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一、加剧中日海洋战略冲突，使两国海上安全关系走向更加复杂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中日海上战略关系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中日海上实力对比、双方意图及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化。此前，中国海上实力的日益增强，一度成为影响中日海上安全关系的最主要变量。但随着日本具备“反击能力”并首先融入其海洋军事战略之中，中日双方在海上实力对比、意图等多方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日海上安全关系的演进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反击能力”的出台与日本对华威胁认知关联密切

如前所述，2022年4月自民党政策建议书显示日本执政党的外部威胁认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是日方提出“反击能力”的重要认知基础。建议书提出提出以“威胁对抗型的防卫战略”作为焦点展开对日本防卫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并寻求在五年之内将防卫费占GDP之比提高到2%以上。外部威胁认知的聚焦推动日本安全战略的指向性趋强，进而推动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加大威胁对冲，这是日方提出具备和增强“反击能力”的逻辑链条。

（二）日本在中导部署的战略目标、战术部署、战法体系方面的对华博弈属性极强

日方总体部署目标是在5—10年内形成陆基、海基、空基三位一体、500—2000公里范围内的中导打击战力。在2027年之前具备陆基和海基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并在2033年之前具备空基防区外导弹以及超高音速导弹等其他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2027年之前，为填补在日本本土研发的陆基和海基中导武器投入部署之前的战略空窗期，日本决定一次性购买美国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约400枚左右，以应对中国目前阶段的中导以及准中导。由此可见，日方的平衡对冲心理极其强烈。

（三）扩张性海洋军事战略牵引日本海洋安全战略

2023年4月，岸田内阁通过了日本《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综合性海洋安全保障在计划中的比重继续加大。日本政府在计划中写入普及自动无人潜航器，并将其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另外，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属性将会继续加强。2022年12月关于加强海上安保能力的阁僚会议上，强调了加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在日本《国家防卫战略》中，也写入了“防卫省和自卫队要与海上保安厅紧密合作，以保障国家的海洋安全”。

实际上，近几年来，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的合作一直没有停歇。2021年12月，在伊豆大岛以东海域，日本实施了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和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参加的实操性训练，被认为是针对领海警备的不测事态的综合性训练。2022年10月19日开始，海上保安厅将大型无人机“海洋卫士”投入使用，其以青森县的海上自卫队八户基地为据点，进一步强化日本的整体海洋监视能力（MDA）。同年11月，根据《自卫队法》第80条的规定，日本出台了在实施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的共同训练时，防卫大臣如何临时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实际操作细则。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角色是互换、重合或者交叉的，海上保安厅已经实质上纳入了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总体框架之中。日本政府 2023 年 4 月 28 日敲定了 《统制要领》, 规定突发事态时防卫相根据《自卫队法》 将海上保安厅纳入指挥的步骤。

二、压缩中日海上安全合作的战略空间

具备“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将更加聚焦传统安全领域，这将削弱两国原本脆弱的安全合作互信基础，进而增加两国海上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使中日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打击，两国通过非传统安全领域等途径加强安全合作的空间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日本在承担中导战力的自卫队部署方面已经逐步形成体系，对华平衡态势凸显。主要包括：（1）2022年在九州“健军”基地新编的一支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部队将于2023年迁移至石垣岛，意味着石垣岛是将来“12式陆基反舰导弹”改良型中导的一个部署营地；（2）2020年宫古岛新编驻扎的陆上自卫队第302地对舰导弹中队，未来也将承担国产陆基反舰导弹的列装；（3）2019年在奄美大岛新编驻扎的陆上自卫队地对舰诱导弹部队，未来将承担列装日本国产反导系统；（4）可携带JSM的F35A战斗机目前有27架，未来会增加到40架；（5）现有8艘“宙斯盾”驱逐舰（4艘“金刚”级、2艘“爱宕”级和2艘“摩耶”级），未来将列装美制“战斧”以及国产改良的反舰导弹，还将在2028年之前再造2艘“宙斯盾”舰；（6）现有22艘潜水艇，在改造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后，将为列装潜射型中导做好准备。以上能够最早形成战力（2026年之前）的是F35A的JSM、“宙斯盾”驱逐舰的美制“战斧”，以及奄美大岛的国产地对舰反导系统，射程覆盖第一岛链周边。

三、加大扩张性海洋军事战略的外溢效应，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

日本的上述扩张倾向将产生消极的外溢效应，在亚太地区产生恶劣影响，冲击地区安全格局，刺激地区军备竞赛，进而反作用于脆弱的中日安全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影响中日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稳定性。

从截至2023年初日本的防区外导弹配备现状来看，日方的扩张性战略方向较难有回调可能。这些部署大致如下：（1）2022年3月起已经列装了短程（500—1000公里）防区外导弹，即日本进口的列装在F35A战斗机上的JSM联合打击导弹作为基本配备，JSM的射程约为550公里左右；（2）2022年进行试验的国产地对舰诱导弹，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日本国产“战斧”，射程大约2000公里；（3）通过2020年12月的内阁决议加速推进“12式地对舰导弹”长射程技术的研发进度。所以，目前除了JSM，下一步最早列装的是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其次应该是川崎重工研发的国产地对舰诱导弹。

日本发展中导战力会给周边国家带来强化军备竞赛的恶劣示范效应，给周边安全带来持续破坏性影响。自主研发和进口中导等将会刺激日本国防军工产业重新恢复“造血机制”，在国家扶持下实现良性循环，增大对外输出进攻性武器的同时，更使其自主防卫有了源源不断的军备来源。而日本发展并出口进攻性武器，如同打开战争的“潘多拉盒子”，刺激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唤醒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基因，加大周边生战生乱的风险。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调整，将启发人们对日本的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进行更多历史性思考。实际上，战后70多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始终存在追求“大国化”的基因，日本崇尚武力或实力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制造“中国威胁论”或所谓对冲中国军力仅是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手段，包括发展进攻性军力在内的军事政策改革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军事大国化。

战后日本军事战略不断累积的进攻性倾向存在历史基因，它与近代日本推行军事扩张道路的战略思维和文化密切相关。那么，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日本进一步远离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呢？这是需要学界继续探讨和回答的问题。（作者：张晓磊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