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的流行，产生了一个文化现象，即以一种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文化逻辑消解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它利用了现代文明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将现代文明本身变成了多元文明的一种，由此，各种前现代的地方性的文化传统，面对全球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便不再感到焦虑不安，按照一种价值多元论的文化立场，作为多元文明的一种，它们不仅取得了与现代文明同等的价值地位，而且还仿佛由此超越了现代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他者将现代文明本身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而自身不再受到批判和审查。

但是，恰恰在此，仅从文化逻辑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考察，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的思想贡献便显露出来了，它不仅主张文明的价值首先在于有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而且它自身以一种普遍文明的形态呈现出来。此前，各种文明形态则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地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自身是地方性的，而且排他性最终使其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

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文明的地方性特征所蕴含的矛盾和危机或许还不太明显，因为，地域的封闭足以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同时每一种地方性文明彼此之间的毁灭力也不够强大。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的多元性已不像它一眼看去那样美好，多元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毁灭的冲突难以避免的。这也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所向我们展现的世界图景，然而这一理论的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它所持有的那种本质上是多元主义的文明理论。

或许，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类彼此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了，因此，再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的时代那样人类更需要一种全球性质的普遍文明，它使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文化能够彼此尊重地共存，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走向融合和进步，而不因为彼此的差异而走向分裂、甚至对抗与冲突。事实上，现代文明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换言之，现代文明正是人类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第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文明形态，它的普遍性特征正是对它所置身的时代特征的反映。对此，我们看看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的那段经典论述，问题就十分清楚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由于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人们基于彼此之间所产生的普遍性的世界联系，对自身作为一个普遍的权利主体的普遍平等和自由的要求才会被提出来。

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是封闭性的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因而，人与人之间是差异化的，这不仅是就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彼此之间的民族与民族、部落与部落的关系而言，也是就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内部之中社群与社群、阶层与阶层的关系而言的。封闭的、狭隘的社会组织，造成了传统的固化的等级差异和对这种等级差异的顽固保持，只有普遍的交往才可能为冲破这种限制提供前提，从而，对普遍的权利平等与自由的要求得以产生，而这对应的正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有关全人类的普遍主义的文明理想才可能发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全人类”不再是一个生物学物种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人的个体性活动才第一次有可能和全人类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时候有关人类进步、人类解放的现代文明理想才可能被提出来，用处于普遍世界联系中的每一个自由个体的高度自由、自觉、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活动推动全人类的整体状况持续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理想，也就是个体的活动日益深刻地同整个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的独特生命活动的同时对社会进行塑造的人生理想。它的普遍主义的特点无疑是鲜明的。

因此，如果承认人类进入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时代不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且意味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更为丰富的质的提升，那么，在此背景下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思考就必须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也意味着，普遍性是在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能够加以更高设想的新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换言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人类新文明应该是更具普遍性、更有包容性的文明形态。它不仅应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进步和繁荣，而且还应当提供适应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文化的带有全球性质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将全体人类平等地、自由地包容在一起。

显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建立在某种主观观念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某种宗教理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洞察的基础上。需要和需要的扩大，以及为了满足需要和需要的扩大而来的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造成了世界不断地突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并不断走向融合。从而，随着交往的扩大，人类世界性交往关系的出现，第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文明形态也就是现代文明产生了出来，这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显然，在理论上我们就不能再诉诸某种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向各种本质上是前现代的地方性文化传统寻求解决现代文明内在矛盾与难题的方案；也不再诉诸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即通过消解一切积极的、建构性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文化方案。中国从其自身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作出自己应有的更大贡献，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应当首先是普遍主义的，坚持普遍性，尊重多样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尊重差异。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新文明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贡献的是世界方案，而不仅仅是中国方案。也就是说，它能够为人类在面对时代问题和挑战时所普遍接受。中国如能从其自身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中对这一目标有所实现，将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作者：聂敏里 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