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创新：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陷入了一定的现实困境，中国在大变局下探索摆脱当前国际合作困境的实践路径，构建新时代国际合作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凝练出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主要变量：体系压力、共同利益、国际制度、国际合作文化。以这四个主要变量为理论框架，本文尝试提出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创新——构建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并重点对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四个变量上对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超越与创新进行详细阐释。文章尝试将中国国际合作及外交实践进行理论凝练，提出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创新，符合中国学界建立以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多元的国际关系学的主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陷入了一定的现实困境。近年来，美国在中美经济贸易中制造摩擦、频繁地退出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或协定；欧洲方面，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虽然部分主权国家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抗疫合作，但仍有一些西方国家各自为政、缺乏合作，甚至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蓄意“甩锅”推责，损害全球抗疫合作。上述诸多现实困境暴露出解释这些国际合作实践的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中国在大变局下探索摆脱当前国际合作困境的实践路径，构建新时代国际合作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主要变量

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包括强调国际格局与国家个体行为两个要素相关联的结构现实主义霸权合作论、强调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实现国际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论以及强调“文化”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把国际合作看作是社会建构结果的建构主义国际合作论。从理论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体系压力、共同利益、国际制度、国际合作文化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主要变量。

第一，体系压力是促成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国际合作的外部条件。体系压力指国际体系给行为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护造成的压力，即某些国际行为体之间面临的共同威胁。体系压力包括体系中的大国或大国之间的竞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产生压力或挤压，也包括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如暴力因素、国家的外交政策危机等引发的国际危机。第二，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力和主要目的。共同利益包括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两方面。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得国际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利益联接越来越紧密、难以分割，共同收益能正向推动国际合作，历来是其首要动力和基础；但随着全球化时代新的矛盾冲突点、全球性问题增多，如全球疫情、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并演变成国际危机时，反向抵御共同威胁（即是共同安全需求）也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三，国际制度诞生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又对国际合作产生反作用、为国际合作提供保障，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国际合作的过程既是国际制度的诞生、生成的过程，也是其产生作用、提供保障的过程。第四，文化因素通过正向互动建构集体身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粘合剂的作用，将权力、利益、合作实践中的制度等内容粘合到一起，促进国际合作顺利开展。

但是，四个变量并不会天然地促成国际合作。现实世界中，在体系压力包括各种危机的共同威胁下，选择对立或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虽然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得国际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利益联接越来越紧密，不同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诉求似乎在增多，但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性和社会关系性决定了共同利益的构建并非一帆风顺，互斥利益的出现会使国际合作陷入现实困境。国际制度虽然能对国际合作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其阶级性、权力竞争的特点使国际合作陷入困境，走向国际争端或冲突。而若不能处理好文化与权力、文化与利益、文化与实践相结合等问题，则会引发文化层面的冲突，影响国际合作走向。中国在引领国际合作实践和开展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探索的过程中，要意识到这四个变量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更要警惕这四个变量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缺陷，避免在国际合作实践中陷入困境；在国际合作理论创新上，要寻求对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超越，构建更合理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

二、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创新：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

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造成了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不均衡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民族保护主义、强权政治思维等挑战与日俱增，世界格局变得愈发不确定。中国通过协调国内外形势，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创新，包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国—东盟合作等国际合作实践，实现了维护区域安全、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在体系压力、共同利益、国际制度、国际合作文化这一理论框架下，对国际合作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构建中国国际合作理论——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

（一）体系压力维度的新变化：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观

二战结束后，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基础上形成了雅尔塔国际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在“均势”基础上，发展和完善“集体安全”理念，成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保障集体安全理念的实施，形成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格局、两极体系。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终结，国际体系出现了短暂的单极体系，即美国成为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抗衡的超级大国。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朝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增多、国家间资本流动频繁、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科技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信息快速流动，权力转移出现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权力自西向东转移、由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流散。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在危机中未受太多影响，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开始向新兴国家倾斜。国际体系、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着发生了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公平性不足、领导权不清晰、合作机制失效、治理有效性缺失、治理赤字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形成事实上的治理失灵。国家主导和非国家权威治理都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主导的七国集团（G7）未能实行有效的经济治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相适应、不能匹配的诸多问题。

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要积极发挥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作用，首先要在体系压力维度上，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认知，在强化人类“共同命运”意识的基础上，通过文明间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观。

无政府状态假设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即国际关系是没有中央政府权威的政治活动。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大国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并且注重围绕权力结构建立的权力平衡以及“自助式”国际体系成为规范；新自由主义无法反驳无政府主义的假设，强调权力结构和互动过程，并关注互动过程如何受到相互依存和国际体系的影响，于是从国际机制、区域一体化等视角出发，对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合作、如何进行治理等议题领域进行研究。建构主义的出现，宣告了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革命”。首先就是颠覆了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社会互动的实践结果，本质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竞争与合作，造就了多种互动模式，形成了多种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包括国际冲突居于主导地位的霍布斯逻辑、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并存的洛克逻辑以及国际合作居主导地位的康德逻辑。因此，在对国际体系要素的认知上，建构主义认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变量是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这个由“一”（唯一的无政府状态逻辑）向“多”（多种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的转变，实质上是否认了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使集体认同下的共同体合作成为新的理论工具。国际体系中的多种无政府状态逻辑，也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主权国家、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国际运动以及国际阵营逐渐在国际合作中占据了突出地位。

中国的崛起是当前国际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关于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间的演变关系，主要可以从两个理论视角进行梳理，即二元结构和多元过程。结构主义者大多采用二元论的方法，认为中国的崛起影响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结构，并可能导致系统性动荡或冲突。新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物质力量的上升将导致权力竞争和转移，可能导致区域层面，甚至全球层面的竞争和冲突，或伴随各自势力范围的发展，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对抗。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美国只有维持在国际制度、规则体系上的领导权才能维持整个霸权体系，而中国是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内崛起的，中国不断增长的制度实力会对美国制度霸权、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结构主义者对于当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不考虑情境、时空背景的高度抽象概括，是片面的、非此即彼的冲突和对抗思维。二元对立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主张用一种主体文化消灭其他非主体文化。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依靠其自身实力和联盟力量，采取包括殖民、战争或贸易等实际上不平等、强制性的国际交往方式，建立由少数国家主导、绝大多数国家受剥削压迫的国际秩序。从多元过程视角来观察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首先，国际秩序是多元的，不存在单一的自由秩序。不同的地区可以依据不同的规范和制度形成不同的国际秩序。因此，结构主义二分法思维无法解释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阿查亚等持过程视角多元开放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必将终结，未来将是一个由多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多个行动者组成的世界，国际体系将朝着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

多元一体国际体系强调包容性、自愿性和多样性，强调了互动、行为体能动性的重要性，承认国际体系中有多个主体文化，允许主体文化与非主体文化和谐共生。在多元一体国际体系下，多个文明造就多个无政府状态体系，包括典型无政府状态或改进的无政府状态(属于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半政府状态或弱无政府状态、准政府状态以至世界政府。中国建立多元一体准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观，是对二元对立思维下无政府状态的扬弃，并且契合中国学者提出的天下体系设想。这种多元一体的准政府状态国际体系，强调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精神下和谐共生、共克时艰，在遵守各自责任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加大合作，要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权力—利益—国际责任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新逻辑。

（二）共同利益维度的新变化：权力—利益—伦理本位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流派中的共同利益，一方面是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力和主要目的；另一方面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通常以短期收益、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强调零和关系，难以避免地陷入利益互斥的困境，具体而言是相对收益困境、责任分配困境、安全疑虑困境、权力竞争困境和文明冲突困境等五种困境。当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困境、以“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为代表的，如战争、难民、贫困、全球疫情、恐怖主义等问题，都是上述共同利益陷入利益互斥困境的体现，即预期的共同利益无法抵消互斥利益，陷入了“零和博弈”的场面；各国对国际责任的分配很难形成共识，陷入责任分配的困境；在合作中各国不愿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陷入安全疑虑困境；由于文明的独立性、封闭性、排他性，导致国际合作陷入文明冲突困境等。

进行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创新，构建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在共同利益维度上，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中权力—利益本位的合作逻辑，构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权力—利益—伦理本位的国际合作新逻辑，其中权力指相互依存的国家权力观、利益即人类共同体意蕴的共同利益观、伦理指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意识。

第一，相互依存的国家权力观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相互依赖、共同生存，有深度的利益关联。一方面，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决定了利用战争来实现权力分配必定会给各方造成巨大的损失，只有维护遵守国际秩序，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发生的危机可以通过全球化机制传播，危及整个国际社会。这就需要各国际行为体都平等参与到国际合作中，通过合作以及国际机制建设来应对国际危机。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蕴的共同利益观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流派中的共同利益是零和关系，具有排他性，因此利益争夺终将导致战争的爆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网络信息高速发展，各国利益高度交织，成为了共同利益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要发展自己，就必须允许别人发展；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考虑他人的安全。因此，要建立全球利益就是自己利益，“利他”即是“利己”的共同利益观。第三，伦理本位指的是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必须要加强对“伦理”这个要素的深刻理解。国际伦理问题，指的是如何在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之间、国家当前最大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做出取舍，进行平衡的问题。权利与义务是构成国际伦理的两个主要方面。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互动中既有实现自身利益的权力，又有遵循道德规范、伦理原则、进行国际伦理建设的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维度的意蕴“共同协作、责任共担”，就是要求超越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追求，承担起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责任。

中国在参与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都践行了权力（相互依存的国家权力观）—利益（共同利益）—伦理（国际责任）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新逻辑。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开来，对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在国内疫情治理的基础上，总结出丰富的经验，积极参与到疫情治理的国际合作中，发挥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具体合作实践包括：通过建设经验分享的平台，与国际社会公开、透明和负责地分享抗疫经验；积极参加各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和区域会议，形成东亚抗疫模式；与东盟、非洲和欧洲各国积极开展国际交流；通过国际合作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如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即将到期的对华债务；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两批500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并承诺在两年内中国将为国际援助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将中医药打造成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向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抗疫中医药产品“三药三方”，并派出中医专家团协助各国抗疫；对国际社会提供防护材料、医疗设备，以及医疗、财政援助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在解决危机时，重视伦理本位，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担当。这种重视伦理取向，权力—利益—伦理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新逻辑，特别是强调该逻辑下的伦理（国际责任）要素，提倡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和人类责任，是对西方权力本位、利益本位的国际体系逻辑的超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价值引领。

（三）国际制度维度的新变化：实现合作共赢的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中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国际制度诞生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通过正式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或非正式的协约等方式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克服国家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而为国际合作提供保障，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西方主导下建立的现有的国际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第一，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国际体系的调整变化不对称。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制度产品提供给国际社会，本质上是美国霸权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大国的价值观，是为西方利益所服务的，不能反映大变局下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二，既有的国际制度无法应对新的全球挑战。由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资本市场风险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情况在国际各层面都引发了各类问题，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烈性传染病传播等都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应对。既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构建能反映国际体系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制度，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努力推动对既有国际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开展国际制度创新。第一，努力推动既有国际制度主导权的分配比例，促使既有国际制度及时反映出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例如，2010年4月，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案规定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提升，是一个反映世界经济变化的典型案例。第二，中国在国际制度创新上进行了诸多尝试，为提供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有效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制度产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制度创新经历了制度开放学习、制度供给竞争、高水平制度设置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中国主要是通过学习国际制度，促进国内改革、学习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例如，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认真学习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促使国内经济制度、法律法规与之对接，最后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早期制度学习的典型成功案例。在第二阶段中，中国主动探索并为全球经济供给一定的制度，弥补既有制度的不足，有助于形成更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不力,充分暴露了IMF制度宗旨和组织目标之间的落差。为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2014年中国倡议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并设立应急储备基金，避免金砖国家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在第三阶段中，国际制度的高水平设置体现在进一步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高标准对接。例如，2013年上海浦东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实验区。接着，中国又在广东、天津等省份陆续成立了10个新自贸区。这样的地区统筹开放的新格局，对内能促进经济转型、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对外建立了一个高标准的且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2016年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6个东盟国家内生效。本文将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创新实践进行划分，制作了表1，并对主要内容进行简要说明。

表1：中国国际制度创新实践（2001-2022年）

图表来源 : 作者自制。

其中，“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中国为区域合作提供的一个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国际制度产品。第一，在共同利益维度上，“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坚持以在合作过程中塑造共同利益、合作共赢为目标，中国既强调通过共同促进发展创造参与国的共同利益，又注重承担起在创建和发展日程中的大国责任，强调与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第二，在国际制度维度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机制化建设，突破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中主导国与非主导国的关系，强调以中国为主体，发挥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强化现有的多方共同合作、共赢机制，搭建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合作平台和经济组织，让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多边国际合作组织发挥更强作用。积极推动国际展会的开展，在中国的主导和倡议下建设区域联合的国际论坛，举办展示综合实力的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等，为国际投资、国际商务提供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第三，“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根据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完善合作机制。比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同制定全球海洋支点发展战略，便是将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和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和蒙古的草原发展规划对接，形成了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等。第四，“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路径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路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诠释国际合作的主要视角是功能主义，即合作从特定领域开始，然后逐渐扩散到其他领域。如欧盟间的合作从煤炭和钢铁开始，一直持续到统一货币、共同市场甚至共同安全。但是“一带一路”首先强调的是互联互通，提出以互联互通来带动各领域合作的新型合作路径。在基础设施落后的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区域，首先通过建立共享交通线路，实现更好地连接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的目的。接着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方面进行“五通”建设，挖掘各方合作的潜力和动力，发现新的合作领域。最后，“一带一路”的主要引领理念是平等、包容、开放、共赢，蕴含着平等、尊重、包容、和谐的“丝路精神”，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区域间国际合作机制。在国际合作文化维度上，它超越西方合作文化中的集体认同、同质性合作，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可以平等参与合作，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合”思想。

（四）国际合作文化维度的新变化：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

伴随着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对“文明”的三次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二战后，针对欧洲战后面临国际地位重新调整的现状，英国学派讨论国际社会和文明标准。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作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认为，共同文化是国家体系的基础。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一个国际体系如果没有文化联系、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认同，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社会。世界性文化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国际社会，西方文化因为其主导地位，必然在世界文化及国际社会中占优势。第二次讨论是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文明冲突既存在于文明断层线上同时也存在于文明核心国之间。文明冲突的理论主要表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而忽视了与其他文明在贸易和文化方面各形式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第三次讨论是关于多元、多维文明中多元现代性和谐共存的问题，该问题由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等学者提出。彼得·卡赞斯坦强调文明固有的多维度、强调文明的开放流动与多元共存、打破了文明的“二分”思维、强调文明的和谐共存。

中国诸多学者重视对世界政治中的文化与文明的研究。秦亚青使用结构—过程和冲突—融合两个向度构建分析框架，用以梳理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和文明研究。魏玲提出了“过程”“实践”“参与者”三位一体的文明研究模式。胡守钧介绍了国际共生的理念，指出探索解决国际问题，有必要从国际共生角度出发。“共生”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身份认同思维。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强调的是成员国之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上互相认同，并且是只认同同质的主体，对异质主体是排斥的。这种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同质合作/共生。异质文化若要加入它们，必须要改造成与它们同质的主体。试图改造其他文化就成了西方的使命，因此会引发文明的冲突与不和谐。而中国倡导的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是对不同文明采取包容的态度，是一种异质性的共生。当今世界多样性、多元文明并存，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意味着要以多文明共生的理念看待差异，秉持去除“中心”主义，特别是西方主义的理念，在尊重多样性、平等、包容、重视国际责任等价值观引领下，以社会正义为目标，开展文明对话，构建规范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的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包括“过程”“实践”“参与者”三个维度，即文明是一个“过程”，“实践”包括政治和话语实践，“参与者”指要从参与者的角度观察文明的进程。在这个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践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不断塑造和再造文明的边界，创造文明的内在逻辑叙事，而参与者通过实践，在构建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在“参与者”层面，要去除“中心”主义，特别是具有排他性的西方的单一文明的理念，用整体性思维、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呼吁全世界不同的多元文明主体共同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第二，在“实践”层面，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互相学习、开展“文明对话”等不同的实践路径，共同构建多文明国际合作文化。例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文明观念、2017年第一届“中拉文明对话”研讨会召开、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自2010年至今已经走过了九届、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在北京召开等。通过多文明合作理念指引下的实践活动，中国展现了包容、尊重、借鉴、互相学习的心态，探索构建了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的实践路径。第三，在“过程”层面，要重视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要强化文化意识，即要意识到自己文化的优点，并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解读，使之得到更新和发展；其次从世界文明融合的大趋势，找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定位；最后要构建中华思想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典籍外译方面摆脱“以西译中”等思想的影响，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误解，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构建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需要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文明，才能引起文明内核的反映，实现创新性发展。

三、结语

本文在梳理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凝练出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主要变量，即体系压力、共同利益、国际制度、国际合作文化，并总结出体系压力是促使国际合作发生的外部条件、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力和主要目的、国际制度为国际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国际合作文化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文化聚合的作用。中国在引领国际合作实践中，要意识到这四个变量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更要警惕这四个变量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缺陷，避免在实践中陷入困境；在国际合作理论创新上，要寻求对在四个变量上的超越，构建更合理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本文重点对多文明国际合作理论的理论框架及主要内容进行详细阐释，具体而言是对影响国际合作的四个主要变量上有超越和创新。第一，在体系压力维度上，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认知，在强化人类“共同命运”意识的基础上，通过文明间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观；第二，在共同利益维度上，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中权力—利益本位的合作逻辑，构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权力—利益—伦理本位的国际合作新逻辑；第三，在国际制度维度上，突破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中主导国与非主导国的关系，强调以中国为主体的结伴型国际合作方式，搭建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合作平台和经济组织，强调在协商过程中，创建实现多方共赢、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第四，在国际合作文化维度上，超越西方合作文化中的集体认同、打破西方文明的“二分”思维、秉持元共存、多维文明的观点、强调通过文明的开放流动等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下的多文明共生国际合作文化。本文从“国际合作”角度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符合当前中国学界建立以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多元的国际关系学的主张。（作者：施卫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