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

摘要：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工作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我国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一是自明，明确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内容；二是明他，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对象；三是他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正在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但是，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传统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仍然具有不小的差距。这既与高等教育软实力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不善于进行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的高等教育故事，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重要课题。

近百年前，陶行知就在《对于参与国际教育交流运动的意见》一文中阐述了国际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路径，他指出：“国际教育的运动，有交换知识、解决问题两种重要目的”“即以交换知识论，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自己必须有好的东西，才能和别人换得好的东西。……要想在国际的教育上得到第一流位置，我们必须在教育上有第一流的贡献”“至于解决国际教育的问题，……第一要自己晓得自己，第二要自己晓得别人，第三要别人晓得自己。自明，明他，他明，是解决二人以上的问题根本办法，也是解决二国以上的问题的根本办法”。[2]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力，做好中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国际传播，仍然应该遵循陶行知所强调的自明、明他和他明的路径与策略。

自明：明确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内容

要想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力，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可以对外传播什么，即弄清楚陶行知所说的我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第一流的贡献”是什么，也就是说弄清楚可以与世界分享的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经验是什么。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经验是多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与落实中长期教育规划

作为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有着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的传统，在教育发展方面也是如此，通过中长期教育规划和五年规划，统筹当前与长远、全局与部分、中央与地方、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科学谋划教育发展，并通过各级政府和学校的年度计划层层落实。例如：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发布实施；201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中长期《高等教育专题规划》，明确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到2020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40%，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并从战略目标、发展任务、体制改革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十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做了重要部署。[3]对此，国务院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了“十二五”“十三五”两个阶段性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和教育部以及各个业务司局的年度工作要点，将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各部门单位以及各高校协同推进、分解落实规划内容，保证了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战略目标的达成。2019年，在《纲要》收官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该规划时间跨度更长，在高等教育方面以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和迈入高等教育强国行列为目标，着力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种因时而新、因势而进，制定并真正落实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做法，在政府不断轮替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法国等国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却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秘诀和历史经验。

2.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4]这种制度优势也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通过一些重大工程、计划，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重大任务。例如：为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学校经费的共同支持和政策倾斜，大力激发了中国高水平大学争一流、强特色的动力与活力，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产出了众多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提升了高水平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提高了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又如：高等职业教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了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教育部和财政部在2006年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央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5] 2010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使国家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增至200所。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启动“双高计划”，聚集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资源共建5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高水平专业群。[6]以上计划有效地培育了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品牌专业，并发挥了示范院校和专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大大提升了高等职业院校服务国家战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3.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公平

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如何在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大国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例如：在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方面，我国在2001年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一百多所东西部高校参加了该项目，有效推动了西部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2011年，我国又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针对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整合政策资源，重点建设中西部有特色、高水平高校，缩小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高校招生政策方面，我国实行少数民族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在其高考总成绩上增加一定分数投档；制定国家、地方、高校专项等国家特殊招生计划，通过单独录取或分数照顾的形式定向招收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学生，大幅增加了弱势群体学生的入学机会。在经济资助方面，国家建立以奖助学金为主体，助学贷款、勤工助学以及公费师范生计划等为辅的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高校建立“绿色通道”制度，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并在核实准确情况后，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予以资助，切实保障其完成学业。

4.建立规模与质量并举的高等教育体系

规模和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规模与质量并举的方针，不仅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更多的公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狠抓高等教育质量，为公民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1978年—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由598所增加到2,738所，在校生总数由85.63万人增长到4,13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上升到54.5%，[7]中国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圆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大学梦。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始终将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通过12条措施切实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2005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就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16条要求，强调高等教育要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10年，《纲要》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2012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战略部署。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8]正是由于坚持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并重，我国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质量专门人才，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5.构建教育共同体

自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9] 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的基本依据。在教育方面，2016年教育部颁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把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繁荣作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基本方针，形成平等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由一个教育受援国变成了援助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通过援建教育设施设备、培训管理人员和教师、开发人才培养方案、派遣志愿者等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我国为发展中国家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不同类型的奖学金，鼓励发展中国家学生来华留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化人才。我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行动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和推进工作，积极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着力构建新型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构建教育共同体，已经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广泛接受，成为我国推动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基本经验。

明他：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对象

明他，就是要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对象，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弄清楚世界各国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发展重点和教育需求，从而提高国际传播的针对性。

1.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国际传播也必须了解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以提高国际传播的可接受性。从政治制度角度而言，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根本制度，涵盖了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等不同政体。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管理体制。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我国高度教育的国际传播。一般而言，对于政治制度相近的国家，国际传播中可以涵盖意识形态的内容；而对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国际传播中可以尽量回避意识形态问题，避免因可能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影响国际传播的效果。特别是有一些国家遵循教育的价值中立，不希望党派政治过多地影响教育发展，在对于这些国家的国际传播中，我国可以多从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角度布局内容。

从文化传统角度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世界上有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我们不一定同意亨廷顿对于文明或者文化的分类，实际上各国文化又是各不相同的，更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是主张文明的和谐相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丰富多彩；但是也给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必须以了解各国文化为前提，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礼仪礼节和禁忌等。

2.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

在接受到他国教育发展信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与本国的教育进行比较，而且基于本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去理解他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必须弄清楚传播对象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

从教育制度看，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差异很大。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有中央集权制的教育管理体制，如法国、俄罗斯；有地方分权制的教育管理体制，如美国和加拿大；有中央和地方合作的体制，如英国和印度。就教育与宗教的关系而言，有政教合一的国家，允许宗教渗透教育之中，如伊朗等中东国家；有政教分离，实施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国家，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如此，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有大学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如大多数欧美国家；也有大学自主权相对较小的国家，如越南、新加坡等。

从教育体系来看，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或称学校教育制度。在基础教育阶段，美国实行6-3-3学制等不同的学制，英国实行6-5-2学制，法国实行5-4-3学制，德国实行4-6-3学制，俄罗斯实行4-5-2学制，印度实行5-3-2-2学制。在高等教育阶段，各国学制也不尽相同。传统上，大多数国家本科教育的学制为4年～5年，专科教育的学制1年～3年，硕士生教育2年，博士生教育4年。但是受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参加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国家把本科教育的学制统一为3年，英国甚至提出进一步缩短学制，办2年制的本科。实际上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在巴基斯坦就存在2年和4年两种学制的本科。随着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倾向，高中后1年制的证书项目和学士后1年制的硕士项目越来越多，各国高等教育的学制日益多样化。

从教育发展水平来看，大多数国家已经普及了不同年限的义务教育；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无法普及初等教育。如果仅从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而言，在2014年前后，毛入学率超过80%的国家有17个，毛入学率处于60%～80%的国家有35个，毛入学率处于50%～60%的国家有12个。也就是说，有64个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其中大部分为欧美国家。与此同时，有64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主要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60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处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主要为非洲和南亚国家，其中马拉维的毛入学率只有0.8%。[10]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必须基于传播对象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把握好国际传播的关键节点和度。

3.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发展重点和教育需求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还必须弄清楚国际传播对象国的教育政策、发展重点和教育需求，而教育政策、发展重点和教育需求往往又是与前文讲到的国际传播对象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世界各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看，实现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总体目标。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世界各国仍然在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接受高等教育逐渐变成一种基本需要；世界各国都在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使教育变成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构建时时学习、处处学习、人人学习的学习化社会；世界各国都在试图满足不同人的不同教育需求，为每个人打造量身定做的教育，实现教育的个性化。当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会由于基本国情的不同而表现出政策的差异；有的国家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需要逆流而动，如英国的“脱欧”和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对华教育打压等。

在发展重点方面，处在精英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会把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扩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作为发展重点，而且倾向于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相反，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特别是欧美澳传统高等教育强国更多地关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对外输出自己教育资源。这是就一般的趋势而言的，对于具体国家要做具体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必须基于传播对象国的教育政策、发展重点和教育需求，把握好国际传播的重点、途径和方法。

他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所谓他明，就是根据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对象的特点，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传播体系，有针对性、有效地开展国际传播，让他国听进去、听明白并乐于接受，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引导力。

1.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福柯表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11]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和叙事体系，更加充分和鲜明地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故事。

第一，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立场和文化自觉。世界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在各民族之外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世界。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的文化组成的，在各民族文化之外也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世界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五彩缤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越是民族的，就越应该推广到世界，将其发扬光大，因为民族的东西是可以对世界作出贡献的；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容易走向世界，越容易被世界所接受，因为民族的东西是他人所缺乏的。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出发，总结出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

第二，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需要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叙事体系。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世界上各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但是随着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增加，特别是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也逐渐形成一套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当我国尝试建构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时，不能排斥国际社会通行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相反要充分利用这些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解释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更容易被他国和民众理解、接受，提高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

第三，善于提出解决世界教育问题的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出题，中国解答”。这个世界体系也反映到教育界，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教育政策、教育交流都迄今无法彻底摆脱西方提出议题、中国跟进应对的局面，始终难以引领世界教育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增强，无论是教育理论界还是政府，不但要善于提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世界议题和世界方案，而且要善于提出解决世界教育问题的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引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实践的前沿。

2.打造一支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国际传播队伍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是通过人才完成的，因此，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际传播队伍，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的重要策略。

第一，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专业目录》教育学专业大类或一级学科下，增设教育国际传播专业或方向，培养专门化的教育国际传播人才。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需要大批的国际传播人才，但是现有的国际传播专业是在传播学大类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不培养专门的教育国际传播人才。在我国高度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下，没有专门的专业设置就无法培养一个领域的专门化人才。因此，建议教育学专业大类或一级学科下设置教育出版专业或方向，培养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基础和全球视野、能够熟练使用外语、掌握传播学和教育科学知识、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同时，鼓励高校利用主辅修制度、双学位制度，在相关专业跨学科培养教育国际传播人才。

第二，加强现有国际传播队伍的培训。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崭新但紧迫的使命，教育国际传播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就需要加强现有国际传播队伍的能力建设，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培训和研修活动。培训内容应该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与制度，外国历史、文化与制度，中外教育比较、国际组织与教育、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务等。培训的类型既包括管理干部的培训，也包括工作人员的培训；既包括有一定工作经验人员的培训，也包括新入职人员的培训；既包括综合性的培训，也包括专题性的培训。培训形式应该多种多样，包括高校进修、课程研修、专题讲座、课题研究、模拟实践、角色扮演、专业会议、国内实践锻炼、国外工作与实习、国际组织工作与实习等。

3.构建多元的国际传播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采用多样化的途径和方法，更需要做到一国一策，实现精准传播，提高传播效果。

第一，构建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国际传播体系。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多主体的协同配合。其中，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制定国际传播中长期规划，确定统筹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工作的专门机构，打造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品牌，通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平台宣介中国经验、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同时，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建立教育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的协调机制。高校荟萃着国际传播专业人才以及不同专业的专门人才，学术交流活动丰富，与国外人员往来密切，尤其是其非官方背景更有利于树立专业、客观、中立的形象，应该在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中发挥主体作用。另外，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团体是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我国应鼓励成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基金会，综合性或专题性的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公司，全国性、区域性或者行业性的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协会或者联盟，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双边或多边的交流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对外传播中国高等教育。

第二，采用多样化的国际传播途径和方法。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途径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常用的途径和方法还是传统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它们由于专业性而容易得到认可和接受，而且传播面广、时效性长。学术会议可以看作是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延伸，又由于人际之间的交流使得国际传播的效果更好。关于高等教育的影视作品由于其生动的形象或者翔实的记录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中一些艺术手法可以提高国际传播的感染力。各种各样的教育展由于其目的性和针对性强而受到欢迎，特别是针对一些疑问的现场解答可以帮助目标群体更好地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和高校。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不仅给人详细的讲解和讨论，而且通过参观、游览让人身在其中感受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还是教育本身，教育通过系统的课程、丰富的活动、多样的方法把相应的知识和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使其接受中国教育的价值观和方式，这也是各国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教育，既包括留学生教育，也包括跨境办学、孔子学院等。另外，人员交流、互联网等也都是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第三，一国一策精准传播。如前所述，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教育制度和发展水平各异、教育政策特别是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重点和需求各异，这就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通过多元途径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2]最终做到一国一策，实现国际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当然，中国高等教育对任何国家的传播目的，都是为了让受众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接受中国高等教育、喜欢中国高等教育，所谓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和一国一策，只是为了提高国际传播的效果在国际传播重点、途径和叙事方式方面的个性化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工程，而我们在这个方面才刚刚起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高等教育正逐步被国际教育界所认可，需要我们更加主动、真实、立体、全面地宣传和推广其背后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化实践，并在国际传播交流中不断兼收并蓄、自我创新，不断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传播艺术。（作者：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