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王朝统一与崛起时期的联盟安全经验与启示

内容提要：古代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原王朝的每次完全统一和成功崛起往往是基于对联盟体系的有效管理。中国疆域之内的部族、疆域之外的政权或行为体，均可能成为中原王朝每次崛起的强大阻力和安全威胁。为确立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权以及建立稳定而持久的朝贡体系，朝廷选择联合一部分盟友，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并且与之合作击败那些威胁中原的游牧部落或其他行为体。羁縻关系和宗属关系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中原与边疆政权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支持。与今天美国的基于价值观一元化的联盟体系不同，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政策是基于对道义原则的遵守，包括守信、慎战、强恕。它一方面恪守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承诺，另一方面对破坏区域和平的政权尽量不采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怀柔远人、弘扬道义，公平公正地调节周边政权之间的矛盾。在上述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朝廷会选择联合盟友消灭主要敌人。唐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建立了最为成功的联盟体系，具体表现为它与北方草原和朝鲜半岛各行为体之间确立了羁縻关系或宗属关系，保证了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类似地，其他几个主要王朝在崛起时期，也是通过联盟保证政权安全和实现统一，进而提升在体系中的地位，这大体上是一个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多数时期的规律。相对于研究美国的联盟体系，研究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联盟体系的管理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样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安全问题研究中，与联盟问题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关注美国。美国建立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联盟体系，其盟友遍布全球。但美国的联盟体系、运行规律及其安全经验，却不易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效仿，因为美国与其核心盟友的关系，大多是基于相近的亲缘关系、相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战略利益。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奠定了美国今天庞大的联盟体系的基础，而中国并没有复制这种经验的可能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和中国的先秦时期有大量的合纵连横的案例，因此成为联盟安全研究者偏爱的两个“富矿”。 相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与当代国际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异，近代的欧洲和先秦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霍布斯安全文化主导的两个体系，这与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安全规范差异很大。此外，这两个体系在大多数时间为多极争霸体系，它们不同于以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为中心的当代东亚国际体系，也不同于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国际体系。

联盟安全的研究者或许可以更多地关注秦朝统一之后的以中原农耕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东亚区域呈现出以中原农耕王朝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历史上，中原与游牧族群的斗争，与今天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外部环境形势有一定相似之处。已经有很多国内学者关注到了这一时期的中央政府处理与中国疆域内外的不同族群和各类行为体的关系的经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一、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崛起

探讨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成功崛起并总结其经验，对今天中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有重要帮助。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原农耕王朝的力量并不在整个东亚体系之内居于主导权 地位，例如西汉初年、晋朝时期、唐朝初年、宋朝时期以及明朝初年。有的中原王朝在与边疆族群的较量中失利，以至于被灭亡或者自身瓦解，如西晋、隋朝、北宋。不是每一个中原王朝在建立之后都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并最终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国家。研究相关历史并总结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更具现实启示意义。

历史上，中原农耕王朝曾经多次从弱小走向强大，崛起成为东亚体系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着政治主导权和文化繁荣。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的发展和崛起显得更为成功，确立了典型的朝贡体系。 有几个朝代由于政策和战略的失误，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崛起，不过接下来的朝代在吸取它们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成功崛起。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但是它的统治时间也较短。还有一些朝代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此本文暂不予关注，如宋朝、辽朝、金朝，它们都只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的一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一个政权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会面对来自其他政权的安全阻力。与之相同，在古代中原王朝崛起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面对来自边疆割据势力和本国周边强大行为体的安全阻力，这里主要指的是游牧部族。中原王朝能否成功崛起，除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朝廷能否成功地破坏和击败强大部族针对自己的联盟，同时有效管理好以自身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历史上，并不是每个王朝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并不是每个王朝最后都有机会获得东亚体系中的稳定而持久的主导地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现成功崛起的王朝均善于通过结盟来击溃主要对手，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反之，有的王朝不善于结盟，因此过快消耗了自身实力，导致了内部政治的不稳定，以致政权迅速垮台。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等级制概念，非常适用于描述古代中原王朝与东亚邻近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不过，历史上等级制的程度可能波动较大，中原王朝并不总是获得主导地位。多数时候，中原的崛起会得到周边政权的承认，它们在文化上、政治上会主动内附，最终与中原确立稳定的宗属关系甚至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政权不会自动承认中原的权威，而是企图挑战、阻止甚至取代其地位。例如，漠北和草原的游牧部落可能会直接挑战中原王朝，而弱小的王国或者族群可能寻求与其他行为体联合起来，对抗中原王朝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通过正确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才可以反击它们的图谋，成功实现崛起，并且维护多元一体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此外，虽然朝鲜半岛诸政权与中国保持了一千多年的最为典型的宗属关系，但实际上它与唐朝之后的每个统一王朝的宗属关系的建立过程都是充满波折的。

古代东亚体系和历史上其他区域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古代中原王朝的崛起过程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相比，是否具有特殊性？很多中外学者之所以加入这场辩论，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关乎世界秩序未来的变化方向。在美国学术界，韩裔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撰写了数篇文章，论证古代东亚的特殊性，他的很多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笔者认为，一方面，对东亚的研究必须从讨论东亚的一些经验特殊之处以及如何解释这些特殊之处开始，不应该将西方历史上的霸权争夺、尔虞我诈以及种族屠戮的经验套用在对中国的解释和预测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夸大东亚和中国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特殊之处，尤其是不应该忽视很多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特征。

事实上，东亚之所以与众不同，显然是因为统一的中国具有超大规模体量，使得邻国最终无法成功挑战中国的地位而选择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欧洲却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实力超群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原王朝在其崛起的每一个历史周期中未曾应对来自周边政权的挑战。当中原王朝尚未在区域体系中取得明显优势时，敌对与战争而非和平与朝贡才是主题。至少从这个视角来说，中原王朝崛起所面临的困难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和今天的美国相比，古代中原王朝在崛起过程中也需要管理复杂的联盟安全体系。

很多学者正在关注东亚和中国的特殊性，而本文更希望研究那些被忽视的贯穿于古今中外的普遍性。制衡与反制衡可能永远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主题，西方和东方、历史与当下均是如此。古代中原王朝的每次崛起都会导致它与周边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循环变化。在它取得主导地位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制衡逻辑支配这些行为体的行为； 但在它取得主导地位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更适合于解释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互动。 而东亚和中国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巨大体量，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擅于通过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体系软化周边行为体对自己的敌意，有助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关系的合法化。但我们不能只讨论道德和文化而忽略更为重要的安全和战略因素。

二、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安全——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我们研究中原王朝的内外安全战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选取有利于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普遍规律的案例，以便于更好地对今天有所启示。康灿雄认为，历史上，凡是中国强大的时期，东亚局势均处于稳定状态，而中国的弱小则会导致其他国家试图控制该地区。 他甚至预言，古代东亚长期持续和平的历史表明，“未来的东亚秩序很可能是非常和平的，中国的崛起将有利于亚洲的稳定与和平”。 必须指出的是，康灿雄所关注的中国并非从弱小走向强大的时期，而是中国已经成为区域体系内实力最强的行为体的时期。这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在崛起周期中的位置并不一致。今天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历代中原王朝在处于崛起阶段时，和其他部族或行为体的关系不一定是完全和平的，只有当它崛起成为无可争议的强大国家之后才会维持稳定的和平关系。边疆族群和周边行为体可能会在制衡与追随中原王朝之间作选择，当制衡不成功时，它们选择追随并且与朝廷进行反复博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也寻求美国这样的外部大国的安全保护。这种微妙的策略被许多学者称作“对冲”。 不过，我们又很难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任何概念和框架套用到古代的中国。

此外，我们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考察和比较，而不是把研究局限于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者局限于中原王朝与一部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些学者只考察了15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然后得出了古代东亚并没有持续的联盟和制衡现象的结论。 但这种观点仅仅涵盖了明清时期，而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统一时期。 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的历史，每当那时，中原王朝的崛起均遭受中国疆域内外的部族和行为体的阻力。此外，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只是试图涵盖中国中原王朝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关系，观点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即使在明清时期，朝鲜和日本也并不总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事实，那么它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理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应避免“选择偏见”。我们不应该为了自身的研究而带着导向性只选择有利于某个理论框架的历史事实。有的学者试图论证古代东亚是和平的，因此只选择了那些与中原农耕王朝未开战的行为体作为案例。同样地，也有学者试图把古代中国塑造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或者进攻性的政治帝国，因此只选择研究中原王朝在某个特殊时期与某个特殊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在其他时期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

为此，笔者提出四个假设，构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假设1：当中原王朝刚刚统一并由弱小走向强大时，大漠及草原的游牧族群、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朝鲜半岛上的王国可能会首先选择与中原对抗或者与之进行利益博弈，不一定立即确定稳定的等级关系。

绝大多数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文献都将朝贡关系看作是古代东亚体系的固有特征或者既定事实。但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力量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有时是强中心，有时是弱中心，有的时候东亚体系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权力中心。因此，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典型的、明确的等级制关系。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崛起时期，而不是鼎盛时期。

朝鲜半岛政权被认为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藩属，但是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即与之确立稳定的、等级制的宗属关系。例如，唐朝时期，新罗在尚未统一朝鲜半岛之前，曾经与唐朝结盟。但它统一半岛之后，因为领土问题和战后秩序问题，曾经与唐朝发生长达6年的战争，最终唐朝接受新罗的领土要求。在元朝将高丽王朝纳入其等级制体系的过程中，高丽王朝曾经予以抵制。明朝建立之后的最初20年，和高丽王朝的关系并不完全友好。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之后，它与明朝经过了数年博弈才建立了稳定的“事大”与“字小”的等级制关系。后金和清朝则是通过两次战争才与朝鲜王朝确立等级制关系，将近100年之后朝鲜才基本上认同清朝的政治主导地位。宋朝从未针对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施加强制性力量。但是宋朝和辽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宋朝并不曾统一整个中国，而且高丽王朝并不与宋朝接壤。 10世纪上半期，辽和高丽相继建立政权，高丽面临来自辽的军事威胁。宋朝建立之后，高丽希望通过与宋朝的政治关系制约来自辽的威胁。 高丽主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和自身的安全，并非都是出于文化上对宋朝的羡慕，文化只是次要原因。不过，10世纪末、11世纪初，辽对高丽发动三次战争，迫使高丽不再与宋朝保持实质性的政治等级关系。

假设2：中原王朝的崛起是一个等级权威提升的过程，它实现崛起的方式不仅仅是直接的武力征伐，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联盟体系来分化瓦解对手的制衡，以及塑造各个族群和周边政权对中原的政治认同。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东亚体系的中心地位是给定的。 但是，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每一个王朝最终都成功地获得了在东亚的主导权。有的王朝在与游牧部落或者其他农耕割据政权的较量中失败了，付出沉重代价甚至导致自身的崩溃。历史上，中原在回击游牧部族的进攻或者应对来自其他行为体的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很少采用纯粹的武力征伐的方式。成功的战略总是包括：联合盟友反击对手、在对手内部寻找盟友以及支持对朝廷友好的政治力量获得权力。这些战略的恰当使用，决定了这个统一王朝能否最终实现崛起并提升其在东亚体系中的等级权威（参见表1）。

回首各朝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被击溃之前，很少会真正臣服于中原朝廷；朝鲜半岛诸政权是否与中国确立稳定的、等级制的宗属关系，或者取决于它的地缘政治需要，或者取决于它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也可能取决于中原王朝对它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当然，中国历代王朝也可能主动地塑造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以确立宗属关系并保证其稳定发展。

假设3：羁縻制度和宗属关系的普遍确立是中原王朝的等级权威提升的重要标志，安全联盟是其重要内容。中原王朝的崛起就是其等级权威提升的过程，即更多的部族与中原王朝确立羁縻制度以及更多的周边政权与中国确立宗属关系的过程。朝贡、封贡、羁縻和宗属，是反映古代中原王朝与其他族群及周边政权关系的四个概念，也反映了等级程度的差异。

朝贡关系的指涉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后面三种关系。凡是曾经向中国进贡礼品或者派遣使者访问的行为体，都可以被称作是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双方并不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政治关系。  朝贡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存在等级关系，弱者可以向强者朝贡，强者也可以向弱者朝贡。

封贡关系指的是双方有一定政治往来，并且中原王朝给周边政权的领导者授予某种封号或者爵号。但是，封贡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较高的等级关系，不意味着这个政权真正承认中原王朝的权威，很多时候朝廷授予封号只是为了安抚这些政权。 例如，隋唐两朝曾经册封高句丽国王，但是双方实际上是对立关系。前面提到的高丽和宋朝的关系，也只是等级程度较低的封贡关系。明朝曾经册封蒙古诸部，但事实上明朝与它们大多时间处于交战状态。清朝皇帝曾经册封准噶尔汗国首领，但双方基本上处于交战关系。

羁縻是中原王朝处理与疆域内外的各个部族之间关系的一种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有所变化。朝廷在边疆地区设立羁縻州，册封其首领为官吏，对这个地区进行一定的政治控制，同时给予其自治的空间。羁縻关系是朝廷拓展统治范围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等级程度较高的关系，但是这些部族仍可能会发动叛乱。例如，唐朝时期，朝廷一般派遣官员协助治理被羁縻的族群。百济灭亡之后，唐朝设立熊津都督府，册封百济末代太子扶余隆为都督，归安东都护府管辖。类似的机构还有呼延都督府、瀚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等等。清朝时期，朝廷和被羁縻的对象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关系，例如蒙古和硕特部。要注意的是，羁縻关系不一定是中国内部的关系， 因为古代中国的疆域是不断变化的。羁縻关系促进了中国辽阔疆域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逐渐巩固，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扩展与辐射。

宗属关系是等级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礼仪的制度化最为完善。宗属关系和封贡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属国必须自愿忠诚于宗主国，并且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宗主国。与羁縻关系不同，宗主国拥有稳定的合法性权威，并且内化于属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从逻辑上看，属国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宗主国，宗主国也不会接受属国还有其他宗主国，否则就不是宗属关系。 同时，宗主国对属国提供一定的军事保护，防止其遭受外敌入侵。要注意的是，属国不同于藩部，前者地处中国疆域之外，后者地处中国疆域之内。 清朝区分了“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前者是中国的内属之地，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朝廷，后者位于国境之外，在政治上是尊卑关系。 本文所说的宗属关系指的是中国与属国或者与境外外藩的关系。

假设4：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安全体系基于一定的道义原则，即守信、慎战与强恕。

前三个假设主要讨论的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安全政策与当代西方国家之间的普遍性，而第四个假设讨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多数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道义原则，包括守信、慎战与强恕，至少后两者是西方国家一般不具备的。这一套道义原则是百家思想综合的产物，包括孔子的“慎战”、孟子的“义兵”和墨子的“非攻”。从我们稍后对唐朝成功崛起的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战争是建立内外政治秩序的最后选择，联盟本身是为了通过政治手段避免战争或者阻止对手发动战争，而不是像美国的联盟那样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维护霸权秩序为目的。守信有多重含义，不仅包括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包括对挑衅者的坚决回击；强恕即“勉力于恕道”，也就是宽仁之道、推己及人、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道义原则来规范自身，而不是要求其他部族和政权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不会以推广价值观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

三、实证分析：唐朝基于道义的联盟安全体系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它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并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个强盛的多民族王朝，建立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东亚安全体系。唐朝的成功崛起对于今天的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唐朝初期确立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

唐朝的疆域涵盖了长城南北的广阔土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进行有效统治。位于北方草原的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西北方向上的西突厥汗国和高昌国，最终都从割据政权成为唐朝多元一体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方向，不仅有高句丽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也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唐朝朝廷在消灭东突厥和高句丽这两个最主要的威胁之后，确立了在北方和西北的主导权，并且对高句丽主要故地进行有效的直接统治。

1.唐太宗和唐高宗经略北方草原——王霸兼用

在唐朝统一中国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突厥部族的力量比华夏政权更为强大。长期以来突厥的主要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防止中原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南北朝的最后一个阶段，经常被称为“后三国时代”，即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与南方的陈朝相对峙的时期。该时期也是突厥崛起的时期，552年，突厥统一漠北。此时，北周和北齐两个政权长年战争，面对统一而强盛的突厥，它们只能降尊临卑，争相倾尽府库贿赂突厥，并以“和亲”方式忍辱拉拢突厥。其结果是，突厥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将北周、北齐称作自己的“两儿”。577年，北周灭亡北齐，这是突厥最担心的事情。为遏制北周，突厥立即扶植了北齐王室的一员做傀儡皇帝，打着为北齐复国的旗号，进攻北周；北周被迫以“和亲”来平息突厥的进攻。581年，隋朝取代北周，并积极备战，以统一江南。这更加引发了突厥的恐慌，它立即从东北、正北和西北三个方向对隋朝进行大规模进攻。突厥还同时扶植北周、北齐残余力量，支持其进攻隋朝。但这次隋文帝不是采取贿赂政策，而是利用突厥内部可汗割据、彼此猜忌的弱点，采用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 的离间之计，使得突厥在583年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完全扭转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战略态势，最终使草原诸雄先后对隋朝朝廷表示臣服。在北方边疆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隋朝开启了统一全国的进程，最终于589年灭掉南方陈朝。

隋朝末年，起义和反叛此起彼伏，东突厥竭力支持各地的反隋力量，试图成为支配中原的霸主。当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和农民起义领袖，都纷纷向东突厥称臣纳贡，以寻求支持。东突厥并未直接出兵进攻隋朝，而是在幕后指挥中原各割据势力，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东突厥对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册”或“封”，最著名的有东突厥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册郭子和为“平杨可汗”， 还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前后共册封二十多人。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曾经向东突厥称臣。起兵之前，唐俭向李渊指出，“若外啸豪杰，北招戎狄”，则可以建立“汤武之业”。 谋臣刘文静也力劝李渊“与突厥连和”。 值得思考的是，隋朝灭亡后，东突厥迅速调整策略，从反隋改为复辟隋朝，试图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继续维持其仲裁者的地位。

617年，李渊刚刚起兵反隋的时候，东突厥给予大力军事援助和支持。始毕可汗甚至派遣骑兵帮助李渊夺取长安，并消灭了部分割据势力。然而，随着唐朝逐渐消灭割据势力并且即将统一中原，东突厥与唐朝的矛盾迅速增加。处罗可汗意识到自己的霸主地位即将受到威胁，曾经制订直接进攻唐朝的计划，并实施离间之计，但尚未执行就去世了。继承汗位的颉利可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与唐朝对抗，阻止其统一和崛起。622年，东突厥分兵三路，颉利亲率15万骑兵进攻唐朝，但却突然退兵。624年，颉利再次进攻唐朝，甚至逼近长安。李世民巧施离间计，使得颉利叔侄互相猜疑，遂退兵。625年和626年，颉利企图再次进攻唐朝，但计划失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从629年开始扭转战局，主动出兵进攻东突厥。630年，颉利被俘，东突厥灭亡。

唐朝之所以能够消灭东突厥，军事实力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在政治上采取了联盟策略。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 西突厥疆域曾到达里海，甚至曾经打败波斯。统叶护可汗试图消灭东突厥，重新统一大漠与草原。当时西突厥与唐朝的统治区域并不相接，但在打击东突厥的问题上，双方利益高度一致，这是620年双方建立军事同盟的基础。西突厥进攻东突厥的动机和意愿要强于唐朝，这个联盟更多的是西突厥有求于唐朝，西突厥奉唐朝为上国。621年，统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受到唐朝极高的礼遇，唐朝同意和亲。正是有了这个联盟，才使得东突厥不敢轻举妄动。唐朝以此为契机全力进取关东，打败了王世充、窦建德的割据势力。622年，颉利可汗率大军进攻唐朝，唐军难以抵御。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东突厥大军势不可当，但却突然遣使求和。有学者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很有可能是唐朝要求西突厥履行盟约并进攻东突厥的结果。 这个联盟的意义是重大的，使得东突厥在进攻唐朝时存在后顾之忧，有效阻止了其直接进攻唐朝。此外，628年，唐朝遣使与曾经臣附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建立联盟，以南北夹击东突厥。唐朝还得到了与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的支持。唐朝对东突厥的反攻，是建立在这些联盟基础之上的。

此外，唐朝并不仅仅与西突厥联盟，还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漠北除东突厥以外的几乎所有部落共同削弱东突厥。唐初漠北草原上有九个散居的部落，统称“漠北九姓”或“九姓铁勒”，以回纥为首。它们一直受到突厥的压迫。唐朝初年，东突厥在进攻唐朝的过程中越来越衰落，漠北九姓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其中回纥部是反抗东突厥的主力。“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 此外，曾经被东突厥奴役和压迫的奚、契丹等部落也转而支持唐朝。东突厥灭亡后，西突厥违反与唐朝之间的盟约，试图与唐朝争夺对漠北和西域地区的主导权。西突厥不仅想强迫漠北九姓臣服于自己，还试图将唐朝的势力从西域排挤出去，双方为争夺西域诸国展开拉锯战。639年，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企图迫使高昌放弃与唐朝的宗属关系而归顺自己，以便控制河西走廊。在西突厥的胁迫下，高昌向唐朝挑衅。为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唐朝决定反击，派遣吏部尚书候君集灭亡高昌。这样，唐朝与西突厥正式决裂，唐朝再次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铁勒各部和之前归顺唐朝的部分东突厥部落共同打击西突厥。同时，唐朝进行军事和外交努力，成功拉拢龟兹、于阗、疏勒和焉耆等国内附唐朝，安置安西四镇。唐朝对付西突厥主要采取的是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策略。在唐朝的政治攻势下，不仅漠北和西域的部落纷纷支持唐朝，西突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648年，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内属于唐，唐朝派他去招抚尚未服从的其他西突厥部落。唐高宗继位后，贺鲁反叛唐朝。655年开始，唐朝大将苏定方大败贺鲁，最终将其俘获。至此，西突厥灭亡。唐朝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被游牧部落威胁的问题。

可以看出，东突厥对唐朝的威胁直接关系到唐朝的存亡。唐朝打击东突厥主要采用的是军事手段，但如果没有西突厥的支持，很有可能622年东突厥的那次进攻会兵临长安城下。正是与西突厥的联盟缓解了唐朝的军事压力。比较而言，西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并不那么直接，唐朝打击西突厥主要采用的是政治手段，动员漠北各个部落反抗西突厥，并争夺和保护西域诸国。唐代太宗和高宗两朝对北方草原的经略体现了极高的战略谋划与政治智慧，是“王霸兼用”的出色实践者。

2.唐朝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道义担当

古代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诸政权长期保持典型的朝贡关系或宗属关系。朝贡关系与宗属关系有所不同，后者是更为高级的双边关系，朝鲜半岛诸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事大”关系是经过反复博弈而生成的，历代王朝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承担一定责任。隋朝及唐朝初年，位于中国东北的割据政权高句丽是唐朝的重要安全威胁之一，它的势力一度扩展到朝鲜半岛，后来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结盟，灭亡了高句丽，进而对东北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在南北朝末期，高句丽曾试图阻止中原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与东突厥一样，高句丽非常愿意中原维持分裂状态。因此，北齐灭亡后，高句丽平原王高汤曾试图援助北齐的残余势力高保宁。隋朝建立后，高句丽担忧自己可能遭到进攻，于是一直试图联合东突厥、契丹、靺鞨以及陈朝的残余势力建立一个对抗隋朝的同盟。隋炀帝曾警告高句丽，“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但隋炀帝三次攻打高句丽婴阳王，结果都失败了，甚至导致隋朝灭亡。

很多人认为，唐太宗延续了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其征伐和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一贯的。但事实上，唐初在对待高句丽的问题上一直非常审慎，并没有一个一定要灭亡高句丽的明确战略。有人认为，唐朝征讨高句丽是要收复辽东领土。 这种观点认为，平定高句丽这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唐朝建立之后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这是因为，辽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战国时的燕国已经在这里设郡，秦汉承袭不变。此外，高句丽的主体民族扶余人、濊貊人均发源于中国东北。不过，唐朝初年专注于发展经济，并没有将灭亡高句丽作为要务，在民族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温和与团结的政策。在唐太宗看来，只要高句丽这个边缘的“夷狄”政权安分守己，对中原皇帝表示尊敬，至少不直接挑衅，他就可以“独爱之如一”，没有征讨它的必要。后来唐太宗在讨伐高句丽的诏书中，也并没有以领土问题作为理由。 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太宗的目的是要一雪前朝之耻，依据是唐太宗所说的“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但是这句话是否是唐朝攻打高句丽的真实动机则值得怀疑。因为隋朝与唐朝是前后两个不同的政权，隋朝的国耻不会影响唐朝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当时的普遍认知是，隋炀帝攻打高句丽的战略是错误的，它使得隋朝过度消耗国力以致灭亡，唐朝没有必要重蹈覆辙。事实上，唐朝建立后，高句丽和中原的关系本来完全有机会和平发展。荣留王高建武继承高句丽王位，正好是在唐朝建立的前一年。历史记载，他对唐朝奉行臣服进贡政策，并且请唐颁历。唐高祖则表示愿意与之恢复关系，承认现状。唐高祖册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且赐书表示两国应该和解：“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 唐高祖对荣留王的恭顺态度非常满意，甚至直接说：“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 意思是说，只要高句丽保证不再损害中原的安全，唐朝不在意是否与它保持君臣名分。唐太宗即位后，用了三年时间于630年将东突厥灭亡，在此之前，唐朝与高句丽关系比较密切，此后，高句丽感到紧张并且停止了朝贡。 尽管如此，直到贞观十六年（642年）之前，双方基本没有发生冲突。

642年，高句丽内部发生重大事变，高句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 杀死荣留王，之后立傀儡王，自己独揽全国军政大权。这成为高句丽与唐朝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唐太宗对泉盖苏文弑君的行为非常愤怒，他谴责说：“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 不过，这还不能被认为是唐太宗攻打高句丽的原因。唐太宗一直在深刻反省隋炀帝黩武亡国的原因，深知讨伐高句丽事关重大，当时唐朝经济尚未完全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征讨并非易事。因此，他仅仅是以谴责为主，并没有下决心介入高句丽内部政治。此外，泉盖苏文尽管野蛮镇压国内反对者，但在表面上对唐朝还是比较恭顺的，没有直接威胁到唐朝安全。其中一个事例是，643年，唐太宗否决了有的大臣提出的对高句丽增加军事压力的建议。

真正导致唐朝下决心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是唐朝希望维护自己在东北亚的权威与战略信誉。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全心全意支持唐朝，因此唐朝必须保护新罗的安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信誉。半岛上的另外一个政权百济，也一直非常尊敬唐朝，但唐朝与百济的关系并不像和新罗那样亲密。百济过去曾经与新罗联合攻打高句丽，但后来新罗趁机攻占了百济的土地，使得双方世仇难解。长期以来，唐朝一直以一种公正的姿态来处理三方之间的纷争，尽量不偏袒任何一方，一开始很有效果，但后来，三方征战越来越激烈，高句丽成功拉拢了百济，双方共同反对新罗，甚至，泉盖苏文政变后的一个重要外交转向，就是迅速联合日本以共同对付新罗，这引发了唐朝的不安。 显然高句丽是想与百济、日本联盟，消灭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 新罗是唐朝的重要盟友，如果它被高句丽消灭，那么将会严重破坏唐朝主导的东北亚秩序；如果唐朝坐视新罗被消灭，将会大大损害唐朝的战略信誉与形象，那样不仅损害唐朝在半岛的利益，还会使得唐朝威信扫地，进而影响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因此，唐朝必须为新罗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没有选择，必须考虑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即使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唐太宗依然非常谨慎，不愿意直接出兵。他先是调停，之后又打算令契丹、靺鞨协助骚扰高句丽，以缓解新罗的压力。 在这两项策略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他才于645年决定直接出兵，以“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尽管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结果并不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它就是失败的。第一，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的教训，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制订长期计划逐渐蚕食高句丽。通过这次战争，唐朝毕竟收复了大片土地，为唐高宗时代灭亡这个割据政权做了准备。第二，这次战争最终导致唐朝改变了对百济的态度。长期以来，唐朝对新罗与百济之间的矛盾采取公正的调停态度，即使百济经常违背唐朝皇帝的圣谕坚持骚扰新罗，唐朝也并没有将百济视为敌人。但唐太宗攻打高句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使得百济更加放肆地进攻新罗。它认为唐朝没有能力对它作出任何惩罚，因此义慈王大举攻打新罗，占领四十余城，最终导致本来不愿意进攻百济的唐朝不得不对百济断然采取行动。唐太宗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先灭亡百济，然后开辟攻打高句丽的南线战场。唐高宗即位后，开始执行两线攻打高句丽的计划。652年以后，百济完全拒绝接受唐朝的调停，对新罗展开大规模的攻击，并在三年后与高句丽合作进攻新罗。时隔十年，唐朝再次进攻辽东。唐朝第二次攻打高句丽的直接原因和目的依然是要保护新罗，但当时唐朝并未作好进攻的准备。660年，百济义慈王投降，唐朝可以从水陆两个方向攻打高句丽，灭亡它仅仅是时间问题。666年，唐朝趁泉盖苏文三个儿子发生内讧之机，命令李勣 率领军队攻打高句丽。668年，高句丽王宣布投降，这个有着将近七百年历史的割据政权最终灭亡。

唐朝为新罗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坚守自己的承诺，完整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其结果是，唐朝有了更高的国际信誉，其影响已经大大超出朝鲜半岛的范围。倭国（日本） 曾经干预朝鲜半岛事务，支持百济和高句丽攻打新罗。660年，百济灭亡后，倭国也试图在百济扶植一个政权，与唐朝扶植的政权相对抗。但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时唐朝无意进攻日本，甚至可能希望争取日本，并向日本传递和平的信号，只是日本担心失去在半岛南部的利益，同时唐朝在南北两线进展缓慢，使得日本认为有插手的机会。 663年，以唐朝与新罗联军为一方，以倭国和百济亲倭分子的联军为另一方，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海战。唐朝大将刘仁轨以少胜多，全歼兵力、船只数倍于自己的倭国水军。这是东北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几乎所有政治行为体均卷入其中的战争。唐朝打败倭国、保护盟友，其结果是，倭国不仅没有继续与唐朝作对，双方关系反而更为友好，两国政治文化关系逐渐进入高峰。

（二）唐朝以开发包容态度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灭亡东、西突厥和高句丽，标志着唐朝基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但如何维持新的内外政治秩序，新的秩序以什么原则为基础，曾经长期困扰唐朝统治者。唐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两突厥灭亡后如何处理突厥遗民问题，在高句丽这个割据政权灭亡之后如何统治其故地，以及如何公正处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与百济遗民之间的关系。唐朝须保证勇猛凶悍的突厥人诚心拥护朝廷的统治秩序且不再成为边患，保证高句丽没有能力再次分裂出去，以及推动新罗国和百济遗民之间的和解并实现半岛的稳定。如果这个秩序缺乏包容性，那么极有可能会留下后患。与内政政策相一致，唐朝对待外族遗民采用了儒道结合的政策。儒家强调“以夏变夷”，道家则强调民族平等，即唐太宗宣称的对华夷“爱之如一”。总的看来，唐太宗时期和唐高宗前期维护东北亚秩序的努力是成功的。

1.妥善解决突厥遗民问题并吸纳突厥人才

唐朝打败了东突厥之后，如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以及安置数量庞大的突厥人，保证其以后不再成为唐朝的边患，这是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朝臣有如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多数人的意见，即强制迁徙：“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 不过，这种办法很有可能会有后患，即使突厥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原，其他游牧民族也可能会填补真空，继续骚扰唐朝边境。第二种是分而治之，即“分立酋长，领其部落”，“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籓臣，永保边塞。” 但这种办法，存在一定难度，当时唐朝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第三种，被唐太宗采纳的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效仿汉朝对匈奴的羁縻政策。温彦博出使突厥时曾经被扣押，对突厥人的生活习性有很深刻的了解。唐太宗支持温彦博的建议，并综合了其余意见。具体办法是，“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就这样，唐朝妥善安置了20万突厥人，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对于曾经坚决与唐朝作对的颉利可汗，唐朝也是赐以田宅，并授右卫大将军。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尽管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有部分突厥人不满，以致后来突厥再次复国，即所谓后突厥。但整体上看，这项政策在当时是最合适的。

西突厥灭亡后，唐朝也没有采取压迫政策，而是尊重西突厥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设立了昆陵都护府、濛池都护府。唐朝任命早已投降唐朝的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赐爵名兴昔亡可汗；任命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赐爵名继往绝可汗。这两个机构都是安西大都护府的下级机构，是典型的羁縻政策，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维护了国家的持久稳定与统一。

2.公正调解新罗百济矛盾

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过程中，唐朝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新罗和百济的宿怨。唐高祖年间，唐朝的基本政策是不干预和消极调停，到唐太宗时期变得积极起来。新罗曾经在与百济联合对付高句丽的过程中，趁百济不备侵占其大片土地，并杀死了来新罗讨还土地的百济国王，因此双方的积怨很难化解。早在7世纪30年代的善德女王时期，新罗就已经和唐朝成为政治同盟。而唐朝与百济的关系，则不如与新罗那样亲密。历史上，百济一直同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受中国江南文化影响比较深，和北朝政权联系不多。唐朝建立后，百济与唐朝的关系基本是友好的，唐高祖曾经调停新罗与百济的冲突，百济也表示服从。百济从来没有将唐朝看作敌人，它所谋求的利益仅仅限于半岛。更重要的是，百济与高句丽有世仇，所以唐朝也曾经争取百济，希望百济协助唐朝制约高句丽。 对于唐朝来说，让新罗与百济维持和平的关系有利于唐朝利益，这样可以共同对付高句丽。然而，由于双方宿怨太深，百济迫切要收复土地以报仇，因此经常对唐朝表里不一，暗中继续谋划进攻新罗，这使得唐朝非常为难。642年，后来成为新罗武烈王的金春秋来到唐朝，将新罗与唐朝的政治同盟升级为军事同盟，双方约定了彼此的责任义务关系。唐高宗即位后，新罗全面采取唐朝的政治制度。它进行内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加获得唐朝的信任，这一点非常明显。

不过，即使在新罗全面支持唐朝而百济拒绝接受唐朝停战要求的情况下，唐朝也没有完全偏袒新罗，没有采取双重标准。唐太宗和唐高宗非常理解百济的立场，并不是立即惩罚百济，而是给了其足够多的机会，不断进行劝说。唐朝一直坚持采取公平的态度来处理两国的矛盾。即使在646年、652年百济两度中断对唐朝的朝贡之后，唐朝也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惩罚。真正使得唐朝改变对百济态度的，是百济接受了高句丽的联盟要求，支持高句丽南下进攻新罗。显然，新罗是唐朝忠实的盟友，唐朝不能坐视新罗被消灭。这样，唐朝被迫下决心灭亡百济。尽管唐太宗晚年曾经制订过先灭亡百济、再灭亡高句丽的计划，但这毕竟不合义理，有损于唐朝的国际威望，因此唐太宗一直没有执行。可见，唐朝一直坚持公平的原则处理其他小国之间的分歧，这是典型的王道外交的表现，而非霸道。

即使在灭亡百济后，唐朝依然以一种公平的政策来对待百济遗民。唐朝从来没有直接占领百济的计划，与百济也无仇怨，所以唐朝希望建立一个羁縻政权，让百济人自治。更准确地说，是扶植一个亲唐政权，使得百济的国祚能够延续。唐朝选中了原百济太子扶余隆，并任命他为熊津都督府都督。而新罗当然不想看到百济复国，它希望吞并百济的土地，以占领朝鲜半岛的绝大部分土地。唐朝的做法是要求新罗文武王和百济的扶余隆进行会盟，希望新罗和百济实现和解，继续共同协作攻打高句丽。新罗迟迟不愿意按照唐朝的要求去做，因此当唐朝看出新罗有领土野心时，就对新罗施加压力，要求文武王与百济会盟，使得双方约定以后维持领土现状、永远不得相互侵略。当然，后来这个政策并不成功，因为它不能有效阻止新罗染指百济故地。唐朝灭亡高句丽后不久，新罗就使用武力完全占领了百济故地，并且控制了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唐朝默认既成事实，双方实现妥协。但是，唐朝始终坚持公正处理战后秩序，这个原则从未改变。

3.回纥成为唐朝在西北方向上的关键战略支持者

公平正义是唐朝主导的秩序的最基本原则，但只坚持这个原则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唐朝可以一视同仁地以公平的政策对待疆域之内的所有族群和疆域之外的所有政权，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都全心全意支持和服从唐朝，有的部落或政权总是要试图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疆总是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威胁唐朝的安全，甚至各种叛乱此起彼伏。历史事实表明，唐朝尽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能力依然有限，一旦同时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它可能会捉襟见肘。例如，670—676年，唐朝与东边的新罗和西边的吐蕃同时爆发了战争，这导致唐朝被迫转移部分兵力到西线，因此不得不顾全大局并对新罗的要求作出让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的政策是：寻找那些对自己友好的、有一定物质实力的部族或政权，让它们协助唐朝维护秩序，制约那些对唐朝不友好的部落或政权。

东突厥灭亡后，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依然很多，问题非常复杂，并且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唐朝为了有效地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选择了某些与唐朝关系较好的部落作为战略支持者，以分担自身的压力，对草原各部进行更好的管理。为此，唐朝选择了回纥作为其关键战略支持者，回纥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

唐朝首先在消灭薛延陀汗国的问题上得到了回纥的支持。如前所述，在消灭东突厥的过程中，唐朝曾与薛延陀结盟。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对唐朝处理东突厥的政策不满，因此与唐朝关系渐生裂痕。后来薛延陀攻打突厥人，唐朝表示谴责。双方矛盾最终不可调和，薛延陀全面采取反唐政策，唐太宗决定武力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回纥为唐朝提供了重要帮助。回纥本来是依附于薛延陀的一个部落，唐朝派遣使臣策动回纥反对薛延陀，并且成功说服了回纥首领药罗葛·吐迷度。回纥很快同意起兵协助唐朝，南北夹击大败薛延陀。回纥还说服了仆固、同罗等实力也很强大的部落对唐朝表示支持。 在漠北九姓的联合打击下，646年，薛延陀灭亡。之后，唐太宗在回纥生活的地区设立瀚海都督府，并册吐迷度为瀚海都督。这样，唐朝的统治范围覆盖了回纥地区。消灭薛延陀之后，唐太宗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决定铲除反唐的乙注车鼻可汗政权。唐高宗即位后，650年，联合回纥、仆固和同罗三部落，消灭了这个漠北地区与唐朝作对的最后一个政权。这样，唐朝的疆域在高宗时期达到其最大范围。回纥第三次协助唐朝维持在西北方向的秩序，是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651年，已经降唐并且被唐朝封为瑶池都督的阿史那贺鲁发动反唐叛乱。回纥首领药罗葛·婆闰亲率五大万军，协助唐朝征讨贺鲁，而当时唐朝仅出兵两万，足见回纥的作用之大。到了7世纪70年代，回纥不仅成为漠北九姓中最受唐朝支持的一部，而且成为维系唐朝在漠北主权和直接控制力的关键。

（三）盛唐时期对北方草原和东北疆域政治影响力的恢复

武周时期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很多失误，导致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翻盘。682年，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近亲阿史那骨笃禄反叛唐朝，并宣布重建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之后，两都护府逐渐形同虚设。唐中宗即位后，北疆草原地区已基本脱离了朝廷的有效管辖。696年，契丹的两位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因遭到唐朝将领的羞辱，挑起反对武周的叛乱。这次事件酿成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间接导致了粟末靺鞨的崛起。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今天的吉林敦化自立为“震国王”，即渤海国的前身。

唐玄宗执政后，在政治上着手对武周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弥合唐中宗时期的政治分裂，消除政治动荡。开元年间，君明臣贤，内政安定。在安全政策上，唐玄宗努力恢复朝廷的战略信誉，在北方草原以回纥为关键战略支持者，在东北方向则以新罗为关键战略支持者。

1.回纥帮助唐朝恢复对北方草原的政治控制力

默啜可汗时代，后突厥在漠北站稳脚跟，他把回纥视为主要对手。漠北九姓中，仆固、同罗等部被后突厥收买，而回纥则继续坚定地支持唐朝，并为唐朝多次北伐攻打后突厥提供大力支持。回纥对唐朝的忠诚是经得住考验的，因此唐朝一直对回纥备加关爱，其首领始终世袭瀚海都督。不过，在整个8世纪前叶，后突厥在漠北兴盛，而回纥始终备受压制。直到8世纪中叶后突厥衰落后，回纥才再次兴起。

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打败了后突厥主力，宣布建立回纥汗国。很快，唐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745年，骨力裴罗灭亡后突厥政权，回纥控制漠北及草原。回纥承认自己是唐朝下辖的地方政权，并且与朝廷保持良好关系。它对唐朝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出兵协助唐朝收复长安、平定河北，最终结束内乱。玄宗、肃宗、代宗一直对此感激不尽。唐玄宗说：“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 唐肃宗赞扬回纥太子：“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 回纥之所以坚定支持唐朝，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唐朝给予回纥的经济援助不计其数，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回纥士兵不仅洗劫了长安，而且趁机通过绢马贸易对唐朝进行勒索。正如白居易在《阴山道》诗中所描述：“……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但是，经济因素更多体现的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回纥的报答，却不能解释为何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里史书上没有唐朝和回纥之间发生战争的记载。回纥不仅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游牧政权那样试图侵犯中原，反而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稳定的关键帮手。这说明比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以来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相互信任。

2.唐朝在东北方向上寻找新的战略支持者

百济和高句丽灭亡后，唐朝的秩序设想本来是：在百济建立羁縻政权，设立熊津都督府，由亲唐的百济末代太子扶余隆担任都督；对于高句丽故地，唐朝希望效仿汉朝的统治方式，因此设立安东都护府。然而新罗却不支持唐朝的战后秩序构想，而是希望统治整个百济故地以及占领高句丽在半岛的土地。高句丽灭亡两年后的670年，唐朝和新罗就爆发了战争。但最终由于受到西北局势恶化的影响，唐朝无力击退新罗的进攻。新罗在取得大片土地后，主动向唐朝“谢罪”，因此得到了唐朝的原谅。唐朝默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土地的控制权，将安东都护府搬到辽东。这样，唐朝与新罗的疆域最终被划定，双方重新确立宗属关系。

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了“震国”，它选择臣服后突厥，并与新罗交好，逐渐占据了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大祚荣附属后突厥，后突厥一度要求渤海国向其缴纳赋税，并且派出吐屯 监领渤海。705年，“神龙政变”之后，唐中宗试图北伐后突厥，扩大在东北的影响力，并派使臣对大祚荣招安，不过大祚荣依然与后突厥保持臣属关系。有中国历史学者认为，粟末靺鞨对唐朝的态度，取决于唐与后突厥之间的力量消长，后突厥是妨碍其附唐的最大因素。而唐朝应对后突厥的关键在于争取奚和契丹两蕃的支持。 唐玄宗时期，后突厥的势力开始衰落，两蕃内附，后突厥势力逐渐退出东北，大祚荣不得不转向拥护唐朝。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成为其国号。渤海国从割据政权成为唐朝下辖的地方羁縻政权。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开始进行武力扩张，甚至挑战朝廷。722年，曾经臣服于后突厥的黑水靺鞨宣布依附唐朝。726年，唐玄宗设立黑水都督府，大武艺认为这是唐朝要和黑水靺鞨夹攻自己，于是派其弟大门艺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对此表示反对，最后不得不来到唐朝避难。大武艺指责朝廷包庇大门艺，并担心自己会遭到进攻。727年，大武艺试图与日本结盟以攻打新罗，并且策划联合契丹进攻唐朝，732年，渤海国水陆同时进攻唐朝辽东和山东地区。唐朝得到了新罗、室韦和黑水靺鞨的支持，它们协助唐朝进攻渤海国，这是东北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几乎所有政治行为体均卷入其中的战争。最后，大武艺被迫屈服，承诺不再对抗唐朝，双方关系终于恢复。之后将近二百年里，渤海国一直是唐朝的臣属，唐朝的实际影响力在东北方向得到大大拓展。

结语 

除了唐朝，在其他几个主要的王朝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历史事实，进而总结出纵贯中国历史多数时期的普遍规律。历代王朝在统一和崛起阶段的安全战略非常值得关注，它不同于以往研究朝贡关系的文献大多将中国的超强实力作为给定的背景。 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每次统一和崛起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游牧族群和周边政权的挑战，它们彼此结盟，企图阻止中国的完全统一，制衡和对抗中原王朝的崛起。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循环，在每一个周期中，中原王朝并非仅仅采用武力征伐的方式来击败对手，而是主要通过建立联盟体系来分化瓦解对手，以及塑造各个族群和周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即软硬实力兼用。

汉朝初建之时，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越国曾试图联合制衡汉朝的崛起。 在制定反击匈奴的战略之前，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凿空”西域，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和乌孙，以东西夹击匈奴。汉宣帝时期，乌孙感恩汉朝的诚意，在军事上为汉朝进攻匈奴提供支援，重创匈奴主力。最终乌孙“内附”汉朝，确立宗属关系，西域地区被纳入汉朝的统治范围。此外，西汉末年到东汉，内附中原的南匈奴一直是协助中原王朝抵御北匈奴的重要盟友。

明朝初年的战略是拉拢和诱降一部分蒙古贵族和部落，集中全力打击北元残余势力。明朝在建立之后的最初20年里，与逃往漠北的北元政权争夺对高丽政权的宗主权，最终确立了明朝在朝鲜半岛的政治秩序，朝鲜半岛对中国的“事大”政策维持了近五百年。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目的是广交朋友，避免树敌。北元分裂之后，明成祖对蒙古进行5次亲征，利用鞑靼、瓦剌两大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支持弱者，抑制强者，以维持明朝的主导地位。

类似地，清朝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遭遇到来自周边行为体的制衡，但最终与周边20个行为体确立了稳定的宗属关系。清朝初年，日本一些受到丰臣秀吉侵略理念影响的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沙俄帝国试图侵略中国，准噶尔汗国试图征服中国，二者相互利用。它们还与西藏的分裂主义者勾结。清朝朝廷则与蒙古和硕特汗国合作，采取“以蒙治藏”的羁縻政策，并且得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爱国力量的支持。 在平息一系列叛乱之后，清朝逐渐加强了对青海和西藏的直接控制，设置驻藏大臣。此外，在18世纪50年代，乾隆皇帝派兵灭亡准噶尔汗国，之后设置伊犁将军。以前遭受准噶尔奴役的各部落臣服清朝，清朝疆域达到其最为广袤的时期。

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古代中原王朝曾经被制衡，也很少关注中原王朝如何通过联盟瓦解制衡。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区域是当时已知世界的唯一中心；即使中原衰落和分裂之后，它很快会再次成为中心。 然而，他们均忽略了中原与游牧部落长期对抗的历史，忽视了中原王朝在崛起阶段的战略行为不同于崛起成功之后的行为。更确切地说，在与游牧族群的权力斗争中，中原农耕文明并不总是取得胜利，多数时间它面临着重大的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中原作为“中心”的地位也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汉朝建立之后用了80年时间才击败匈奴主力，基本实现崛起，之后又用了60年时间才最终将西域大片土地纳入直接统治；唐朝建立40年之后才击败东、西突厥，但突厥后来一度复国；明朝用了30多年迫使北元分裂，但后来也先和达延汗两次统一蒙古并雄踞漠北；清朝入关之后，用了110年的时间才完全统一草原和新疆并进行有效的治理。

古代中原王朝的崛起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崛起，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原王朝崛起的过程，是有越来越多的族群和政权与其建立等级制的宗属关系的过程。 历史上，不是每一个族群或政权都自愿、自动地与中原王朝建立宗属关系，某些周边政权要在与中原进行讨价还价和利益交换之后才会确立实质上的政治关系和等级制的宗属关系。 战争手段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成果并不显著，朝廷为了让更多的周边政权支持自己，须为这些部族或政权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以树立良好的信誉。在周边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原王朝会尽量公平地调解它们之间的冲突；在击溃对手的威胁之后，中原王朝会尽力妥善安排遗民。中原王朝虽然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仍然强调对其他族群的道德感化，通过坚持道义原则保持它们对朝廷的认同，以维护合法性权威。

研究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崛起阶段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更有启示意义，因为今天的中国处于崛起阶段且面临着来自其他力量的较大安全阻力。以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为代表的“内亚史观”与以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为代表的“新清史”不能正确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关系的历史全貌。所谓的农耕—游牧二元竞争关系，其实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因为每一次中原王朝统一和崛起之后，游牧社会一般最终会融入前者的统治之中。在古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和崛起的时期，朝鲜半岛的国家、中国东北的割据势力、草原上的部分部落、西域和新疆地区的部分城邦以及位于岭南的王国，凭借自己的特殊经济形态和战争工具优势，很有可能针对中原农耕地区采取制衡政策。中原王朝须先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反击。在这一期间，联盟政策对于中原农耕王朝缓解外部威胁、换取战略时间具有重要意义。一部分部族和周边政权愿意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并且双方确立安全上的责任义务关系。中原王朝完全崛起之后，很多部族会成为多元一体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强调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特殊性，但是就崛起时期的中国而言，它的战略行为和历史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普遍性。美国提升其等级权威并实现崛起的标志是，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联盟；古代中原王朝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标志是，与越来越多的周边政权提升关系水平，即从朝贡关系到封贡关系，最终到宗属关系。疆域之内的部族和疆域之外的政权要在与中原进行博弈之后才有可能与之确立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附属关系；朝廷为它们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这是宗属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关键。体系中的主导国家只有坚持某种道德原则，才能保持盟友或者属国对自己的认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权威。一旦不遵守道德原则，即使它有强大的实力，维持等级体系的成本也会大大上升。

不过，中国并非没有特殊性。古代中原王朝尊重周边政权的道德体系，这显然不同于热衷于搞“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国家。朝廷也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以渐进方式实现民族融合。朝廷对各部族和政权采取的各种政策，包括册封、征伐和妥协，都是以维护自身安全为最高原则和目的。但中国从来不输出意识形态，不要求其他行为体以接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作为保证其安全的条件。儒家倡导“内圣外王”，“修己”以“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朝鲜半岛、日本都是主动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中国则尊重它们的自主选择。尊重其他国家的价值选择其实是政治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中的最高道德，也是中国最明智的政策。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原则，可以概括为守信、慎战与强恕，其中后两者是美国的基于自由主义一元化的联盟所不具备的。（作者：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