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思想基础、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内容提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同样处于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和非洲文化具有相通性，奠定了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中非两大文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最终将实现共同发展。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构建中非文明观话语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泛非主义为指导，从双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入手探索中非文明的新融合，以中非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根本落脚点，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全方位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中非现代文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

文明与文化高度关联，文明是文化的升华，先进文明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长治久安。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正如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指出的：“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非洲拥有多种语言、多彩文化和悠久历史，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明，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传统文化和非洲文化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和共通性，推崇集体主义、倡导协商协作、崇尚和平和谐、反对霸权强权与远离战争战乱等价值理念。中国和非洲虽相隔千山万水、相距万里之遥，但相与源远流长、相知心有灵犀，双方之间的文明交流跨越数千年。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全面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民心相通、理念汇通，为中非共同进行现代文明建设夯实了根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茶，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蒸蒸日上，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处于进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中非携手共同探索现代文明的建设之道，挖掘中非文明中蕴含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和智慧，必将共同谱写中非现代文明的新华章，彰显中非文明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

一、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和非洲文化具有契合度，二者的相近相通相补相融是中非文明能够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互鉴的文化根基所在，也为中非共同推动现代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文明智慧的结晶与精华，是传承发展的前提与根本。中国和非洲都拥有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百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自进行现代文明建设的根基所在。探讨中非传统文化的相近相通相补相融，是促进中非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中非民心相通、共同建设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大同”和平和谐等理念和非洲哲学中的乌班图(Ubuntu)思想、泛非主义、和平解决冲突等思想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

(一)中国的“天下大同”与非洲的乌班图：普遍联系、集体主义与互助合作

“天下大同”思想来源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大同”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古代中国对理想世界的描述与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古代中国共同体思想的一种体现，代表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即天下一家、人人平等、友爱互助。“天下大同”的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世界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人民的世界，应该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明末思想家提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平”是平等之义，强调天下万民都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公”则具有公共性之义，指出世界是所有人的天下，世界上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应该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仁”是“仁爱”,主张求同存异，弘扬博爱精神，以包容代替冲突和动乱，从而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孙中山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作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提出“三民主义”,即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天下大同”思想，主张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一言以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对“天下大同”的理论升华。

乌班图是非洲最原始的世界观之一。乌班图是在南部、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广为流传的哲学概念，英文翻译为person和bantu-persons,原本是祖鲁语和豪萨语中对“人性”的称呼，用来概括整体道德观，被非洲哲学家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普遍联系，人类享有共同的人性。这一概念起源于家庭和氏族，后来扩展到族群和国家并被非洲联盟所运用，主要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并强调关心和尊重他人以及在逆境中团结友爱的重要性。姆扎莫·曼加利索(Mzamo P.Mangaliso)将乌班图定义为人性化，即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关爱、和谐、热情好客、尊重和负责任的精神。作为非洲本土关系伦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乌班图也是非洲人民的一种信念，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通过他人的支持和指导而成为自己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对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乌班图代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的生活经验和丰富历史，在非洲大陆具有广泛的影响，也由此成为非洲文明的象征之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用乌班图思想解决人类社会难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肯尼亚与南非等国在取得独立后没有对白人进行报复或惩罚，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原谅，一定程度上正是乌班图思想发挥了作用。“南非乌班图思想倡导‘仁爱、共享’,同中国儒家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理念不谋而合。”“天下大同”和乌班图都蕴含了普遍联系、重视集体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之所在，也是共同建设中非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首先，“天下大同”和乌班图都蕴含着“联系”的观点。在走向理想社会状态的过程中，“天下大同”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认为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人与万物之间相互依存，倡导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天下大同”的本质含义就是连接和统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推崇的“民胞物与”,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前提。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换言之，所有人都属于天地所生，都秉有天地之性，因此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乌班图强调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的密切关系。“非洲传统价值理念乌班图精神，倡导‘我们在故我在’,强调人们彼此依存、密不可分。”肯尼亚哲学家约翰·姆比蒂(John S.Mbiti)用诗意的格言对乌班图进行了总结：“我因我们而存在，我们在故我在。”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有通过与他人交往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性和道德。乌班图认为个人和集体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个人离开集体就会失去价值和力量，双方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乌班图还认为，个人的命运和同胞、朋友、导师、邻居、陌生人、祖先、神祇乃至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是观之，“天下大同”和乌班图都蕴含了联系的观点，注重万事万物之间的连接和统一，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关联性、互补性、同一性的认知上也存在不少相通之处。

其次，“天下大同”和乌班图都强调集体中的互助合作。“天下大同”重视集体中人们的互助合作，在大同世界里，人人互助友爱，安居乐业，世界和平，实现了普天下的最大和谐。“天下大同”思想认为，个人与集体之间应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就是“天下大同”思想在国家交往层面的重要体现，主张天下万邦和谐相处、和合共生，以“德”而不是以“力”来化解邦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处理邦交关系的重要原则。乌班图思想同样认为，个人存在的基础就是集体，个人的价值只能在集体中得到体现，强调集体中的互助合作。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表示：“拥有乌班图思想的人对他人持开放态度、善于肯定别人，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感到自卑，因为他有自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知道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莫戈贝·拉莫斯(Mogobe Ramose)在谈及乌班图中人与人的关系时指出：“一个人是通过承认他人的人性来肯定自己的人性。”非洲流传着许多体现团结合作、共同决策价值观的谚语，如“独行快，众行远”以及“抱团过河就不必担心鳄鱼的撕咬”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非洲的乌班图思想都非常重视集体的作用，认为要过上道德方面的美好生活首先要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同现代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哲学更加注重关系和社群的重要作用，将发展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我实现的核心，即一个人发展自己人格或人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他人，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模式是通过美德。

(二)中国的“和为贵”与非洲“大树下的民主”

作为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中国和非洲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和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和为贵”的理念，非洲的传统文化中则有“大树下的民主”这一独特形式，二者都倡导和平解决冲突，体现了中非人民的智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这一理念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并不断融入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念。“和而不同”理念最早出自《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待人和谐友善，但不求与对方苟同；小人或者嗜欲相同，或者迎合对方，但内心没有和谐友善的态度。“和而不同”倡导双方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僵持。这种包容的态度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倡导“仁爱”和“礼”,强调通过中庸的哲学寻求平衡，在冲突中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以“仁爱”化解冲突。这不仅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也是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指导原则。孟子提出“仁者无敌”,规劝梁惠王不要去征伐，因为真正施行仁政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消除敌意，和平解决争端。老子则提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在他看来，兵器、武力和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万不得已才能使用。可以说，几千年以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这些传统观念和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在国内外冲突中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哲学基础。

“大树下的民主”是一种根植于非洲传统社会的独特民主形式和冲突解决机制。在非洲的许多村落中，人们会选择村头一棵大树作为集会场所，村庄的长老和德高望重者聚集在大树下平等协商，自由表达各自观点和诉求，共同讨论和解决社区中的问题或冲突。会议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老主持，会进行充分辩论直到达成共识。例如，在乌班图思想有着广泛影响的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的科萨人、祖鲁人、斯威士人和恩德贝勒人等社会中，人们常会选择在金合欢树下(under the Acacia)解决政治事务，有时候也会在猴面包树(Baobab)下进行。当然，达成共识的过程并不特指大树下，也可以在其他公共场所。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听到，而最终的决策旨在反映社区的共同利益。“大树下的民主”体现了非洲传统价值观，如平等、开放、众议、包容与和平等理念。赞比亚前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D.Kaunda)表示：“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在共识的基础之上行事。我们在一个庄严的集会上讨论一件事，直到达成一致。”西非约鲁巴人提出，“我们集会是为了让自己更加明智”。《曼德宪章》第七条规定：“群体之间发生的争论不应该破坏我们互相尊重的关系，这是一个规则……所有的亲属之间都应该相互宽容，这是一个原则。”非洲还流传着“和平像雨一样让草生长，战争像风一样让草干枯”以及“两头大象打架，受伤的是它们脚下的草地”等谚语。这些谚语、传说和文献都体现了非洲文明反对战争和冲突的智慧，强调即使在冲突中取得了所谓的“胜利”,所有的参与者也都会受到损失和伤害。“大树下的民主”这一理念在追求和平对话、达成共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它源于非洲人民的生活智慧，也指引着非洲的和平之路。当今，这一形式依然在非洲社会保留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被视为一种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独特民主形式。南非的“因达巴(Indaba)”与尼日利亚提夫人的“吉尔(Jir)”调停模式、乌干达北部阿科力人的“马托欧普特(Mato Oput)”制度等都是“大树下的民主”的表现形式。

尽管中国与非洲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和平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上有共通之处。首先，双方都强调对话和协商的重要性，鼓励宽容宽恕，认为通过交流、交谈和辩论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和立场，可以找到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其次，中国的“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和非洲“大树下的民主”都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与平衡的价值观，反映出对社区和集体利益的重视。最后，双方都明确反对冲突和暴力，主张远离战争和祸乱。

(三)中非优秀传统文化都重视和谐的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这贯穿于哲学、文学、艺术与医学等领域。这一理念基于对宇宙和生命整体性的深刻理解，认为人不应与自然对立，而应寻求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得到体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提法都倡导万物皆由天地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生，人须遵循天地的自然规律行事，实现天地人三者的统一，体现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理念。

非洲文化也重视和谐理念，包括人的自我身心和谐(医学)、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集体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伦理学)。非洲文化蕴含的和谐理念深深植根于其丰富的文化、哲学、宗教和社会实践中，反映了非洲人民对生活、自然、社区和精神世界和谐共存的追求。非洲人自幼便遵循一种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模式，拥有关于星象、土地、天气、动物、植被、水、土壤以及人和动物营养的丰富知识。非洲的许多文化和宗教传统都深刻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存，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首先，自然与人之间不仅是物质性联系，更是精神性和伦理性联系，因此人类与动植物界应该是一种生态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和喀麦隆的恩索人等都认为自然与其他创造物应当处于一种共存的关系中。奥罗莫人认为正义、正直和尊重并非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是非人类存在物和土地的德性。其次，“泛灵论”流行于非洲广大地区。很多非洲民族认为土地不属于人类而属于神灵。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背后存在鬼神精灵，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事物如土地、河流、海洋和太阳也存在主司的神灵。例如，奥罗莫人认为精灵(Ayyaana)是人类与至上神(Waaqa)沟通的中介。西非贝宁的丰人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从一棵黄颜木的枝权上衍生而来。加纳阿散蒂人谚语则说：“如果你想向至上神倾诉什么,那就向风倾诉吧。”最后，很多非洲部落基于图腾崇拜和其他宗教信仰强调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人们伤害、捕杀或食用图腾动物，同时图腾动物也被认为会保护崇拜自己的部落。例如，肯尼亚班图人禁止砍伐高大树木，因为他们认为树上居住着神灵。苏丹的希鲁克人和奥罗莫人严格限制狩猎野生动物，认为需要尊重造物主给予动物们的权利。野生动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这些神话传说与谚语强调了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的密切联系，教导人们要敬畏自然，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员，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传统医学理念是一个地区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通常基于特定文化的世界观，反映了人们对宇宙、自然和生命本质的认知，它不仅涉及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还蕴含着对生命、健康、疾病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理解和看法。中非优秀传统医学理念存在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治疗方法上都强调整体性、联系性和平衡性。中医认为人体健康状态与自然环境及宇宙变化紧密相关。治疗不仅仅是对症状的干预，而且是恢复人体内部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通过“辨证论治”原则，根据患者的体质、环境因素和病情特点进行个性化治疗，主张调和阴阳、平衡五行。非洲传统医学同样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自然界是鲜活的整体，通过固定的方式和人类连接在一起，这与中医理论中“天人合一”的理念相一致。非洲传统医学强调人的健康与外部自然力量之间的和谐共存，药材多取自野生植物、动物遗骸和矿物粉末。西非豪萨人将使用草药医治病人的医生称为“博卡(boka)”。在豪萨人的医学理念中，人体分为内外两层，内外沟通不畅被认为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中药材绝大多数取自天然的动植物和矿物与重视整体观也是中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非洲传统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会考虑患者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强调对患者个体差异的重视。例如，南非祖鲁人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考虑患者和社区的关系以及社会和精神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与中医“因人制宜”的理念是一致的。非洲传统医学重视人身心的整体健康，例如，南非传统治疗师在治疗疾病时注重精神方面的疗愈，南部非洲索托人的传统医学治疗病人时不仅诊治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紊乱，更注重促进病人与家庭及村庄成员的和谐关系。他们认为“健康”是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和谐，这与中医“阴阳调和”的整体观是一致的。西非富拉尼人的“普拉库(Pu-laaku)”概念强调对自身情感和生理需求的自制力，这与传统中医提倡的平衡与节制的思想遥相呼应。尽管中医和非洲传统医学在具体实践和文化背景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共享的核心理念——强调自然和谐、平衡节制、整体健康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在理解生命、健康和疾病方面惊人的一致性。

二、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时代意义

当前，共同推动中非现代文明建设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构建新时代中非文明观话语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非共建现代文明能够促进中非各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这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

(一)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彰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与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体现了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中国风格，又展现了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始终展现出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天下情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最好的成果贯通起来，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一条新路子，为解决人类问题做出新贡献，不仅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与繁荣发展，也为全球文化交流与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正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泛非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解中非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及相通之处，探讨中非文明应如何相处以及在交流互鉴中如何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非共建现代文明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互学互鉴提供了路径参考，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非洲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非洲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根本落脚点就是中非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文化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中非在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相互交流和借鉴，促进中非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发展完善和世界现代化的建设，造福中非人民和世界人民，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意义的生动阐释和现实写照。

(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构建新时代中非文明观话语体系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利益的交织与碰撞也更加频繁。随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博弈的广度和烈度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多点频发，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公共危机加剧，国际社会动荡变革期的特点突显，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前所未有。因此，解决国际冲突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文明观，即超越对抗和歧视，追求包容和互鉴，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分歧中谋大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也被称为“欧洲中心论”,其认为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中心和优势地位，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和历史进步的终极结果，同时将西方文明作为标准衡量世界其他文明，并丑化与矮化非西方文明，这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从欧洲的立场和视角解读历史，强调欧洲历史、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忽视、轻视与蔑视其他文明的价值和贡献；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是普遍性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文明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看齐；在处理全球事务时，西方国家享有优先权与话语权，西方发展模式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理应全球推广。这种荒谬的文明观显然不符合当前人类世界发展的现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质疑和批驳。在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不符合所谓的“文明标准”,“文明冲突论”由此产生。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人种和文明平等是交流互鉴的前提。习近平多次论及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重要性，“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文明交流互鉴不应以独尊或贬损某一种文明为起点。正因如此，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霸权，提倡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其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不言而喻。

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将进一步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观，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这必将提升中非文明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提升中非文明自信，促进构建中非文明观话语体系。在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非洲根本就没有历史，是“落后”“野蛮”的大陆。时至今日，非洲仍然不同程度地受这种观念的困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屡遭打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实践也承受着较大的内外舆论压力。通过共建现代文明，中非双方将增进对彼此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了解，增强各自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为双方提供相同相近的认知基础和价值理念，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均衡和全面的中非文明观话语体系，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典范。202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指出，中非共同建立促进中非文明平等互鉴、繁荣共兴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扩大中非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力，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

(三)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

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不足，如在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有待提升；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上缺乏主导权，当前诸多国际规则仍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再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如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冲突的过程中缺乏话语权；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话语竟争方面仍处于劣势，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体系。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巩固团结合作与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中非双方的共同诉求。

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力量。为提升中非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更多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需要从文明交流与现代文明建设方面推动中非合作，促进双方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合作、协调立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间题和挑战，中非在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可以围绕具体领域形成合作模式和解决方案、达成更多理解与共识，进而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声。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相同的历史遭遇、发展任务和战略利益将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凝固成了独具特色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②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强调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这与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公正的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在此过程中，中非可以共同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建立更加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机制，推动人类文明加深互鉴交融，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四)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非通过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共建现代文明，必将推动中非实现“文化共兴”,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通过分析总结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可知，二者蕴含着相似的共同体理念，这为中非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天下大同”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共同体理念，其对未来大同世界的描述展现了一个理想和谐的共同体样式，表达了中国人对自由、平等与仁爱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人都和平共处，社会秩序和谐，资源公平分配，没有战争和贫困，没有剥削和压迫，各种文化和谐共存，既有各自的特色，又尊重包容他人。“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礼记》中提出“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意思是明智的人将天下看成一家，推崇“天下为公”,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实现“世界大同”。乌班图的最终理想也是创造一个与他人共享的共同体，倡导一种关心和尊重他人的精神以及人类同为共同体的观念，与西方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圭臬的人生观迥异。姆鲁莱基·穆尼亚卡(Mluleki Munyaka)和莫克提·莫特哈比(Mokgethi Mothabi)提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成为一个人。”夸梅·吉凯(Kwame Gyekye)认为，共同体的根本含义就是在共同道德理念指导下共享一种生活方式的团体。在共同体中，人们既认同并分享一种生活方式，又对他人表现出关心，一个人要想表现出乌班图的特性，不仅要与其他人共处，还要与其他人建立起联系，帮助他人、为他人着想。乌班图思想和儒家思想都强调人性的光辉、强调互相尊重、强调族群的重要性和族群团结的重要性，构成了中非关系的精神根基。泛非主义和非洲一体化思想正是建立在乌班图的基础上。非洲联盟的存在是乌班图的生动体现，致力于实现乌班图精神的非洲团结。《曼德宪章》中“女性有权参与所有的管理事务”“应当帮助有需要的人”等规定体现了集体主义意识。塞内加尔前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éopold S.Senghor)指出，非洲黑人社会对群体的强调远高于对个人的强调，更多地关注团结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和需求，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融而不是各自的生活。非洲黑人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非洲黑人社会是集体主义的，与其说是个体的集合不如说是灵魂的融合。

中非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体理念指涉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共同体，其边界是不确定的，核心在于“与人为善”,其指涉对象与所能适用的情境都是无限扩展的。首先，中非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不是一个有明确地理或者社会界限的概念，而是基于一种文化和道德认同的集合，其边界可以随着文化思想方面的共鸣扩展，从而超越国家与种族等传统的界限。其次，二者蕴含的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在于“与人为善”,这是中非文明中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则，鼓励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秉持友好和善的态度，采取积极的建设性行为，共同塑造和谐的共同体。再次，二者蕴含的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对象不限于特定的人或群体，而是可以扩展到所有人，无论对方是谁、来自哪里，都应善意和友好相待。最后，这种共同体理念可以扩展至多个领域，它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或社会组织层面，还适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非文明所蕴含的相似的共同体理念明显不同于西方。西方文明通过地理(“异邦人”)或宗教(“异教徒”)区分不同族群，并将这种区分通过立法形式固化下来，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身份政治体现的就是排他性而不是包容性的共同体：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人”才能够成为共同体的成员，不同的共同体被区分开来，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冲突不断。中非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相似的共同体理念决定了两种文明注重内部的和谐关系，同时充分认可其他文明文化的优点并对其保持平等尊重的态度。

文明如雨露，润物细无声，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中非传统优秀文化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可以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推动中非文明和谐共处，促进中非人民相知相亲，拉紧中非之间的精神纽带，实现中非“文化共兴”。同时，坚持文明多样性和包容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理念倡导开放包容，二者存在一致性。中非双方传承的分别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多彩的非洲文明，这两大文明系统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不可替代。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就是要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进而为中非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非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三、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是两种文明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互鉴，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优越，也不是谁要同化谁，而是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是搞文化霸权，更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中国一直在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与非洲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未来，中非双方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泛非主义的指引下，探讨中非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融合，以现代化道路探索为根本落脚点，推动全方位的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共建现代文明，推动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

(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泛非主义为指导

在中非共建现代文明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泛非主义是建设非洲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思想体系，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还充分继承与运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内涵深刻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本质和人类解放理性，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标示了人类的文明自信和正义导向。在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核心在于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旨在形成多元、和谐、包容的全球文明格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秉持开放包容，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泛非主义引领着非洲现代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非洲一直致力于实现在泛非主义基础上的一体化，非洲联盟的成立就是最生动的实践。《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

非洲》中的第二个愿景是在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治统一的一体化大陆。③自1963年以来，非洲从未停止追求一体化的步伐，其重点是民族解放、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在非洲人民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泛非主义倡导建立一个团结、自由和掌握自己命运的非洲，鼓励非洲人形成不分地域、语言、宗教的共同身份和利益，团结起来共同为非洲的解放、发展、繁荣而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号召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建设非洲现代文明应该努力的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泛非主义都倡导要坚定文化自信、独立自主和民族团结，双方在建设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应该加强这些领域的交流与沟通。

(二)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索中非现代文明的新融合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根深才能叶茂，有魂才能屹立。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凝聚民族认同感、塑造民族精神、促进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非优秀传统文化出发探索中非文明的交流交融，能够促进共建更加丰富立体的中非现代文明。

首先，进一步深入探索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通之处，开辟中非优秀传统文明新融合，共同书写人类文明新辉煌。中非要深入研究双方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精准提炼展示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神，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挑战、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从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中探讨解决之道。例如，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相互尊重、和平交往、反对霸权等价值观为解决当前世界的难题提供了基于中非文明视角的化解方案。

其次，中国在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方面的经验可为非洲提供参考。例如，中国发掘出和谐和平的理念与仁爱博爱的人文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创新性融合外来优秀元素，注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注重创造性转化而不是简单模仿照搬；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凝聚民心、提振信心的强大力量；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为传统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合作，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向世界阐明中华文化理念等。非洲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参考借鉴这些经验。

最后，加强对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研究。中非友谊源于历史、根植于理想追求，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体现了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中非关系的基石和恒久动力。中非友好交往的历史是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非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为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基础。中非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并在这一过程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新形势下，如何延续中非传统友谊、传承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是摆在中非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以中非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根本落脚点

中国与非洲应做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中非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振兴，追求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国家自主迈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其理论与实践可以为非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参考和借鉴。

同样，非洲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推进一体化是非洲国家和人民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非洲大多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沿着独立自主、联合自强和一体化建设的道路阔步前行。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非洲国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可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与反思。

第一，非洲国家自独立之后一直致力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目标明确，态度坚定，行动积极。不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即便国内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一以贯之。非洲坚定贯彻泛非主义精神，追求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联合自强，以实现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独立解放与繁荣发展。当前，非洲正式启动了《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这表明因应新的历史环境而与时俱进的泛非主义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将推动非洲走向整体性和自主的现代化进程。非洲在建设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和积极态度可圈可点，新泛非主义思潮的出现便是最新例证。新泛非主义认为，非洲的政治经济主权仍然被西方代理人所控制，尚未完成真正的独立，需要重申泛非主义时期谋求政治经济主权独立的主张。

第二，非洲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尤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经济的绿色转型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非洲文化对于自然界普遍持敬畏和尊重的态度，认为土地、动植物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自然界和人处于一种基于精神层面的链接，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合作。当前，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着自然环境的挑战，如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过度开发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更加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强调将绿色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选择，致力于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非洲现代化道路。

第三，非洲注重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以对民主的探索为例，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采用西式民主政治体制，但半个世纪以来，西式民主在非洲屡屡碰壁，水土不服。这引起非洲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不仅在学界出现了反对照搬西式民主的声音，而且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公开质疑西式民主存在诸多弊端，认为应该根据非洲自身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来发展自己的民主形式，形成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非洲式民主，而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第四，非洲的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是非洲积极向他人学习的谦虚态度值得推崇。2023年9月，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在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赞比亚高度赞赏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理念和原则，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2021年8月，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帕纳(Martin Mpana)在延安调研时感慨道：“延安之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印象，我们一定要把延安精神带回家，让非洲尽快脱离贫困。”2024年4月23日，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第十九届“中国讲坛”,南非共产党总书记索利·马派拉(Solly Mapa-

ila)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脱贫攻坚经验为解决南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政策选择。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非洲的做法更坚定了中国走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信心和决心。未来，中非应进一步加强在现代化理念与道路探索方面的交流，为全球南南合作提供新的范例。中非应以对现代化道路探索为根本落脚点来推动现代文明建设，并总结在各自现代化道路探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互学互鉴。

(四)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根本遵循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演讲，正式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必须坚定贯彻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充分理解和挖掘中非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推动中非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探讨中非现代文明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中非现代文明建设。同时，要构建中非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中非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中非文明发展进步。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视角探讨中非现代文明的相通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价值内核，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毋庸置疑，中非现代文明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以和平与发展为例，中非文明传统中都蕴含着深厚的和平思想，有着共同的和平发展愿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非洲国家一直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外来干涉和战争。中非合作一直以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为重点，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内涵丰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是其中应有之义。

(五)全方位推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只有厚植中非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中非文明共兴，方能实现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目的。这就需要从平台、领域和主体等方面全方位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与不同主体的有机结合，汇聚成推动中非文明交流的强大合力。

首先，搭建全方位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从政府、智库、民间、媒体、人才培养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层面同步推进，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交流渠道和合作机制。在政府层面，要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作用，建立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文明对话机制，达成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计划。在智库层面，要支持中非智库机构建立思想库和交流平台，定期举办文明对话和学术研讨等活动，其中，中国非洲研究院打造的品牌活动——“三大讲坛”和“中非文明对话大会”——是搭建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平台的实践案例。在民间层面，鼓励中非各界人士参与中非友好组织的建设，支持中非民间团体广泛开展实地考察和民俗交流等活动。在媒体层面，加强中非主流媒体之间的合作，共同打造中非文明交流的新媒体平台，联合打造文明互鉴的主题节目和专题报道。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和智库可开设中非文明研究的相关专业和课程，支持双方学者相互交流访学，并定期举办中非文明传播人才培训班。在“一带一路”建设层面，可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融入中非文明互鉴的元素，鼓励在对方国家设立文化产业园等。

其次，推动中非全领域的文明交流互鉴。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旅游、学术、文化艺术、考古、传统医学与电影等领域，通过这些领域的交流互鉴将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理念落到实处。以传统医学和考古学的交流互鉴为例。在传统医学方面，优秀中非传统医学是中非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体系，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二者的发展历史和理念相似，为双方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中非应该加强传统医学药学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双方在医学理念方面的相似相通之处，推动中非共建现代文明。在考古方面，中非应进一步加强在联合考古合作，共同探讨人类起源与发展，了解和书写人类历史。例如，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中肯考古机构组成的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在尼日利亚博高利亚湖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2023年，肯尼亚共和国博高利亚湖旧石器时代遗址成为唯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外国考古新发现。未来，中国应同非洲开展更多的联合考古项目。

最后，推动不同的主体参与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关键在人，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是人，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要推动中非不同群体尤其是青年等重点群体参与中非文明交流互鉴。青年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肩负着中国和非洲的未来与希望，是新时代续写中非友谊华丽篇章的主人翁，在推动中非文明繁荣发展和中非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生力军作用，因此以青年交流为载体推动中非文明互鉴是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重要方面。未来，中非要加强青年之间的互访，通过新媒体数字平台等方式加强中非青年之间的对话，加深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鼓励中非青年在文化产业、艺术与体育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例如，2021年10月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了首届非洲留学生论坛，主题为“我们是非中友好的传承者”,为中非青年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拉近了中非青年之间的情感，增进了彼此了解和友谊。2024年4月，主题为“新时代新青年：我们与中国同成长”的第二届非洲留学生论坛成功举办，进一步拉近了中非青年之间的感情距离、拉紧了青年作为中非友谊的纽带。

四、结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持续繁荣离不开其对外部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和吸纳能力，必须不断地与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交融，融通中外，积极主动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获得永续的活力和持久的影响力。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根本日的就是要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共同实现中非文明的复兴与发展，促进中非现代文明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中非文明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双方的交流互鉴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说明不同背景和发展阶段的文明能够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最终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危机交织叠加，需要以新的文明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各种困境。中非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同智慧和共同价值观是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有利于中非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发声，阐明中非观点，提升中非文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这一意义出发，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典范。

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是一个过程，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建设中非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泛非主义引领非洲现代文明建设，以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以各自的现代化建设作为抓手和落脚点，总结中非在各自现代化道路探索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相互交流借鉴，推动中非现代化进程的共同发展，进而造福中非人民，为人类文明建设贡献来自中非双方的智慧、方案与力量，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作者简介：李新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谷亚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讲师；陈阿龙 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