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内瓦会议政策再探讨——基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视角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对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政策，国内学术界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塑造了中国学术界对日内瓦会议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流看法。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把日内瓦会议与冷战时期中国对亚非国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结合起来。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促成印度支那的停战不仅与中越关系有关，也不仅仅与印度支那三国有关。中国希望通过促成印度支那地区停火，使老挝、柬埔寨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相信，中国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但中国没有美国所渲染的那种对外扩张的政策意图，中国愿意与这些亚洲国家和平共处，这些亚洲国家无须因担心中国的扩张而寻求美国的庇护。同时，中国也希望利用英法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拉近与这些西方大国的关系，孤立美国。最终，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上述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使中国开始在一个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规划下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改变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开始走向一片被毛泽东命名为“中间地带”的新天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政策——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导源于日内瓦会议，同时，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实践也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信心，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才成为中国处理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

《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一、日内瓦会议的发起与大国对会议的设想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虽然已经签字，但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议召开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高一级的政治会议也没有召开，因此，朝鲜半岛的战火随时可能重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图恢复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统治，遭到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法国已经无望在印度支那取得战争的胜利，想体面地退出印度支那战争。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人希望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确保自己在战后的利益，因此，频频发动和平攻势，倡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会议公报：建议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在那个会议上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195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新闻稿表示：根据柏林会议达成的协议，苏联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并请中国政府在上述日期之前派出全权代表赴日内瓦。我中央人民政府业已答复苏联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到了苏联政府的上述邀请，并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一天，中国政府已经致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根据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协议发出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至此，中国正式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国际紧张局势就是冷战初期所爆发的危机和地区热战。此时，东亚地区冷战的主要架构可以概括为朝鲜停战但十分脆弱，印支战争存在缓和和升级两种可能。美国急切地促使印支战争升级，从而构筑遏制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中国一方面迫切地希望通过大国协商的方式避免东亚冷战的架构再次造成对中国的损害，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大国协商提升中国在亚洲热点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从而巩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　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人民日报》1954年3月4日。

几乎就在中国决定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全权代表出席印内瓦会议的同时，周恩来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基本立场方针。在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中国要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即使美国破坏，也要达成某些协议的政策，是有其深厚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一直承担着中国向西方世界传递信息的渠道的作用。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在启程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之前与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话，阐释了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争取达成协议的动因。周恩来强调，朝鲜战争已经停战，双方势均力敌，很难再爆发新的军事冲突。美国必须再找到一处热战来渲染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和颠覆，并以此为借口来构筑反华的军事同盟体系，吸引东南亚国家参加。所谓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是“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美国要该地区的各国，替美国抬轿子，建立一个统治东南亚、中近东和远东各国人民的殖民帝国”。周恩来还谈到，如果欧洲国家促成印支停战，就可以“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通过以上周恩来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中国积极参与日内瓦会议促成印支停战的三点原因。第一，中国不能容许战争局势再次出现在中国的周边。朝鲜战争是新中国面临的一场危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不得不倾尽人力物力与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进行了一场较量，为新中国打出了一道安全屏障。但是，朝鲜战争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此时，朝鲜的停战已经固化，不容易再重新爆发战争，但印度支那战争还在继续，如果任由战争继续发展，美国很可能取代法国，到那时中国又不得不派兵出国作战来保障国家安全，这种情况是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第二，只要印度支那战争继续，美国就有理由渲染战争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扩张，从而把那些担心所谓“共产主义颠覆与扩张”的亚洲国家拉入其建应的军事同盟体系。相反，如果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火，印度支那三国能够恢复和平，中苏两国的和平形象就将得以树立，东南亚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担心就会消除，它们和平中立的政策取向就会得到加强，就不会加入美国的军事同盟，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三，如果印度支那实现停战，英法等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固有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它们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可以得到缓和。英法等国从亚洲的热点问题抽身，可以使它们更多地关注欧洲的独立与自强，加强它们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力量。这整体上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折冲与斗争。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日内瓦会议，促成印度支那停战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国内建设。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施行。1954年9月，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一化三改”,即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

而美国对于日内瓦会议的预期恰恰相反，它不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也不希望在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停战。首先，日内瓦会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同样参会的美国代表就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打交道，美国担心这会造成客观上承认新中国的印象，有悖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贯坚持的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早在柏林外长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就表示：“美国不同意参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内的五大国会议来一般地讨论世界和平问题。”由于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柏林外长会议公报表示：“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柏林外长会议结束后，1954年2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给美国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指示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宣传家似乎正在给日内瓦会议提上‘五大国会议'的标签，一些美国记者使用这一说法和‘五强会议’之类的用法无意中帮助了他们。这种说法危害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它提高了共产党中国的地位。”其次，如果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达成，将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最后，如果印度支那实现了和平，美国就失去了继续蛊惑亚洲国家加入自己主导的军事同盟的口实，不利于它对新中国的围堵。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特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改变了前任杜鲁门政府以危机处理的方式来应对冷战的做法。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冷战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美国不仅要保卫国土的安全，还要保护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它的经济体系和它的国内机构。因此，必须建立起一个经济的可以负担得起的国家安全政策。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政府十分倚重美国主导建立的各种旨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因为美国可以利用盟友的力量来减轻自己的负担。因此，杜勒斯的基本思路是，对这个会议，特别由于其与印度支那有关，应采取拖延行动。1954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官员埃德蒙特·格利恩在一份主题为《法国总理拉尼埃提出的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条件》的文件中建议：“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的立场将一直是坚持继续进行战斗的必要性。”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法国方面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取得成功，印度支那停战能够实现，自己能够“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其原因如下。首先，对于法国来说，战场形势每况愈下，取胜已经没有可能。这场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只会使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受到严重的损失，一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人物认为战争已经没有前途，主张停战。特别是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54年5月初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整个战役击毙俘虏法军16000名，其中将军1名、上校16名、军官和军士1749名，歼灭17个步兵营和伞兵营、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击落、击毁各类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降落伞30000多具，以及全部武器、弹药、被服、军需品等。奠边府战役使法国继续作战的意愿越发降低，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保存自己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利益，最终“体面”地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出自己的军事力量。其次，法国国内的财政越来越紧张，法国这场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战争实际上是依靠美国的财政援助才能维持。1950年到1953年底，美国运送给印度支那法军的军事援助物资达40万吨以上，其中包括战车7400辆、飞机340架、海军舰艇350艘、轻武器15万件、子弹214亿发以及炮弹1.5万发。除军事物资外，美国还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美国给予法国的军事援助款项逐年增加，1954年高达10亿美元以上，占法国侵越军费总额的78.25%。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实际上已经无力支撑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再加上法国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这就使法国更加希望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印度支那能够实现停战。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英国的立场与法国相似，它也希望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印度支那地区能够实现和平。英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但对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十分关心，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亚洲有重要的殖民利益。它既害怕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又担心美国乘机进入印度支那地区，因为这两者都意味着英国的殖民体系的衰落。印度支那战争如果继续，则不利于英国维护在马来亚和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还要顾及同中国的关系，为了维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必须与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同时，英国国内不少商业集团已经同中国有了贸易往来，所以希望英国同中国和苏联改善关系来维护其商业利益。因此，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当苏联关于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被美国拒绝后，英国建议举行七国会议，即由南北朝鲜和五大国代表共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并为讨论印度支那问题铺平道路。因此，英国希望解决亚洲的热点问题，以维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利益。

上述情况就是几个主要大国对日内瓦会议的设想及其背后的原因。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认为：“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使其国际化，首先美国国内有顾虑，而更大的反对是英、法和东南亚国家。”“因之，日内瓦会议就有文章可做了，就使印度支那恢复和平有了可能。”

二、越南与老挝、柬埔寨是否分开解决的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但是由于受到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直到6月15日，会议未能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从5月8日开始，会议平行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会议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最终于7月21日达成了印度支那停战的协定。日内瓦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按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原则解决了谈判中出现的三个症结：第一，越南与老挝、柬埔寨问题是否分开解决的问题；第二，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的问题；第三，越南的军事分界线和军事集结区划分的问题。

1954年5月10日，越南代表范文同首先在会议上提出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八点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法国承认越南、柬埔寨与老挝的主权与独立；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举行自由普选；必须保证三国的爱国党派与社会团体有行动自由来筹备并参加自由普选；越南、老挝、柬埔寨愿意发表声明，表示三国愿意加入法兰西联邦；越南、柬埔寨与老挝承认法国在这些国家内现存的经济与文化上的利益；交战双方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整个印度支那领土上同时实行彻底的停火。从范文同的上述建议可以看出，当时越南在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1)印度支那全境应该实现停火，停火的问题不仅在越南有，在老挝和柬埔寨同样存在；(2)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可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不能像朝鲜停战协定那样只谈军事问题，不谈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问题，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必须包括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部分；(3)要保证老挝和柬埔寨的爱国党派与社会团体爱国团体参与自由选举参加政府的权利；(4)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利益，越南和老挝、柬埔寨可以考虑加入法兰西联邦。

5月12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完全支持范文同5月10日提出的八点建议。周恩来首先揭露了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战略意图的本质。他表示：“美国人自己既然在朝鲜接受停战，为什么又不容许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接受停战呢?”“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周恩来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对此，“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周恩来的发言几乎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通过周恩来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关切是美国接替法国继续进行印度支那战争，以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介入亚洲事务，拉拢亚洲国家建立军事同盟体系。而所谓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亚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渲染下，对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可能进行对外扩张和颠覆的恐惧和担忧。周恩来提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近似的观点，就是希望避免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新中国的恐惧，这自始至终都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核心要义。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此时，中、苏、越一方与西方国家一方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越南与老挝、柬埔寨是按照一种模式来解决问题还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苏、越一方坚持三国按照同一种模式来实现停战和恢复和平。这种立场的关键在于利用越方在越南战场上的优势，达成政治解决的基本原则，而将这些原则适用于越方不占战场优势的老挝、柬埔寨两国。其中的核心关切是越、老、柬三国的爱国力量最好都能通过划线的方式有自己的集结区。而西方国家则根本否认老挝、柬埔寨两国存在本国的抵抗力量，坚持认为是越南军队进入了老、柬两国，在这两国才有了战争，因此，老挝和柬埔寨不存在停火问题，只要越南军队撤出就可以恢复和平。另外，西方国家也如朝鲜停战谈判一样只想讨论越南的军事停火问题，不想涉及停火以后的政治解决问题。5月12日，越南代表范文同发言指出：“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越南、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老挝)人民是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自从法国殖民者占领并统治了印度支那以后，三个民族便连续不断地、互相呼应地掀起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还说：“不依据事实，不依据现实情况，只凭幻想说高棉、寮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抗战是‘外国军队’的活动，这是解决在印度支那三国恢复和平问题中的一种既无基础又不切实际的办法。”

《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

尽管越南方面如此坚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是一体反抗法国的殖民侵略的，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寸步不让，坚持认为在老挝和柬埔寨不存在停火问题，只要越南的军队撤出，老、柬两国就可以恢复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方面对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举棋不定。对于老挝问题，范文同开始希望与越南问题按照同一模式解决，但担心对方不接受，在是组织联合政府还是建立边区问题上也拿不定主意；对于柬埔寨，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相差较大，情况复杂，解决方案也不容易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苏、越三国的协商，在5月27日举行的第七次限制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六点建议。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主张且前在印度支那应该不分哪一个国家，不分正规军和非正规军，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我们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即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的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一发言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坚持了中、苏、越一贯的主张，即老挝和柬埔寨并不是无火可停，老挝和柬埔寨也并不是不存在本国的抵抗部队，停火应该适用于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另一方面，发言也指出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此，地区调整的具体办法，通俗地说就是“划地盘”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这一发言就等于确定，越、老、柬三国最终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方案上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这是经过中、苏、越三国商讨后，由中国代表团出面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方面提出的第一个重大让步和妥协。

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5月29日，日内瓦会议终于达成了印度支那停战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内容包括：“双方司令部代表应即在日内瓦会晤，在当地亦应开始接触。他们应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军队的部署问题，此项研究应从越南的重新集结地区的问题开始。”这样，会议的第一个症结即越南与老挝、柬埔寨是否分开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化解。

三、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的问题

会议进入6月，西方国家仍然认为在老挝、柬埔寨不存在本国的抗战武装，只要越南军队撤出，停火就可以实现。当时的情况是，老、柬两国的抵抗部队与当地的王国政府军队相比寡众悬殊，而其中大部分又是越南的战斗部队。同时，越南电台1953年底曾经播放越南志愿军进入老挝作战的消息，被对方抓住不放。另外，西方国家还掌握了越南在老、柬两国部队的番号和人数等情报，因此在要求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苏、越方则坚持否认老、柬两国有越南的部队，谈判又陷入新的僵局。这就是日内瓦会议在印支停战问题上的第二个症结，即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问题。

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法国政局陷入混乱状态，法国代表团团长乔治；皮杜尔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外交代表的资格，他立即离开日内瓦返回了巴黎。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也准备离开会议，美国企图利用法国政局混乱之机中断会议。6月14日，西方十六国代表团召开会议，在美国代表团的推动下，十六国集团做出决定，将在6月15日会议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在6月16日会议上结束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尽管如此，法国代表团对于会议失败、战火扩大的前景仍然感到担忧。在西方十六国做出上述决定的当天19时30分，法国代表团秘书长保尔·澎古火速约见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通报了美国企图中断会议，并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的决定。保尔·澎古说，现在只有中国能够阻止它们这样做了。

《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果然，在6月15日的会议上，由于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6月15日晚，中、苏、越三国代表团紧急磋商关于印度支那谈判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方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应按已定方针有所让步，以使会议继续下去，求得达成协议的途径。至于是否承认有越南军队在这两个国家，这是目前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的补偿。对此，苏联、越南代表表示同意。周恩来设想的口径是：根据我们所得的材料，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这一方案立即得到了莫洛托夫的赞同，范文同经过反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三国商定由周恩来在6月16日上午向英、法代表团透露我方新方案主要内容，以防止对方破坏16日下午的会议。

按照这样的安排，周恩来于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周恩来对艾登说：“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像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国家。”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居。另一方面，我们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样将构成使东南亚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随后，周恩来重点谈到了以下内容：“在军事方面，应该承认两种现象。第一，两国的确有本国的抵抗部队。但是两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柬埔寨，抵抗部队较少，活动的区域也较小可我们应该在那里求得就地停战，然后由双方通过协商取得政治解决。在老挝，本国的抵抗部队较多，活动的地区和占领的地区都较大，因此在那里有军队集结地区的问题，特别是靠近老挝与越南和中国接壤的地方。第二，过去的确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艾登听后表示：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些。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还是美国的。同日下午，周恩来在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上发言。他指出，所谓停止敌对行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老挝和柬埔寨本国的敌对军队包括两国的抵抗部队在内的部署问题，在老挝和柬埔寨有两国抗战政府所领导的抵抗部队是无庸置疑的事；另一方面是研究一切外国军队撤退的问题。”周恩来虽然没有详细说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具体含义，但由于中午周恩来已经按照中、苏、越三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向英国艾登透露了中、苏、越三国在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问题上的新立场，对方当然对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不仅包括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出，也包括越南军队从老、柬撤出心知肚明。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6月17日，周恩来又会晤了法国外长皮杜尔。周恩来指出：“对老、柬问题，我一向说过，战争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是三国的情况不同，所以解决的办法又要有所不同，但又要联系起来解决。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民主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像东南亚型的国家。同时又成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但是，我们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6月18日，周恩来在第十五次限制性会议上做了即席发言。他说：“在老、柬有两方面情况，一方面确实有抗战政府所领导的抵抗部队；另一方面由于作战的关系，双方都有外国军队进入，或曾有外国军队进入，而且有的已经撤出，现在为要达到真正的、有效的停战，我们应该达成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从老、柬撤退的协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范文同代表越南就撤军问题做了明确表态：“过去曾有越南人的志愿军在柬埔寨和老挝作战，但这些军队已经撤出该两国。如果现在还有这些部队自然也应该撤出。”至此，中、苏、越一方与西方国家关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僵局终于被打破。6月19日，日内瓦会议就在柬埔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是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的第二个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司令部代表将立即在日内瓦或在当地会晤；他们将就有关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撤退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和外国军事人员的问题开始，并对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提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应有的注意。”至此，日内瓦会议的第二个症结，即越南军队撤出老挝、柬埔寨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主张之下，中、苏、越三国共同在日内瓦会议上做出的第二次重大让步，也是为会议成功做出的第二次重大贡献。

我们这里还须探讨为什么中、苏、越三国能够在中国的主张之下，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这就要回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根本目的上。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促成印度支那的停火，消除亚洲邻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国进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猜疑，从而保持这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中立倾向，避免它们受到美国的煽惑，加入美国主导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印度支那三国中，越南的革命力量比较强大，战场形势比较好，在越南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老挝、柬埔寨两国革命力量比较弱小，战场形势也比较差，老挝、柬埔寨两国的王国政府仍然是很多国家承认的合法政府，它们所要求的只是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在老、柬两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如果强行要求它们都按照越南的方式实现停战并进行战后的政治解决，只能增加这些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恐惧，把它们推向美国一边。相反，如果像周恩来反复强调的，老挝、柬埔寨两国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所谓东南亚型的国家也就是和平中立的国家，反而可以使它们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它们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并与中、苏、越三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拒绝美国的军事介入。

归根结底，这还是由于中国在会议的过程中看到了老挝、柬埔寨与越南的区别，它们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这一认识突出地表现在1954年5月30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中。在电报中，周恩来表示：“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过去我们在国内没有看得这样严重。”“这次在日内瓦会议的接触中，我们才懂得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他请中共中央对他这个电报中所提意见是否妥当考虑后决定，如认为对，请电商越南劳动党中央。6月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复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样的认识，促使周恩来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周恩来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四、越南的军事分界线与军事集结区划分的问题

日内瓦会议最后的难题就是在越南如何确定军事分界线，划分军事集结区。早在日内瓦会议开幕之前的3月中旬，在一封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有这样的表示：“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这条线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纬十六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4月上旬，周恩来又飞赴莫斯科，中国、苏联、越南代表团就越南的划区问题进行了磋商。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虽然已经解放大片领土，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有自己的根据地，但包括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交通线、海港和重要经济区域在内的面积相当大的地区仍在敌人控制之下，而且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缺乏稳定的边界，中、苏、越三国最后一致认为，以北纬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的方案较为可行和有利。因为根据这一方案，法军应从分界线以北包括红河三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撤出，越南人民军虽然要放弃分界线以南的一些地区，但力量可以相对集中，从而有利于北部和中部根据地的巩固。

《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然而，随着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范文同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打算在越南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实现越南的统一，如果不成再划定军事分界线，确定军事集结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越南劳动党方面不愿意放弃在南方已经建立起来的解放区。会议进行到6月，法国政局发生变动，主和的孟戴斯-弗朗斯取代主战的拉尼埃成为法国总理兼外长。中国必须摸清法国新政府在越南划区问题上的想法是什么。6月23日，凋恩来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其目的就是探查对方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所考虑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我们真要进展的话，第一步要集中精力解决停火问题，包括集结区问题的划定。”孟戴斯-弗朗斯还谈到，军事专家准备划定一条从西至东的横线。越盟方面所要求的划线，比实际情况过于朝南。孟戴斯-弗朗斯的谈话表明法方期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从西至东画一条横线，从而形成南北两大军事集结区，而且法方认为越南在划线问题上要价过高。这也就使越南方面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很难实现。

越南方面在划线问题上的立场与西方相差较大，根本原因还在于对战场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要促成印度支那停战，还必须从根本上帮助越南方面理清对印度支那战争形势的判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7月3日至5日，在广西柳州，周恩来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解方，同越南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举行了八次会谈，围绕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首先强调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三个国家本身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关于划区问题，周恩来表示，最后的底盘是：(1)在越南，准备在16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2)在老挝，要求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不行再议。(3)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武元甲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妥协，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

在柳州会议10天后召开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六中全会上，胡志明要求党的干部“注意区别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胡志明特别指出：“有些同志沉醉在连续胜利之中，要不顾一切代价战斗到底，他们只重视军事斗争，而忽略外交斗争，提出了敌人所不能接受的过高条件。”②胡志明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越南党内一些领导人不愿意放弃在南方的根据地，在日内瓦谈判的范文同对于中越两党在柳州会议达成的共识有抵触情绪，没有根据柳州会议的共识在日内瓦采取新的行动。周恩来7月12日返回日内瓦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当晚，周恩来就与范文同进行了彻夜长谈。周恩来首先回顾了朝鲜战争的历史，强调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局势的严峻性和美国卷入的可能性。随后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划分南北两个军事集结区这种解决方案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有连成一片的领土，虽然只有全部领土的大半，但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有1200万人口(南方只有900万人口)，有首都，有海港，可以进行交通建设，发展经济。进可以通过普选完成全国统一，退可以暂在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进行和平民主建设。”“如果我们提出保留北纬16度线以南的集结区，这样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无法调整过来，对我们是不利的。”针对越南部分领导人不愿意把军队从南方的老解放区撤到北方，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皖南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惨痛教训。他特别强调：“为了争取全部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为了取得长远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眼前利益。”经过周恩来将心比心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范文同的思想才有所转变。

7月13日，孟戴斯-弗朗斯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会周恩来，在谈话中，孟戴斯-弗朗斯提出，“在地理、历史和逻辑上的分界线应该是十八度附近的安南门”。同一天，范文同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范文同提出以北纬16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但孟戴斯-弗朗斯表示这样划有困难。7月17日，周恩来回拜孟戴斯-弗朗斯。孟戴斯-弗朗斯着重说越盟不应该要九号公路，因九号公路是老挝向东方的出口，不能让越盟控制老挝的生命线。周恩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对九号公路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也许主要是这条公路在16度线以北的缘故，至于老挝的出口问题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孟戴斯-弗朗斯接着问，范文同先生是否可以同意划出这条公路?他还说，果然如此的话，他们也愿在其他方面让步。这样，九号公路的问题就开始浮现在越南划区问题之中，成为越南划区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

7月19日下午，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共同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会见周恩来，主要谈老挝问题。会谈结束后，艾登助手卡西亚留下来与张闻天谈越南的划线问题。卡西亚表示，第一是第九号公路；第二是在九号公路以北要有足够的地区使得使用和保养九号公路的人感到安全。卡西亚继续说，在九号公路和18度纬线之间有两条河，一条在东华入海，另一条的入海口不详，这两条河都能给予九号公路某些保护，也许可以在这两条河中选择其一。张闻天问：艾登的意思是否为只要九号公路得到安全，法国方面就能接受?卡西亚回答：是的，但是分界线不能是一条滑稽可笑的线，必须要找一些地形，因此建议选择一条河。张闻天再问：法国方面一定要九号公路吗?卡西亚回答：绝对如此，如果这一点争取不到，我们都只能买回家的车票了。至此，西方在越南划区问题上的底线最终透露出来，即军事分界线必须划在九号公路以北，九号公路以北还要有相当宽的地带保证九号公路的安全。当天下午5时，张闻天来到英国代表团总部，他说：“第一点是分界线，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再作让步，即分界线通过第九号公路以北约十公里，照顾到地形。如果对方再不接受，我们也只能买回家的车票了。按照这一建议，九号公路的安全已不成问题。”卡西亚说：“十公里恐怕太窄。”张闻天接着说：“在分界线两边双方还要各撤五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卡西亚称，他不能代表法方来接受这一建议，并说此事应由孟戴斯-弗朗斯和范文同进一步讨论，但是他估计法方可能还要争几公里。这样，双方的立场最终接近了。越方最后同意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北纬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最终，7月21日，双方在《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等三份文件上签字，日内瓦会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述四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在越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在撤退后，集结在分界线的两侧，越南人民军部队在此线以北，法兰西联邦部队在此线以南。临时军事分界线自东向西确定如下：从边哈河(格敦河)河口经该河流(此河在山地称为成河)到波胡素村，接着再从波胡素村沿纬线直到越南老挝边界。在老挝，在政治解决实现以前，集合在各临时驻扎地段的老挝作战单位，除愿就地复员的战斗人员外，须转移到丰沙里和桑怒两省。在柬埔寨，法兰西联邦的武装部队和作战军事人员，从半岛上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入柬埔寨境内的各种性质的战斗组织，凡在各种性质军事组织中的或在一切曾与越南军事单位发生工作联系的军事、政治、行政、经济、财政、社会机构中充任干部的外国人员，都要从柬埔寨撤出。双方保证，在停火令宣布三十天的期限内，高棉抗战部队就地复员；同时，柬埔寨王国部队对高棉抗战部队不得采取任何敌意行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使全体公民不受任何歧视地团结在全国共同生活中，并保证他们享有王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全体柬埔寨公民均能自由地以选举人和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秘密投票的全国选举。在老挝和柬埔寨，普选将在1955年根据各该国宪法在尊重基本自由的条件下以秘密投票方式举行。在越南，将在1956年7月内，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普选。老挝和柬埔寨两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不参加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或停止敌对行为协定原则的军事同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五、结语：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意义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意义可以从外交战略和外交思维与行动的模式两个层面去总结。从外交战略层面讲，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实现了中国所期望的保障国家安全，为刚刚开始的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的目的。首先，中国不希望在自己国家的周边再次出现类似朝鲜战争的局面，为国家构筑一道安全屏障的代价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过于高昂。这个目的，中国通过促成印度支那的停战实现了。中国也不希望自己的周边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误解、疑虑和担心而倒向美国，参加美国主导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最终形成一个对新中国的半月形的封锁包围圈。这要求中国必须树立起令人信服的和平形象。这个目的中国通过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也实现了。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声明，不允许外国在本国的领土设立军事基地，这就排除了两国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可能。

日内瓦会议上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一系列规定无损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权利，不但无损，反而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事业。日内瓦会议所达成的四个文件基本确定了法国殖民侵略军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的最终目标。越南民主共和国虽然不得不放弃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解放区，但是，它获得了一块连成一片的领土。在这片领土上有首都，有大城市，有海港，有交通干线，是一块继续革命的良好基地。如果《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所规定的普选能够进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袖胡志明的威望要远远高于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虽然，拟议中的普选被吴庭艳当局和美国破坏了，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依靠北部连成一片的领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还是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在会议上还大力地宣传越南愿与老挝和柬埔寨的王国政府和平共处，也塑造了越南的和平形象。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人民日报》1954年7月22日。

在外交思维与行动模式方面，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积极地有规划地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以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成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迎来了中国当代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建交高潮，在这次建交高潮中与中国建交的主要国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也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坚持走中立道路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处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还缺乏一个有宏大目标的外交战略的指导，交往的主动性还略显不足。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的政策，在日内瓦会议前，中国与西方大国均未建立任何层级的外交关系，与西方大国进行外交斗争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在处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往往要向苏联请教，听取苏联的意见，事先与苏联协调立场。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周恩来特意前往苏联与苏方协商在会议中的方针。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而日内瓦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赞同中国外交要打开大门。1954年7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们能参加国际事务。”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我应与一切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开始有目的有规划积极主动地发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日内瓦会议改变了新中国优先发展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中国开始迎来历史上的第二次建交高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了自己关于处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顶层设计，或者说外交战略，那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打开大门，走向了一片全新的地带，这片地带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地带”。在会议期间，中国不仅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国家打交道，也和西方大国乃至美国打交道。中国通过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实践发现，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共同点，可以互相理解，还可以成为朋友。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与英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中国与美国也开始了关于双方平民回国的领事级谈判。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中国开始相信，只要中国真心诚意地对待亚洲邻国，增信释疑，通过饱含相互理解互谅互让精神的行动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就可以取信于亚洲邻国，亚洲邻国就不会再相信美国的煽惑，不会去加入旨在封锁、遏制新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最终，连美国也会感到孤立，而不得不坐下来与新中国进行谈判和交流。虽然早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前来中国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就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在《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中，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仍然是以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并在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与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为标志的。因此，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成形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进程中的外交实践之中。也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确定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交实践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亚非国家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