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海研究

一、国际战略中心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2009年至2022年间，该中心在其官网共发布了107个与南海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鉴于南海局势在仲裁案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以2016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总结国际战略中心关于南海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借以管窥美国保守派智库对南海争端的看法。

（一）南海研究：2009—2016

南海问题在2009年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战略中心太多关注。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以及美国政府对该问题的重视，南海争端逐渐成为该中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成果内容来看，本阶段它的南海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解读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战略和目标

国际战略中心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分析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该中心对此问题大体有三点看法：无端指责中国的主张和行为是导致南海局势升温的主要原因；声称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会危及美国的利益；臆测中国的南海战略旨在控制南海海域和空域。

2.评论中菲和中越南海争端

在此轮南海局势升温过程中，中菲矛盾和中越矛盾是导致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也是国际战略中心关注的重点。虽然该中心号称中立智库，但从研究成果来看，在中菲争端上，国际战略中心完全偏向菲方，呼吁美国联合盟友支持仲裁案，并向中国施压。在中越争端上，国际战略中心背离中立原则，妄称中国侵犯越南海权。

3.分析中美东盟多边关系中的南海问题

国际战略中心通常并不把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孤立问题看待，更多地是将其置于美、中、东盟多边关系视角下研究。就美中关系而言，虽然该中心专家对中国的南海政策和实践存在诸多偏见，建议美国采取外交、军事、舆论、法律等多种措施向中国施压，然而该智库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南海问题只是美中众多双边关系问题中的一个，不希望两国因南海问题而发生正面对抗。在中国与东盟关系方面，国际战略中心指责中国试图以经济手段维持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分裂。在美国与东盟关系方面，国际战略中心主张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加大对菲、越的军事援助，增强其对抗中国的能力。

（二）南海研究：2017—2022

从2017年至2022年，国际战略中心共发布8个与南海问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18篇与南海相关的评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1.建议完善美国的南海政策

尽管导致南海争端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但局势已趋向缓和，建议特朗普政府改进美国的南海政策，并坚持如下原则：威慑与合作并举；定期执行“航行自由”和日常行动；扩展政策工具包，对参与“破坏稳定”活动的中国公司实施定向制裁；强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互动，以提高其抵抗中国“胁迫”的能力；继续在南海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立场。

2.建议美国强化与东盟国家关系，特别是加强美越的全面伙伴关系

国际战略中心的希莱特(Amy Searight)、波林(Gregory B. Poling)、希伯特(Murray Hiebert)等人多次建议加强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希莱特在特朗普上台初就向政府提出了处理东南亚关系的原则，在此后几年中，她也多次呼吁特朗普政府重视与东盟的关系。拜登执政后，波林、西蒙·特兰·哈德斯(Simon Tran Hudes)、安德烈卡·纳塔莱加瓦(Andreyka Natalegawa)、比奇·T.特兰(Bich T. Tran)、洪乐寿(Huong Le Thu)等人多次提出，美越伙伴关系不可或缺，拜登政府可以在加强与越南全面合作的同时，促使其不断改善人权状况。

3.渲染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威胁，从技术层面提出克制“灰色地带”策略

伊恩·威廉姆斯(Ian Williams)提出，美国的战略文化倾向于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鲜明的区分，但美国不能忽视中国对其他声索方所采用的“灰色地带”策略的有效性。美国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战略、培训和演习、技术创新来取得胜利。

二、国际战略中心关于南海问题研究的特点

通过统计和分析国际战略中心在2009年至 2022年间发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该中心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

在南海问题的研究上，国际战略中心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一方面，该中心能够将南海问题置于美中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该中心对南海争端的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也能快速反应，分析事件背后的动因和趋势。

（二）政策建议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和双标性

国际战略中心专家一方面声称美国的政策是致力于保持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却不断建议美国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大对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该中心专家所提建议明显具有双标性。比如，该中心专家对南海岛礁建设问题执行双重标准，对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岛礁建设视而不见，对中国的岛礁建设却口诛笔伐，横加指责。

（三）研究成果具有较强前瞻性和预测性

国际战略中心关于南海争端的预测主要集中于中国的态度。该中心通过广泛接触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外交人员、南海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其他会议中设置南海争端议题等方式，增强了预判的准确性。

（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客观性并存

国际战略中心的研究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该中心不仅强调所谓中国的行动导致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指责中国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而且多次提出联合盟友综合运用国际舆论、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向中国施压。虽然该中心专家也建议美国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但遏制中国的意图却是昭然若揭。同时，该中心对中越关系、南海争端升级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五）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具有较强一致性和连续性

尽管国际战略中心内部各位学者的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但学者关于南海争端的基本观点大体相同，能够就南海问题形成基础性共识。同时，该中心在三届总统任期内关于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三、国际战略中心对美国南海政策影响的评估

通过将国际战略中心的研究成果与美国南海政策实践比对，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它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从政策契合度、研究力量、影响渠道等多方面进行评估。

（一）政策建议与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立场相近

虽然国际战略中心在政治倾向性上与共和党政府的主张相近，但在南海问题上与两党政府政策的契合度都比较高，特别是对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影响力较为明显。奥巴马和拜登都比较重视智库的意见，吸收了大量智库学者进入政府。以国际战略中心为代表的中间偏强硬派，既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又不主张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认为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是明智和相对全面的，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因此，政府相对容易接受国际战略中心的建议。

（二）南海研究实力在美国智库中首屈一指

研究力量是产生政策影响力的基础。无论是从人员构成上看，还是从成果数量上看，国际战略中心在南海问题研究方面的实力都远超美国其他智库，是美国当之无愧的南海研究主阵地。该中心设立了“中国力量计划”“弗里曼中国研究”“聚焦南海”“东南亚研究”“南海国际会议”“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等一批与南海问题密切的研究项目，聚拢了诸如波林、葛莱仪(Bonnie S. Glaser)、鲍尔(Ernest Z. Bower)、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希伯特、胡珀(Mira Rapp-Hooper)等一批知名的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专家，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呈递给决策者

国际战略中心拥有阵容庞大的顾问和理事团队，与政府和国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际战略中心的专家不仅频频参加国会举办的南海问题听证会，而且还多次邀请国务院、国防部官员及国会议员参加该中心举办的南海问题年会，可以直接将建议传递给决策层。

（四）辩证看待国际战略中心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力

由于多方面原因所限，国际战略中心的一些建议并没有转变为美国的南海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该中心专家只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南海问题，并没有太多考虑其他声索方的利益，所提建议有些不切实际。此外，国际战略中心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程度不易量化。尽管智库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仍可以尝试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来大体确定智库的影响力。通过对智库实力和学者成果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判定在南海问题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是国际战略中心，在前五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中有三位来自该中心，分别为波林、葛莱仪、希伯特。

四、国际战略中心南海研究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目前，中国国际事务类智库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于有60余年历史的国际战略中心而言，中国此类智库还存在不足。通过分析该中心关于南海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影响力和研究特点，可以发现该智库确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一）完善智库运行机制，突出研究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为确保知识的独立性和特色，国际战略中心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包括该中心不持有任何特定立场，研究成果仅代表学者个人的观点；不从事游说活动；捐赠人或资助人不能预设结论也不能影响研究结果；讲席（Chair）资助人不能参与挑选学者；尽可能保持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尽管智库和智库学者自身有一定倾向性，但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智库研究成果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中国此类智库可以借鉴国际战略中心在保持学术独立性和运作机制方面的一些做法，尽快解决影响智库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学者创设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鼓励研究人员作出原创性、独立性分析，向主管单位或相关部门提供高质量的政策解决方案。

（二）加大政府与高校和半官方智库之间的交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

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国际战略中心储备了许多曾在国务院、国防部、国会及情报部门任职的官员，他们既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又有一线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熟知美国政府的决策程序，提出的政策建议比较务实可行。

鉴于中国目前的人事管理体制，应重点加大政府与高校和半官方智库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众多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交流，引导和利用高校的研究力量，对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相关部门也可以采用研究合同的方式，要求智库研究人员对其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作出及时分析，提交研究报告或简报，以供决策参考。

（三）注重多语言、多学科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

国际战略中心学者除精通英语外，大多还能熟练掌握一两门外语。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有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的国情较为了解。该中心的研究人员除采用社科研究中常用的文献分析、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等方法外，还采用田野调查、社会实验、数学与计算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事务类智库在招聘研究人员时，不仅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基本的外语和国际关系的学科背景，还需要招聘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形成研究合力。

（四）注重扩大公众的参与度

为充分了解社会各界对美国关注的各类政策问题的看法，国际战略中心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会员会议，广泛邀请政府及私营公司的决策者、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业领袖、前政府高官与智库专家进行对话和交流。通过会员活动，智库既可以了解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以及不同领域专家的观点，还可以传播自己的理念。同时，这些会议还是智库重要的筹款平台。

今后，国内智库应主动扩大“朋友圈”，吸引更多大型企业特别是有意拓展国际业务的企业参与讨论，了解它们的利益诉求与想法。此举既可使智库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也可获得企业更多的支持。（作者：庞卫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