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发言。本网记者 朱高磊/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科学证明了中华文明扎根中华大地的自本自根、连续发展的特质。
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的一统秩序，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标志。中华文明正是在创生连续不断、规模广大、团结一统的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创生着的文明体系和价值原理。连续性、规模性和一统性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质。
钱穆先生曾说：“希腊乃西方历史之播种者，中国乃东方历史之栽根者。播种者新种散布，旧种凋零。栽根者枝叶日茂，根盘日大。”西方文明尽管作为文明是连续的，但其文明的主体则早已散开，不再以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面目出现，而中国文明始终以连续发展的大一统政治体作为主体凝聚不散。政治一统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这是中西文明的核心差异。
所谓“大一统”，钱穆先生说，“吾所谓大一统者，乃由国家整部全体凝合而成一中心，与罗马帝国之由一中心放射而展扩及于四围者又不同。故罗马帝国之创建，由于‘向外征服’，而汉唐政府之完成，由于‘向内凝聚’”。“大一统”是国家全体围绕政治中心团结凝聚成为一体，是将满天星斗的多元文化和政治体，以“向内凝聚”的方式团结成为统一的更大规模的政治秩序。一统是多元团结为一体的秩序，多元意味着规模之大，一体意味着多元所达成的大规模的统一。因此，一统就是多种力量向内团结而成的一体性。一统的连续就是大规模团结而成的政治体的连续。
团结与征服不同，前者是向内的凝聚，后者是向外的扩张和征服，这是中西文明在政治统合上的不同。向外的征服当然是以利益的追求为动力，“向内凝聚”的团结一统则出自于应对某种跨地域、超族群的共同危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的需要中产生的团结，成为了一种共同理想，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人们的共同追求。团结一体共同应对危机，成为全体人民持续的共同价值。团结一体的“大一统”，成为了“上本天道，下符人心”的政治目标，成为了天道人心的价值内涵。
中华文明以广土众民的规模连续一统地发展至今，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文明的存续实际上是文明自身不断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过程。中华文明长期存续的生命力，就要从孕育这种历史主动性的基因中去寻找。
首先，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来自于“上本天道、下符人心”的人民至上价值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凝聚起规模广大的政治体，是由于其以代表天下全体生民的天的象征性权威赋予政治以正当性。天所象征的天下生民的全体性，成为了大一统政治的根据，而以天的全体性蕴含的大公至正的价值观和执中平衡的治理术，就成为政治的根本遵循。天的象征性权威塑造的政治共同体，以“大群一体”的价值超越于基于部分、基于集团、基于阶层的价值诉求之上。
“大群一体”的价值就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就是上本天道、下符人心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其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积极导引历史主动性的培育和发挥，始终引领政治新局面的开创。在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创新转化天道信仰，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进一步落实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用时代精神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其次，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通史”精神。对历史的重视是中华文明最为深厚的传统，“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构成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重要来源。“殷鉴不远、夏后之世”的兴亡之道、“百世可知”的损益之理，都是从变化中求常道、从历史中求理性，不同于希腊文明在变化之外求真理、在历史之上求本质。中华文明突出强调从实际中寻求实理的历史理性，希腊文明则突出强调探寻现象之后抽象本质的逻辑理性。通古今之变，就是从历史变化中寻求历史的贯通，从历史贯通中寻求历史的连续。历史连续的实质是文明主体由历史所形塑并在历史中不断生长的过程。因此，在中华文明中，“通古今之变”具有了一种“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以“通古今”的方式来“究天人”，从而达至可久可大、天人永续的超越性效果，这就是周易所谓“穷变通久”的道理。
中华文明从来不惧历史变化，而总是能够从历史变化中找到通达历史的力量，所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就是通过疏源浚流、源流互质的方式承弊通变，在历史困局中开辟历史新局，在历史危机中把握历史先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就内在于这种以“通古今”的方式“究天人”的通史精神中。通过这种通史精神，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凝聚不散。根据这种通史精神，历史是在完成不同阶段任务的前提下连续发展的，历史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奠定迈向未来的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不能相互否定，而是统一在民族复兴的完整事业当中，统一在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当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这种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正是新时代对中华文明通史精神的再次激活，也是中华文明通史精神的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正是积极发挥通史精神，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不断接续通达下去的历史进程。
最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来自于虚心实照、实事求是的中国哲学认识论。中国哲学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集中表达。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表明，它从来都不是历史的静观者，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哲学从不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化，用抽象价值来评判历史、拣选历史，执其一端否定其余。中国哲学强调“知行合一”，不仅意味着知是为了行，更意味着知从来都是行中之知，知也是一种行。中国哲学的这种精神，是一种实际哲学的精神。知行合一的基础是情理合一、事理合一，内在于情、内在于事的理，不是希腊式的超感性的理念。不过，不论是情理还是事理，也还都是一种理。理的存在，保证了实际哲学的精神，不是与教条主义、理性主义正相反对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虚心实照的实事求是精神。实际并不取消真际，而是以真际为导引的力量，更深入地投身现实。虚心实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是尽其量以包容整体、尽其量以见理的认识论，这就是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意义上的认识论。
正是这样一种实事求是、虚心实照的哲学精神，导引着中华文明能够摆脱形而上学态度，具体而现实地面对历史进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种哲学精神的现代形态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种哲学认识论同时是一种创造性实践，一种变化气质的实践，一种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实践。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学，一种具有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事融贯、形神兼备的历史哲学和实践哲学。
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重述了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从而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成为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激活与再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内涵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造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来自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导引，来自于通史精神中的历史主动性，来自于实事求是的哲学认识论，更来自于能够集中承担这三者的作为历史主体的政治担纲者，在古代中国是士君子集团，在现代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的强大。这种生命力是一种不断从历史困境中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一种将古老文明不断带入新境界、新状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既久且大。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把古老中国的连续性、规模性和一统性带入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铸就了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了一个新中华。（作者：张志强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