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摘要：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墨学就是其成果之一。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重要代表，墨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等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伦理等方面的思想。论证墨学研究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性质与作用，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成分的多元融合，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历史地位，阐发墨学优于其他学术的独有特征，对于析论弘扬墨学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科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近年来，学界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富有启迪的好文章，但是，多限于对儒家文化元典的阐释论述，忽视对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学说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一性的，是多元文化成分的融合，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墨家文化等诸子百家文化，更包括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积淀的新文化成分。儒家学说不能代表全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学派，各自提出了治理社会动乱、化解矛盾纷争、解决民生困苦等问题的主张，均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区别“所从言之异路”。西汉刘歆，将诸子归为儒、墨、法、道、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二者均认为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即“救时之弊”。如道家老子提出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思想；庄子崇尚自然生存的主张，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法家管子与子产主张实行“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阴阳家、农家的积极主张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墨家学派的主张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还在于墨家提出的主张，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文化，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进步的历史价值、独特的实践性和普遍性。由此也表明儒家学说不能代表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研究者提出“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认为儒、释、道既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同时学界有由三根柱子撑起“两层楼”的比喻，上面一层是由文化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等，其共同载体是汉字，借助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然后下面一层为民间群众文化，包括口头传承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内涵。此见解并不全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中，忽视对墨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弘扬是不当且不全面的，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即文化的多源发生和多向发展的特征。

就精神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言，它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它不是静态的，不仅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而且还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因而，传统文化既要保持和传承自身固有内容，又要吸取、容纳现时代的文化基因，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如秦汉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动，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文化和诸子学派的思想均有所变化，出现了新内容、新论说。当时，不仅出现了道家思想文化的普遍流传和盛行，而且外来的佛教文化也逐渐融入传统文化中并流行开来。儒家虽然取得“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却不久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的重大纷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多元文化发展的统一和融合。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方法上，要依据社会历史发展，以多视角作整体性综合创新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原则，有利于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社会功能发挥得更强劲，传播得更广泛。

二、墨学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特征

无论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还是近代以来的著名学者，都是推崇墨学的“显学”地位的。《韩非子·显学篇》概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时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以说，当时儒墨并称，或儒、道、墨共称较为普遍。《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学术流派的论述尚未为学界所赞同，所谓“一唱三叹者，惟孔、老、墨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直到《淮南子》《盐铁论》《论衡》等书，仍然是“儒墨”连词，“孔墨”并举。这些足以说明墨学在当时的“显学”地位及其巨大响。

近现代一些学者以儒墨并举进行研究，如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称“孔墨两圣人”，并对孔墨专门进行了比较研究。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对儒墨学术中兼爱与别爱等问题作了比较研究与阐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分中国文化为孔、老、墨三家。李石岑的《人生哲学》认为先秦诸子哲学，不过是儒道墨三家而已。此外，张岱年、任继愈、谭家健、孙中原、杜国庠、吕振羽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认为墨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之一，是重要组成部分。墨学研究大家蔡尚思先生说得很深刻：“孔墨时代相同而思想相反，所以要研究孔子的思想者，就必须同时要研究墨子的思想。如果仍如往时只研究孔子而不研究墨子或多研究孔子而少研究墨子，那就难以看出孔子的最大缺点和墨子的最大优点了。只知站在官方的立场去评价孔墨而不知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评价孔墨，这就是二千多年来朝野最注重经学尤其独尊孔子的最大缺点。”以上不仅说明墨学的历史地位是显赫的，同时也表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重视墨学研究，墨学在整个传统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墨学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墨学的首要特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秦汉之后，墨学尽管被抑制而中绝，但其影响还是广泛和深远的。依据学术史发展规律而言，任何在历史上有价值的或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和学术主张，不仅有其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性，而且还会渗透到整个思想文化中，潜在地起着影响，墨学就有此特征。当时墨学对《韩非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均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孟子》在批判墨子过程中不仅承认其学说影响广泛，同时还吸取了墨子的重要思想。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承继了《墨子·尚贤》中“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思想，其“性善论”之“至善”思想渊源是《墨子·天志》中的“天民”思想。诸多著名学者认为，儒家吸收墨家思想最著名的例子为“大同说”。方授楚在他的《墨学源流》上卷中说：“儒者受墨家影响之深，非可尽指，尤以《易经》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是大同之说，最为彰显。”伍非百经过考证后也说：“《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出入，学者或疑为非孔氏书，或以为学老庄者渗入之。实则墨子之说。……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容，别为大同小康二说，……今考《礼运》大同说，与他儒家言不甚合，而与墨子书不但意义多相符，即文句亦无甚远。”张岱年也认为“大同说”的思想源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墨学对儒家深刻影响的同时，对道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的产生、流传与墨家学说有密切关系。道教最初的理论是墨家学说与黄老方仙之道相融合的产物，以致把墨子其人塑造为道教仙界人物之一，把《墨子》收入道教经籍总集《道藏》中，这不仅表明墨学对道教影响至深，也为人们研究墨家学说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本。《道藏》所收《墨子》，是目前最为完整和可靠的版本，从中可以了解墨家学说的全貌和精华。此外，墨学在《淮南子》《盐铁论》《论衡》等典籍中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具体。

第二，墨学的核心特征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学的核心特征，既有历史依据，又有理论基础。在古代历史上对社稷发展和万民福祉实施的策略和方针，都是行之有效的，认为圣王禹、汤、文、武均实行“兼爱天下百姓”，促进社稷发展，废除“七患”，加强农事，以利国家仓廪丰满和万民饱食衣暖，是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历史依据。其理论基础，则是墨家的根本宗旨“兼相爱，交相利”。墨家的这些主张，均是服务于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子·天志》鲜明指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天的意志，为政者必须顺从。在《天志上》强调：“当天志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尝。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爱利百姓”是“天志”的实质内涵，是实现“尚贤”“尚同”规范的主导性原则。因此，各级贤良之士主政，必须遵守和执行《尚同》的要求。《尚同上》中强调：“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学还进一步为使万民获得实际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举措，竭力倡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崇尚节俭和强力从事的积极精神，其中特别强调“人的能力”对社会发展和兴天下之利的巨大作用。如《非乐上》和《非命中》作了着重说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的原则。墨子认为，人之“力”可以改变客观的不利条件，创造物质财富。只要强力从事，勤勉生产，人们就会生活得富裕，饱食暖衣。反之就会招致贫困，饥饿衣寒。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把青壮年农夫征之学歌习舞，荒芜农事，是极为错误的。墨子进一步指出，若人力怕无奈何者，是力不足也，并非命也。这一思想观点与儒家倡导的“命定论”是截然相反的。

第三，墨学的显著特征为其特有的实践性。墨学这一显著特征，非常注重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环境中。据史书记载，墨子为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席不暇暖”“突不暇黔”，急急遑遑，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未尝一日宁处。他的弟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各个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子针对列国存在的弊病和社会无序，提出了十大治国理政方略，要求弟子去列国从政务民，必须依据各国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方略。对此，《鲁问》篇中作了具体说明，强调“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若去存在“国家昏乱”为主要问题之国，则竭力宣传和促使施行“尚贤”“尚同”；若去存在“国家贫”为主要问题的国家，要力主“节用”“节葬”，勤于农事；若去存在“国家憙音湛湎”为主要问题的国家，则积极推行“非乐”“非命”，推行勤务力行，反对命定论；若去存在“淫僻无礼”为主要问题的国家，就强调奉行“尊天”“事鬼”，力行“贵义”“法仪”；若去存在“务夺侵凌”他国意图的国家，则强烈告诫：“诚以兼爱非攻”。由此可见，这些治国理政方略，深刻表明墨学的显著特征，是富有针对性的实践。其虽不能全部施于一个国家，但它具有内在的思想逻辑联系，贯穿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旨，体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原则要求。

第四，墨学的独具特征为“道技统一”的科技思想。墨家学派是由从事工艺技术的能工巧匠组成的劳动群体，墨家技术发明创造的目的，是满足民生的需求，实现其“兼爱”“非攻”等积极主张。墨子要求在设计和制造器物中，要“加轻以利”和“用财不费”。就是说，在设计制造器物时，要着眼于轻便耐用，注意节约成本。《节用中》关于设计制造车船的论说，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墨家学派中每一个成员，努力提高技能，积极改进和创造优良的工具和器物，以利万民使用轻便和有效。如墨子同公输盘关于削竹是用于飞鸟供主政者享乐，还是用于制造改进车轮的“销子”，以利劳动者生产的论争就是很好的实例。论争的结果认为，不能为主政者享乐用于制作飞鸟，应当用于制造“销子”和车轴的“辖”，以利于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墨子将是否有利于劳动者的生产生活作为甄别技艺的“巧”与“拙”的原则，《鲁问》篇中曾明确说：“故行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彰显了墨学技艺与人文统一的独具特征，表明墨家学派为满足万民需求，重视技艺技能不断提高和创新的工匠精神，是其他学派所不及的。

第五，墨学科技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要服务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旨，以此游说列国君主奉行兼爱非攻之宗旨，抑制欺凌侵害他国之图谋。墨子止楚攻宋的历史事件，就是最好的事例。《吕氏春秋·审为》和《淮南子·修务训》均记载了此历史事件，就“云梯”之辩得出“结论”：“公输盘之失，墨子之得。”在墨学传统研究中，曾有学人将“得”“失”理解为“胜者”与“败者”的对立关系，是不当的。历史使我们认为，由“工肆百八十人”组成的手工业者劳动群体，内部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分工，一是以墨子为主导的少数“智者创物”设计者群体；二是以公输盘为杰出代表的多数“巧者述之”制造者群体。二者的关系不存在“对立”的因素，是一种协调合作的关系。墨子与公输盘关于“云梯”之辩，表明墨子与公输盘对“云梯”及其效用的看法，是“智者”与“巧者”的差异关系，不是“胜者”与“败者”的对立关系。因为“云梯”之辩的根本目的，是说服楚王取消攻宋的图谋。

三、弘扬墨学当代价值，激发文化自信

第一，墨学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为我们研究墨学指出了方向和理论思路，一方面，它揭示思想文化的规律性，说明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特点，历史的演进与发展存在着古今相通的诸种联系，古代科学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发展不是绝对隔绝的，而是相互交叉和汇通的。另一方面，表明任何一种学说，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其意义有所不同，有的学说跨时代的意义大大超过其所处时代。应该说，墨学的思想成就,特别是其科技思想成就，就是这一特征的鲜明体现。因为墨学具有“跨越时空”“富有魅力”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当代价值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的意义，为儒学和其他学派所不具备。正如蔡尚思说：“这里说的当代价值是指墨学在社会主义时代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墨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是超过任何一家一派的。”例如，墨学“兼相爱”的深层内涵，是以“兼爱”和“兼”的范畴表达其政治理想。墨家的“兼爱”是真正的“普遍的爱”，爱的对象既包括不分民族、等级、阶层和亲疏的所有人，也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所以说，墨家的兼爱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精髓。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弘扬和传承墨学“兼相爱，交相利”的当代价值，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

第二，墨学为政治改革家提供精神动力。墨子是战国时期具有独创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科技家和注重知行合一的教育家。近现代要求变革旧制度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或以《墨子》中的思想精神作为前进的精神动力，这从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可以说明。秦汉以降千余年间，墨学被贬斥的地位始终未得以改变，直到清末光绪年间，由孙诒让、俞樾等学者兴起墨学研究之风，并予以高度赞扬。俞樾在为《墨子间诂》写的“墨子序”中说：“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编，以复之于古。”孙诒让则说，墨子是“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的大家。此后，墨学才逐渐复兴起来。由于墨学中富有现代性的先进思想基因，中国共产党人对墨学同样是推崇的，如蔡和森、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赞扬墨学胜于儒学和其他学派。早在1923年4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提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将《墨子》《淮南子》等著作列为必读的典籍。当时由陈炳琨撰写的《墨子的教育学说》中，称“墨子是周朝末年的一个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并指出其教育学说有四大要点：一是“注重个人能力的”；二是“实用的”；三是“平民的”；四是“刻苦的”。此书认为墨子在中国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指出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伟大人格，其感化力怎样的强而普遍，在以往的教育史上可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了”。毛泽东看了陈伯达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后，称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对墨子这样高度的评价，表明墨学的基本主张和哲学思想富有很强的现代性。

第三，弘扬传承墨学科技工匠精神。墨学的“兼相爱，交相利”为宗旨的主张、鲁班的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非常贴近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更具有现实性。如我国成功发射的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其意义重大，彰显了墨学科技思想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基因。潘建伟院士在答记者问时说：“以‘墨子’命名第一颗量子卫星，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文化自信，激励国人前进。”

墨学科技思想与现代科学发展相协调。在先秦时期的诸多学派中，墨家是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学派。后期墨家将前期墨家工匠群体的技艺经验升华到理论层面，形成《墨经》，其中提出了关于力学、数学、物理学、光学等方面的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潘建伟院士说，《墨子》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地阐释了“小孔成像”理论，以及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这是光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原理之一，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等理论基础”。“《墨子》中甚至还走得更远，其关于‘端’的论述中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某种程度上提出了原子学说。”潘建伟院士对墨学科技思想的挖掘和阐发，弘扬了墨学科技思想魅力，使古代科技成就与现代科学发展相协调和相融合，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科技强国作出了一大贡献。

确保设计与制造器物的品格与质量，墨学强调要依于“法”。墨学强调的“法”，就是矩、规、绳、悬、水等规定的“数”。在《墨子·法仪》中记载：“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其说明“规矩”是最基本的，是制造任何器物必须遵守的，是衡量制造器物是否“巧作”的准绳。《墨子·天志上》举例说：“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之方圆”。故《墨子·节用中》记载：“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人速至，此车之利也。”由此说明，制造的器物之巧，不仅使器物在形态上美观，而且使器物的人文内涵发挥得让乘者舒适和安全。

为确保制造器物设计的最佳效能，墨学非常注重模拟试验。如《备城门》《备梯》《备穴》等篇中，关于各种防御用的兵器，多是由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改造而成，所以要经过模拟试验后，才能运用于军事。最典型的模拟试验，就是墨子和鲁班关于“云梯”的效用之辩。《墨子·公输》记载的墨子、公输盘同楚王的对话，具有哲学层面和科学技术史层面的意义，公输盘和墨子实施的攻防演示，消除了楚王攻宋的意图，开创了对制造器物进行模拟试验的先河，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墨学科技思想成就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自科学技术的实践，没有科技实践的经验，就没有科技原理的确定、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发展，源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民众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原因，墨家的科技思想虽然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其注重技艺发展的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精神，却以鲁班之名得以弘扬和传承。凡是优质工程和建造物获得的最高奖项，都是以鲁班命名的。

综上所述，墨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并称“显学”的时代已成历史，但其文化价值、核心精神，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显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重视墨家思想文化研究，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意义不可小觑。（作者：朱传棨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