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结构对国际组织决策偏好的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

内容摘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收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员工结构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产生正向影响。借款国国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越多，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的管理岗位的国民越多，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人数越多，在欧洲和西半球地区部门任职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更偏好于该国。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越多，借款国国民担任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时，常处于劣势地位。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提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以期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IMF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官僚机构，根据借款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借贷决定。IMF为面临外汇短缺、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提供贷款，旨在缩减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取有损本国及国际繁荣措施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在全球大变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IMF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质疑IMF贷款决策的公平性，指出借款国的经济状况仅是IMF贷款决策考量因素之一。IMF贷款决策更多受到地缘政治和人为因素的干预。一类文献聚焦大股东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尤其关注美国的影响。大股东通过对借款国实施较为温和的贷款条件，以换取对安理会的政治影响力。另一类文献聚焦高级别管理人员(如执行董事)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中层管理人员在IMF贷款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且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对于中层管理人员的关注度不够。因此，基于中层管理人员视角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管理层员工结构对IMF贷款决策偏好影响如何?不同层级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在不同地区任职的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影响如何?

本文研究发现，管理层人员结构会对IMF贷款决策偏好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高层级别管理人员，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中层级别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特别是，当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时，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相对于总裁和副总裁，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人数越多，IMF贷款决策更偏好于该国。借款国国民在欧洲和西半球地区部门任职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借款国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越多，且该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

一、IMF选拔任命机制及研究假设

1.1 IMF管理人员选拔任命机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年报》公布的机构组织图，IMF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会、部门负责人(地区部门、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辅助服务部门)。第一，总裁的选拔和任命。IMF决策机构以执行董事会与总裁为主。总裁是IMF工作人员的领导，同时担任执行董事会的主席；总裁由一位第一副总裁和三位副总裁协助。IMF总裁由执行董事会(简称执董会)遴选产生，但理事或执行董事不得兼任总裁，总裁任期五年，可连任。第二，执行董事的选拔与任命。IMF执行董事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每名董事均指定一名副执行董事，在其缺席时作为全权代表。目前，IMF的全部24个执行董事席位改为选举制，取消现有5个执行董事席位的提名制。IMF执行董事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讨论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对国家、地区和全球产生的影响，批准IMF为帮助成员国应对临时国际收支问题提供的融资，监督IMF的能力建设工作。第三，地区部门、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工作人员的任命。在执行董事会的监督之下，IMF的工作人员由总裁任命。在选聘工作人员时，IMF强调国际化的用人方针，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和录用人才。IMF致力于在工作人员地域、性别、教育背景和其他多样性特征方面实现成员国的广泛代表性。截至2019年4月30日，IMF工作人员来自147个国家(共189个成员国)。在2018年专业人员的所有外部聘用中，来自代表性不足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以及中东和北非)的人员聘用占比为29%。

1.2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文献有三支：第一支文献涉及IMF贷款发展历程讨论：第二支文献涉及大股东影响；第三支文献涉及人力资源。

(1)IMF贷款发展历程

IMF的设立起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职能随时间推移处于不断变化中。从历史上看，IMF贷款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暂时性作用。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处理二战后严重的“美元短缺”问题。该职能一直延续到1958年过渡为经常账户可兑换时结束。二是永久性职能。永久性职能是向面临国内或外部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IMF可以提供反周期融资。

IMF贷款作用紧随其职能变化而变化。当前，IMF不为特定项目提供贷款，而是向可能面临外汇短缺、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提供资金，以使其有时间调整经济政策和恢复经济增长，而不必采取破坏本国或其他成员国经济的行动。此外，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时，IMF也可以提供融资。IMF还向政策健全但可能仍存在一些脆弱性的国家提供预防性融资，帮助它们防范和抵御未来的危机。

(2)大股东影响

文献多聚焦于IMF大股东对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尤其集中探讨美国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美国在IMF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份额分布，美国仍将拥有17.4%的份额，16.47%的投票权；针对IMF需要有85%投票通过的重大事项，美国仍保持一票否决权。学者们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美国对IMF贷款决策偏好产生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发现，在联合国与美国投票一致的国家及美国盟友可以获得IMF更为慷慨的贷款和更宽松的条款。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条件性方面，与美国地缘政治联系紧密的国家，贷款条件性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偏低。第二，在贷款经济指标预测方面，IMF贷款似乎存在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IMF大股东可以赢得安理会投票成员的青睐。IMF采取一种“防御性预测”。这表现为，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投票立场一致的国家得到的通胀预测往往较低。第三，在批贷概率方面，IMF批贷概率随着各国作出的政治让步的增加而增加，政治让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立场与美国相似程度。与之相反，受到美国和国际机构制裁的国家往往不太可能获得IMF贷款。

(3)人力资源

基于人力资源视角的研究多聚焦于执董会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执董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成员国政府在执董会都有代表。研究发现，执董会对IMF贷款决策偏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执董会的一个职位可以使借款国的贷款金额增加约0.5%,还款金额增加约0.2%。

被授予高度自由裁量权的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一，在IMF工作人员任职的国民数量是IMF通过各种贷款类型向母国提供贷款的一个积极预测指标。第二，在IMF贷款决策中，条件性贷款协议在帮助IMF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层执行该机构的任务方面发挥多种作用。员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IMF贷款条件设定等方面，员工偏好对其影响较大。第三，IMF员工偏好会影响贷款的强制执行程度。在定期审查中，IMF工作人员负责评估贷款安排下国家的进展情况。由于不遵守规定而发布豁免或暂停项目的决定，完全基于工作人员和管理层对具体情况的主观评估。

梳理文献发现，关于人力资源视角研究IMF贷款影响因素的文献，多集中于执董会，对于其他类型员工(总裁/副总裁、地区部门主任、办公室主任和其他辅助部门主任)的关注度不够。中层管理人员在IMF贷款决策过程中起着基础且重要的作用。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影响如何?不同层级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在不同地区任职的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影响差异如何?这些议题都是现有文献未充分研究，但又亟待探讨的问题。

1.3研究假设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在组织治理体系中，IMF股东(成员国)是委托人，管理人员是代理人。在贷款决策中，管理人员被授予高度自由裁量权。在正常时期，IMF允许管理人员对贷款决策作出决定。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IMF管理人员可能不会那么坦率地评估借款国。在作出贷款决策时，管理人员会形成与IMF股东整体利益和贷款宗旨不相符的有偏决策。

(1)假设1

第一，在符合贷款审查流程之下，拥有高度自由裁量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会形成独立偏好。IMF工作人员在设计贷款条件、撰写监督报告、提供技术和政策建议方面，拥有知识优势和酌处权。IMF工作人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其对借款国可能履行其政策承诺的程度进行评估，非正式地制定政策。IMF资源分配是在既定规则和实践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管理人员被授予高度自由裁量权，若母国经济受到冲击、面临国际收支困难需要IMF贷款予以纾困时，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管理人员对母国获得贷款的概率、审批难度和金额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在IMF贷款决策中，管理人员可能会出于个人职业发展考虑，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晋升)的独立偏好。虽然没有正式规定，在IMF内部有一种隐含但普遍的观点，即IMF内部的晋升取决于大型贷款项目谈判的成败。若是母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需要从IMF贷款予以纾困，借款国国民对母国的情况更为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贷款项目进度和成败。同时，若是贷款失败影响管理人员在IMF的晋升前景，管理人员最可能重新回母国寻找新职位。从自身发展考虑，管理人员会作出偏好于母国的优惠贷款决策。因此，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对母国获得贷款的概率、审批难度和金额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IMF贷款决策带有系统的偏见，与IMF员工存在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更容易获得贷款。虽然国际组织管理人员属于国际公务员，其行为准则需要符合国际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标准。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一方面，IMF的大股东已在机构中建立各种控制机制，以确保员工行为反映大股东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优惠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IMF管理人员所持有的信念与借款国的重要经济决策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所驱动的。因此，IMF贷款决策其实带有系统偏见。当母国面临国际收支困难、需从IMF贷款予以纾困时，在符合贷款审批流程和规则的前提下，有高度自由裁量权的管理人员会制定出更有利于母国的贷款优惠政策。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人员在符合规定情况下，基于自身利益和母国利益考量，可能会做出更有利于母国的贷款安排。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a和假设1b。

假设1a:相对于没有国民担任管理人员的国家，当借款国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

假设1b: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管理人员人数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

借款流程包括“提出申请—讨论评估—审核决议”等手续。在借款国提出申请后，IMF将成立贷款援助工作人员小组。该小组会与借款国政府进行讨论，评估借款国经济状况及融资规模，并就借款国承诺采取的政策行动达成一致意见。其后这些政策条件通常以“意向书”的形式提交给IMF执行董事会做最后的决策。相对于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影响更大。

(2)假设2

第一，高层管理人员没有被给予足够的自主权来孤立地作出贷款决定。高层管理人员(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代表各自利益。当博弈无法达成一致时，往往会将权力下放。各方博弈之下，最终贷款决策往往会基于中层管理人员提出的方案进行决策。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贷款项目的调查和谈判最终有赖于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和判断。如果中层管理人员希望做出有利于母国的贷款决策，可以在贷款申请材料和谈判中增加有利于母国的有利信息，提高母国贷款获批的成功概率，增加获得优惠贷款条件的可能性。

第二，中层管理人员(特别是地区部门主任)负责更为具体的贷款审批和审查流程，其属于一线工作者，处于基层且重要的岗位。各区域部门会定期向其职责范围内的成员国派遣代表，收集实地信息，通过执行局向成员国报告。若地区部门主任的偏好与成员国的偏好不同，传递的贷款材料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会限制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和判断。尽管执董会的国家代表负责批准所有项目，但执董会只考虑那些中层管理人员设计并提交给他们的项目。若中层管理人员预期执行董事会有负面反应，其可拒绝提交批准。

第三，中层管理人员对执董会的运行至关重要。执董会在很大程度上以备忘录、职员所准备的文件为基础开展工作。中层管理人员与有兴趣从IMF借款的国家进行谈判，定期监督，准备所有借款国的报告。许多中层管理人员被定期派驻华盛顿之外，到与IMF有广泛业务往来的国家进行工作。如果借款国希望获得贷款资源，那么其会与IMF中层管理人员针对贷款安排进行谈判。在执董会批准后，贷款安排允许借款国按照具体的日程提取贷款资源。虽然中层管理人员在IMF贷款决策中没有最后决定权，但中层管理人员对贷款的审批和发放有着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寻求IMF贷款予以纾困时，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将对IMF贷款决策偏好产生较大影响。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高层级别管理人员，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中层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

二、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数据，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样本时间区间为2000-2021年，样本涵盖209个国家。选择该样本区间是因为2000年是从IMF资金安排监测(MONA)数据库中可获得的关于贷款信息的最早年份，2021年是可以搜集到的最新年份。

2.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IMF贷款。本文通过两个变量来度量借款国获得IMF贷款的情况：(1)贷款金额，采用第t年i国家从IMF获得贷款总额度量，单位为亿特别提款权(SDR);(2)贷款占比，采用第t年i国家从IMF获得的贷款总额占当年该国配额(Quota)比重度量。贷款数据来源于IMF资金安排监测(Monitoring of Fund Ar-rangements,MONA)数据库。

核心解释变量为管理层员工结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公布的机构组织图，IMF的管理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部门主任。本文将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定义为高层管理人员，各部门主任定义为中层管理人员，并选取如下四个变量度量管理层员工结构：(1)管理人员任职人数，采用第t年i国家国民在IMF任职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各部门主任人数的总数度量；(2)管理人员哑变量，若第t年i国家有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部门主任的职务，则赋值为1,否则为0;(3)高层管理人员，采用第t年i国家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人数的总数度量；(4)中层管理人员，采用第t年i国家国民在IMF担任各部门主任人数的总数度量。数据来源于IMF历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

控制变量如下。(1)GDP,采用第t年i国家的GDP增长率度量；(2)资本开放度，采用Chinn-Ito Index度量；(3)通货膨胀，采用第t年i国家的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年通货膨胀率度量；(4)Quota(配额),采用第t年i国家在IMF出资分摊额的比重度量。配额是指IMF从成员国的捐献中获得的财政资源，配额反映成员国在IMF的投票权；(5)商品贸易，采用第t年i国家的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度量；(6)总储备，采用第t年i国家的总储备占外债总额的比重度量；(7)短期外债，采用第t年i国家的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重度量。其中，GDP、通货膨胀、商品贸易、总储备、短期外债等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资本开放度数据来源于Menzie Chinn和Hiro Ito编制的资本开放度指数；Quota(配额)数据来源于IMF官方网站。

2.2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1)检验假设1a,即借款国是否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对母国获得贷款的影响。模型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Year表示年度固定效应；Country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管理人员哑变量(Manager_dummy;,)为核心解释变量，第t年i国家若有国民担任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各部门主任的职务，则赋值为1,否则为0。贷款(Loan;,)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两个指标进行度量。控制变量(Control;,)包含如下指标：GDP、资本开放度、通货膨胀、Quota、商品贸易、总储备和短期外债。

本文构建模型(2)检验假设1b,即分析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数量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在模型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Manager;)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第t年i国家的国民在IMF任职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各部门主任人数的总数进行度量。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

本文构建模型(3)检验假设2,分析不同职级管理人员对 IMF 贷款决策偏好影响的异质性。在模型中,管理人员职级(Manager_level.)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用高层管理人员数量(Manager_high.)和中层管理人员数量(Manager_middle;,)进行检验。其中,高层管理人员数量 ,采用第t年i国家国民在 IMF 担任总裁/副总裁、执行董事/副执行董事人数的总数度量。中层管理人员数量,采用第t年i国家国民在 IMF 担任各部门主任人数的总数度量。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

此外,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改变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滞后期处理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实证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1)贷款金额的均值为 2.07,最大值为 623.9,最小值为 0。这表明IMF对不同借款国的贷款规模存在较大差异。(2)贷款占比的均值为 0.121,最大值为12.77,最小值为 0。这表明 IMF 提供给借款国的平均贷款占其配额的比重为 12.1%。最大一笔贷款占其配额的比重达 1277%。这笔贷款发生于 2018年,借款国为阿根廷。(3)管理人员任职人数的均值为 0.36,最大值为 10.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 0.941。2000 至 2021 年间,担任管理人员职务超5 人以上的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4)管理人员哑变量的均值为0.212。这表明IMF 管理人员结构存在国别分布不均的特点,大量重要管理人员职务由少部分发达国家国民担任。(5)高层管理人员的均值为 0.25,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 0。最大值5出现在 2002 年和 2003 年。(6)中层管理人员的均值为 0.109,最大值为6,最小值为 0。中层管理人员最大值分别出现在6个年份。其中,英国分别有6位国民在 2007年、2008年、2012年和2014 年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美国有6位国民在2019 年和 2021 年在 IMF 担任中层管理人员。

3.2假设1a实证结果

表2报告借款国是否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对其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在第(1)至(3)列中，管理人员哑变量与贷款金额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4)至(6)列中，管理人员哑变量与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至少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表明，管理人员哑变量与借款国从IMF获得贷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a,相对于没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的借款国，当借款国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该国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金额，贷款占比越大。

3.3假设1b实证结果

表3报告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管理人员的数量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在第(1)至(3)列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贷款金额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4)至(6)列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至少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表明，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借款国从IMF获得贷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b,即当借款国国民在IMF任职人数越多，该国获得IMF的贷款金额越多，且贷款金额占配额的比重越大。

3.4假设2实证结果

表4报告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不同职级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在第(1)和(2)列中，检验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对该国获得IMF贷款的影响。高层管理人员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性水平上不显著。在第(3)至(4)列中，检验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对该国获得IMF贷款的影响。中层管理人员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的人数越多，该国获得贷款的金额越大，获得的贷款比重越高。实证结果支持本文假设2。

四、异质性检验

本部分将管理人员任职岗位和地区特征做异质性分析，以期深入分析管理人员结构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

4.1考虑中层管理人员

IMF中层管理部门涉及总裁办公室(知识管理组、内部审计办公室、投资办公室、风险管理办公室、预算与计划办公室、创新与变革办公室)、地区部门、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辅助服务部门。

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在贷款项目审批上拥有自主权，对贷款项目会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总裁办公室主任会影响贷款资源的总体分配和监督。例如，预算与计划办公室的职能包含为实现IMF战略制定中期预算，就各部门和办公室制订预算和工作规划发布指引、根据预算监测和控制支出等事宜。另一方面，地区部门主任负责贷款项目的设计，直接管理地区贷款事务。

地区部门主任的人事任命往往会影响地区贷款政策偏好。阿曼达·肯纳德(Amanda Ken-nard)和戴安娜·斯坦尼斯库(Diana Stanescu)发现IMF宣布新任命的地区部门主任具有信号效应，地区部门主任任命公告为未来政策的方向提供可信的信号。②例如，2014年，担任IMF欧洲部主任的雷扎·莫加丹(Reza Mogadam)意料之中地被设计希腊最初救助计划的设计师保罗·托马斯(Poul Thomsen)取代。该事件引发各方对IMF欧洲政策方向和欧洲经济状况的广泛猜测。

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辅助部门，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时，其对借款国获得IMF贷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本文将中层管理人员根据职级进行细分检验。

表5汇报实证结果。在第(1)和(6)列中，总裁办公室主任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2)和(7)列中，地区部门主任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3)至(5)列及第(8)至(10)列中，借款国国民担任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主任、辅助服务部门主任、信息与外联部门主任，其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当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的人数越多，该国可以从IMF获得贷款越多；但在职能和特殊服务部门、辅助服务部门、信息与外联部门担任主任，对借款国从IMF获得贷款的作用不大。

4.2考虑高层管理人员

IMF决策机构以总裁和执董会为主。执董会是IMF日常事务管理的重要决策机构。执董会对IMF及国际货币体系重大问题进行战略决策，管理日常事务并对内部运行进行监督。

总裁是重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在选举方面，IMF努力做到总裁人选具有地域代表性、选举过程民主透明。但是，其选举程序仍存在漏洞。有学者指出，总裁实质上是大国博弈的棋子，超级大国的意见在选举过程中发挥过多的作用。总裁人选是强国间相互妥协，而非全体成员方正式协商的结果。事实上，总裁头衔总是落在欧盟借款国所欣赏的候选人中。为了维持这种任命的“平衡”,副总裁按照惯例通常由美国人担任。

执行董事代表着国家。执董会有着不同的投票权，取决于其所代表的国家。从技术上来说执董会有权做其想做的事情，执董会能调整IMF职员的建议。研究发现IMF贷款和还款金额受到IMF执董会的强烈正向影响。一方面，执董会可以对条件性贷款协议指南产生影响。2002年，执行董事会批准新的《第三份条件性指南》以多种方式重申执董会在1968年、1979年所明确阐述的偏好。另一方面，执董会影响总裁选举。在总裁选举之初，IMF理事、成员方官员和执行董事们会事先进行非正式磋商。在候选人多于一个的情况下，执董会通过“非正式投票程序”来确定合适的候选人。

本文将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细分检验。表6汇报实证结果。在第(1)和(2)列中，总裁和副总裁任职人数对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3)列中，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任职人数对贷款金额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4)列中，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任职人数对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性水平上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有助于该国获得IMF贷款，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在于，总裁是大国博弈的结果，需要考虑多方利益。执董会作为最重要的决策机构，执行董事是直接对应各自负责的国家，政治偏好和立场更加清晰，在执董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可为借款国争取更多的贷款资源，从而影响IMF的贷款决策偏好。

4.3考虑地域异质性

地区部门是IMF核心运营部门。IMF将地区部门分为非洲部、亚太部、欧洲部、中东和中亚部、西半球部等部门。地区部门职能主要包括与借款国商讨贷款规划并监督这些规划的实施；当IMF不能单独满足借款国融资需求时，地区部门帮助进行一揽子融资安排；地区部门向管理层和执董会汇报与借款国的磋商情况，并接受其指导等内容。当前，在项目审核和评估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可预测性，IMF尚未开发出一种方法来系统地评估借款国在不同政治和制度环境下的项目前景。例如，克劳迪奥·洛瑟(Claudio Loser)于1994年至2002年担任西半球部主任时指出IMF“所有的决策分析都发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在2008年IMF改革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工具附加严格的资格标准，使得很多国家难以申请到贷款。

在不确定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双重影响下，地区部门主任对贷款项目评估、预测和决策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体现在IMF的条件性贷款协议上。例如，日本财务省官员指出，最近对希腊等西欧国家实施的一揽子方案似乎没有十多年前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实施的一揽子方案那么严格。再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MF对反周期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偏好，而不是在欧元区国家的项目中。此外，IMF对某一区域的政策偏好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在2011年底，IMF对欧元区国家(诸如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策出现急剧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洲部主任变更所致。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探讨地区部门主任任职情况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给出新的解释和分析。

本文将样本根据五个地区进行分组检验。表7汇报实证结果。在第(2)和(7)列的欧洲组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3)和(8)列的西半球组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至少太、中东和中亚组中,管理人员任职人数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之间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性水平上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来自非洲、亚太、中东和中亚地区,来自欧洲和西半球国家的国民在 IMF 任职人数越多,该国获得 IMF 贷款金额越多。

五、进一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本部分从与美国外交立场是否一致和经济援助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5.1考虑与美国外交立场是否一致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作为代理人的国际组织偏离了作为委托人的主要大国偏好时，主要大国会通过控制机制来控制国际组织。现有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美国会对IMF贷款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在IMF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盟友和在联合国与美国投票一致的国家往往能获得IMF更为慷慨的贷款和更为宽松的贷款条款。具体而言，第一，与美国外交联系紧密的国家，条件性贷款协议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偏低；特别是在联大投票选举之前，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的国家，收到IMF贷款的条件性贷款要求更少。第二，美国决策者利用其在IMF的影响力来追求美国的金融和外交政策目标，美国利益决定IMF附加条件协议的内容。第三，在贷款经济指标预测方面，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投票相似度高的国家往往能得到较低的通胀预测。美国会通过IMF贷款发放实现其向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购买选票”的目的。此外，美国对IMF贷款决策的影响有时也会受到IMF管理人员的反抗。例如，在1987年，在IMF任职37年之久的戴维·芬奇(C.David Finch)“突然辞职”,以抗议“其所认为的在对所提出的备用贷款安排的评估中的政治干预”。芬奇反对美国及其他债权国向IMF职员施压以弱化条件性贷款协议。

本文构建模型(4)检验与美外交立场一致及管理人员任职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在模型中，联大投票相似度(Vote_USA;)参考庞珣和王帅③的方法，采用第t年i国家在联大投票中与美国投票的立场相似度进行度量。该指标取值范围从0到1,数值越高表明该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越密切，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性越高。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模型(2)一致，不再赘述。管理人员哑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与模型(4)一致，受篇幅影响未列示。

表8汇报实证结果。在第(1)和(2)列中，联大投票相似度与贷款金额和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6.547和1.399。其中，贷款占比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时，该国能获得更多IMF贷款。在第(5)和(6)列中，联大投票相似度与管理人员任职人数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9)和(10)列中，联大投票相似度与管理人员哑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至少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表明，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越多，该国从IMF获得贷款越多。

5.2考虑经济援助关系

学者研究发现IMF不仅受美国和任职员工的影响，IMF前五大股东“G5”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也很重要。管理人员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受到IMF权力网络的限制，特别是在“G5”国家强大而统一的利益影响下。当贷款流向被IMF大股东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时，限制条件就不那么严格。当“G5”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利益强大且统一时，IMF贷款决策更密切地反映“G5”国家的偏好，各成员国和IMF管理人员的相对影响力也随之变化。例如，2011年，希腊获得IMF的财政援助是其配额的22倍，这是IMF历史上相对而言最大的一揽子计划。但在其后几年时间里，IMF曾威胁要切断对希腊的援助，除非希腊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谈判进行债务重组，IMF管理人员曾考虑过债务重组，但被欧盟成员国否决。

本文选取西方国家对借款国的援助金作为IMF大股东与借款国经济关系的代理变量，并构建模型(5)进行检验。模型中，DAC捐助国的双边援助(DAC),采用官方发展援助(ODA)或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的官方援助的净支出进行度量。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模型(2)一致。

表9汇报实证结果。在第(1)列中，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双边援助与贷款金额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借款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越好，该国获得IMF贷款金额越多。在第(3)列中，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双边援助与管理人员任职人数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5)列中，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双边援助与管理人员哑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借款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关系越好，且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

六、结论

本文手工收集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IMF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借款国有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且任职人数越多时，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异质性研究发现，相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特别是当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时，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相对担任总裁和副总裁，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人数越多，IMF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来自西半球和欧洲国家的国民在IMF任职人数越多，该国获得IMF贷款金额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且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人数越多，IMF贷款决策会越偏好于该国。当借款国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越多，且借款国国民在IMF担任管理人员人数越多，IMF贷款决策会越偏好于该国。（作者：陈胤默 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