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权力转移下国际组织的调整：分析框架研究
摘要：随着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英、美等老牌大国的衰落，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面临着适应新的现实权力格局的压力。全球权力转移开始后，无论是新兴大国抑或既有大国都可能对国际机构的现状带来挑战。不同于大多数权力过渡和权力转移的理论假设，本文认为挑战者并非总通过权力议价来促成机构调整。挑战者仅在部分领域上如此操作，而在其他领域中还可以采用战略合作、言辞胁迫、原则说服等替代性策略。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权力转移下国际组织的调整，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将上述多种策略进行理论构建。首先，本文规定了权力议价、战略合作、言辞胁迫、原则说服作为机构调整中不同策略的各自概念。其次，本文阐明了挑战者选择特定策略的相应条件。再者，本文明确了挑战者通过特定策略实现机构调整的条件。最后，本文讨论了对未来国际秩序和全球权力转移管理的更广泛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将国际秩序与其所依靠的国际组织都置于亟需相应调整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既可能来自于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也可能源于美、英等老牌强国的衰弱。
由于国际机构基本不会自发地适应国际权力转移的调整，传统的权力过渡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PTTs）与最近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shift theories, PSTs）都简单地认为现有机制的挑战者——无论是新兴大国抑或既有大国——将总是诉诸权力议价（power bargaining）这一种方式促成机构调整。但本文认为这些挑战者使国际机构适应全球权力转移的策略各不相同，除权力议价外还有言辞胁迫（rhetorical coercion）、战略合作（strategic cooptation）与原则说服（principled persuasion）三种方式。并且，过往用于分析通过权力议价来促成机构调整可能性的影响因素（挑战者造成确切威胁的能力；挑战者在相关机构外的其他选择；挑战者从区域势力中获得的支持）也不适用于言辞胁迫、战略合作与原则说服。
因此，怎样明确认识挑战者采取的是何种策略来促成机构调整？挑战者选择特定策略的相应条件是什么？以及影响该特定策略促成机构调整可能性的因素是什么？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借鉴并超越传统权力过渡理论与近期权力转移理论，力图构建一个分析全球权力转移下国际组织调整的全面框架。
二、不同策略的使用
在详述四种不同政策的使用效果之前，本文先就分配式策略（distributive strategy）与整合式策略（integrative strategy）这一对概念做出了区分。在谈判中，分配式策略通过增加对方成本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整合式策略则通过揭示潜在收益的方式力图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两种策略各有优劣，实际中常常被综合运用。
其中，权力议价和言辞威胁属于分配式策略。前者是指挑战者在与国际组织谈判中以物质实力为基础威胁破坏机构现状，从而迫使机构妥协并接受他们的要求。这具体可表现为：违反机构规范、拖延或阻止机构决定、从机构中辞职、撤回对机构的支持以及建立竞争性机构，甚至可与对机构不满意的其他成员建立对抗联盟。后者则是使用指责性乃至羞辱性的言语，指出对方对外承诺与其实质行为间的差异，从而质疑了机构现状的合法性，也增加了对方继续维护虚伪形象的成本，迫使它们做出改变。
战略合作和原则说服则属于整合式策略。不同于分配式策略中通过对方的妥协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战略合作承诺进行利益交换以“收买”对方，从而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其常见方式为许诺对改革后的机构提供额外的人力财力支持，以及做出更多的政治承诺；原则说服则是从与对方拥有共同的规范与信念来论证自身诉求的合理性，因此进行满足自身诉求的调整将有助于提升机构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从而以此为共同利益吸引对方进行相应的改变。
三、不同策略的选择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行为人的假设，即挑战者会采取其认为最有可能以最低成本实现机构良性调整的策略，探求了挑战者选择四种特定策略的各自原因，并将之归纳于利益与权力两大集合中。
首先分析利益集合中影响挑战者策略选择的因素。通过对传统权力过渡理论与近期权力转移理论的借鉴与完善，本文认为在面对机构调整这一特定问题时，挑战者持有革命主义、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中的何种立场是影响挑战者与国际机构间利益格局的主要因素。采取革命主义立场的大国旨在对现有机制进行彻底变革，从而有效地排除后期变量；而采取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国家则是寻求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其区别在于前者有意对现有机构的基本原则进行重大调整，甚至是要改变其社会目的，后者却大致认同现有机构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只是寻求相对较小的体制调整。因此，革命主义与修正主义立场的挑战者更倾向于采取分配式策略，即权力议价与言辞胁迫，因为它们的利益与当前机构的利益相去甚远，几乎不可调和；而改良主义挑战者则可以选择战略合作、原则说服等整合式策略，这是因为它们与当前机构有许多的共同利益，进行权力议价或言辞胁迫不但没有必要，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分析权力集合中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挑战者是否拥有硬实力之外的软实力资源是其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其中，硬实力来源于挑战者的物质资源，如强大的经济与军队；软实力则源于挑战者在相关受众中的认知权威以及由此产生的说服这些受众的能力。本文认为，如果挑战者不能将自己的硬实力与相关软实力资源相结合，就只能通过权力议价和言辞胁迫的方式促成机构调整；而如果挑战者拥有相应的软实力资源，就可以诉诸战略合作与原则说服的途径。
四、不同策略的成功条件
在有限理性行为人的假设下，由于信息不全面的问题，行为人自认为的最优路径往往难以完美实现他预期的目标。反映在推动国际机构调整这一问题上，支配挑战者选择特定策略的条件与决定该策略能否如愿的条件并非完全吻合，因此有必要再进行单独的研究。本文共讨论了如下三组影响策略成功与否的条件：
第一是挑战者所使用的策略。如上文所述，分配式策略与整合式策略各有优劣，实际中往往采用“胡萝卜加大棒”这种综合运用的方式。首先是将权力议价与战略合作相结合，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分而治之”策略：挑战者先通过将一部分机构成员收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分化和削弱机构势力，再借助强化后的阵营实力逼迫机构剩余的成员接受它们的要求。此外，还可以将言辞胁迫与原则说服相结合，由此挑战者能够同时向机构表达自身的决心与克制：言辞上的胁迫迫使机构认真对待挑战的要求，借用对方的原则与规范进行说服则表明了自身无意进行更深远的体制改革。
第二是利益集合中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挑战者与国际机构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当修正主义立场的大国寻求机构调整时，利益分歧越大，越不利于挑战者通过权力议价或言辞胁迫的方式迫使对方妥协同意其要求；而如果是改良主义国家寻求机构调整时，共同利益的存在固然是战略合作与原则说服的基础，但过高的利益一致性却会让机构认为挑战者很可能更愿意接受现状而不是进行调整，从而也不利于达成机构调整的初衷。因此，本文认为机构与挑战者间中等程度的利益一致性是促成体制调整的最佳条件。这一方面既存在双方的共同利益，也让挑战者拥有推动机构变革的动力。
第三是权力集合中的影响因素。首先，根据传统权力过渡理论和近期权力转移理论，挑战者拥有必要的批判力量对机构调整的结果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如若挑战者能形成一个具有关键力量的国家联盟，则更易于促成机构的调整。此外，实现机构调整的权力还取决于挑战者选择采取的特定策略：成功的权力议价与战略合作需要有足够的硬实力作为后盾，相反，言辞胁迫与原则说服的成功则取决于其软实力的强度。
四、结语
本文认为，在全球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之后，对国际机构现状构成挑战的不仅有新兴大国，还包括既有大国。并且，在有限理性行为人的假设下，本文共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机构现状的挑战者并非总诉诸权力议价这一种策略，往往还可以选择言辞胁迫、战略合作和原则说服等其他分配式或整合式策略。
第二，挑战者选择不同策略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其在特定问题上的利益立场（修正派或改良派），还取决于挑战者是否只依赖硬实力达成目的，是否同时借助了软实力。因此，这种选择就不仅仅是由挑战者的硬实力（物质）资源所决定的，还会受他们在全球公民社会成员中的权威等软实力资源的影响。
第三，由于有限理性行为人的前提，挑战者根据自身利益立场和权力资源选择的策略不一定能实现其预期。因此，挑战者需要明确与机构间的利益一致性，最大效率地利用自身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禀赋，并综合使用不同的策略以促成机构的调整。
译者评述：
本文聚焦于全球权力转移背景下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挑战者间的互动。其中，国际组织是传统权力格局的代表，主权国家（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则是这一现状的挑战者，其目的是促成国际组织做出适应全球权力转移的相应调整。为此，本文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详细全面地分析了挑战者可能采取的四种策略，采取特定策略的影响因素以及决定挑战者能否成功的条件。
此外，在更深的价值层面，本文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首先体现在本文的前提上。根据一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国际组织通常是主权国家彰显地位、施展影响的平台与工具。而本文创新性地将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都视为国际组织的挑战者，实质上是把国际组织作为一个拥有特殊利益的相对独立的国际主体进行分析，从中可见本文十分认可国际组织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过，虽然肯定了国际组织的独立性，但本文却并没有表现国际组织区别于主权国家的特性，其与挑战者之间互动的分析框架，同样可用于不同的主权国家间的互动。这或许是因为国际组织的特殊性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也或许因为本文认为传统的分析不同主权国家的方式也适用于对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互动的分析，而这则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色彩。
其次，在框架的具体内容方面，本文超脱出传统权力过渡理论与近期权力转移理论的局限，将国际主体的互动从单一的权力议价扩展到权力议价、言辞胁迫、战略合作和原则说服等多种形式，相当于注重权力这一现实主义要素的同时，也添加了原则、规范等理想主义要素。但是，在进一步分析这四种策略的选择条件与成功条件时，本文仍是从传统理论的利益集合与权力集合中寻找答案，原则、规范也被看作是软实力（权力）的一种，这也就回到了现实主义理论对权力的极度强调。（作者：安德烈亚斯·克鲁克（Andreas Kruck） 慕尼黑大学（LMU Munich）全球治理与公共政策助理教授；伯恩哈德·桑格尔（Bernhard Zangl） 慕尼黑大学全球治理与公共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