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或斗争——国际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
摘要：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集合（pool）资源和专业知识。当国际组织的活动重叠时，在什么样的条件它们会集合而不是斗争？本文以精英访谈为基础，认为尽管许多合作决定是由拥有高度自主权的成员国工作人员作出的，但当国际组织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保持一致时，国际组织之间更有可能集中资源。无论成员国是否直接监督这些安排的谈判，工作人员都会制定出对主要利益相关国有利的政策。本文通过对原始数据集的回归分析来检验这一论点，该数据集记录了国际组织在发展问题领域的共同融资与信息共享模式。本文接着通过领英向各发展国际组织的官员们进行的精英调查实验，来进一步补充这些测试。总体而言，本文发现了与上述理论一致的证据。
编译精选：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者们经常追求“协调”。确实，现有的文献将协调视为国际组织消除其活动冗余的主要方式，这可以缓解其制度复杂性下的竞争问题。尽管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在减少其活动重叠方面有效果，但成本可能相当昂贵，因为它们被要求限制其活动范围，直到它们各自占据了一个拥有垄断权的位置。现有研究表明，国际组织更倾向于缩减其任务量，增加其相对于成员国的独立性，并扩大活动的范围。例如，Johnson的研究指出，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官僚可能有助于使新的国际组织在设计阶段不受成员国的影响。同样，Abbott和Snidal认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议程设置，这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显得中立，更能解决成员国的争端。另一些研究成果指出，国际组织经常拖延其任务，或利用理性法律权威来追求自己的议程。因此，国际组织在应对制度复杂性下的竞争时，经常选择替代战略来进行协调。
本文将重点放在集合这一替代方案上，它不需要对国际组织的活动进行任何限制。虽然集合可能因国际组织共同工作时的摩擦而产生成本，但相对于对组织活动范围的永久限制，这样的成本相对较小。国际组织可以集中资源，因为集中比协调的成本更低，也能为国际组织提供一些好处，比如让国际组织能够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虽然这些活动很重要，国际组织也经常开展，但现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它们。集中、协调和竞争的正式定义见下表。
鉴于现有文献普遍关注国际组织中的协调，本文将会讨论以下问题：国际组织何时愿意并能够集合资源和专业知识？基于对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官员的访谈，本文认为，无论成员国是否对集合安排的批准有正式控制权，国际组织中最强大的成员国普遍存在利益偏好。因此，每个国际组织中最强大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决定国际组织间是集合还是斗争。
本文从几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理论。首先，本文引入了关于发展问题领域在整个运作历史过程中（1944年至今）的合作模式的原始数据集——这是第一个相关的数据集。通过观察回归分析，本文表明，由地缘政治伙伴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比由敌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更有可能追求合作。然后，为产生因果关系，本文利用精英调查实验，对通过领英募集的发展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在一系列测试中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更支持地缘政治的解释，这使得其他（包括地理和资源考虑在内）的解释相形见绌。
一、 国际组织何时集合资源？
由于现有文献倾向于将协调和相关活动（如集合）混为一谈，本文第一次在理论和经验上尝试将其进行明确区分。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因为当国际组织的活动在实质上和地理上重叠时，集合是最有吸引力的，它最常在国际组织不协调时发生。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那些活动在实质上和地理上重叠的国际组织。
本文认为，无论成员国是否有机会积极干预谈判进程，强大的成员国普遍存在利益偏好。因此，本文把重点放在两种在成员国控制方面有所不同的集合形式上：共同融资和信息共享。当两个国际组织集合财政与人力资源来处理一个固定时间段的行动时，就会产生融资。例如，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Eurasian Fund for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EFSD）共同资助了亚美尼亚的一个贷款项目，EFSD承担了70%的费用。由于这些业务需要由国际组织成员国直接投票，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对共同融资协议进行权衡。此外，共同融资对国际组织来说是有成本的，因为每个组织都必须作出妥协，以便就政策框架达成共识。然而，本文认为这些临时性的让步比对国际组织任务的永久性改变成本要低，因为在协调中经常产生这样的永久成本。此外，共同融资有明显的好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每个国际组织的财务负担，并在国际组织之间分散贷款风险。同样，当国际组织共同融资时，它们可以利用比较优势，正如一位前IMF高级经济学家在描述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巴基斯坦的共同融资时指出的：“IMF有时会允许那些拥有更多专业知识的人设计(部分)计划……在巴基斯坦，ADB指导能源部门改革。”
同时，信息共享的特点是私人知识的交换。共享的信息往往是统计层面的，如国际组织汇集的经济数据，但也有可能是技术性更强的信息，比如国际组织共享管理实践。这些安排往往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且是在没有成员国直接监督的情况下由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谈判。例如，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的领导人在1987年签署了一份建立信息共享渠道的谅解备忘录。与共同融资一样，信息共享的代价对国际组织来说可能是昂贵的，因为私人信息使国际组织能够向其成员提供独特的专业知识。此外，当国际组织必须与同行机构共享其敏感数据时，成员可能不太愿意向国际组织传送这些数据。然而，信息共享对国际组织也有好处，因为它减少了每个组织对其成员国的依赖。此外，由于国际组织能够拥有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专业知识，信息共享使国际组织能够利用其比较优势。
本文对一位前IMF高级经济学家的采访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初步支持。根据她的经验，由于地理与美国本身的优势，相似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的共同融资是最完美的，因为其有相同的经济学家和国家覆盖面。她同时强调，即使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在地缘政治和体制上相似的组织之间也存在“幕后摩擦”。然而，她报告说，当国际组织被竞争对手控制时，这种摩擦的阻碍性最大。
因此，本文认为，当两个国际组织由具有类似地缘政治偏好的国家控制时，它们更有可能集合资源。相反，由地缘政治偏好不同的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可能不经常追求合作。这一讨论产生了以下假设：
由地缘政治上一致的成员国控制的国际组织，可能比由地缘政治上不一致的成员国领导的国际组织更经常地集合资源。
二、 国际组织资源集合的数据集
如前所述，本文研究两种常见的集合形式：共同融资与信息共享。本文主要研究这些活动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两种活动都被国际组织系统地记录下来，使得它们在实践上是可被观察到的。第二，共同融资和信息共享在许多领域都很常见，包括但不限于发展贷款与紧急贷款。
三、 回归结果
首先，考虑到本文在集合测量中的过度分散，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负二项回归。除了前文讨论的共同融资和信息共享变量（作为因变量）之外，本文还使用了一系列旨在反映主要成员国之间地缘政治密切程度的双边独立变量。
更具体地说，本文以在该组织的投票份额和贡献为衡量标准，研究了每个组织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考虑了三个国际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衡量标准：联合国投票理想距离（UN VOTING IDEAL PT.DISTANCE），联盟关系，以及Goertz、Diehl,和Balas提出的斗争—和平（RIVALRY-PEACE）变量。联合国投票数据经常被用来衡量地缘政治的密切程度。同样，签署了正式防务协议的国家很可能有共同的地缘政治目标。最后，竞争—和平的衡量标准反映了地缘政治的亲密和敌对程度。测量值域是0到1，0和1分别代表严重竞争和安全共同体。本文预计，由那些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情况比较相似、有正式防务关系、关系较为和平的国家领导的国际组织之间会更经常地集合资源。
本文还将使用从现有文献中得出的几个协变量。首先，本文控制了属于每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数量的差异，因为现有研究表明，资源相对较少的国际组织可能更愿意与较富裕的国际组织合作。虽然作者更愿意直接控制每个国际组织可用的资本数量，但许多国际组织的资源持有数据并不完整。然而，一般来说，拥有更多成员国的国际组织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且成员国的数据是广泛可用的。在精英调查中，本文更直接地检验了资源差异的重要性，并在稳健性检查中使用了对每个国际组织“援助预算”的另一种衡量方法。
除了资源依赖性之外，本文还控制了国际组织之间的地理邻近性。总部之间邻近的国际组织可能由类似的工作人员组成，它们的工作人员可能经常互动。因此，这些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集合资源。本文为了稳健性还对此进行了测试，其中包含在同一城市的国际组织共同办公的二元指标。
接着，本文对两个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重叠的程度进行控制。为了构建这个衡量标准，本文简单地计算了每两个组织中，同时属于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的份额。成员重叠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可能更经常地集合资源。最后，由于集合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普遍，本文在随后的测试中加入了线性时间趋势。
信息共享因变量的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三个衡量地缘政治接近程度的指标中的两个——联合国投票理想距离与斗争—和平——达到了预期方向的统计意义。因此，地缘政治明显地影响了集合的结果，因为那些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更加相似、对外关系更加和平的国际组织之间，更有可能签署信息共享协议。同样符合预期的是，那些成员资格重叠较多的国际组织更有可能集合资源。相比之下，资源依赖性的结果是混合的，地理上的总部邻近似乎对信息共享没有什么影响。
这些模型中的地缘政治效应是有实质意义的。主要的国际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合国投票理想距离”（6分制）每增加1分，国际组织之间签署信息共享协议的数量就会减少20%。同样，在斗争—和平量表上，从0增加到1，组织之间签署的信息共享协议数量增加了30%以上。
当研究共同融资模式时，结果甚至与假设更加一致。地缘政治关系的三个衡量标准在常规水平上都达到了统计学意义。这些影响在实质上也相当显著——联合国投票理想距离每增加1分，国际组织之间签署的信息共享协议的数量会减少近20%。同样，斗争—和平量表上从0到1，共同融资协议的数量增加了近250%。最后，对一国而言，由盟国控制的国际组织比由非盟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签署的协议多35%以上。
四、实验结果
虽然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观察性回归结果为本文的假设提供了支持，但它们没有提供因果杠杆。为了给本文提出的机制提供因果支持，作者通过领英对受雇于各发展国际组织的官僚样本进行了调查实验。在调查中，每个受访者都将回答一系列与人口统计和就业有关的问题，然后他们会看到一个假设的发展组织的简介。受访者被告知，该组织的活动在实质上和地理上与他们自己的组织的活动重叠。在调查结束前，每个受访者被要求评估五个随机选择的组织简介。每个组织简介都涉及三个关键的处理手段。结果显示，有一定自主性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在考虑与其他组织合作时，通常将地缘政治因素作为重点，并且他们的关注点与该组织最强大的利益相关者所持有的偏好一致。
五、 结论
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将集合资源作为对抗机构重叠的方法，但学界对此的研究仍有不足。根据精英访谈，本文认为由友好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比由敌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之间更有可能集合资源。本文用关于发展问题领域的共同融资和信息共享模式的原始、全面的数据来检验这一论点，并还通过领英对发展领域的国际组织官员样本进行了调查实验来补充这一分析。本文发现，对于两种形式的资源集合和一系列的测试而言，地缘政治在竞争的解释中占主要地位。
这些国际组织是强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使在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有很大自主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有时会为了重要的被代理人利益而行动，即使这些强大的成员国没有任何正式干预。
译者评述：
本文打破了主流国际组织研究中的竞争合作二分法惯性，通过数据集的统计学分析与精英访谈两种方式，对国际组织间的“集合”这一概念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与验证，认为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考虑是促使国际组织之间进行资源集合的主要因素。本文在研究路径与方法上十分具有说服力，并由此弥补了国际组织关系中对资源集合这一方式的研究空缺，因此文章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国际组织研究路径上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结论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行为体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地位。确实，国际组织在产生过程中，主权国家是主体，国际组织是被创造的对象，但也有众多研究认为在国际组织的建立阶段大国的影响力较强，但在组织的存续阶段，无论成员国的大小强弱，国际组织的行为逻辑仍有很强的相似性[1]。尽管本文给后续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组织关系研究可以简化为国家间关系研究，它在国际组织的分类与概念上仍有许多解释空间。例如，本文结论是否能同时适用于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所举的例子多为以经济目的为导向的国际组织，那么本文结论在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关系之间是否仍然适用？如果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将对国际组织研究框架产生很大影响，或需要考虑如何用更宏观层次的理论来解释国际组织间的“集合”行为？这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来完善。（作者：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 普林斯顿大学尼豪斯全球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