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沙漠之盾？美国放弃中东的现实主义案例

导读

美国的两类现实主义者对美国是否值得在中东地区投注大量的鲜血和财富存在分歧。“首要现实主义（primacy realism）”认为美国在中东有着长期重要利益，美国应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霸权，保障地区局势稳定并遏制潜在敌对霸权，继续履行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军事承诺是实现自身安全的最佳途径。而“克制现实主义（restraint realism）”则主张美国重新权衡其在中东的利益，过度追求武装霸权的行为反而损害了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加剧了财政赤字、腐败、政治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和种族分歧等问题，忽视了对国民安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保障。作者将后一种观点归纳为“共和国之盾”现实主义（“Shield of the Republic” Realism），反对将追求霸权作为保护美国安全和公民利益的目的而非手段。在作者看来，难以控制的中东对美国的利益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霸权得不偿失，美国应该从中东全面撤军。

引言

大中东地区消耗了华盛顿的大部分时间和资源。特别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投注了比任何其他地区都多的鲜血和财富。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政策的持续失败、合作伙伴不配合、战争与干预成本、塑造“阿拉伯之春”努力受挫、俄罗斯和土耳其影响力日益增长等原因，关于美国是否值得在中东继续投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甚至一些“美国主导”的支持者也认为美国应该缩小或放弃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野心。但华盛顿方面普遍认为中东问题很重要，美国政府对此可能不会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并将持续在该地区的投入，超级大国并没有撤离。

现实主义为权力政治（realpolitik）提供了一种认识，即国家必须追求和维护权力，以避免国内政治秩序受到危险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承诺有一个最佳的现实主义立场吗？这一不稳定的地区又有多重要？它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地缘政治回报？

美国现实主义者在中东问题上左右为难。作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首要”（primacy）和“克制”（restraint）现实主义者，并论述其战略和政策术语。“首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继续追求美国的全球霸权，并将维持目前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核心承诺作为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相比之下，“克制现实主义者”主张减少和重新权衡承诺，因为对霸权的追求过度扩张了美国的力量，使其更不安全。

本文认为，美国应该放弃中东。在该地区保持武装霸权的企图正在消耗美国的力量，耗尽了本应该更好部署到包括其国内在内的其他地方的资源。在这个案例中，作者重新引入了一种被忽视的“共和国之盾”现实主义，关注失败外交政策与国内动乱的互动。

伊拉克之后：共同基础

美国总统既对中东地区的复杂性感到沮丧，又对放手中东地区感到害怕，并经常在二者间摇摆不定。自从1980年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拒绝苏联控制该地区以来，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试图在限制美国责任的同时强加该地区的秩序。

现实主义者认为，过度的非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轻率入侵和9.11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GWoT）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战争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2至3万亿美元的损失，引发了犯罪、教派冲突、内战和大规模逃亡等不良后果。

有影响力的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组成的联盟支持这场战争，即使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失败，他们仍然不顾国内反对和意料之外的成本继续实施地区野心。有些现实主义者支持以霸权为目的的战争，但即使是进攻性最强的“现实主义”战争也会将其目标局限在创造有利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混乱加剧和伤亡人数的增加，美国“首要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不值得对伊拉克继续增兵。他们认为，该地区很重要，华盛顿必须维持其稳定性而不是变革或修正。正是关于该地区重要性和持续承诺价值的观点不一致分裂了现实主义者。

分歧：现实主义的冲突

对于“首要现实主义者”来说，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记录好坏参半，但没有比留下来更明智的选择。他们认为，华盛顿应该保持一种更加自律的姿态，改变它能改变的，同时管理它不能做到的。

“首要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在中东有着长期的重要利益。它不仅是能源聚集地，还是恐怖主义威胁的潜在来源。依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应该努力在该地区成为霸权国，保障该地区的稳定，以确保世界的开放与低威胁性。撤军会导致暴力混乱与敌对霸权产生，放弃和不作为的风险大于行动和领导的风险。

因此“首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该留下来，以防止对手统治该地区，保持对该地区石油和水道的管控能力，支持以色列和其他友好国家改善地区安全。通过保持油价稳定，维持总体地缘政治稳定或限制不稳定因素将获得经济回报。此外，9.11事件后该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因此有必要防止它成为针对美国本土和海外发动恐怖袭击的避难所和平台。

还有一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轻足迹”（light footprint）现实主义版本。其认为对该地区过度干涉（沉重的足迹）会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危害与成本，美国可以从稍远的距离维护自身利益（如有限的海上驻军等），甚至成为一名“离岸平衡者”。

作者认为，美国应该从中东地区全面撤军，但这并不代表一种孤立主义，而是美国在其他地方增加权力并恢复美国人安全生活的必要步骤。

得不偿失？评估美国对中东的承诺

首先，美国过度扩张，需要削减开支。在许多方面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它也承担了最多的承诺，必须把资源和精力分配给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区域当中。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增长，即使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其债务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将面临加税、加息和削减支出的压力，这将引发一场资源争夺战，加剧国防和福利支出之间的冲突，从而进一步阻碍美国的生产力。除此之外，多极化竞争使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更加困难。在中东削减开支将是纠正财政不平衡的重要一步。

其次，美国在中东的持续投入还威胁着其生活方式。“首要现实主义”非常关注经济繁荣和人身安全的问题，但较少关注确保美国国内秩序（制度、宪法和自由）这一终极目的。

第三，鉴于削减开支的必要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其对中东承诺的价值。参与中东事务使美国卷入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风暴，而且随着其他地区相继发生石油和天然气革命，中东的战略地位正在丧失。与之相比，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承诺更为重要。由于历史因素，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结盟的好选择。

此外，该地区还不适用霸权现实主义。不仅华盛顿一再未能如愿，其盟友的行为也总是侵犯其利益。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稳定石油市场和应对敌对霸权的威胁——可以从撤军中得到足够的保护和对冲，而驻军该地区对支撑这一利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尽管投入了大量财富和鲜血，但对中东暴力混乱的反应将美国与该地区绑在一起，转移了资源，助长了腐败，使其容易被操纵，并面临恐怖主义反击的更大威胁。

1.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进一步卷入了一个受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治理问题所困扰的地区：不断壮大的伊斯兰运动，支持或至少默许此类运动的政权，以及一系列引发敌意的冲突。

后冷战时代的前二十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而这些战争中的大部分发生在中东。在今天，与德黑兰的对抗不断升级、对伊朗政权更迭的要求进一步证明，在这一动荡地区维持霸权，使美国转向了“变革”的野心以及更改秩序的好战心态。

2.影响力的幻影

“首要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承诺会产生影响，至少足以使投资物有所值。然而在中东，美国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给它提供约束合作伙伴的杠杆。美国在中东的外交问题包括“危险的伙伴”、缺乏利益始终与超级大国保持一致的政治行为体以及在国内也有足够的实力来控制局面的行为体。未能将霸权转化为足够影响力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毕竟在这个难以控制的复杂地区发挥“足够”影响力所需的战略技能水平肯定十分惊人。

3.石油与均势

虽然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进口正在下降，但美国仍然对海湾石油感兴趣，因为它影响了全球总体供应，尽管这种资源和相关利益正在逐渐下降。美国、其非中东地区的盟友以及其更广泛的经济秩序仍然受到全球供需变化导致的价格变化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可能会受到地区冲突或敌对霸权操纵供应的干扰。

然而，有比联盟和军事存在更有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确保这些利益。如购买、闲置产能和战略石油储备等都是美国用来缓和石油供应冲击的适应机制。“克制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一个由多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创造性的政策回应和适应性强的消费者组成的世界中，“首要现实主义者”夸大了美国面对石油断供的脆弱性。

4.核扩散

美国从中东撤军是否会导致沙特和伊朗的核扩散？如果霸权退出，其盟友和对手可能会被激励寻求自助。但需要注意，美国的承诺并不一定能阻止扩散，且美国领导的敌对行动是伊朗核计划的主要驱动力。也就是说在美国的霸权下仍存在核扩散可能，而不是由于美国撤军而导致核扩散。

“共和国之盾”现实主义

“首要地位主义者”忽视了美国治国方略的主要目的：不仅要塑造物质生活的盾牌，也要塑造共和国的盾牌，即一个基于政治自由、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的政体。在这一传统中，治国方略的任务是保护政体免受外部掠夺者和国内等级政治秩序形式的暴力威胁。现实主义和共的传统担心，通过持续战争在国外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不会成功，反而可能会在国内摧毁自由主义价值观。

像自由鹰派一样，“首要现实主义者”忽视了霸权对美国生活的国内、宪法和公民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减少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来增加国防支出，导致美国霸权和力量投射成为保护美国安全利益和保障健康公民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战争和债务循环还导致了美国竞争对手的崛起和西方制造业的衰落。这反过来又侵蚀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本身就是一个负面结果，也是加剧政治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和战略萎缩的因素。

此外，在中东持续的战争进一步助长了“普力夺”效应（“praetorian” effect），即紧急状态既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威，又损害了国会的利益，使专业军事人员在决策中占据过度主导的地位。从全球卫生到边境政策再到发展援助，一系列广泛的政策议程都已军事化。

更为广泛的是，过渡介入中东使美国国内政治变得粗糙，加剧了财政失衡以及导致政治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分歧。恐怖主义、移民和伊斯兰教被混为一谈，加剧了仇外心理和种族分歧。

入不敷出：为什么只能放弃中东？

为什么本文特别主张美国放弃中东，而不是也从欧洲和亚洲撤军？答案是，美国的中东承诺以最大的成本换取了最小的利益，试图平息中东局势以应对“较小威胁”的“永久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资源。

而且，中东国家缺乏将西方国家卷入系统性大国战争的潜在力量，而欧洲和亚洲并非如此。在美国放弃中东和北非地区之后，释放的军事力量、外交/情报注意力和经济资源将增强华盛顿捍卫其亚洲和欧洲承诺的能力，从而提高美国的信誉。

结论

作者认为，美国若继续留在中东，只能让现状不断恶化。其试图恢复秩序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导致债务不断上升、国内福利资源短缺和浪费、令人失望的军事行动，以及国内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粗糙化。

美国需要容忍撤军的风险来更好地保障其生活方式，并且能够在大国竞争重新加剧的时代在其他地区更好地自我支持。即使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世界中，美国也可以通过忍耐某种程度的混乱，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一个重要性显著下降的地区保持距离，从而确保自己的安全。其任务是通过自我克制来缓和力量投射，以维护宪政共和国。（作者：David Blagden 埃克塞特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Patrick Porter 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