而“人的自由联合体”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重要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征。

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趋势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体现了其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也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性质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所决定的。

(一)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和平、和睦、和谐思想传统

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深嵌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核中，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古代文献常有“以和为贵”“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思想的论述。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如《易经》强调“保合太和”“以美利利天下”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尚境界，体现了中华民族福祉共享、保合太和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崇尚和谐、和合为尚的思想溶度。习近平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处世理念。《左传·隐公六年》将亲仁善邻视为“国之宝也”。《易经·小畜卦》曰：“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其《象传》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这些都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思想和处世之道。“富以其邻”与中国外交现行的睦邻、富邻和安邻思想一脉相承。和谐是中华文明崇尚的核心价值理念。《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十分强调和谐理念，并且在强调和谐理念时十分强调“和而不同”的思想，阐述对事物差异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以“和”“和合”“和谐”为基本理念，重“和”但不排斥“不同”,善于处理“和”与“不同”的关系，以达到和谐的境界。和谐境界不是靠强力加以维持的，而是强调道德的约束作用。《易经·乾卦·象传》言：“‘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强调的是德对社会的作用，君子以德促使天下走向文明。这是中国“天下观”中重要的价值理念。这说明中华文明在认识世界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解决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比较成熟的哲学思考。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于思想层面，也力行于实践层面。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首开联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司马迁将其壮举评价为“凿空”。明朝时期，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过西亚和北非地区，传播中华文明，也创造了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为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范例。近代之前，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最强大国家之列，创造了古代奇迹，却从未殖民过他国。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多年且以国家形态存在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华文明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内部矛盾和冲突问题，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生成了一系列解决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成熟原则和规范。

(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当前国际局势异常复杂，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迅猛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平等、开放、合作基础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不断寻找和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避免恶性战略竟争。第二，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致力于构建以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大国关系稳定格局。第三，致力于发展周边外交，深化亲诚惠容理念，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致力于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第四，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深化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与之深入合作，在国际框架下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切身关注。第五，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在比较中西学者对文明的理解时会发现双方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学者更多地强调文明的对话与交融，西方学者则更强调文明的差异性、不均衡性和冲突性。如季羡林认为，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主张文明平等对话和借鉴。而西方学者亨廷顿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然是最强大的文明。③既然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主导与被主导、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他自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西方文明可以“征服”非西方文明。亨廷顿提出，在过去400年里，英法德等欧洲主要民族国家、美国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着所有其他文明。而在冷战之后，全球政治成为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间的竞争。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为保持西方文明的“优势”,美国和欧洲国家着力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其他文明的优势。为避免“文明间大战”,亨廷顿提出了各核心国家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的建议，但他也认为美国“难以接受”这一点。享廷顿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论述得非常透彻，即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关系，在西方文明强势扩张时，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文明压倒和征服非西方文明的关系；待西方文明占据优势地位之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就是主导与被主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如果某一文明从非西方文明中开始复兴，就会引起西方文明的警告；若该文明“不识时务”地继续发展和崛起，西方文明就启用“文明冲突论”,对这一将要复兴和崛起的文明进行遏制。换言之，若某一非西方文明准备复兴就带有“原罪”,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西方文明产生了“冲突”,西方文明需要对其采取全面压制。对于将来，享廷顿的判断是，对西方文明形成“威胁”的首先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按照他的理论，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已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威胁”,中国发展对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冲突”本身就有“罪过”,西方文明“有权瓦解中国的快速发展”。实际上，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哲学框架和逻辑体系非常明显地受到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是哪一个文明施舍给我们的，而是经过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发展而成的，因此中华文明最突出的连续性也不是哪个文明轻易就能够阻断的。但在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需要特别关注现实和未来可能导致中华文明出现重大挫折的各种隐患和威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自动保护。英国历史学家杨(G.M.Young)曾表示：“在所有的历史年代里，明智的人会选择在19世纪50年代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他们岂不知，19世纪50年代被鸦片战争擢残了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危机的状态，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青春年华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与国家强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习近平强调“文明不可断”就是从忧患的视角，以“共同信念”的提炼形式发出的明确警示。

从世界文明体系和结构来看，世界文明体系是由多种文明组成的文明共同体，具有非常鲜明的文明多元化特征。文明之间的关系应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通过征服的方式而是需要通过对话解决。为此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实现文明间的对话，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目的是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各种复杂而危险的全球性挑战。

(四)中国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第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惠及各国人民。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营造和维护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第三，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诸如“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逆全球化措施，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霸凌做法。第三，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不断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第四，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五，中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维护其核心利益，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倡“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秉承“和平性”,传承丝路精神，勾画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发展的新愿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善于与世界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

中国古人强调，“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当今世界极其复杂，各种矛盾交错在一起。《易经·正义》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不要指望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无“鬼”无“神”,中国应善于“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果中国是“大人”、是君子之国，就要与世界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在与世界上的“鬼”“神”打交道时守正静心，逢凶化吉。为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还要练就“降魔擒妖”“驱鬼送神”的本领，这个本领就需要通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加以强化和展示。中国的处世理念来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献《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华文明善武但不“好武”。《易经·履卦》曰：“凶，武人为于大君。”但世界并不太平，这就要求中华民族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具备强大的硬实力，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孙子兵法》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道德经》也说“虽有其兵，无所陈之”。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绵延不断突出的连续性，与中国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中国若要实现和平发展，就需要避“亢”;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既要“知进退存亡”,又能守正道。美国的国家历史很短，相比之下，中国拥有漫长悠久的历史。我们只要激发起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活力，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易经·乾卦用九》言：“群龙无首，吉。”这可以用来比喻未来世界的大国之间和谐共处的景象，每一个大国(群龙)都不以己为“首”,各自“云行雨施”,则“天下平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决定了中国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具有明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升华。（作者：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一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