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从铜顶尊跪坐人像看三星堆文化的发展特点

2021年，三星堆三号器物坑出土一件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26（《四川文物》2021年3期），是由铜尊与跪坐人像分别铸造后，再焊接为一体的（图一）。上部的大口铜尊高约0.55米，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多件形制和纹饰都较为类似的尊。但这件尊较为特殊，体现在为了与下部衔接，有意将圈足部分截短。虽然整器只有截断圈足的局部不至于影响全貌，但也说明了该器体现的仪式场景更为重要。

另外的特殊之处在于尊口、颈部装饰显得与众不同，常见的立于肩部的鸟形片状饰和肩、腹衔接处的兽头饰，被代之以相间分布的牛首和兽首龙形饰，其躯干及尾均反曲贴附于尊颈部。口沿内侧两根向上的小圆柱此前仅见于铜爵、斝等器物，不知该尊的柱上是否原有柱帽。

毫无疑问，该器因其特殊用途而被重新改装，后期修复过程中还需要特别关注是否存在将原有肩部装饰去除，重新进行二次补铸的迹象。下部的跪坐人像双手合握于胸前，面部特征同于此前发表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绝大部分人像和人头像。为了将人像与铜尊焊接在一起，除了圈足下附加一方形平板外，人像头部还有向上外侈的冠饰。跪坐人像连同顶部的平板高约0.6米。这种冠饰与三星堆二号坑铜神坛（K2③:296）兽形座上站立四人头戴的敞口方斗形帽有些相似，不同处是后者帽沿前方呈V形。它们应该都是为应和头部以上器物的重力，带来视觉上的稳定感与和谐感。仔细观察，该冠饰前部下沿稍有倾斜，左侧偏下，右侧偏上，虽不十分明显，但也暗示出除了平板以外，冠饰也有可能是为了焊接而后期专门制作的。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26，采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封二）

与前述三号坑出土的高达1.15米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相比，1986年在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则显得袖珍许多（图二）。该器通高仅有15.6厘米，下部是镂空花纹的喇叭形座，其上补铸一头上顶尊，双手向上捧尊的跪坐铜人（《三星堆祭祀坑》，第169、170页）。两件器物除了大小有别外，在显示出的装饰风格上也有不同。K2③:48铜人上身裸露，下身着裙，服饰简洁。而其上的大口尊在装饰上也明显有简化的倾向，如其颈部饰两周凸弦纹，腹部有前后两组对称目纹构成的简省兽面纹，肩部和圈足各有一周稀疏的圆圈纹。这种装饰纹样是不见于同形制大口尊的。虽然其他地区也发现了颈部饰两周凸弦纹的大口尊，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大口尊K1:163颈部也为两道凸弦纹，但其他与该件铜尊形制近同的大口尊颈部弦纹均为三周。

需要注意的是，尊口上接一喇叭形器，上端已残。发掘者和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其是尊盖，上部的钮残断了。铜尊在中原地区作为盛酒器，目前已经发表的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地出土该种形制的大口尊是不见有铜盖的。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K1:158、258）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和层层粘结在一起的铜箔饰件以及炭化物；二号坑出土的大口尊K2②:146内装有海贝及玉器，但所有三星堆器物坑内出土的单个大口尊均未见器盖。所以，K2③:48这件跪坐人像头顶上的尊若有盖便显得较为蹊跷。另外，该尊上的被称为盖的部分呈喇叭形，即口部外侈而中腰部位微向下凹弧，这与商系圆体盛酒器的器盖基本都向上弧拱明显不同。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其上连接的另一部件的“底座”。K2③:48的底座下有三个等距的小支钉，是否其下还有一底座，或整件器物都是焊接于另一大的器物上，或许还可以再做分析。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青铜器）》，图11，第51页）

这两件顶尊跪坐人像在制作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化融合现象。跪坐人像具有本地文化特色，而与上部铜尊形制相似者除了见于三星堆器物坑外，还在安徽六安，湖南华容、岳阳，湖北荆州、枣阳，陕西城固，重庆巫山等地有所发现。考虑到成都平原出现的铜大口尊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没有渊源可寻，所以学界向外追溯其源头是可信的。因为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大口尊存在多种形制，所以具体源头可能有多处。但就前述两件跪坐人像所顶尊的形制而言，更可能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因为长江中下游内部多个区域都与商文化存在直接或间接交流，所以具体生产K3QW:26上这种形制大口尊的区域还不好判断。

三星堆的顶尊跪坐人像在融合了外来因素后，表现出两种制作特点，其一，完全按照自身的需求统一设计、制作，这在K2③:48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当然整器的风格也就显得较为协调一致。从文化属性上将该器归入三星堆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其二，人像与铜尊分别制作后，按照需求再重新组装焊接为一体，也即三号坑出土K3QW:26。导致出现铜尊装饰得较为繁缛，而跪坐人像则稍显简洁，并且尊的圈足也被截断部分。所以，该件铜器虽然最终用途与K2③:48存在相似之处，但其来源和制作过程则可能较为复杂，其文化属性自然也要较前者复杂一些。

这两件顶尊跪坐人像都是表现正在进行中的献祭仪式，即虔诚地将尊及其内盛物品顶于头上向祖先神或其他神灵敬献礼物。三星堆器物坑内还出土多件表现祭祀场景的人像。铜神坛K2③:296这件器物是已发表资料中表现祭祀仪式最为复杂的一件（图三~五，详细文字介绍参见《三星堆祭祀坑》，第231~233页）。据发掘者介绍，该器由兽形座、立人座、山形座和盝顶建筑四部分组成。后孙华先生对此神坛进行复原研究，将立人座以上复原为三段式尊的形制，认为其上又有扣于尊口部的四面坡形盖子，盖顶有一跪坐人像。整个铜神坛表现的是巫师一类神职人员从地上升登天上去事神的过程（《文物》2010年1期）。这种复原方案很有道理，但还是要经过最后修复过程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神坛兽形座上站立四人，手中持藤状枝条。四人的V形帽顶上生出向上的片状人头像，附于尊圈足外侧。在相当于尊腹的四面中部各有一排跪坐人像，双手做持物状。尊肩部四角各立一鸟，残留的尊腹一面上部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应该四面均有同样的人像。与本文讨论的两件顶尊跪坐人像可能表现现实的祭祀场景不同，铜神坛是三星堆人群构想的复杂祭祀图景，这里有进行祭祀的神职人员，也有神兽、神鸟和人首鸟身神像等沟通天地的媒介。作为这件神坛重要组成部分的尊的形象也被神化，充当这复杂祭祀仪节中的重要载体。由此可见，铜大口尊在三星堆文化神权政治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铜神坛（K2③:296）的复制件（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青铜器）》，图172，第245页）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铜神坛（K2③:296）局部（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青铜器）》，图172-2，第247页）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铜神坛（K2③:296）局部（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青铜器）》，图172-1，第246页）

三星堆人群充分利用强大的对外贸易交流网络，采用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最高品级的物品强化和维持神权统治，此时的世俗权力还需隐匿于神权体系之下，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虽然三星堆人群因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但这是在以最极端的方式消耗生产力，自然也就不具有可持续的特点。随着三星堆祭祀区多座器物坑的埋藏，三星堆遗址衰落，金沙遗址成为成都平原的文明中心。金沙遗址发展的兴盛时期，神权色彩依旧较为浓厚，但是世俗权力却逐渐抬头，开启了向晚期巴蜀社会演进的历程。（作者:于孟洲 系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