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砖合作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启示

内容提要：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机制迈上了大金砖合作的新征程。相比以往，大金砖合作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和成效协同性方面呈现更加明显的内涵特征，并在理念、行动和制度上为金砖机制提供了应对集体行动难题的新方式。具体来说，自愿加入保障了大金砖合作理念的共融性，非正式对话提升了大金砖合作行动的灵活性，渐进扩员维持了大金砖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并且，大金砖合作统筹了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积极效应并避免消极效应，致力于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国际合作的代表性范例，大金砖合作实践已成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之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高盛公司时任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金砖四国”（BRICs）概念，强调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经济潜力。2006年，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标志着金砖机制的正式启动。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推动金砖机制升级至领导人峰会层次。2011年，金砖吸纳南非加入，实现首次扩员，并形成新的金砖机制（BRICS）。此后，随着机制内部治理结构和发展需求逐渐进入新阶段，金砖机制迎来了新的扩员窗口期。

在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金砖国家在汇聚共识的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扩员进程。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正式决定邀请埃及等国加入金砖机制。2024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和伊朗五国成为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并由此开启了“大金砖合作”的新征程。2024年6月，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机制的重要作用和扩员成果。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大金砖”要有大担当、大作为，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果，将金砖打造成基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这次会议发表的《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联合声明》为“大金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大金砖合作”实践正在持续推进，深入探讨“大金砖合作”的形成逻辑正当其时。为此，我们在分析“大金砖合作”内涵特征和梳理“大金砖合作”应对合作困境方式的基础上，讨论了“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理论带来的启示。

一、国际合作的集体行动难题

在国际合作研究中，集体行动难题受到广泛关注。20世纪60年代，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描述的“公地悲剧”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这一集体行动难题。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它在合理考虑自身利益及所面对的国际约束和机遇的基础上，作出有目的的决定。也就是说，国家在国际合作中主要考虑自身利益与目的的达成，这会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总体来看，合作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方法为理解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比较与权衡合作的成本与剩余，决定了合作剩余的大小，也决定了合作能否出现、能否持续、能否扩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一）合作成本与“搭便车”现象

合作成本是行为体开展合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搭便车”现象则是由于合作成本分摊不均而产生的典型问题。奥尔森认为，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理性的个体会倾向于不承担成本而坐享其成，这种行为被称为“搭便车”。奥尔森将合作理论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假设行为体会理性地权衡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在国际合作中，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个成员在获得利益时不能排除其他成员获得同样的利益，各成员有动机避免承担成本而坐享其成，国际合作往往因此而难以达成。

奥尔森进一步指出，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据此提出“集体规模悖论”。换言之，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大，集体行动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而在大规模的集团中，个体贡献与集体成果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模糊，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性。在国际合作中，特别是涉及众多国家的全球性问题上，这一悖论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国可能因为利益攸关而愿意承担更多责任，而小国则更容易采取“搭便车”策略。这种不均衡的成本分担不仅影响合作的效率，还可能导致合作的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团中的大成员可能因不满而减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最终导致国际合作的瓦解。

（二）合作收益与制度非中性

在国际合作中，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往往与国际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由于涉及合作成果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收益分配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本质上讲，合作的各方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当涉及成果分配时，则面临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是否公正的问题。制度非中性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换言之，制度反映了权力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权力关系和利益考量，因而对不同行为体具有不同影响。这一理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强调，制度不仅是约束行为的规则，更是塑造利益分配的重要机制。在国际关系领域，制度非中性主要体现在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成员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分布。

制度非中性对国际合作收益的分配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制度设计阶段，拥有更多资源和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制度框架并进行垄断，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其次，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解释权和操作空间，这种非中性将导致国际合作收益的不均等分配。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制度一经产生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处于制度框架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会发现自身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然而，非中性制度并非静态不变，国际环境变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都可能使国际制度变迁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金砖机制是对现行国际制度框架的有益补充。这种动态过程也反映了国际合作中权力、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为理解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三）国际合作中的公共产品赤字

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作用。1954年，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理论，并认为公共产品具有集体供给性、非分割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后来，该理论被应用于讨论国际关系中的集体合作问题。由于“搭便车”效应和制度非中性，国际合作中的公共产品赤字问题日益凸显。在国际社会中，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许多议题的应对措施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尽管所有国家都能从这些公共产品中受益，但每个国家都有理性自利的动机来减少自身在合作中的投入，并期待其他国家承担合作成本，从而形成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赤字”。

为顺应国际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创新制度设计并形成有效的制度激励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问题。在制度变革问题上，一种主张强调自下而上地建立差异化责任机制，通过“市场力量”将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即根据国家能力、意愿和受益程度分配责任，采用私有化产权制度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得到应用，例如据此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一种主张则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创造正面激励，例如将公共产品供给与其他利益挂钩，增加参与合作的吸引力。此外，声誉机制也可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在重复博弈中，国家可能出于维护长期声誉的考虑而选择合作，即使短期内可能承担较高成本。这些视角为分析“大金砖合作”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大金砖合作的内涵特征

在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机制成员数量从5个增加到10个。“大金砖”首先反映了这一变化，因而“大金砖”是相对于原来的“金砖五国”而言的。同时，金砖成员都是各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经济贸易、能源安全与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新一轮扩员后，“大金砖合作”的代表性更强，合作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展，合作程度也将进一步深化。总体来说，“大金砖合作”的内涵特征突出表现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与成效协同性三个方面。

（一）大金砖合作的成员差异性

成员差异性是大金砖合作所呈现的最为直观的特征之一。新一轮扩员后，金砖成员数量翻了一倍，10个成员涵盖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的重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宗教、国际诉求与影响力方面，它们各具特色，并由此导致了大金砖合作较为突出的差异性。

在经济社会与民生发展方面，“大金砖”成员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看，中国和印度已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66万亿美元，印度的GDP也达到3.57万亿美元，而埃塞俄比亚的GDP约为1597亿美元；2023年阿联酋的人均GDP达到5.19万美元，沙特阿拉伯为3.25万美元，而埃塞俄比亚则不足1511美元。从人口规模看，“大金砖”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的人口都达到14亿人以上，阿联酋的人口则不到1000万人。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上，社会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2022年3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全球排名分别为第17名、第40名和第56名。这表明，这些成员拥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水平。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全球排名为第176名，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面临更高的贫困率和教育普及不足的问题。这种成员间的总体发展水平差异，不仅决定了各自在金砖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决定了各自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推行时的优先事项。

在政治历史和文化宗教方面，“大金砖”成员之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印度实行议会制，政党政治和地方自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俄罗斯实行半总统制，总统权力较强，权力较为集中。而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则同为君主制国家，前者采取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而后者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国家权力相对分散。伊朗则以什叶派为主导，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制，伊斯兰教在其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其他成员的政治体制也各有特色。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各成员也有所不同。中国、埃及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曾是文明古国，具有悠久丰富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传统文化标识；其他各成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历史。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各成员也同样有着显著差异，比如印度主要信仰印度教、巴西主要信仰天主教，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主要信仰东正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的逊尼派与伊朗的什叶派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政治历史和文化宗教因素共同影响着金砖成员的政策制定、外交策略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立场和行动。

在国际诉求与影响力方面，各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政治外交领域来看，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巴西则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与德国和日本组成了“四国联盟”，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非、埃及与埃塞俄比亚都是非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寻求通过金砖平台为非洲国家发声，推动非洲一体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等国在海湾地区拥有较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在国际能源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经济领域来看，金砖国家各自产业发展位势、经济诉求也不相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互联互通。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关注提升自身在信息技术和服务领域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伊朗等资源型国家则需要降低对化石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巴西与埃塞俄比亚的出口以农产品和初级原料为主，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因此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二）大金砖合作的产业互补性

产业互补性是“大金砖合作”的重要基础，这一特征重点体现在成员间资源禀赋的独特分布和产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上。随着金砖国家的扩员，其产业互补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特性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将各自资源禀赋与能力优势转化为合作动力的机遇，更为深化大金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资源禀赋差异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和糖生产地，巴西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能够为其他成员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伊朗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依靠其天然气和石油的丰富储量，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南非、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向其他成员提供战略性矿产原料；中国和印度则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资源分布和产业优势使金砖成员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资源禀赋和能力优势的多样性不仅提高了“大金砖”内部供应链的灵活性，也为各成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合力和增强竞争力提供了条件。通过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发挥合作的“长板效应”，大金砖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拓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很多金砖成员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根据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阿联酋、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依次为第7名、第14名和第16名。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金砖国家产业优势的互补性为更大范围的金砖合作创造了新的基础。例如，巴西、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国能够依托金砖机制创造的良好政策环境更加便利地向中国供应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这些国家也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制造业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其国内市场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其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总之，金砖国家产业布局特点以及产业优势的互补性，使各成员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更大合力，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

（三）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

成效协同性是大金砖合作的重要特色和优势，它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与在政治上的联动效应。新一轮扩员后，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更加凸显。在经济上，随着成员数量从5个增加到10个，“大金砖”的市场规模显著扩大。目前，金砖国家的人口、国土面积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分别约为46%、35%和36%，在经济规模上超过了欧盟，也超过了七国集团。除此之外，成员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各成员经济贸易的发展，为成员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更大机遇。据中国海关统计，金砖扩员后的第一个季度，中国对其他9个金砖国家的进出口额达1.49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7%。具体而言，随着大金砖合作的启动与推进，诸如中国与印度等在技术产品与服务、工程建设与承包等领域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成员，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为其他成员的企业提供重要的市场拓展机会，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大金砖合作的规模效应在能源和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在能源储量规模上变得更大，能源产量也大幅增加。在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前10名的国家中，有5个国家为金砖成员。2023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前10名的国家中，金砖国家分别占了6席和5席。这无疑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地位。金砖扩员不仅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谈判地位和影响力，还为各成员提供了更多的合作选择和机遇。在开放性金融领域，金砖国家汇聚各成员以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成立了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应国际需求而产生，它的宗旨是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8月，新开发银行已批准了96个项目，总融资额达到328亿美元，帮助建设和升级17000公里的道路、1390公里的水道和运河以及820座桥梁，还获得了国际权威评级机构AA+级的评定，有力地支持了各成员以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大金砖合作的成效协同性还体现在政治领域。随着金砖成员的增多，金砖成员身份有助于各成员在各自地区及某些功能领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大金砖合作以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与共融的合作理念，能够在塑造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制度规范方面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例如，金砖成员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由众多能源型国家或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的国家构成，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相对较大，因此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议程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也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大金砖成员有义务也更有能力通过联合发声，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南方声音”。目前，金砖各成员已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合作意向，强化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中的话语权。

三、大金砖合作对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

新一轮扩员后，成员数量的增加对金砖机制来说既创造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潜在挑战。金砖机制内部可能会因扩员而面临集体行动难题，即各方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可能导致机制内部决策效率下降以及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但是，这一逻辑存在片面性。作为“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在评论金砖扩员时也指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将取决于其效率，而不是成员组成和规模。迈克尔·莱维（Michael Laver）也曾指出，“并非只有一条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道路，我们采用的方法取决于我们需要的物品的属性”。十多年来，金砖机制通过在理念、行动与机制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已逐渐探索出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

（一）自愿性加入与合作理念的共融性

在金砖机制扩员过程中，自愿性加入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指，成员基于自身意愿和利益考量主动申请加入合作机制。自愿的方式反映了成员对金砖机制的认同和期待。具体而言，有意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需要提出正式申请，经过现有成员的充分讨论并一致同意后才能加入。例如，2022年6月，阿根廷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经过一年多的讨论与考察，2023年8月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邀请阿根廷等六国加入。但在米莱总统上台后，阿根廷国内对于加入金砖机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最终决定不加入这一机制。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大金砖合作自愿性加入的特点。自愿性加入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融的合作理念，主要是因为它确保了新成员与原有成员在发展诉求和价值观念上的高度契合。只有那些认同金砖精神、认为加入该机制能够促进本国发展，同时也愿意维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家才会主动申请，并经现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后才能最终加入。

新成员加入的过程也是甄别志同道合的伙伴的过程，因而能够为成员之间的协调互进与合作共赢奠定共融的理念基础。这种理念上的共融反映了大金砖成员在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和发展理念上的高度一致。金砖成员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维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2009年，金砖国家建立了领导人会晤机制，此后每年都会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历年的峰会声明中，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应对气候变化等很多议题上都拥有一致的立场。2023年，金砖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并就共同关注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一致呼吁进行多边体系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提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格局中的权益。另外，共融的理念还有助于减少金砖内部分歧，提高决策效率，以增强集体行动能力。例如，2024年3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经过中国斡旋，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同时加入了金砖机制，充分反映了两国共融的合作理念。两国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面对动荡的国际能源市场，都具有通过多边合作平台追求共同利益以促进转型发展的需求。理念共融能促进战略互信的深化，推动金砖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范围内开展合作，从而提升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代表的国际影响力。

（二）非正式对话与合作行动的灵活性

非正式对话表现为金砖国家在机构设置上采用了较为松散、灵活的沟通机制，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制度化框架。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形态，但大金砖合作却具有比较成熟的机制化安排并不断加以完善。具体来说，金砖机制主要通过定期举行领导人正式会晤、部长级会议以及各种功能性工作组会议等形式运行。

目前，金砖机制形成了以国家领导人正式会晤为核心、超过30个部长级会议、超过60个工作组机制共同组成的定期会晤机制。由于组织形式的非正式性，大金砖合作中的具体行动，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各成员的需求，灵活调整合作的议程和方式，在不同议题上形成金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砖机制因应疫情变化，不断创新开展成员之间卫生合作的方式和机制，通过在政府、民间以及金融领域的合作来应对疫情。2022年3月，金砖国家在线上设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制订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并发布“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据有关统计，金砖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赠款和捐赠等方式共提供了10亿多剂疫苗，灵活的机制化方式助力金砖成员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灵活性的特点有助于机制在面对新挑战时保持活力，更好地协调成员利益，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灵活的实践基础。

大金砖合作延续了通过非正式对话提升合作行动灵活性的做法。首先，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常可以避免复杂的官僚决策程序，降低了大金砖合作的制度运行成本。从组织架构来看，金砖国家并未常设秘书处和委员会，而是在内部采用轮值主席国制度，每年由一个成员主要负责协调这一年的各项金砖活动。其次，大金砖合作对成员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参与。再次，大金砖合作强调通过对话进行协商合作，而非正式对话的方式则为成员提供了更多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有利于成员之间增进互信与理解。最后，作为非正式对话，大金砖合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平台，这一平台并不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因此，大金砖合作能够有效地规避权力和利益分配带来的潜在矛盾。不仅如此，大金砖合作还在保持整体框架稳定的同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

（三）渐进性扩员与合作机制的稳定性

大金砖合作的推进具有渐进性的特点，金砖机制在扩员过程中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方式来吸收新成员。渐进性扩员维护了金砖机制发展的稳定性，使其能够在扩员过程中保持合作精神、运作方式和决策机制的延续性。渐进性还有助于金砖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偏离原来的轨道，同时也为机制内的新、老成员提供了一个可预期的合作环境。由于成员对于大金砖合作的积极预期，渐进性扩员有利于推动大金砖合作的稳步发展。例如，作为金砖合作的重要成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也进行了多轮扩员，新开发银行在扩员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运营与发展势头，并逐步吸收新成员。截至2024年9月，孟加拉国、阿联酋、乌拉圭、埃及与阿尔及利亚已经作为新成员加入了金砖新开发银行，凸显了大金砖合作的吸引力与稳定性。渐进性扩员还有助于维护和增进大金砖成员之间的互信，促进长期合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大金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深化大金砖合作提供了稳固的制度基础。

渐进性扩员能够保障合作的稳定性，主要是因为它给予现有成员和潜在的新成员充分的时间来适应和融合。从扩员过程来看，老成员会倾向于在内部治理架构相对完善和稳定时再吸收新成员。对新成员来说，其在正式加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以非成员身份积极参与金砖机制的合作进程，实现从外围接触到正式加入的角色转变。这种方式既能确保新成员与金砖机制的合作理念和目标相契合，又能避免因大规模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内部失衡和协调困难。因此，它有助于维护大金砖合作的凝聚力和效率。早在2011年，金砖机制开启了首次扩员并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自2017年厦门峰会提出“金砖+”概念以来，金砖国家已经连续多年邀请非成员参与“金砖+”对话会，逐步加深合作。202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明确表示，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随后，经过深入评估和协商，金砖国家决定正式扩大成员范围，2023年8月，金砖国家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正式宣布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六国加入。最终，除阿根廷外的5个国家在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金砖机制。从以上的过程来看，本次扩员之前，金砖国家与本次加入的新成员已经在“金砖+”等框架下进行了多年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合作，为它们最终正式加入金砖机制奠定了重要的合作基础。

四、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的理论启示

作为新兴的国际合作范式，大金砖合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大金砖合作实践彰显了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从而为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说，大金砖合作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了合作动力；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巩固了合作基础。

（一）共同利益、包容利益与国际合作

长期以来，国际合作理论强调共同利益在促进国家间合作中的核心作用。而共同利益被认为是各国国家利益中存在共性与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二者共同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但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利益完全趋同和利益完全冲突的极端现象都极少存在，而大部分的互动关系都是既存在利益冲突又存在利益趋同的。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国际合作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金砖合作的事实表明，即使在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仍可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并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不断创造合作动力。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指出，由于利益冲突，博弈中的每一方必须与对方进行协同，否则只能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即使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行为体也具有合作空间。

在现实中，各国之间不仅具有共同利益，还存在包容利益。所谓包容利益，是指博弈的参与方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损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甚至有利于其他各方利益的实现，因而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合作中的利益契合不等于利益相同，因此合作各方能够“求同存异”。在大金砖合作中，各成员虽然在具体利益上存在差异，但在追求国际秩序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改革等方面的战略诉求上拥有契合点。因此，金砖国家在很多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例如共同倡导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这种“利益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与传统理论中对利益同质性的过度强调不同。大金砖国家通过灵活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的包容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平台。

包容利益的概念在大金砖合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国际合作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金砖合作表明，利益的异质性也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强调，国家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被构建和重塑。大金砖合作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新挖掘和协调利益的平台，使得原本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能够转化为合作的动力。例如，新开发银行的建立就是这种包容性利益的具体体现。传统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成员的偿还能力、项目盈利的潜力以及其他附加条件进行贷款，导致众多急需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贷款，形成了利益冲突，而新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不仅覆盖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反映了成员多样化的发展需求。2021年，新开发银行批准了巴西圣保罗州可持续恢复计划贷款，同时也支持了印度可再生能源项目，展示了金砖合作如何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国家间创造包容利益。这种动态的利益构建过程挑战了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静态理解，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

（二）积极效应、消极效应与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理论中，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概念对理解合作与冲突的动态至关重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倾向于强调合作带来的积极效应，如获得经济收益、提高政治影响等。然而，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如利益分配不均、主权让渡等问题。大金砖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通过在合作中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从而增强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

金砖合作为“通过合作来管理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种做法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间的权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大金砖合作表明，即使在有潜在竞争冲突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制度化合作来管理分歧，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来增加合作的可持续性。例如，尽管中印两国在领土和边境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在大金砖框架下保持了合作，共同推进实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2017年，金砖厦门峰会期间，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但因金砖峰会的召开，双边关系得到了缓和。在会议上，中印领导人就反恐等议题达成共识，体现了金砖机制在管控双边分歧方面的积极作用。金砖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合作提供了另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各成员在应对疫情的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仍然通过大金砖框架来协调抗疫行动，如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工作、建立金砖线上疫苗研发中心等。这些措施不仅避免了疫情带来更大的损失，还为大金砖合作创造了积极效应。

在重复博弈中，合作行为或利他行为是可以通过塑造形成的，行为体可以通过学习和适应来发展合作策略。大金砖合作正是这种动态学习过程的体现，各成员通过持续地互动和调整，逐步建立起了管理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有效机制。例如，大金砖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不公平问题时，不是采取对抗性的策略，而是通过构建新的金融机构来补充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就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这些机构不仅为各成员提供了额外的融资渠道，还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还为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如何设计能够自我调节和适应的合作机制，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积极效应的最大化和消极效应的最小化。

（三）自身发展、共同发展与国际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等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强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必须首先考虑自身安全和利益。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国家广泛追求自身利益，只要合作有助于增强自身实力，国家就会推动建立合作的制度，并以此来获取合作的收益。这种观点往往将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视为潜在的矛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越来越难以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现实。事实上，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体两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同，大金砖合作为理解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金砖合作强调以自身发展来促进各成员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一种协同发展的理念。当前，相互依存的世界使得各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国际合作不可避免。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认为，相互依赖意味着行为体的目标无法独立实现，只有与其他行为体合作才能够实现，否则所有行为体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大金砖合作的实践深化了这一理论，展示了在多元利益结构中如何推动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协同。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新开发银行迅速响应，设立了100亿美元的应急贷款额度，为成员提供紧急援助。这一举措在帮助各成员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强化了金砖国家整体应对疫情风险的能力。另一个典型案例是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2017年，金砖国家发布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金砖各成员的经济增长。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推进，既为各成员创造了数字产业的发展机遇，也提升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大金砖合作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实现了“1+1>2”的协同效应。

中国的发展观念也为分析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既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以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大金砖合作中，中国也秉承了这种发展观念，通过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作为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的国际角色。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与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例如，在2017年举行的厦门金砖峰会上，基于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提出并推动了“金砖+”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旨在通过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更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共同发展。通过“金砖+”合作模式，中国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其他金砖成员与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受益，从而实现了共同发展和进步。

 五、结语

长期以来，国际合作受到集体行动难题的困扰，国际公共产品赤字问题也因此普遍存在。大金砖合作通过塑造共融的合作理念，在行动上提供有效激励，并进行创新性制度设计，在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上探索出特色鲜明的“金砖方案”。大金砖合作的实践经验不仅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还为构建更具包容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大金砖合作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并展现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进行合作模式创新的现实背景。总体来看，大金砖合作的独特内涵主要体现在成员差异性、产业互补性和成效协同性方面。成员差异性为产业互补性带来契机，产业互补性推动成效协同性形成，三者共同构成了大金砖合作的动力基础。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体现了大金砖合作内涵的多样性，也凸显了金砖合作精神所蕴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产业的互补性为金砖成员间的互利共赢奠定了经济基础，成员间的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在金砖成员之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增强了大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竞争力。成效协同性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大金砖合作在经济上具有规模效应，在政治上能够产生联动效应，规模效应与联动效应的存在显著提升了大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大金砖合作的独特优势，为其能够有效应对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同时，通过在理念、行动和制度上的努力，大金砖合作找到了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具体来说，自愿性加入保证了新加入成员与原有成员在发展诉求和价值理念上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共融的大金砖合作理念。这为大金砖合作的行动开展打下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也为大金砖合作的机制运行提供了思想指引。非正式对话机制提升了大金砖合作行动的灵活性，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同时为成员提供了更多沟通与交流的机会，有利于增进金砖成员之间互信与理解。行动是观念的落脚点，共融的合作观念通过金砖的具体合作实践得以落实，合作机制也通过合作实践的反馈得以改进。渐进性扩员保障了大金砖机制的稳定性，渐进性的扩员过程给予现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充分的时间进行相互适应并融合，避免了因大规模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内部失衡和协调困难。理念与行动要发挥作用，就要有稳定的运行机制作为保障，金砖机制的制度安排为共融理念的落实与共同行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理念、行动和制度上的有机结合，使得大金砖合作能够保持其合作精神、核心理念、运作方式和决策机制的连续性发展和一致性认同。

最后，大金砖合作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合作动力。大金砖合作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中过度强调利益同质性的观点进行了有益补充，展示了在利益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构建有效合作机制的方式。包容利益的概念在大金砖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视角为国际合作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二，平衡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来增强合作可持续性，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大金砖合作提供了“通过合作来管理冲突”的合作新思路，启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集体进行自我调节和灵活适应现实的国际合作机制设计，以实现国际合作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和消极效应最小化。

第三，协调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不断巩固合作基础。大金砖合作强调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展示了如何在利益多元的国际体系中推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实现。协同发展的理念深化了国际合作理论，也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大金砖合作的实践不仅对成员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动力。未来，随着大金砖合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扩展，其有望成为推动形成更为均衡发展的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为塑造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周宜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