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安全对话”的进展与限度

近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在美国特拉华州的拜登私人住宅举行。这是该机制第四次、也是拜登政府任内最后一次峰会。作为美国近年来编织同盟新网络以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四方安全对话”迄今取得了些许进展，也从根本上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

从进展看，“四方安全对话”在拜登政府任内实现了初步机制化，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乃至全球同盟网络的重要部分。“四方安全对话”的雏形始于2007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相关提议，后在特朗普政府诉诸所谓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受到美国重视，成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拜登政府执政后，更加重视通过同盟遏华，并在2021年将“四方安全对话”提升为最高领导人层级。与此同时，四国在外交、军事层面的互动也逐步机制化。在近日举行的第四次会晤中，针对“四方安全对话”能否撑过美国大选的记者提问，拜登声称，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四方安全对话”都将继续下去。印度总理莫迪对此予以重申，确定印度将于明年主办下次峰会。

▲“四方安全对话”（QUAD）召开期间美日印澳领导人合影。

随着机制化的推进，“四方安全对话”业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双边同盟关系之外的主要同盟网，与初步制度化的美日韩三边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AUKUS）、新近启动的美澳日菲合作（美国防部官员称之为SQUAD，即“小集团”），共同构成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核心支撑。从美国在全球层面搞同盟建设的既有进程看，“四方安全对话”作为唯一跨越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区域的小多边架构，其机制化发展为美国实施“离岸平衡”打压对手的惯有套路奠定了制度保障。加之“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届政府的重视，未来继续沿着机制化建设的方向推进，将是大概率事件。

“四方安全对话”的另一重要进展体现在利用诸多新安全议题实现四国各自利益方面。“四方安全对话”从其肇始就具有明显的安全色彩和“小圈子”意图，在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影响地区形势的新背景之下，四国近年来不仅重视通过该机制的传统军事安全合作，更显著加大了对新兴安全议题的关注。该机制2021年的第一次峰会关注处理气候危机、新兴科技和网络空间合作，提出建立“重大和新兴技术工作组”，在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技术等议题上相互合作；2022年峰会关注“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非法捕鱼”等议题；2023年峰会关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针对海底电缆连接和韧性的四方合作”。从美国角度看，这种聚焦新安全议题的套路有助于其包装“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性，淡化该机制搞“小圈子”、对华遏压这一本质上的对抗性。从四国角度看，在上述新议题上的合作，则可进一步推动彼此多领域的广泛融合和战略步调一致。

▲9月21日，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召开期间，拜登在似乎忘关麦的情况下，告诉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中国正在整个地区考验我们。”

“四方安全对话”面临的天然限制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四国利益和立场难以完全一致，此次特拉华峰会的联合声明虽然长篇大论，但仅能以温和措辞囊括四国在各自核心战略问题上的立场。面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当前全球热点，四国立场差异更大。美国国内多个政治力量激烈反对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厂的事件，美印围绕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分歧逐步凸现，都给这次峰会及其未来前景蒙上阴影。

在更为关键的对华问题上，“四方安全对话”虽然尽量维持一致性，但四国对华政策重点和需求显然难以同步。目前，四国的对华心态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阶段性“调试”。拜登在峰会中“忘记关麦克风”的插曲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其中折射的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引起关注。同时，四国都处于新的国内政治周期，美国大选结果更是难料。各方都在提前布局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能否持续呼应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这一“大局”，变数更大。四国出于主要战略关切而形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小圈子”，这是结“盟”收益的体现，但也给维系四方的复杂互动带来挑战。不断面临利益差异和立场分野的干扰，将是“同盟”管理的结构性难题。（作者：李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