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

内容摘要：十年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国际关系宏大理论已经终结。但这只是跨大西洋两岸辩论范式的终结，它遮蔽了世界其他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在经历知识生产的文化地理迁徙，开启了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的“奥德赛之旅”。来自中西方两种文明背景下的学者围绕“关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话。这种对话超越了西方单一文明背景下范式之间的辩论以及“哥伦布式”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模式，蕴含了不同文明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下的“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模式。“跨大西洋辩论”中西方单一文明背景下的理论终结反映了“哥伦布式”知识生产模式的不足，而“跨太平洋对话”中基于中西文明互容互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现了“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模式的优势。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空间。当然，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模式，国际关系学面向的是一个多元多维的世界，存在着无数实践和理论的可能。“跨太平洋对话”的展开和“丝绸之路式”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不仅是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使命的呼应，而且随着“跨太平洋对话”的到来，以文明间对话为核心，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会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迎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将在多元文明中得以延续。

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出版了一期主题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专刊，认为国际关系“宏大理论”已经终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提出的‘历史终结”。事实上，恰恰在这种终结话语旋律之外，国际关系理论正在经历知识生产的地理迁移，开启了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的“奥德赛之旅”。走过百年历程的国际关系学科在百年变局的大潮中迎来了新的弄潮儿。但是，此次的主角不再是有着相同文化根基的大西洋两岸的欧美，而是背景知识相异的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它们在跨太平洋地区正在展开一场对话，这种对话不是既往大辩论的延伸，而是理论创新路径的开启。考察知识的旅行对于我们把握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迪。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中大辩论的历程，指出范式间的趋同造成了跨大西洋内部“大理论”的终结;第二部分提出了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并从整体视角阐述了发生在中西之间以“关系”为核心的对话背景和具体内容;第三部分对跨太平洋对话和跨大西洋辩论进行对比，提炼了文明观照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哥伦布式”和“丝绸之路式”两种理想类型;最后展望了跨太平洋对话的理论价值和发展前景。

一、“跨大西洋辩论”的美国主导

国际关系学自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论生产主要在跨大西洋，更准确地说是在跨北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多的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贼冷战之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形塑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面貌，展开了一个广义上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辩论。

(一)大辩论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

大辩论是国际关系学最具统治力的标准自我意象。考察大辩论的历史，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跨大西洋色彩和范式间辩论特征。

虽然对于大辩论的具体次数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它们都发生在跨大西洋两岸以英美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心地区。第一次大辩论围绕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展开，发生在盎格鲁文化圈内，现实主义占据上风并长期处于统治地位。20世纪50—60)年代，在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之间有关方法论的辩论，以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主张“经典路径”和“传统方法”，与主张‘科学方法”的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盆第二次辩论关注的核心是科学实证方法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运用，并最终促成了‘科学认同”，进而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3尽管第二次辩论并没有直接产生国际关系理论，但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成为第三次辩论即范式间辩论的核心。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辩论基本发生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二者在辩论与对话中相互吸收优势，共同成为主导范式，并构成了第四次辩论中的理性主义阵营。5第四次辩论主要发生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初围绕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展开，彼此视对方是错误的甚至对学科发展不利。@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建构主义尤其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的提出，第四次辩论集中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支配性辩论及关注的焦点。O建构主义的范式生成标志着跨大西洋辩论进程基本完成，并最终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立，构成了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

跨大西洋辩论阶段理论生产的跨大西洋色彩及辩论的主导形式都具有显著的连贯性。自第一次大辩论以来，国际关系学便长期处于不同阶段的辩论中，理论生产的中心也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转移（主要是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主要反映了英美的地区特征。在跨大西洋辩论的进程中，范式的产生是重要节点。

(二）范式趋同与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辩论构成了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科学革命的原动力。3但是随着三大理论逐渐汇融，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被打破，新的科学革命难以展开。跨大西洋辩论也随之失去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基本动力，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1．跨大西洋汇融

范式之间的辩论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周期性繁荣和创造，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是跨大西洋辩论阶段范式生成的典范，它们的汇融使得理论之间渐次趋同( synthesization)。这一时期的理论趋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第三次辩论期间，体现为奥利·维夫（(le Wrver）所说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新新合流（ neo-neo synthesis）”。第三次辩论“越来越被看作多元共存式的辩论，而不是一方要取胜的辩论”。然作为这场辩论的主体，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包括无政府状态等基本假定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都处于理性主义阵营中，从而为它们展开与建构主义的新辩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与理性主义理论的汇融。尽管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理念与物质的矛盾也看似不可调和，但是反思主义阵营中的建构主义尤其是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采取了“中间道路（ via media) "，在本体论上坚持理念主义、在认识论上则趋向实证主义,③使得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以部分的综合而告终。在大西洋一岸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不再是不可通约的;相反，元理论之间的范式可通约现象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特征。

第三阶段表现为大西洋另一岸的英国学派在“试图建立国际关系元理论和宏理论的时候，与美国主流理论走向了汇融”，出现了‘跨大西洋趋同”。英国学派作为盎格鲁核心区（Anglo-core）的另一员以及“国际社会”路径和传统方法的代表,在第二次辩论期间与美国学派展开了激烈交锋。传统主义方法的缺陷和科学主义的流行使得英国学派长期被美国学界忽视。使英国学派重回主流视野并与主流汇融的关键则是英国学派的另一个核心标签——“‘国际社会’概念在那些阐述或批判建构主义的学者中得到了新的关注”。盆同时，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辩论中，对哲学、历史和法律的洞察与思考使得英国学派得以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重新获得突出地位。对国际规范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为主流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之间的汇融提供了通道。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大西洋辩论的进程中，范式争论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为范式间汇融的历史，最终并不是某一种范式而是跨大西洋理论中三大范式共同形成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统治。范式的汇融意味着范式间辩论的终止，以大辩论形式书写的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也难以为继，跨大西洋辩论的空间内已无法再激活知识创新，这场辩论随之走向终结。

2．理论构建的“华尔兹化”

范式间的趋同不仅体现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议题关注的趋同，也体现在理论构建的方法与标准之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三大主流理论的构建过程都遵循了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自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华尔兹化”时代。“华尔兹化效应”具有高度的标准制定和门槛设定功能，比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本身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理论生成的方式因而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生成的唯一方式和标准，阻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在第二次辩论中行为主义获得胜利之后，科学实证主义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标志。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使用实证主义方法，通过明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择以及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阐述构建了结构现实主义。》华尔兹区分了“理论”和‘思想”，认为只有符合实证主义标准的理论才能被称为理论。‘华尔兹化”的理论构建方式贯穿了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它们都遵循了实证主义的理论构建方法。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反思主义路径只能产生‘软性理论”，缺乏明晰的因果关系，只有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才能被视为理论。3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建立起来的。在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一书中，加里·金（GaryKing)、基欧汉和悉尼·维巴 ( Sidney Verba）强调了因果推论和科学的研究设计，将科学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推广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构建标准。主流建构主义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同样采取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探索了一条理念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中间道路。

理论构建的单一标准体现了对社会理论一元普适性的追求以及同质化的特征，一种理论构建标准，必然只会有一种理论形态。@科学实证主义与理论构建方式的“华尔兹化”不仅为主流理论范式之间的汇融提供了认识论前提，同时也以严格的理论准入标准进一步缩小了跨大西洋辩论中理论生产和创新的空间。“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论战趋于沉寂，对‘主义’的热情日益下降，大多数学者从事着理论检验而非理论创造的工作。”尽管仍有学者在尝试构建诸如‘第五次辩论”一类的大辩论叙事，但是在跨大西洋辩论阶段，大理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随着大辩论的消退而在大西洋两岸走向终结。

(三）理论终结的现实与反思

在“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专刊讨论中，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强调了理论尤其是大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至高地位，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通往更好的理论”，因为“没有好的理论，我们就无法相信我们的实证发现”。但是专刊中的其他文章基本都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在大理论层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回答，转而在其他层面讨论理论未终结的可能。

参与专刊讨论的学者在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终结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正如蒂姆·邓恩（Tim Dunne）所言，“问题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而是参与‘元’辩论的作品是否终结”。大理论的终结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或主义之间的大辩论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范式沟通，分析折中主义和理论多元主义成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新方向。其次，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构建大理论的工作产生了质疑和困惑。“元理论研究已经过时”成为一种共识,“大理论产生的愿景应当建立在能够指导行为和解释世界的基础上，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当前大多数大理论研究的特征”

参与专刊讨论的学者在大理论终结的共识与背景下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给出了大理论层次之外的意见，也因此表现出对‘理论是否终结”问题持开放态度，最显著的是提倡构建中层理论。戴维·莱克（David A. Lake）认为大辩论叙事和大理论的研究正在衰落，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层理论在辩论的空隙中蓬勃发展，在宏大理论消亡的同时，多元理论仍然存在”。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理论关注点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发展可能，包括发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批判理论、关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对于经典话题的重新讨论、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起源中的核心意义以及提倡回归语言视角来进行建构主义研究等。

事实上，自三大主流范式确立以来，在跨大西洋学界内部就不乏对大辩论叙事和范式分析的反思。莱克认为国际关系学界以“主义”为阵营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无益于知识增长，“主义”之分使得国际关系研究的注意力从‘重要事情上转移开了”;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打破“主义”的藩篱，以综合视角运用利益、互动和制度等重新定义国际关系。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和鲁德拉·希尔（ Rudra Sil)提出了融合三大范式的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综合不同理论而不是某种范式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尽管莱克和卡赞斯坦等的研究都建立在对理论和范式的深刻理解上，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推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本就不以构建理论为目的，而是为了在分析具体现象时灵活使用理论工具。莱克尽管“提倡中层理论，贬低宏大理论”，但‘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反，它正在减少对各种理论的关注，并转为简单化的假设检验。方法取得了相对于理论的胜利”。》在三大主流范式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还未上升到元理论的水平，也没有引发任何争论……围绕学派和主义进行的理论工作正在减少”。因此，尽管很多学者仍在从事理论工作，但是跨大西洋辩论阶段的理论构建已经走向了终结。

尽管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专刊的文章在对理论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时大都关注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钩，并提供了来自大西洋两岸以及同属盎格鲁文化圈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学界的诸多观点，但只有阿琳·蒂克纳（ Arlene B.Tickner)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显著但却更容易被忽视的现实，即国际关系学科中“构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的动态特征”。此外，她还考察了全球南方作为学科边缘角色的具体因素。这种被忽视的视角体现在国际关系跨大西洋辩论阶段便是对跨大西洋之外地区的忽视。

通过前文的简略梳理，不难发现跨大西洋辩论从范式的构建与辩论再到终结，包括理论的生产和反思,都是在跨大西洋文化圈中进行的。

从学科进程来看，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977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将国际关系学称作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一说法至今仍深入人心。2007年阿米塔夫·阿查亚( 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 Barry Buzan）指出，国际关系学仍然是由西方思想主导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也仍局限于西方地域文化范畴内。2014年‘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TPIP)”问卷调查项目的结果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同国际关系学是美国主导的学科，75%的受访者赞同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西方主导的学科。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已不再是美国主导的学科，其内部存在多样性。一方面,这种多样性关注的仍是中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主要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这表现了西方世界内部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径，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的视角。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宣称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样性往往是指三大主流理论内部衍生的多样性，或者本就指向三大主流理论构成的多元化。沃尔特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列，以此来证明多元化的存在,这并不足以推翻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反而使其更加“合法化”。这一主导地位集中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中，因此讨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不能忽视其主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跨大西洋辩论中美国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为理论终结论限定了其解释范围。

从大辩论叙事的产生和辩论进程来看，大辩论的正统自我意象本就是由“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所定义的”。1945年后国际关系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但这不过是延长并巩固了该学科中盎格鲁圈的既有主导地位。历次大辩论都没有盎格鲁圈（以跨大西洋为主）之外的国家参与，在跨大西洋两岸的大辩论发生之时，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未被纳入辩论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化的研究偏好。”邓恩等以2008—2013年发表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上的论文为证，指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测试，是学科范围内的现象，代表着对理论态度的转变”,3但其并未考察一系列新兴的亚洲国际期刊对于理论的构建与讨论。因此，所谓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也只能被证明为是在盎格鲁地区尤其是跨大西洋两岸的大理论生产的终结。

与在地理意义上忽视广大非盎格鲁圈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比，跨大西洋辩论阶段更深刻、更深远的影响是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在跨大西洋辩论阶段，出于对普遍性的追求以及“华尔兹化”实证主义检验标准的制约，理论的构建通常基于一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实质差异，从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作用，而文化在社会理论的发展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体具有不同的背景知识，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理论。在回答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问题时，尽管邓恩赞同多元主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应当尝试“综合多元主义( integrative pluralism)”的观点，将理论多样性作为一种手段，并对复杂现象进行更全面的解释，但其所指的多元主义依然是缺乏文化和文明视角的多元化理论。多元来自不同的理论扩散渠道，并且是为了避免回到“一切反对一切的范式间战争”，但邓恩并没有提及主流理论本身的单一文明特质，因此这种多元化仅仅是“学科霸权的面纱”。对文化的忽视在跨大西洋辩论中使得大理论的生产与辩论不只是在地理上局限于跨大西洋两岸，在文化上也被置于一种默认的西方文化或盎格鲁文化的共同背景之中，理论生产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其他文化共同体和文明的存在,从而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也表现为单一文化和文明内部的终结。

作为理论生产的空间和进程，跨大西洋辩论阶段的国际关系理论叙事走向终结，大理论发展的新空间在太平洋两岸显现，新的大理论的生产与构造需要新的理论发展视野，而大西洋两岸之外的其他文明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动力。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尚未终结，而是在大西洋两岸之外、在文明的对话中进入新的理论发展阶段，即跨太平洋对话阶段。中国思想的加入撼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主导地位，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跨太平洋对话的中国创新

“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和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的快速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决定性事件之一，需要给世界提供超越跨大西洋之外的理论视角。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智识资源构建了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为跨太平洋对话提供了实践和学术背景，进而随着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理论生产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以中国学界和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跨太平洋地区,1999年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和丹尼尔·内克松（DanielH.Nexon）发表的《关系先于国家》一文是国际关系学界‘关系转向”的起源，而随着以秦亚青和赵汀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先后完成了“关系”基础上核心理论观点的阐述，跨太平洋两岸围绕关系主义理论的对话双方已经实际在场，但其理论发展主要还是在平行的两个学术空间内进行。

2019年，兰卡斯特大学召开了以‘走向全球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学界和英语学界关系主义学者的对话”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在同年《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上发表了会议成果。这可能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西学者首次以基本对等的学术身份和基本相当的阵容围绕理论转向的学理问题展开的研讨会。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中重大理论的生产和讨论仅仅由大西洋两岸英语学界主导的局面自此被打破，中文学界加入理论转向的中心并与英语学界展开对话，标志着跨太平洋对话的形成。一方面，跨太平洋对话围绕着关系而展开，与“关系转向”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智识资源的理论化转化为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与西方文明产生了直接对话和互动（如与西方个体理性的互动)，这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和创造提供了不同于跨大西洋辩论的方式和案例。另一方面，尽管不具备共时性，但是作为关系主义理论的反思对象，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也被置于这一对话中，所以一定程度上它们作为“关系转向”之外的内容构成了跨太平洋对话的一部分。因此在关注理论生产中心转移和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本文将这一有关关系的对话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即跨太平洋对话框架下加以讨论。

(一）理论构建的共同起点——关系主义本体立场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而不是实体成为理论构建的起点和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跨太平洋对话首先展开为关系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集群与实体主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关系主义者认为，“对国际事务的任何分析都应该是从关系开始，而不是从自主行为体的本质假定开始”,这基于一个不尽相同的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ontology)的基本立场:世界由关系组成，关系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与之相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认为世界是原子的世界，以静态和分离的研究单位分析世界，因此国家和文明等实体往往被视为给定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且无法还原。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开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将国家视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自在实体，进而建立起体系层面的理论，作为其构成部分的结构和单位在本体论上存在的实体是任何宏理论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建立在一种将事物（ things）置于关系之上的思维。3实体主义的本体立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即理论对现实解释能力的衰落。杰克逊和内克松认为，结构—行为体的实体本质使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体系变革的发生。以实体主义为一元本体论并将其他的本体可能排除在外无法充分解释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事实，而关系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阐明全球生活的复杂模式，并与全球互动的脆弱性、流动性和相互性产生了共鸣”。

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转向”由杰克逊和内克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系主义的主张而开启。对关系主义不同理论主张的梳理首先是在西方内部进行的，“在北美和欧洲，关系主义也是多样的……包括各种实践理论、实用主义和社会网络分析”。3杰克逊和内克松展现了一个英语语境关系理论的集群，主张将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集群进行区分，从而将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正如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内部复杂性和传统理论研究者的共同点一样，关系论的内部复杂性不应该是我们统合关系论路径的障碍。”由于杰克逊和内克松始终是在西方学界进行理论的分类与整合，这种内部复杂性因此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英语世界或者说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难以在单一文明的叙事中体现出来。

因此，文化视角的加入有利于我们寻找西方世界的共同点，发现与之不同的关系主义主张，丰富关系主义学术研究。关系主义在本体论立场上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实体立场具有根本不同（如图1)，但类似的对立很容易将我们拉回到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激烈辩论中。尽管在同一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实践经验中的关系主义理论构建也存在不同路径，但仍是跨大西洋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种缺少了文化视角的差异化。在背景知识中没有根本区别的西方关系主义研究面临走向通约的风险，即“回到事物（或实体）本体论的风险”。盆阿斯特丽德·诺丁( AstridH.M. Nordin）分析了关注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回归到事物本体的,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提出“事物本体论”替代方案的建构主义。温特的关系思想体现在他对“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讨论中，特别是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讨论，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进行理论化，也没有考虑国家与他人相处的复杂过程，仍然依赖于实体主义本体论。》秦亚青也认为，尽管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但在互动产生之前行为体已经具有了自我身份和特征，互动是个体完全独立的互动，无法改变彼此的根本特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指的国际关系是实体主义界定的关系，关系只是在以国家为起点展开理论分析时的其中一个层次，由国家的属性和特征决定，是实体主义的表现和应用，国家作为自在实体使三大理论不会以关系为分析起点。

在对西方关系主义研究（以杰克逊和内克松的过程关系理论为主）的反思中，秦亚青认为西方对关系的理解是“为关系而关系”的状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景下，对关系的本质意义、关系与过程的关系以及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作用的认识并不清晰，于是往往有意无意地回归实质主义和实体研究。

因此，关系理论的自然发展需要不同文明视角的加入以防止其在单一文化背景的叙事中回到范式通约的旧路上去，来自中国学者的思想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关系同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实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中国传统关系思想和关系转向的相遇在实质上推动了关系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此外，站在跨大西洋之外的视角，“英语学界的关系转向中对于实体主义的批判未能克服其欧洲中心主义”，关系方法可以为英语语言之外更多富有成效的参与提供语言和空间，这种参与体现了比较和对比/分歧和趋同，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全球化。因此，一定程度上强调或突出中文语境中的关系带来的差异有利于赋予关系对话持续的动力，同时也是跨太平洋对话展开的必要条件。

(二）理论构建的差异视角——中文语境中的关系

“理论是抽象的，但它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由特定地点的人在特定的经历中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建构的……理论必然包含不同的观点。”两种地域文化中关系思维并置，且分别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差异和对话一定程度上源于relation 和 guanxi两个概念的不同。秦亚青所指的“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以‘关系’为名却没有系统的关系理论”中的“关系”便不能只以relation来解释。

相较于与things或substance相对的relations来说，中文语境的guanxi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这一内涵主要由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共同赋予。埃米利安·卡瓦斯基（Emilian Kavalski)较早在英语语境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了guanxi一词，他不仅直接使用guanxi作为解释中国外交的工具，还将其作为国际关系中关系性知识生产和行动的关键。中国关系主义学者围绕guanxi这一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概念展开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

关系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中文语境的关系概念与英语语境中的关系在关系主义理论构建中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人的关系为理论重心。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构成一个强调实体之间联系的理论集群，但没有阐述关系概念的具体内涵,关系更多是作为不同于实体的一般性概念而存在，这种一般性并不意味着英语语境中的关系概念具有更广泛的解释范围或包含了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相反，由于缺乏具体的内涵，这一概念弱化了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理论集群的特性，与建构主义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界限相对模糊。与中文语境的关系主义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中文与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研究与争论分别围绕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而展开”。中文语境中的关系主义往往是以人的关系为核心，将人的主动位置放置到关系理论中，关系作为一种世界观本就是由人形成的。秦亚青认为关系不是西方关系理论所指泛化的关系，“关系从根本上是涉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内容，社会理论关注的社会世界是由人的关系构成的”。3赵汀阳对于关系概念的定义和使用则将‘属人”特性表现得更为极致，尽管学界往往更关注其‘天下体系理论”中的‘天下”概念，但其理论的本体论是“共在存在论”，因此中国的关系思维在其理论构建中同样突出。他首先将世界区分为物( things）的世界和事( facts）的世界，“一般存在论是为科学世界以及逻辑世界准备的，并不适合解释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互动存在而不是自在存在，人的世界是由互动关系创造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人的能动性在事的世界中变得尤为重要，“我创造了我在和共在,共在关系创造了事的世界”，即“我做故我在”。其天下理论中‘家与天下的循环”等论述也从根本上反映了对人的关系的关注。

第二，基于对人的互动的关注，中文语境的关系还是在中国人所处文化背景和社会实践中体现和传承的关系。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新的视角和世界观。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来自传统历史典籍和相关哲学思想，这些文化智识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中被观察、提炼和书面化形成的世界观，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加强和传承，其中最核心的影响来自儒家文化和儒家世界观。这种将儒家理念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共识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研究儒教后认为，本质上一个儒教徒的义务是在对具体的人尽孝道，并根据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对那些与自己相近的人善尽恭顺之道，“信赖”在中国总是基于纯粹的个人关系之上。在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人做的就是儒家说的，研究儒家伦理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便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描述了中国的关系特点，他将儒家最考究的“人伦”中的‘伦”诠释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由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这一推的过程具有不同的路线和相配的道德，而这些包括最重要的仁以及孝悌忠信在内的道德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承认关系实践的儒家基础。秦亚青指出:“在中华文化体或者儒家文化共同体中，长期实践生成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在儒家的世界观中，社会世界由关系构成，所有人都生存于关系世界之中。”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也体现在他对关系性合作的阐释中，包括儒家的亲亲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系性合作的重要机制。在赵汀阳的天下理论中，其存在论原则‘共在先于存在”正是基于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演变而来。》在阐述关系理性的优势时，他将孔子的核心概念“仁”解释为任意二人之间最优的共在关系，认为“仁”是关系理性的一个模型。石之瑜则引入儒家的关系思想，尝试以角色理论弥合儒家视角下的关系与西方文明中的关系之间的差距，认为“送礼”是探索儒家关系中相互认同角色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儒家关系概念在外交中的具体体现。此外，儒家关系思想也体现在“关系平衡”理论的相关阐述中，对于在两个行动者促使对方建构共性的这一动态过程，儒家思想中的双边主义为即兴构建双方身份的亲缘角色模拟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当然，无论是对于中国社会关系特征的研究和论述，还是中文语境中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其智识来源都不止于儒家文化对于关系的论述，中国学者似乎有先天的‘关系敏感度”。guanxi这一具有文化内涵的概念是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与传统文化思想长期互动并传承至今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概念、视角和世界观。

第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者不仅更加清晰地界定了关系的具体内涵，也突破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传统。“中庸辩证法是中国人的基本认识论，是理解关系世界的主要途径。”秦亚青界定了中庸辩证法的三个核心内涵即互容、互补与和谐，三者同时也是阴阳两极之间关系的特征和互动方式。首先，两极之间是互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涵式互容假定排除了任何二元对立的两极结构”。其次，两极之间是互补的，相互取长补短，“阴阳两极处在向对方转化的或者说向对方生成的过程”。最后，中庸辩证法的核心是和谐，和谐基于差异，人的能动性使得两极‘向中”运动最终达成和谐。3对于阴阳关系和中庸辩证法的思考有利于克服和突破两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自我—他者”的结构和难题。“中国人在其背景知识中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意识，也不会将互动的物体分割成为两个不同的类属和本质不变的两个实体。”影中庸辩证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也是中华文化对广泛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不同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关系主义和中庸辩证法的传统认识论共同决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时的能动作用，在中西关系主义学者的互动和对话中，中国学界主动促成双方文明和理论的相互借鉴（如图2中箭头所示)。4跨太平洋对话发生在两种文明之间，以中庸辩证法去认识其中的两种地缘语言传统，就会发现这场对话展开的动力正是文明之间的共构互涵与相互借鉴。

(三）求同存异的理论构建——文明的互容互鉴

在中西学界围绕两种语境中的关系理论的对话中，除关注两种语言背景中的差异性关系思维外，还可在对比的过程中寻找相互关联的内容。以中庸辩证法的逻辑看待两种传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而是兼容互涵、相互构成的，因此部分关系主义学者“将分析定位在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混合空间中”，并阐述“在两种关系思维之间产生共构的基础”。一方面，这种交融具体发生在两种关系思维的融合中（如图2中2号圆和3号圆的交叉);另一方面，在两种地缘文化背景之间，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构建和传统，与西方学界关系思维背后的西方文明中的理性展开对话，形成了更广阔的互动情境（如图2中1号圆和3号圆的交叉)，并产生了新的互容互鉴基础上的理论构建。

首先，跨太平洋对话中的理论发展在于两种关系思维的融合，许多关于关系性的论点都借鉴了两种关系传统。两种关系思维的联系建立在共同的关系主义本体立场上，表现为两种思维在具体问题或概念上的混合分析。诺丁等在将“友谊”的概念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及关系理论的讨论时，强调了中国的关系概念以及道家辩证法对认识“自我—他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对友谊和国际关系理解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中国和西方，而是在于朋友关系在事物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中不同的体现”。当然，他所说的关系本体论中朋友关系的动态转化而不是“自我—他者”二分的叙述本就主要借鉴了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和辩证法思想。》诺丁和格雷厄姆·史密斯（(raham M.Smith）进一步探讨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区分了基于中国或西方思维传统基础上四种不同类型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反思了“欧洲中心论中将‘他者’视为绝对差异，从而选择同化和支配他者”的判断。

其次，本文认为跨太平洋对话中的理论发展不仅体现在两种关系思维的具体运用上，更在于两种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中西方文化相遇时，中国学者主动推动传统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借鉴交流，产生了文明层次宏观的概念和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物——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 )。

赵汀阳将关系理性作为天下体系中政治生活的运行原则。他的分析首先基于两种文化背景和语境中的‘初始状态 （ original situation)”假定即霍布斯假定和荀子假定，将二者结合构成了“解释力最大的语境”。3在这一语境内的长时段博弈中，未来是由互动关系决定的，充分的理性必须是在互动中仍然普遍有效的理性，而个体理性仅关注个人利益，没有理性思考与他者的互动关系，可能会在未来表现出集体的非理性行为，因此个体理性不足以充分表达理性的概念。关系理性则解决了因为个体理性带来的不同偏好难以汇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理性上不存在反对理由的制度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关系理性以共在意识优先，考虑未来的互动关系，避免因个人理性和个人利益遭受报复，追求伤害最小化、合作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最优共在状态，从而增进每个人的利益。

秦亚青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中将关系理性视为理性在关系性行为逻辑中的表达。他从两种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关系性和理性分别作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知识要素，认为两个概念是辩证的偶对双方，二者相辅相成。关系性与理性的结合产生了关系理性，关系性在本体上先于理性，理性是由关系界定的。因此，个体理性不考虑与他者关系，就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理性。

关系理性的产生作为中国学者融合西方文化背景因素的主动理论构建，其产生的基本方式和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关系概念的三个特征。首先是关系的“属人”特性。一方面，中国学者基于文化赋予的关系本体意识以及对关系的天然敏感，捕捉到关系与理性结合的可能，在两种社会文化的相遇中主动以关系性弥补个体理性的不足，从而产生了关系理性（如图2中1号圆和3号圆的重合处，箭头体现了这种主动的互融和交流意识);另一方面，中国关系概念中的人是在社会关系中认识自身的，关系理性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人的存在，个体理性在长期博弈中的失效便是由于没有将人放在关系中考量。也正是因为属人的特性，关系理性具有非物化的情感内涵，理性原则需要被人实际承认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将情感或者‘心”重新纳入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考量。

其次，关系理性源于对两种社会文化和传统文明的整体认知即中国社会是关系性的，而西方社会是个体理性的。这种认识尤其是有关中国的关系社会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有关中西社会文化特性中关系与个体的差异在费孝通的论断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西方社会建立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就像把稻草捆在一起一样;中国社会则像一个从水面上掉下来的鹅卵石向外延伸的连续圆圈，涟漪传播着社会关系，每个圈子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连。中国传统提供了‘中国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而不是西方的事物本体论”。尽管有学者认为关系本体论并非中国独有，“中文世界中的辩论很少承认西方传统或其他传统,也有一部试图强调关系性的思想史”,但是基于中国关系定义的差异性内涵，将其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标签是合理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特征，是由于关系理性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关系的讨论中主要是由中国学者而不是在理性文化背景中发展关系主义的西方学者所构建。在具有中国文明背景的关系考量加入后，才在对话之中产生了关系理性。当然，这种文明之间的互容和借鉴也意味着西方学界的关系主义必然作为与两方都有交集（关系本体和理性思维背景）的存在与关系理性有着互容之处。西方关系主义在与中华文明关系思想互容的同时，也处在关系理性这个中间区域中，但是这种互容关系尚未在西方关系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很好地发掘和阐述。这又印证了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关系与理性谁先谁后的选择,“但并不是说东方的关系性高于西方的理性”，而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理性享有特权地位而缺乏关系性，因而不能把握和解释很多国际关系现象。

最后，关系性与理性互容的过程贯穿着非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容以及不同理性模式之间的互补都不是处在二元对立之中，而是在彼此的关系中共同构成了更全面的诠释世界的整体。非二元对立原则也是能够将关系性与理性融合的认识论基础，尽管关系主义在本体意义上优先强调关系，但‘关系性绝不意味着否认理性”。3类似的非二元对立原则也体现在对个人理性的质疑中，尽管在“共在存在”的前提下，关系理性的使用优先于个人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关系理性与个人理性对立，而是与个人理性相互配合使用构成完整理性概念的硬币两面，两种理性的配合形成了理性自身的平衡。

关系主义本体论主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起点和路径，推动了新的理论对话的产生，而“关系”作为一个概念、视角和集体世界观，在参与对话的不同文化共同体和语言环境中得以塑造和传承，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中国学者加入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在进行自身传统知识资源理论化的同时，也在与西方学界的关系主义学者和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对话中推动了双方的互容和共构。文化视角的注入使关系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得以延续，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场跨太平洋的文明对话，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大理论的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国际关系理论尚未终结。

三“哥伦布式”对“丝绸之路式”的知识生产

在跨大西洋国际关系学界，随着范式间辩论的终结，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大理论的生产也陷入了停滞。但是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西方学界都以“关系”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由此出现新的发展契机。以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赵汀阳的天下理论为代表的理论构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为在整体上认识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思考，均属于‘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没有走向终结，而是在新的地理空间围绕新的主题进入了新的理论发展阶段。通过考察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演变的动态过程（部分呈现为由图1向图2的转化)，本文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现的主要动因，提出了哥伦布式和丝绸之路式两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

(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知识构成

对比跨太平洋对话与跨大西洋辩论可以发现，两者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理论生产的中心、理论互动方式以及是否具有文明或文化视角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表2)。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本文集中阐述了跨大西洋辩论与跨太平洋对话的三个不同特征:一是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扩大，二是理论创新方式从范式间辩论转向文明间对话，三是文明互动方式从二元对立转变为互容互鉴。这些差异并非毫无关联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转化的动态过程中，这种转化是理论自然发展的结果和需求。”同时，这些差异性特征也是跨太平洋对话中理论得以再次创新的主要动因。通过分析三个特征，本文提取了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结构的基本组成。

1．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与生产特征的转变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理论生产和辩论基本在美国学界完成，自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来尤其如此。霍夫曼对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论断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第一阶段理论生产中心的集中度。基斯·冯·佩吉奥 (Kees Van der Pijl)也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大西洋汇聚”现象。》随着跨大西洋的理论发展停滞，国际关系学科需要“从西方实际上是盎格鲁圈为中心到真正全球性的转变”跨太平洋对话正是对这一转变的成功实践，中国学者的关系理论成为关系主义研究中的重要一支。

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中心逐步转移到太平洋沿岸意味着理论生产中心的集中度降低，由实质上一体的跨大西洋中心扩散到其他地缘世界和非西方学界中。少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由西方提供理论、非西方提供素材的知识分工发生了改变，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非西方加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同时，中国学界的理论生产特征也由跨大西洋辩论中的单向涵化为主转变为原创性理论基础上的双向涵化，并且随着中国关系理论在关系转向中的重要程度加深而展现了交互涵化的可能。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和扩散是跨太平洋对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推动知识生产最基础的要求，而考察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无法撇开文明和文化视角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中的回归。

2.理论创新方式从范式间辩论转向文明间对话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以库恩式的范式辩论与更替推动理论发展，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的特征。但随着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汇融，辩论的叙事方式和动力也随之消失，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出现被广泛认同的大理论。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理论的构建并不是某种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发展与拓展。“关系理论不是某种单一的连贯理论，是由共同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方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能够突显其不同的本体特征。”》杰克逊在对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理论路径进行梳理时同样认为不应该‘坚持认为一个思想流派必须涉及某种一致的理论命题，而该学派的每个成员都同意这种理论命题”，这也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一个核心原则展开激烈的范式间辩论的主要原因。关系主义内部则形成了理论集群，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理论的共存，而不是范式间的辩论与争斗以及对其他理论的排斥。实际上，多元理论的主张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中并不罕见。例如，约瑟夫·拉皮德（Yosef Lapid）在对第三次大辩论的讨论中指出要发展理论的多样化和多元主义。但如果仅仅是在英语学界或者说西方中心的背景下思考理论多元化，那么多元主义最终也难以实现理论突破和知识创新，而是依然走向统一和被整合，因为“多元化只在美国和西方中心所圈定的（狭小）空间中存在，也正是这个中心发挥了规约作用，权威地决定哪些理论、概念和类别才算是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如前所述，西方关系主义如果只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与实体主义对话，就无法消除变为范式间争论或被建构主义等范式“俱乐部”整合的风险。

多元化不只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取向，也关乎群体的身份，如谁会被包括在内、谁会被排除在外。真正多元的实现需要文明和文化视角的回归，并从不同文化背景中界定概念与构建理论。卡赞斯坦在《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中论述了多元文明传统和多元实践对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强调实践与文化背景知识形成的关系，指出文明是一个实践共同体。不同文明的实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文化共同体中的实践活动影响了国家形成以及国家作为一种集体组织的行动逻辑，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正是来源于中华文化共同体长期实践活动的传承与检验，因此关系性作为中华文明的背景知识和思维特征，使得中国关系主义学者在关系主义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创新同西方学者相比具有明显差异。这种创新具有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深刻烙印，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关系主义和西方文明背景的多元化色彩，也推动了关系转向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平行而不是从属。关系概念的特殊内涵被不断发掘，并逐渐成为关系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具有文化烙印的中国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跨太平洋对话实现了与跨大西洋辩论不同的理论创新，即在文明对话而非范式辩论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文明对话也使得理论构建的方式多元化。不同地区文明对理论构建的偏好不同,在文化和文明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以历史分析和哲学方法为主的古典方法成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外理论构建的可行途径，而不是像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那样始终认为不采取主流学派坚持的‘科学路径”则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

文明对话和文化视角的回归首先在差异性基础上为理论构建提供了不至于被通约或汇融的基础，为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提供了更多可能。但是，当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如何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促进理论的构建，跨太平洋对话也与跨大西洋辩论存在根本不同。

3．文明互动方式从二元对立转变为互容互鉴

作为跨太平洋对话的主题，关系理论本就是在多样与多元的世界中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世界观，中西方关系学者通过对话以“培养未来的关系思维，在处理相互分歧（或冲突）的全球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时更具敏感性和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关系思维不同于跨大西洋辩论中基于实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尤其是中文语境中认识关系的中庸辩证法与阴阳关系在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对两极关系非此即彼的对立认识。以中庸辩证法为基础，中国关系主义学者不仅推动了中西方关系思维的对话，也推动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果以中西文明作为文明之间关系的元关系，借鉴对阴阳关系的认识论，能够发现文明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跨大西洋辩论中的二元对立，而是互容互鉴的和谐关系。

实际上，跨大西洋辩论在深层次上同样受文明或文化影响，一元主义的文化背景对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深远，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偏爱和对实体主义本体立场的固守都来自西方文明个体理性的影响，多元世界现实中的一元主义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和排斥。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中“普遍存在着二元叙事的模型，即自我—他者、中心—外围、霸权—挑战者”。然在跨大西洋辩论中缺少对其他文明思想的借鉴，这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单一文明背景下将其他文明视为与自己相对立与矛盾的存在。

而以中国中庸辩证法为例，关系主义认识论消除了二元对立，认为“自我”和“他者”构成了共题的共同进化,③中西文明之间能够取长补短，在对方的发展中获得发展，二者之间最终是一种本原上的和谐状态。》在跨太平洋对话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理性与中国的关系概念结合的关系理性就是这种互涵互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有助于更完整地解释中西方共处的现实世界。西方关系主义学者也认同关系主义主张打破欧洲中心的二元叙事，“学习向他人学习”，提倡‘没有边界”的国际关系理论。5这种彼此对国际关系理论边界的消除和相互学习是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理论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跨太平洋对话实质上是文明间对话，不同文明而不是范式之间的对话在互动过程中互容互鉴，共同推动了跨太平洋对话中理论的不断发展。当前文明的互动主要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互动为主，中国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是面向未来培养关系思维，而通过对中西文明互动的分析可以为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互容互鉴和理论发展的案例与模式。

4．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

在上述跨太平洋对话的特征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是文明间对话的结果和表现，文明间互涵兼容是文明互动的具体方式。通过与跨大西洋辩论的对比，文明之间的对话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知识生产。

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有效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国际关系关注的现实必定是一个多元的现实，多种文明共同存在。尽管跨太平洋对话主要是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仅仅由这两者进行，类似的文明对话可以发生在任意两种文明之间，多元共存的文明意味着某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如关系和理性）都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现实，每一种文明的解释都有其重要意义，因此知识生产的空间应当是没有边界的。

第二，文明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多元文明代表着多元实践，多元实践塑造着多元文明。文明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知识具有社会属性，不同的文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知识，社会知识则在传承和检验中形成了文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资源。这些知识具有非同质属性，无法在其他文明实践体中拥有与自身文明中相同的解释力度，因此它们不能够完全汇融，而是存在着本质差异。

第三，文明之间尽管具有差异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单独存在，不同文明中的人都处在关系世界中。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空间与国际关系现实中，文明中的行动者通过实践彼此产生联系，从而构建起不同类型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通过共同实践不断修正对彼此的理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进而推动所处的公共空间中理论的创新，尽可能构建一种最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和包含彼此的理论。

(二）两种知识生产模式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进行有效知识生产的基本因素，本文提出以跨大西洋辩论和跨太平洋对话为案例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模式。这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在实践中分别来自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同外部互动时产生的两种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行为模式或理想类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两种模式链接的关键并不是表现形式上相似的巧合，而在于文明、实践和理论的关联。两种对外探索的实践行为都是基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影响，同时又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加强,继承了所处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

1．哥伦布式知识生产模式

1492年哥伦布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通过海上通道的开辟，欧洲文明开始了以征服为主要特点的全球范围内传播。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他本人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阻止了他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哥伦布拒绝承认“新大陆”上语言的多样性，认为要么是与自己同样的语言，要么不是一种语言。因此，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所说，“哥伦布在发现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会发现什么”。卡瓦斯基认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了与哥伦布类似的情况，出于这样一种‘哥伦布综合征（Columbus syndrome)”，“要么承认它们是关于世界政治的叙事，但不承认它们不同，要么承认它们不同但拒绝承认它们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哥伦布式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采取一元文明的视角;二是拒绝承认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即便存在差异也仅仅是自身文明内部的分歧;三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是独立割裂的个体，不存在关系视角,因此也不存在平等的互动。从结果来看，哥伦布在‘新大陆”上传播了当时的欧洲文明，但同时造成‘新大陆”本土文明未能向外传播，造成了文明之间的不理解甚至敌对。

跨大西洋辩论中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模式体现出类似的特点:首先，跨大西洋辩论中只有一元文明的存在，因此文明因素在跨大西洋辩论中并没有被视为一种能够影响理论生产的变量，缺少真切地基于文明视角的分析，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全部。基于一元文明的国际关系学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就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的假设之上”。跨大西洋辩论为其他文明的进入设置了实线边界（如图3)。全球国际关系学所反思的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结构也是由这一实线边界造成的。

其次，能够进入边界内部的讨论意味着它们共享一种“理论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来自消失的一元文化的深层影响。所以差异只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分歧。在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中，这种分歧表现为理论范式间的争论，尽管最初范式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基于同一种文化背景或理论硬核的形上元，它们走向趋同是某种形式上的必然，从而构成了图3中的虚线边界，理论范式之间最终走向趋同。图3中的Tl代表同种形上元的理论最初的范式，如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及之后理论构建的‘华尔兹化”，造成了T2、T3等最终都与Tl汇融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构建方式的‘科学”效应，从而多种理论演变成一种理论。同时，在一元西方文明和实体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关系演变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仅仅依靠实体而存在，所以在理论辩论空间中不存在关系的视角。

最后，哥伦布未能发掘和学习美洲的土著文化并加以忽视和排斥给其带去了伤害，建立了欧洲文明的统治。而在跨大西洋辩论中，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走向汇融，加强了盎格鲁中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形成了长期的知识生产不平等的结构，迎来了一个封闭空间内理论的终结。

2．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77年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此后，“丝绸之路”被广为接受并概指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联通经贸的道路，其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扩散到了外交和文化等领域。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西方各国之间的人员交流、物产交换和知识传播，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佛教典籍通过丝绸之路东传中土被中华文明吸收包容，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也以不同视角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活动与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对话中，文化的特性没有被抹除，而是在建立关系后以更融合的方式体现在其他地方，不仅发起者本身的文化特性从长期来看没有被消除，其他文化也得以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繁荣。凌焕铭（L.H.M. Ling）和诺丁指出丝绸之路呈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存在的多元”:不同于西方的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传统，丝绸之路实现了多种生活方式和思想传统的共存，体现了认识论上对不同存在的‘同情”,进而丝绸之路沿岸商贸和文化的繁荣都能被理解，并在数千年后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多元文明的沟通中重新扮演了重要角色。

丝绸之路式对外探索同样表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与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来往本就是丝绸之路开辟的目的，丝绸之路接受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存在。第二，不同语言、不同人种和不同社会文化都能够在其中表现出来，并没有被忽视，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第三，在多元文明的共处过程中，丝绸之路的对外探索以建立关系为行为模式，通过关系的建立互通有无，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经贸往来、文化融合与文明沟通。从结果来看，丝绸之路有助于这一地理空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并在该地区实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印记和共同理解，得以在千年后仍被记忆、发掘和认可。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国学者将中华文明的因素带入了理论构建和对话中，体现了丝绸之路实践和传承的文明内涵在国际关系理论对话中的影响。首先，跨太平洋对话面向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无论是关系主义本身的特性还是中华文明作为对话一方的加入，都使得这场对话既是理论之间也是文明之间的对话，尽管中西文明当前构成了跨太平洋对话的主要参与方，但是这场对话不断有其他文明加入。1跨太平洋对话对多元文明持开放态度，没有对其他文明设置实线边界，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空间是没有边界的。

其次，在跨太平洋对话中，文明之间由于在不同地理文化环境中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活动，因此存在本质区别，无法被完全抹除或汇融，也就是图4中的C1所具有的实线边界。本文认为这种看法会有回到本质主义的风险，但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是理论发展创新的根源之一，因此笔者采取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C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说的‘策略式本质主义（ strategic essentialism )”。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意味着不存在一种能够完全解释多元文明互动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文明在理论生产空间中的共存对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是有益的，更可能接近和探寻一种被相对普遍接受的理论方案，而不是由某一种文明方式所决定。

因此，尽管中华文明在关系对话中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能作为这种模式中理论对话的核心，但其特殊地位体现在对这一空间的开创而不是独占上，即(C1，C2，C3…Cn在理论生产空间中并存。

同时，作为跨太平洋对话的核心——关系——在这种模式中得以体现。尽管存在本质区别，但是文明视角的代入意味着实践视角的代入，文明之间不仅在现实实践中了解彼此并重新塑造自身对其他文明的认识，同时也在理论沟通中学习和融合彼此的思维方式。其中离不开关系的建立，正是在关系的建立与互动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围绕差异和共识展开对话并共同推动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而一旦关系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会展现出呈现跨太平洋对话式的文明间沟通，理论创新得以在中间地带和自身文明背景中共同产生。因此如图4所示，在不同文明之间实践与关系构成了文明沟通的介质。

最后，丝绸之路造就了沿路的经济繁荣与文化沟通。参与丝绸之路的不同文明都是文化上平等的主体，实现的不是单一文明或中心的繁荣。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关系转向的推进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并不以单一文明背景下的理论生产为中心。在这种理论生产空间中，理论很难走向终结，关键在于如何在两种甚至多种文明的互动中求同存异。

虽然跨大西洋辩论并不满足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有效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辩论代表的是一种失败或无效的知识生产模式，也不意味着跨太平洋对话对应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异质存在或特殊案例。恰恰相反，两种知识生产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某种文明退出了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理论空间，采取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识其他文明，则其理论的构建和生产便失去了文明的视角，进而理论生产只在必然会实现汇融的文明内部进行,从而转化成哥伦布式知识生产，如对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可能造成新的理论话语中心并最终呈现出西方和中国两种例外主义的担忧便是基于这种考量。

本文提倡一种整体视角和关系视角，认为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空间，跨太平洋对话和跨大西洋辩论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完整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阶段的终结或全部的知识生产空间，也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代表了全部的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模式。国际关系学面向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存在着无数的实践和理论的可能。

四、面向未来的跨太平洋对话

跨太平洋对话不是独立的学术现象，也不仅仅是作为跨大西洋辩论的延伸而只与过去相关。面向全球，跨太平洋对话与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着深刻联结;面向未来，跨太平洋对话的理论价值同时以‘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的形式书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中。

首先，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转化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共同指向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国学者不断发掘和理论化古典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传统，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此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建立在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中，中国学者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反思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积极推动与西方知识体系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完善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体系。跨太平洋对话的展开部分源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果，同时跨太平洋对话的推进和中西方知识体系的融通也将进一步明晰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前进方向，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和跨太平洋对话共同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整体进步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

其次，国际关系学面临着多元共存的现实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有全球性关照，跨太平洋对话为构建更具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一方面，跨太平洋对话中的中国学者在传统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理论构建突破了跨大西洋两岸西方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垄断，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组成;另一方面，跨太平洋对话虽然主要发生在中西方之间，但‘中西方之间关系思维的对话只是一个开始，在这场对话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相较于跨太平洋对话的实质内容，其意义更在于作为多元文明之间沟通互鉴的实践案例，这场对话为中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加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开辟了新路径，从而为理论的生产和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阿查亚和布赞认为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两次创立，其结果是确立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主导地位。》当前国际关系学正处于第三次创立的过程中，从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的转化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和表现。

最后，在文明互动的基础上，跨太平洋对话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模式。在国际关系学创立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时期，理论的构建必然不会是在单一文明内‘闭门造车”，跨大西洋辩论中哥伦布式知识生产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呼吁背道而驰，无法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文明之间的互动是跨太平洋对话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源泉，文明互动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的不同。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比西方更具包容性、更尊重差异的思维方式，丝绸之路中的文明繁荣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当这种历史实践和思维方式通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转化到跨太平洋对话中，便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基于文明共存和对话的新模式。

跨大西洋辩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论不过是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欧美大西洋话语体系垄断且囿于欧美中心视域的一隅所致。随着跨太平洋对话的到来，以文明间对话为核心，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会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再次迎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将在多元文明中得到延续。（作者：袁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谷翔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