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混合战略”实践——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对华竞争

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手段不断演化。鉴于核恐怖平衡和彼此间相互依赖等因素对大国之间的传统战争有所制约，介于争与和平之间的竞争手段愈发受到大国的重视。在此方面，“混合战略”（hybrid strategy）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美国的对外战略。当前，“混合战略”的应用范围日益趋广，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2017~2020）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对华竞争，即是典型的“混合战略”案例，值得认真研究。太平洋岛国地区主要由14个太平洋岛国（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ICs）和8个尚未独立但有一定自治权的太平洋岛屿领地（Pacific Island Territories, PITs）构成。虽然该地区陆地面积小，人口少，但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而且，正因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小”，更有利于观察美国的“混合战略”在该地区实施的过程。

本文将基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的美国官方文件，重点运用“多维”（DIME）模型，考察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混合战略”实践，分析其动因并概述其实施方式。选择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在该地区的“混合战略”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特朗普2021年1月下台前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文件的大部分内容解密，公开了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二，特朗普政府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是“混合战略”概念的贡献者之一，这使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考察“混合战略”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第三，特朗普本人及美国政府高层直截了当的言行风格为考察其战略动向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意图与政策则更具隐蔽性；第四，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结束，这一时期采取的部分行动已经完结或见效，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过程完整的佐证。

美国的“混合战略”实践美国研究国内学界对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的美国太平洋岛国政策已有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随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开启，对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太平洋岛国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将有助于预判其第二任期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实施“混合战略”的逻辑。此外，美国智库界近期出现了主张在更大范围内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混合战略”，从外部瓦解中国的新动向。本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考察美国实施“混合战略”的规律，进而为分析美国“印太战略”的整体实施手段提供参考。

一、“混合战争”到“混合战略”：概念与特征 

本文将首先考察“混合战略”概念的演进，对该概念以及“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灰色地带”（grey zone）、“全政府方式”（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等概念进行辨析，进而总结“混合战略”的概念特征。

（一）“混合战略”概念的演进

“混合战略”的概念经历了从提出到系统化再到实践的演进过程，至今仍具前沿性。在英语词源上，“hybrid”既表示来源背景的“混杂”和“多元”，又表示功能或产出上的“合一”。在学理渊源上，“混合战略”部分源于管理学，指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实现不同手段的融合，以及竞争战略的多维体系构建。

国际战略视域下的“混合战略”派生于“混合战争”。2005年，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司令、后曾任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的马蒂斯，与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新兴威胁与机遇研究中心（Center for Emerging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研究人员的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合作撰写《未来战争：混合战争的兴起》一文，指出未来战争将向各种方式与手段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更加融合的“混合战争”形态发展。他们预测，美国的敌人将从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等不同维度制定“菜单”，从中选择技战术组合。霍夫曼后来将“混合战争”发展为系统性概念，主张美军应当为“混合战争”做准备。

自2017年美国开始大力实施“印太战略”后，大国战略竞争愈发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乃至关键议题。鉴于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代价过于高昂，而大国竞争的领域又不断扩展，“混合战争”的概念已难以框定大国竞争的新形式。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提出了“混合战略”的概念，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到军事学以外。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观念转变。2018年7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提出了“美式政治战”（American Way of Political Warfare）的概念，认为美国需要改变过于依赖军事的做法，应积极建构“非正规政治”（irregular politics）、秘密政治行动、“颜色革命”等政治作战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则明确提出，要实施集体制衡与全面施压相融合、以“集体施压”为主要形态的对华“混合战略”。不过，也有美军军官不同意这种“混合战略”，认为对华“混合战略”应当由集体安全和选择性介入构成。2021年，“混合战争”概念的提出者之一霍夫曼也在关于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与中美战略竞争的讨论中使用了“混合战略”的概念，主张将基于协同投入的“共享安全”放在首位，以克服美国国防面临的真正挑战——知识创新的挑战。

中国学界也不乏学者研究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混合战争”，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使用了“混合战略”的概念，提出“印太战略是一个混合战略，既有安全的一面，也有经济治理和强化规制的一面”，“其核心使命就是确保美国霸权秩序的安全与推行反制‘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上述概念的演进，本文尝试明晰国际关系语境下“混合战略”的定义，认为“混合战略”是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融合多种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以非战争形态实现竞争性政治目标的方略。

（二）“混合战略”的概念辨析

“混合战略”与近年来受到学界重视的“混合战争”“灰色地带策略”“全政府方式”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差异，不能等同视之。对“混合战略”的概念辨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内涵与外延。

第一，“混合战略”不等同于“混合战争”。“混合战略”强调融合各种手段，尤其是非暴力手段，本质上不倾向于支持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混合战争”则在本质上仍然具有暴力属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韩爱勇认为，“混合战争”本质上更接近于大国利用间接的低烈度冲突谋求地缘政治优势的竞争手段，虽然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加融合，但仍然是一种战争形态。俄罗斯2013～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2015年出兵叙利亚，都是“混合战争”的典型案例。也有研究将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特别是早期冲突）列入“混合战争”的研究对象。这些案例本质上仍然具有暴力属性。相比之下，“混合战略”呈现非战争形态，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模糊但仍然存在的红线，因而其应用范围也大于“混合战争”。

第二，“混合战略”和“灰色地带策略”的所指不同。“灰色地带策略”指的是在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之间的模糊地带开展竞争行为，而“混合战略”更强调使用融合手段达到特定目标，其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模糊地带；“灰色地带策略”强调的是“模糊”，而“混合战略”强调的是“融合”；“灰色地带”局限在战术层面，而“混合战略”是更高层次上的整体战略。国内学界有观点认为，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只有军方主导的“灰色地带策略”，而无更高层次的“灰色地带战略”。

第三，“混合战略”与“全政府方式”不能直接划等号。二者之间虽然存在联系，都具有多部门参与的特征，且“全政府方式”是当前美国对华“混合战略”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混合战略”除了具有与“全政府方式”相同的多维特征外，还具有对抗性，旨在达成竞争性的政治目标，而“全政府方式”则不必然具有对抗性。

综上所述，“混合战略”“混合战争”“灰色地带策略”和“全政府方式”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异，其中“混合战略”概念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

（三）“混合战略”的概念特征

“混合战略”具有多维性、融合性、对抗性和模糊性四大特征。

第一，多维性是“混合战略”的首要特征。“混合战略”要求综合多个领域，除军事外，外交、经济、信息传播等都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霍夫曼特别强调信息、文化与知识创新在后疫情时代的“混合战略”中的作用。

第二，融合性是“混合战略”的手段特征。“混合战略”不仅覆盖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而且是不同手段之间的组合、综合与融合，不同手段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进行核威慑的情况下，大国竞争更强调非军事的外交、信息和经济手段。

第三，对抗性是“混合战略”的目的性特征。在“混合战略”的框架内，非军事手段被赋予了传统军事手段特有的高对抗性，在非军事领域出现了更多带有零和竞争性质的博弈。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经济领域，“混合战略”也不同于一般的对外经济战略——前者强调竞争的零和性，后者则强调发展的共和性。

第四，模糊性是“混合战略”的实施特征。从马蒂斯和霍夫曼开始，关于“混合战争”与“混合战略”的文献大多强调暴力与非暴力之间、军事部门与非军事部门之间界限的模糊化状态。这种决策者不断试探对手的底线，以间接、隐蔽的连续过程追求最大利益的策略，被形象地称为“切香肠战术”（salami slicing tactics）。因为难以清晰地界定这个连续过程中某一行为的性质与界限，“切香肠战术”往往难以被对手适度地反制。

本文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的对华战略竞争，符合上述“混合战略”的特征，该概念能够全面和准确地对此加以阐释。

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的“混合战略”

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为了实现对华竞争的战略目标，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主动布局，企图以“混合战略”弥合美国全方位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

（一）特朗普政府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主动布局

特朗普政府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混合战略”，是美国对太平洋岛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太平洋岛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1951年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ANZUS）及《拉德福德-柯林斯协定》（Radford-Collins Agreement），大致划分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其本质是美国隐居幕后，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面控制该地区的秩序。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战略投入，以应对苏联在南太地区带来的威胁。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撤出”南太地区，重回幕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引下，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投入力度，但缺乏明晰的战略。可以说，在特朗普上台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该地区的态度都处于战略忽视的状态——美国称之为“善意的忽视”。

特朗普于2017年第一次上台后，美国开始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主动布局，结束战略忽视，实施“混合战略”。

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太平洋岛国地区进行了明确的战略设计。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推出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明确地将太平洋岛国地区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范围，提出要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军事、情报及信息舆论、经济与发展援助等方面的优势。这在战略目标的竞争性和战略手段的综合性上，已经具备了“混合战略”的要素。

此后特朗普政府在太平洋岛国地区采取的诸多战略举措，也符合“混合战略”融合多种军事或非军事手段的特征。2018年5月，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其作战区域覆盖整个太平洋岛国地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新的职位——“大洋洲及印太安全主管”。该举措说明美国提升了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程度。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提出了“重振对太平洋岛国的介入”的政策宣示。同年8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向太平洋岛国提供1亿美元的预算外援助，并将其包装成“太平洋承诺”（Pacific Pledge），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2020年，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太平洋承诺”框架下对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预算外援助。

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明显地加大了与太平洋岛国高层的交往力度，创造了多个“首次”，突出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主动布局。特朗普政府尤其升级了与美国的三个自由联系国（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FASs）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高层关系。2019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集体来访的上述三国的总统。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白宫会见自由联系国的领导人，也是第一次同时会见三国的领导人，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三个自由联系国的重视。同年1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系列峰会，启动了一系列涉及太平洋岛国的战略举措，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电气化伙伴关系”（PNG Electricity Partnership）等。

军事安全领域是美国主动布局太平洋岛国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8月，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莫德利（Thomas Modly）访问了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2019年10月，时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戴维·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访问了美国印太司令部，与时任印太司令部副司令迈克尔·米尼汉（Michael Minihan）会晤。这是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更名后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军事安全领域的高层交往，为美军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强化其前沿军事部署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服务于对华竞争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混合战略”，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这符合“混合战略”的对抗性特征。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带给美国决策系统强烈的威胁认知。有研究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主流智库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美国智库认为，中国在该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加强中国的军事存在，对美太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冲击既有的地区秩序。美国政府、学界和媒体较为普遍地认为，中国从各方面冲击了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具体包括：在政治上，扩展中国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在信息上，扩大孔子学院分支机构，传播中国文化；在安全上，提高介入该地区的军事能力；在经济上，进行所谓的“经济胁迫”，使太平洋岛国陷入“债务陷阱”，最终“攫取战略资产和资源”，“破坏公平竞争规则”，乃至在该地区取代美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在上述背景下，以强硬姿态遏制、挤压和“推回”中国的影响力，护持地区秩序与地区霸权，成为美国决策层设定的地区战略目标。2019年3月，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向国会提交声明称，“面对中国介入的增长，我们将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介入，以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不能给中国提供空间，否则中国会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单独列出“重振在太平洋岛屿的介入”标题，提出“我们正在重振对太平洋岛屿的介入，以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保持进入通道，促进我们作为太平洋岛国的安全伙伴选择的地位……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太平洋岛屿视为美国战略的关键……我们承诺将通过不断确认和更新伙伴关系保持对太平洋岛屿的持续介入”。

（三）以“混合战略”弥补战略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

美国设定的战略目标是全方位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这与可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矛盾。美国使用单一领域的资源已难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基建等中国具有优势的领域，缺乏相称的竞争手段。正因为如此，“混合战略”给美国提供了以有限资源在多维领域实现全方位战略目标的路径。换言之，利用“混合战略”，以有限的资源投入达到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行为逻辑。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企图利用“混合战略”的多维性特征，动员和调度各方面资源，通过发出高层交往信号，协调军政各部门形成合力，动员盟友对华进行集体制衡，增加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全政府”、多领域可用资源，增强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体系控制力。

第二，美国企图利用“混合战略”的融合性特征，通过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组合，制造不对称优势。特别是美国将外交与信息手段相结合，企图融合排他性的基建外交（infrastructure diplomacy）制度网络、有针对性的标准规范和美国的话语霸权，在中国具有优势的基建领域采取类似“混合战争”的“制造溃疡面”战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以抵消美国自身基建能力的不足。

第三，美国企图利用“混合战略”的对抗性特征，扰乱和破坏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提高地缘政治成本，迫使中国“知难而退”，达到“挤出”中国影响力的战略目标。此外，美国企图有针对性地集中力量，维护其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键地域（如自由联系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关键领域（如海缆）的优势地位。

第四，美国企图利用“混合战略”的模糊性特征，使用“切香肠战术”对华施压，包括实施更加攻守一体的军事部署，加大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问题介入力度，以间接的方式“惩罚”与中国建交、复交的太平洋岛国。同时，美国希望通过保持“混合战略”的模糊性，避免中方的对等反制，维持某种模糊底线的存在。

三、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混合战略”的多维度考察 

本文将运用“多维”模型，从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四个领域全方位考察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的“混合战略”。这将有助于用接近美国官方战略思维的方法评估美国对“混合战略”的应用，考察其采取的不同手段之间的融合，识别其中的同型竞争与错位竞争。

“多维”模型是美国军方评估战略态势、制定竞争策略的重要方法，在新的条件下与“混合战略”紧密结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2018年版《联合军事学说》（Joint Doctrine）明确表示，“战争从来不局限于纯粹的军事手段”。作为多维度战略手段和权力工具的“多维”模型，其英文缩写中的“D”代表外交，“I”代表信息传播，“M”代表军事，“E”代表经济。

“多维”模型及其扩展版暗含了不同领域的组合策略。根据管理学的一般竞争战略理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两种主要策略——同型竞争与错位竞争。同型竞争指企业在同一领域提供比竞争对手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错位竞争指企业通过制造在不同领域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获得商业成功。运用管理学意义上的“混合战略”，企业通过融合实施同型竞争与错位竞争策略，打击竞争对手的优势领域或产品。国际关系领域与管理学领域的“混合战略”存在共通之处。美国企图通过不同领域的组合，达到“挤出”竞争者的目的。

在实践中，美国为了避免在某个领域陷入劣势，通过“混合战略”融合不同领域，在优势领域采取同型竞争策略以巩固已有优势，在劣势领域采取错位竞争策略以制造不对称优势。例如，在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上，美国与中国相比处于劣势。于是，美国将外交介入与信息手段相结合，企图融合排他性的基建外交制度网络、有针对性的标准规范和美国的话语霸权，抵消中国在基建领域的优势。美国还动用政治外交乃至情报力量打压中国企业正常的商业行为，进行错位竞争。

（一）外交介入：加大体系性制衡

外交（D）排在“多维”模型四个维度之首。在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提高了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外交介入的对抗性，将外交与经济援助、基建等手段融合，展开对华竞争——其中既有针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的同型竞争，也有以外交手段破坏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基建合作的错位竞争。

公开支持和联合台湾当局，甚至将台湾当局当作某种事实上的“盟友”，是“印太战略”下美国的太平洋岛国政策区别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此前，美国至少在表面上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但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更加公开地支持台湾当局在太平洋岛国的所谓“国际空间”，不断以“切香肠战术”试探“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

美国领导人直接出面阻止中国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甚至对顶住压力与中国大陆建交和复交的国家和相关领导人进行外交惩罚。在2019年2月举行的第19届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峰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不仅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可靠的伙伴、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而且将这段话写入声明文本。同年10月，美国首次和台湾当局共同举办“太平洋岛屿对话”，试图阻止中国台湾在太平洋岛国中的“邦交国”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Sandra Oudkirk）不仅赴台北参会，而且宣称自己“代表美国总统而来”，公然挑战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原则底线。

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行的对抗性外交，突出体现在对所罗门群岛的外交胁迫上。整个2019年，美国向中国台湾的“邦交国”特别是所罗门群岛施加了巨大压力。蓬佩奥等高层美国领导人直接出面阻止所罗门群岛政府改变其外交政策。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顶住压力，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随后，基里巴斯也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国大陆复交。美国立即对所罗门群岛展开外交报复，包括取消原定的彭斯与索加瓦雷的会见以及原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更具惩罚性的报复措施，是美国支持所罗门群岛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2020年10月，美国在“太平洋承诺”框架下向谋求举行独立公投的所罗门群岛马莱塔省承诺提供2500万美元的援助，占“太平洋承诺”当年为所有太平洋岛国提供的除抗疫资金以外的7000万美元援助总额的约36%。而2018年美国向所罗门群岛全国提供的援助仅有160万美元。这给予马莱塔省分离主义势力巨大的支持。该省时任省长、分离主义势力代表丹尼尔·苏伊丹尼（Daniel Suidani）称，“这份礼物比1978年所罗门群岛独立以来马莱塔人民感受到的所有都重要”，并攻击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在此背景下，2021年11月，所罗门群岛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又称“11·24骚乱”）。索加瓦雷明确宣称，此次骚乱由外部势力策动，主要参与者是马莱塔省的分离主义势力，主要针对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机构和华人华侨商铺。骚乱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美国对所罗门群岛施加报复，也意在对其他希望与中国大陆建交或复交的太平洋岛国发出明确警告。

强化盟友伙伴关系和制度网络，开展对华集体制衡，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的“混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注重融合外交与经济手段，构建以制衡中国为目标的基建外交制度网络。2018年6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三边伙伴关系”（Trilateral Indo-Pacific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意在动员和支持其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强网络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平洋岛国地区是其重点投资对象。美国还试图以外交手段推广其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的基建标准，挤压“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合作空间。例如，2019年11月，美国牵头并携手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起基建领域的标准倡议——“蓝点网络”（Blue Dots Network, BDN）。此举的目的是，在推进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幌子下，把政府、私营机构及社会团体集结到基础设施全球开发的共同标准之下。

（二）信息传播：话语诋毁与情报手段

信息传播（I）是“混合战略”中与其他手段最相融合的维度。在“混合战略”下，美国将话语诋毁和情报手段相结合，同时与外交和军事手段相互融合，利用信息传播上的不对称手段，就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优势领域——经济合作——展开错位竞争。

1.话语诋毁

美国官方大肆宣扬所谓的“债务陷阱”（debt trap）论，将对华话语诋毁与美国自身的基建外交合二为一。例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2019年的东盟系列峰会上公开声称，美国参与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对抗那些“低质量的”“使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基建项目。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直接点名“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债务陷阱”。美国官方甚至把对中国基建项目的诋毁上升为模式之争。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贬低“有的国家”在印太地区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条件不透明”，“工程质量差”，称“美国将提供更好的替代选择，不会让伙伴国陷入债务困境，不会损害伙伴国的自主权，不会提供‘约束带’或‘单向路’”。

对华话语诋毁也与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安全执法介入紧密结合，重点打击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渔业合作。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军加强了在三个自由联系国的军事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与11个太平洋岛国建立了伙伴关系，以推进“大洋洲海上安全倡议”（Ocean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OMSI）。该倡议的条款规定，太平洋岛国可邀请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代为巡逻，针对“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F）等行为开展执法行动。与此相配合，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和智库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渔船‘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威胁”。例如，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举行面向亚太媒体的专题电话会，妄称中国是太平洋“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问题的“罪魁祸首”，还单方面对美国宣称与此有关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海军军官詹姆斯·M. 哈德列斯（James M.Landreth）在《军事评论》上发文，公然称中国为“全世界最坏的非法捕捞罪犯”。这种渲染一方面将“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问题政治化，抹黑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乃至全球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将“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问题安全化乃至军事化，以此证明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加强军事存在与安全执法的合法性。同时，美国主导的海上执法以各种理由增加针对中国渔船的“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的报告，导致针对中国的军事存在、执法和话语诋毁相互配合和融合，形成恶性循环。

2.情报手段

情报手段或信息战也是“多维”模型中“I”所代表的内容。《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明确提出，情报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的手段之一。由于公开的资料有限，限制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不过，所谓“中国计划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的假新闻案，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整合情报误导、媒体传播、智库发声、外交介入和政策制定以达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较为完整的逻辑链条。

该案的案发过程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由美国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Fairfax Media Group）在其所属媒体上“爆料”，称有“泄露的绝密情报”（后被一些分析认为是美国情报部门释放的假消息）显示中国计划在瓦努阿图建设军事基地，并无视中瓦双方的否认，持续跟进报道。第二步，该报道立刻引发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m Turnbull）对此表示“强烈关切”，引发新一波舆论发酵。第三步，在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系统和军工复合体的暗中资助下，近年来已沦为“反华智库”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积极跟进，将这则假新闻包装为事实，反复持续地炒作，并将其上升到“中国将太平洋岛国军事化”以及“中国将南海战略搬到南太平洋”的层面。第四步，美国以发酵的舆论向瓦努阿图高层施压，时任美国驻瓦努阿图大使凯瑟琳·艾伯特-格雷（Catherine Ebert-Gray）当面对时任瓦努阿图总统奥贝德·塔利斯（Obed Tallis）表示他对此事感到“惊讶”，警告“瓦努阿图政府需要确认它清楚地知道这些协议的长期影响，美国则需要确认该地区的均势”，瓦努阿图总统塔利斯则做出了邀请美军进驻瓦努阿图的表态。第五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中再次提及此事，甚至称解放军“可能已经”在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完成前奏”，并提出了美国须在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加快军事部署的政策建议。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没有公开动用任何军事手段，但达成了一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这是美国“混合战略”实践的典型案例。

（三）军事安全：加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军事化

军事（M）是“混合战略”中不同于其他和平手段的要素。美国为达到“重振”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军事存在的战略目标，努力巩固“第二岛链”的支撑地位和“第二岛链”以外的后方，加强相关岛国与岛屿领地的军事化。由此形成了军事化与外交介入、话语诋毁、情报等手段相互配合和融合的态势。

1.更具实战性的军事部署

在以大国竞争为导向的新军事思想的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在太平洋岛国的实战性军事部署。

首先，美国重点加强了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的战略枢纽作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称，将为此提供86亿美元的资金，连同日本已经提供的20亿美元和承诺将提供的11亿美元，共计投入117亿美元。该报告还宣称，将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联邦部署陆基高超音速武器，以对中国形成反制。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准备合作建设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新马努斯岛的隆布鲁姆(Lombrum)海军基地。该基地与关岛和帕劳构成三角形，战略位置重要，建成后将对美国“第二岛链”的军事部署形成支撑。

其次，美军加强了在太平洋岛国尤其是美国自由联系国的网状部署。“混合战争”概念的提出者马蒂斯和霍夫曼长期服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019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试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EABO），意图在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期间将海军陆战队分散部署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以机动灵活、攻防结合的方式形成一条分布式战线，一部分在中国军队的导弹攻击范围外作战，为美国海军提供作战支持，乃至如《海军陆战队时报》的文章所称，“用数十枚导弹击沉中国战舰”；另一部分则以高机动方式在中国的导弹射程内活动，在规避导弹打击的同时破坏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2020年1月，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CNAS）为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印太地缘政治状况评估报告《应对中国挑战：更新美国在印太的竞争力》（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重点评估了前沿防御、确保进出通道和前沿基地部署问题，认为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可以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尔蒂（Chris Dougherty）特别提到，帕劳距中国海岸线约4300公里，可以作为一个集结基地，支持美军的前进军事行动，还有可能成为一个进攻性的前进基地。2020年8月，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作为首位访问帕劳的美国国防部长，与时任帕劳总统小汤米·雷门格绍（Tommy Remengesau Jr.）重点商讨了增加美军在帕劳的军事部署的问题。时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米切尔（Chris Mitchell）表示，美国国防部关注帕劳在确保进出通道中的支点作用。2021年初，美军在帕劳进行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演习。

此外，美军采取措施加强了“第二岛链”内外之间的联系，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2018年10月，美国陆军将“太平洋通道”（Pacific Pathways）升级为“太平洋通道2.0”，将多域特遣队（Multi Domain Task Force）从“第一岛链”派遣到“第二岛链”的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及“第二岛链”以外的斐济、瓦努阿图和汤加，进行部署性训练。美国印太司令部还加强了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主的“科阿-莫阿纳”（Koa Moana）特遣队在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的部署性训练。

2020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启动“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该倡议明确地以中国为威慑对象，计划采取一系列威慑举措，包括提高驻太平洋地区美军导弹的防御能力，增强前沿部署态势，提升互联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能力，加强印太同盟和伙伴关系，等等。太平洋岛国地区成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2.更具针对性的安全合作

太平洋岛国的军事实力极为弱小，仅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3个国家拥有军队，瓦努阿图拥有一支规模约300人的准军事组织，其他国家均无军事力量，难以承担更多的军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了对太平洋岛国的军事援助，上述4个国家是其重点援助对象。2018年，美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的军队提供了超过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重点加强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美军的“州伙伴计划”（State Partnership Program）将斐济与内华达州结为军事合作伙伴，由后者为其提供军事培训与支持。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密切协作，推动斐济、汤加等国参加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平行动倡议”（Global Peace Operations Initiative，GPOI）联合军事演习。2019年8月，美国陆军首次出动连级以上部队与斐济军队举行联合军演，意在加强美斐两军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军的《星条旗报》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海洋安全合作是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安全合作的一个重点。考虑到太平洋岛国的特殊国情，包括大部分国家没有军事力量、海洋占据特殊地位、面临一系列海洋安全挑战等，美国重点发展海岸警卫队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在此过程中，美国炒作所谓的“非法捕捞”问题，并将其指向中国的话语诋毁战术与海上安全执法行动相互结合。

（四）基建外交：针对敏感领域和项目

经济（E）也是“多维”模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经济领域，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开展的基建外交，是最具有对华针对性的领域之一。海缆（submarine cable）和电力项目是两个重点领域。虽然美国反复强调“透明、开放、可持续”的基建投资，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建外交的重点，实际上是阻挠和破坏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开展美国认为具有敏感性的基建项目，以此为美国的基建项目保驾护航，构成错位竞争。在一个天然具有合作共赢性质的领域采取零和策略，突出体现了美国“混合战略”的对抗性特征。

1.海缆

海缆对太平洋岛国地区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该地区海域广大，岛屿小而分散。长期以来，卫星一直是很多岛屿网络连接的唯一方式，上网难、贵、慢，限制了太平洋岛国人民与外界信息的接触。自2017年以来，太平洋岛国在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与公司的支持下加快了信息互联互通建设，海缆成为“海底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载体。中国的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为海洋”）就是承建这些海缆工程的主要市场主体之一。

然而，在美国看来，海缆事关数据资源的控制权，中国海缆企业的活动威胁了美国在此行业的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动用外交、信息舆论和情报等手段，针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华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展的海缆项目实施打压，同时动用政治力量推动美国或其盟友的企业获得海缆项目。自2020年4月起，美国更是打着“清洁网络”的旗号明确地针对华为。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Keith Krach）等国务院高层官员纷纷出面，向亚太地区的媒体污蔑华为，质疑其安全性，并拉拢帕劳和瑙鲁等太平洋岛国加入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内海缆项目、“珊瑚海线”和“东密克罗尼西亚线”以及亚洲-南美跨太平洋海缆，是4个美国打压中国企业海缆项目的典型案例。

考虑到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殊关系，美国主要与澳大利亚联合打压华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海缆建设。2018年8月，华为海洋开始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融资支持下承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海缆网络项目（又称“库木尔线”，Kumul Line），连接该国15个主要港口城市并向西接入亚洲海缆网络，同时铺设连接首都莫尔兹比港、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和澳大利亚悉尼的“珊瑚海线”（Coral Sea Cable System, CSCS）海缆。该项目引发了美澳两国的强力干涉。2018年9月，时任美国驻澳大利亚临时代办詹姆斯·卡鲁索（James Caruso）透露，美国正在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针对华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缆项目制定“反要约”，试图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摒弃与华为的合同——美澳情报部门对此开展了评估工作。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彼得·奥尼尔（Peter O'Neil）顶住了美、日、澳三国的巨大压力，坚持让华为海洋继续完成“库木尔线”在本国的铺设。不过，“珊瑚海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最终转由芬兰诺基亚公司旗下的阿尔卡特-朗讯海底网络公司（Alcatel-Lucent Submarine Networks）作为总承包商铺设。

在“东密克罗尼西亚线”案例中，美国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向东道国施压，阻止中国海缆企业中标。“东密克罗尼西亚线”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连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和基里巴斯的海缆。华为海洋参加了该项目的招标，且竞标价格低于主要竞争对手20%以上，具有中标竞争力。自2020年7月起，美国国务院多次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瑙鲁政府发出照会，对华为海洋参与该项目表达“战略关切”，并对华为海洋进行话语诋毁。2020年10月，华为公司将华为海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海洋也更名为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海通信”），但是美国的打压并没有因此而减弱。2020年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和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致信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威胁称若将海缆合同授予华海通信，“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严重复杂化，并阻碍美国外交官和人员与你们政府互动的能力。”美国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的赠款和信托基金，是该国财政的重要来源，而且美密双方当时正在商谈《自由联系协定》（Compacts of Free Association）续约的问题。美国以此要挟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美国还向世界银行负责此项目的团队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2021年6月，在没有任何理由将华海通信排除在竞标之外的情况下，世界银行宣布未选出承包商。此后，美国与日本和澳大利亚接手了“东密克罗尼西亚线”的建设。

美国高层还直接出面，破坏了首条经太平洋岛国地区连接亚洲和南美的海缆项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PIFS）曾期望这条海缆能经过太平洋岛国连接中国和智利，认为由此“我们的大洋中央区位有助于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跨越太平洋延伸到拉美”。然而，蓬佩奥于2019年4月访问智利期间，大肆宣传“华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声称“华为参与智利海缆将使智利人民处在危险中”，广泛制造负面舆论。在美国施加的各方压力的打压下，智利政府于2020年8月宣布，放弃原计划由华为海洋承建的从智利出发向西北经太平洋岛国地区直接连接中国的海缆路线，改由日本电气公司按照向西经新西兰连接澳大利亚的路线承建海缆。

此外，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企业赢得该地区的海缆合同。2018年，美国泰科海底通讯公司（Tyco Electronics Subsea Communications）承建了从所罗门群岛进一步向南延伸到瓦努阿图的海缆“ICN2线”，与“珊瑚海线”直连。2020年，谷歌公司承建了从关岛经所罗门群岛海域到澳大利亚的海缆“日关澳南线”（JGA-S）。

2.电力

电力是美国对太平洋岛国开展基建外交的另一个重点。2018年11月，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起“巴布亚新几内亚电气化伙伴关系”，宣布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17亿美元建立电力和网络设备，“目标是帮助该国70%的家庭在2030年前通电”，而“目前只有大约13%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能用上可靠的电力”。

但是，美国实际到位的项目资金非常有限。2019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报告称，美国正在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气化项目投入第一期的2300万美元启动资金。2020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将在5年内为该项目提供第二期共计5700万美元的投资——这已经是“全政府”整合后的投资总额。可以看出，美国2025年底前计划对该项目进行的投资只有8000万美元，仅占17亿美元总投资的4.7%。

不过，这并不妨碍美国用话语手段将此项目包装成重点项目，进行舆论宣传。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该项目的宣传中反复称“目标是2030年前让70%的家庭通电”。实际上，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此前设定的计划，参与该计划的相关方不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4国的企业，还有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企业。例如，中国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电网一期项目（蒙特哈根-庞达-门迪-塔里132kV输变电工程），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在开工仪式上明确表示这是“70%通电计划”的组成部分。不过，由于美国的舆论宣传，国际媒体乃至太平洋岛国媒体广泛将“2030年前让70%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家庭通电”报道为美、日、澳、新4国设定并立志完成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70%通电计划”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电气化伙伴关系”等同起来，导致媒体不仅没有报道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企业在其中的作用，而且在一些报道中将“70%通电计划”与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带一路”合作对立起来。

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实施的“混合战略”脱胎于“混合战争”的概念，旨在通过多维度的融合手段达成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目标。虽然美国的战略手段存在模糊性，但其战略目标具有明确针对中国的指向性。而且，美国将同型竞争与错位竞争相结合，各种手段之间相互融合。例如，美国以高层外交推动军事部署；以话语诋毁破坏中国参与的基建项目，同时推进美国的基建外交；以情报结合媒体传播等手段推动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化；从军事化视角插手海缆等基建项目。正如“hybrid”的词源所寓意的——虽然来源“混杂”，但功能“合一”——美国实施“混合战略”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全方位地开展对华竞争，维护美国的优势与霸权。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结束后，“混合战略”不仅没有走下历史舞台，反而更具有现实性。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中更注重竞合混动，注重构建多层次的盟伴体系。随着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研究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美国“混合战略”实践更凸显其意义，有助于预判美国未来几年将如何实施“混合战略”。（作者：陈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吕桂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