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与对外传播研究

内容摘要：台湾政治型智库是台当局和各政党进行舆论生产和对外传播的重要主体。在舆论生产上，台湾政治型智库善于通过细化的议程设置和“旋转门”机制进行专业化的观点生产，通过多样化的项目和活动完成与政治人物和社会的双重互动。在对外传播中，台湾政治型智库善于利用其研究人员的欧美背景，通过国际化的传播手段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对自身生产出的舆论进行推广。本文将重点研究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它们的对外传播路径，找寻应对之策。

智库也被称为“智囊团”，通常情况下是通过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议的专门机构。Diane Stone认为“智囊团”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术语，经常以松散的方式应用于各种组织和网络，如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学部门、非正式的学者团体、倡导组织、咨询公司，甚至民间社会压力团体。Pascal Abb将智库定义为“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即其研究旨在影响政策的组织。McGann和Weaver认为智库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对政府及社会利益团体具备相当的自主权，且智库的定义会随研究者及智库所处环境、地域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在台湾，智库紧密连接着当局、政党、民众和国际社会，在政策制定、人才培养以及政治宣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对外大搞台湾问题“国际化”，兜售“2758号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等谬论；在两岸间，妄称“两岸互不隶属”，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脱钩，煽动两岸民众对立对抗；在岛内，极限打压国民党等在野政治势力，全方位强化对岛内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政治型智库作为“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的特殊媒介，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研究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过程和传播方式，有利于我们了解台当局运用智库开展宣传的策略，寻找精准的应对之道，推动巩固“两岸同属一中”的话语体系。

一、台政治型智库概况与特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台湾以44个较为活跃的智库智数量位于亚洲第七，在“2020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顶级智库”（2020 Top Think Tanks in South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榜单中，有11家台湾智库上榜。可见，台湾智库在国际智库市场拥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而是其存在和运作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台湾的政治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生态和政党体制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所谓政治生态，是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同时也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台湾智库的发展形式和特点，以及它们如何参与政策和政治的制定和塑造，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内生能力，还取决于它们存在和运作的环境。台湾地区的智库类型大多属于政治型智库，与欧美国家的专业型智库有着明显的区别，政治型智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研究领域方面。台湾地区的智库通常是由各政党的官员或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所发起成立的机构，其研究范畴主要以政治议题为主，其意识形态或政党色彩又相当鲜明的智库机构。

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具体又可划分为政党型智库、派系型智库、个人型智库、运动型智库、学者型智库以及媒体型智库等多种类型。政治型智库的研究重点与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研究趋势而言，政治型智库主要聚焦于两岸关系和国际关系两大板块的整合。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独特性，智库在“适者生存”原则下不得不进行整合与调整。例如近年来，“李登辉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以及“台湾教授协会”等智库试图建立起某种策略联盟，透过策略联盟共享资源，借此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台湾地区政治型智库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较大的发展。大众参与、大众民主在现实中更多依赖激情动员，政治人物对民众的直接召唤建立在非理性的情感动员之上。由于政治型智库的目的在于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因此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属性。其具体特点包括：

（一）以金钱为基础

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以政治取向为优先考虑，大多直接为选举服务，以筹款为主要目的。由于智库的持续发展需要坚实的经济来源，因此政治性智库一般以基金会的名义存在，而基金会的成立通常是建立在提供经济来源的金主对一个或几个政治人物的支持基础之上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金主幕后投资-政治人物台前合作”的模式。简而言之，智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制于金主或政治人物个人的发展状况，发展质量的高低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需要强调的是，智库主要的经济来源，即背后的金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需求来对智库进行选择和投资的。如老牌“台独”分子辜宽敏曾作为主要投资人成立“新台湾国策智库”，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民进党重新赢回执政权，但随着蔡英文在2012年台湾地区大选中落败，辜宽敏对“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投入意愿大为降低。

（二）具有鲜明政治倾向

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台湾政治体制的改变。台湾地区政治型智库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台湾政治形成蓝绿两大阵营结构之后，智库的发展都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台湾政治在经历了转型和发展时期之后，形成了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主的两大对立的政治阵营。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共同主导着台湾政治却又几乎所有政治议题上高度对立。因此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不仅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且智库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成果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成为特定政党在相关领域或政策上的“传声筒”。例如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坚持“台独”路线，因此导致以“新台湾国策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绿营智库在对待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问题上以偏概全，而以马英九为代表的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此使得以“政策研究基金会”为代表的蓝营智库对民进党两岸政策进行直接的批评。

（三）数量多、人数少、影响力差异大

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类型众多，包括以“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为代表的政党型智库，以“台湾维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为代表的派系型智库，以“李登辉基金会”、“小英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个人型智库，以“台湾教授协会”为代表的学者型智库等。但是这些智库大多规模较小，研究人员也较少，研究能力相比于严格意义上的智库相差甚远，智库研究内容更多集中在对于选举等公共政策议题或政治活动上。同时，这些智库的影响力差距明显，其影响力的大小主要由智库“金主幕后投资-政治人物台前合作”的运作模式所决定，通常与主要人物呈正相关关系。简而言之，智库背后金主或支持的主要政治人物影响力越大，智库的影响力越大。由于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人才，政治型智库更倾向于短期性研究以节约支出成本。同时不再倾向于独立于当局或社会利益团体，而是开始配合本党政治人物进行政策研究。

二、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

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在遵循智库程式化的运作流程的基础上，在议程设置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台湾政治型智库进行舆论生产的首要步骤是建立广泛且细化的议程设置环节，将研究重点按照主题或国家地区分门别类后，利用“旋转门”机制生产专业观点，提升智库舆论的专业性和可信度。台湾政治型智库注重在舆论生产过程中创设多样化的项目和活动机会，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扩大智库自身在社会公众中的知名度，由此完成舆论生产流程的互动环节。

（一）台湾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的流程机制

其一，建立广泛且细化的议程设置环节。议程设置是台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流程的重要环节。目前台政治型智库的议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围绕主题进行议程设置，第二是划分地区进行议程设置。这两个层面虽然相互交叉，但均涉及到在大的主题下针对特定对象进行议程细化。台政治型智库在围绕主题进行议程设置的过程中，通常会以政治交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科技发展等不同领域作为研究主题。就台湾地区智库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而言，政治型智库在研究的主题、趋势方面均有所变化。就研究主题而言，多数政治型智库倾向聚焦于国际政治与财经两大议题。但在经历了整合过程之后，政治型智库也开始注重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如台湾地区用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技术知识服务计划（简称ITIS计划），由当局领导并进行统筹协调，该计划的主要机构之一就是被称为台湾信息产业“智库”的资讯工业策进会，资讯工业策进会作为当局的智库前瞻产业发展，协助当局规划产业政策与技术发展蓝图，以协助岛内企业提升整体竞争力。以地区划分作为设置议程准则是台政治型智库的独特之处。其根源在于台湾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截至到2023年3月26日，仅有13个国家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这就使得通过参与第二轨道机制来发展替代关系，以及获得可靠的战略信息成为智库的一项关键任务。台政治型智库常以国家和地区为划分进行政策研究，如位于美国的专门研究台美关系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台湾地区与美国保持着“非官方关系”，美国的战略思维对台湾当局政策有着特殊而关键的影响。“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美国展开游说活动，不仅在美国各界进行政治公关，兜售“台独”理念和政策，还将游说的触角伸向美国社会，企图影响舆论，培植更深层次的亲台反华势力。

其二，利用“旋转门”机制生产专业观点。“旋转门”机制是台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环节的关键部分。准确来讲，“旋转门”机制是台政治型智库所生产的观点和舆论发生作用的关键一环。台政治型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的舆论生产主要是通过与政党高层人员或内部人员的互动所完成的。所谓“旋转门”机制，是指一些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当局与智库之间双向流动。智库不仅能为当局提供智力支持，还具有为当局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功能。民进党派系不少智库就有这种人员双向流动的“旋转门”功能，首先通过参加政党团体举办的各种训练营或培训班进入到民进党内，如“凯达格兰学校青年营”“新文化研习营”等，参加此类培训班或训练营的能力突出者容易获得该党派人士的青睐。如果有较强的写作能力或研究能力，也易进入党派内部的智库机构工作，由此成为走上政坛的途径之一。而很多当局官员卸任后可能转战智库，他们在台湾政界拥有深厚的人脉，熟悉官僚政治，其观点对决策层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学者或卸任官员很可能将来走上或重返政坛，直接成为决策者。总而言之，台政治型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进行舆论生产的过程由两个层面的互动构成：首先，由智库领导层制定并得到其下属支持的组织议程，确保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增加其在政策辩论中的影响力，并为此促进其研究；第二，由一个组织的行政上级和资助者制定更高层面的议程，例如提高政策效率，在政策辩论中获得支持性论据，以及建立政策协调的国际联系等。这两个层面相互补充，在必要的情况下相互竞争，以此完成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的关键一环。例如，“中华经济研究院”最初是台湾地区经济部门的智囊团，经济部门直接设定了它的研究目标，但从1991年开始，新的当局法规要求当局项目进行竞争性招标，其研究人员经常被政治当局征用，以帮助实现当前的政策目标，如它成功地申请了民进党当局针对世贸组织（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wan WTO&RTA Center）和东盟（Taiwan ASEAN Studies Center，简称台湾东盟研究中心）的专门性研究中心。“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Cross-Strait Interflow Prospect Foundation，简称远景基金会）则成立于1997年，它的大多数内部工作人员都承担着行政职责，而研究工作通常是外包的。

其三，创设多样化的项目和活动机会。与台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流程的前两个环节相比，创设多样化项目和活动机会则更将舆论生产的重点聚焦于媒体和公众等社会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智库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媒体、政策和其他公共和私人形式。台政治型智库作为“思想组织”通过参与了公共和政策相关的话语和网络，塑造政治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总是涉及观点的表达，是包括智库自主在内的特定利益之间竞争的一部分。因此智库并不作为客观或公正的知识中介，而相反会导致利益和知识之间界限模糊。随着当局满足社会舆论需求的内部能力有限，政治型智库在舆论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充当政策建议的提供者，还可以主动利用他们的认知权威来影响决策者对问题构成的决定，并帮助“产生支撑社会行动的背景知识”。政治型智库在完成议程设置并通过“旋转门”机制进行观点和舆论的生产过程之后，将其贴合其资助人或其支持党派的政策观点输送给媒体和民众，或为媒体提供宣传内容，或组织各种论坛集会，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比如2023年4月，“台湾智库”组织举办的“挑战2032：台湾国家愿景与战略系列论坛”活动。在活动中，应邀参加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围绕“社会投资”、“社会住宅”、“人口与托育”、“年金政策”等话题，由经验丰富的学界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探讨台湾未来的政策方向。

（二）台湾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的政治地位

“舆论场”是在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的社会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宏观上来讲，“舆论场”泛指社会的公共领域；从微观上来讲，“舆论场”强调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时空环境。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作为舆论生产过程的重要参与对象遵循舆论生产流程的一般程序，但在台湾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具有独特性。

其一，岛内“传话筒”：宣传政党政治理念。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在岛内的舆论生产主要依靠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要依靠与政党的互动才能完成。一方面，智库为政党或政治人物提供政治上的决策建议。台湾政治型智库的研究领域和重点集中在政治议题上，但台湾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岛内主要两党持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政治理念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两党为争取选民均将政治型智库作为宣传理念的重要工具。在筹资机制上，政治型智库多以委托契约作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即承接当局委托的研究课题。例如，“国策研究院”积极向当局承接委托研究计划，其收入成为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政治型智库在针对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选取特定的角度做出有倾向性的研究，从而使得智库的研究报告或研究结果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目的在于形成其所支持政党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智库又向社会大众宣传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由于意识形态分化的影响，智库向社会、大众和媒体传输的政治理念带有片面性，虽然有利于各党凝聚各自的支持者，但很难实现理性决策，侧面加深了台湾社会的政治对立。

其二，两岸“沟通桥梁”：进行两岸政策研究。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是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分不开的，大陆是台湾政治型智库舆论生产的重要对象。台湾智库不仅在岛内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具体而言，台湾智库在两岸关系层面的舆论生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层面来体现：首先，与中国大陆的智库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在两岸共同关心的议题上进行探讨，一方面可以表明台湾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能加强有效沟通，从而增进互信，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持久和平；其次，智库的主要目标在于提供新的思路和观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保持与时俱进，台湾的智库通过演讲、出版论著等形式与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从而完成舆论的生产和传递；第三，台湾的智库与民调机构合作，就两岸关系等议题展开调查，从而达到总结民众观感，引导民众舆论的目的。如一些智库通过定期出版研究成果等方式提高智库影响力，台湾经济研究院向大众提供期刊资料库、电子资料情报等。2020年，两岸智库学术论坛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21世纪基金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共同参与，围绕“维护和平稳定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研讨，凝聚了广泛共识。

其三，国际“非官方机构”：参与涉外事务。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部分“台独”势力通过非官方机构参与涉外事务，破坏一中原则，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中政治型智库就扮演相当突出的角色。台湾当局多次以加强学术交流和沟通为缘由，借智库邀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坛人士赴台访问。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利用学术外衣，在美国等欧美国家设立政治型智库，加强对美国当局的游说力度，力图凭借政治型智库的“专业”外表对美国涉台涉华立法政策施加影响。自2015年以来，台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相继成立了两个新的游说机构，即“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和“台美关系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Taiwan-American Study，ITAS），这两个机构均以智库身份作为掩护，在美国各界行政治游说之实，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18年，蔡英文当局成立了所谓的民间智库机构“台亚基金会”，并发起了“亚洲深耕联盟”。“台亚基金会”是一个以基金会名义成立的台当局智库机构，企图扮演“一轨半”或“二轨”的角色。“亚洲深耕联盟”由一系列“民间组织”组成，即“远景基金会”、“国艺会”、“外贸协会”、“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协中心”、“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政治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等。无论是从结构上看，还是从作用上看，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更多成为台湾当局参与涉外事务的工具，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机构。纵观其上，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利用智库“非营利性组织”的法律身份，对外宣称促进台湾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扮演着发挥部分“外交”功能的两重角色。

三、对外传播中的台湾政治型智库

台湾政治型智库在对外传播中有其自身优势和特点。首先，台湾政治型智库不仅注重智库传统传播渠道的普适性，同时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的传播。在利用新媒体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政治型智库经常与台湾当局或政党相互配合，将党派或政治领导人物的政治观点以专业化的形式进行推广，帮助政治人物或党派在政治选举中抢占舆论高地。同时，台湾政治型智库不仅具有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其研究人员也多通过“旋转门”机制具有不同程度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学习和交流的背景，因此台湾政治型智库所生产和制造的观点舆论在对外传播中易被西方国家所接受。

（一）台湾政治型智库的传播策略

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政治型智库的传播内容也具有定向性，在对欧美国家进行对外传播时，政治型智库更侧重于政治领域的传播，尤其集中在政策、军事等敏感话题上，政治型智库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或研讨会的形式与欧美国家进行实质上的“二轨外交”。在对中国大陆进行信息传播时，政治型智库更侧重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传播，尤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青年，台湾的政治型智库更倾向于对与两岸关系有关的网络事件、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舆论的传播。

其一，注重智库传统传播渠道的普适性。在传统媒体方面，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主要依靠电视新闻、报刊杂志、交流采访报道或引用相关报告和研究成果。首先，政治型智库注重通过出版著作、刊物等拓展传播的广度。例如“台湾民主基金会”发行的《台湾民主季刊》、《台湾民主与人权论坛》等研究刊物。比如2015年台湾智库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联合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首次共同发布了城市文创竞争力的研究报告，唤起了两岸对文化产业的认知，加强了两岸产业之间的互补与合作。

其次，政治型智库善于通过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传播的深度。第一，政治型智库会定期展开学术交流研讨会，以提交政策报告等形式进行舆论宣传。例如“台亚基金会”从成立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定期在《外交家》（The Diplomat）、《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等国际媒体网络平台出版，而以政策导向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刊载于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以及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出版作品中。第二，政治型智库与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建立长期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合作。2019年3月，“台亚基金会”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Asi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展开了政策相关的具体的合作计划，在国际舆论中提高了台湾自身的角色参与度。政治型智库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与专家学者、政治官员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台湾在对外传播中的优势。

其二，善于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有效性。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善于利用国际新媒体平台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LINE等向欧美国家进行舆论传播，利用抖音、B站（Bilibili）、微博等平台对中国大陆进行信息传播。相较于传统的传播途径，大数据强调研究对象与所传播舆论之间的精确关系。

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地区领导人格外重视舆论场，“网军1450”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在台湾地区语境下，“网军”是指受雇于特定政治背景的个人或组织。他们有系统、有组织、使用虚假账号，在网络上进行政治攻防、刺探网络情报，并试图达到特定目的、带动舆论风向。在政党利用网军进行舆论宣传的过程中，政治型智库为其舆论传播提供政策上的专业支持。在信息化时代，政治型智库通过互联网与民众的积极互动，包括选举时期发布相关贴文，收集和分析数据，为党派政治选举分析形势，同时根据数据结果等制造专业性的舆论热点。例如，自2022年12月开始，针对青年相关议题，台湾智库邀请学者专家与青年焦点团体，进行多场讨论。并于近日在其官方网站“民调中心”板块发布了通过互联网发放“台湾青年政策意向调查”问卷的结果。除此之外，台湾政治型智库还采取录视频、街坊、制作动图等新颖形式，将成果或观点发布到平台网站上，并鼓励政治领导人根据智库提供的策略，亲自参与到互联网的深度互动中。智库越来越注重通过新媒体对政治进行包装和营销。网络病毒式营销的载体，普遍是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或具有讽刺意味的时文消息，网友自然会不需催促地加以转发和推广。

（二）台湾政治型智库在对外传播中的特点

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在台湾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美国智库类似，台湾政治型智库在名称上一般也会冠以“基金会”“研究所”或“研究院”等，通常设董事长、董事和研究员三重位阶，他们多半依循“旋转门”，随时在智库研究员和“入阁”“入府”等实际政治参与之间进行角色转换，这既能为台湾当局各部门和执政党输送所需的新鲜血液，保持智库与当局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智库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台湾政治型智库的对外传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当中受到的认可程度较高，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地区政治型智库的运行方式和传播方式更加符合西方话语体系。台湾岛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人数众多，大多集中在研究或研究院，其中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权威性最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台湾岛内较早出现的研究政治问题的机构，成立于1953年，自成立之初就专注于美国政治和政策等领域，它在1975年创办的《美国月刊》杂志是台湾研究美国问题最重要的杂志之一。“中央研究院”的欧美研究所成立于1972年，设有人文组、社会经济组及法律政治组，致力于全面系统地研究美国，该所出版的《欧美研究》季刊也是岛内重量级的美国研究刊物。除此之外，“国家政策基金会”“美国研究学会”等都是研究美国的重要智库机构。

其一，研究人员具有欧美背景。台湾地区政治型智库的研究人员大多都深入地参与到台湾本土的政坛当中，通过观察这批研究人员的背景可发现，这批研究人员通常本人有美国的留学或生活经历，或者与美国的高层官员有着深切的来往。政治型智库偏爱有欧美背景的研究人员可以归结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的考量。一方面，台湾当局不断向美国派出公费留学生，另一方面，美国各大高校或研究机构也积极向台湾学者提供各类奖金和补贴，资助他们前往美国学习。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信息，台湾不少政界人士在去美国学习时都曾参与过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IVLP)。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是美国国务院的重要交流项目，目的在于通过个人和专业层面的交流，促进互相了解。参加此项目的人员都是各个领域的带头人或未来的领导者，这些领域包括：政界、媒体、教育、经济等等。民进党现任主席赖清德就曾于2004年参与该项目。这些研究人员的欧美背景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他们熟练掌握英语和欧美国家当地的俚语，在进行专业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更加熟练。其次，在对外传播的方式上，他们接受过系统性的西式培训，更加贴合西方学界的思考方式和思维过程，因此更加容易对话和接轨。第三，多年的美国生活使他们更加了解当地社会的文化风俗，更加熟悉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找到切入点。第四，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们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形成了可靠的人际关系网络，尤其是在高等学府进修过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大多直接效力于高级智库乃至美国政府，因此在进行对外传播时更容易接触到决策层。

其二，善用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非常注重与欧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并倾向于把学术交流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政治型智库的对外传播渠道主要有两条，这两条渠道都依靠岛内的高级政坛人士和智库的互动来完成。第一，政治人物和智库之间进行信息的传播。岛内重要的政治人物会定期进行赴海外进修，与乐于授予他们访问学者、高级研究院等头衔的海外名校进行交流，例如举行演讲、交流座谈会等活动，以此来完成台湾地区政治动态或政策选择上的宣传。第二，智库与智库之间进行信息的传播。台湾的政治型智库会定期与美国重要的智库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包括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以及传统基金会等在内的美国智库都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青睐的机构，这些美国智库在为岛内的精英人士提供交流机会的同时，定期接受台湾官方或民间的资助，将关系网发展地更为紧密复杂。

其三，采用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注重对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多样化主要是指传播对象具有指向性，传播内容具有定向性，同时传播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传播对象上，台湾地区的政治型智库主要针对两种人群进行信息的传播，第一是欧美国家的政治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第二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决策层和普通民众。在对欧美国家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政治型智库主要发挥传播理念和价值观的作用，以此来寻求欧美国家的政治高层和普通民众对台湾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对中国大陆决策层和普通民众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政治型智库主要旨在与大陆方面进行政策沟通，加强与大陆之间的联系，同时让大陆普通民众对台湾的政治、文化产生好感。

四、结论

政治型智库是台湾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在台湾地区独特的政治环境下，台湾政治型智库也可称作是台湾政党的“智囊团”，其主要作用就是为台湾各政党提供政策上的建议，同时生产舆论以引导公众。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它们如何参与政策和政治的制定和塑造，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内生能力，还取决于它们存在和运作的环境。台湾政治型智库参与塑造政治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因为它们参与了公共和政策相关的话语和网络。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国际认可度不断下降，因此通过参与第二轨道机制来发展替代关系，以及获得可靠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美国战略思维的信息，成为台湾政治型智库一项独特的关键任务。政治型智库对台湾活跃在国际舞台至关重要，因此台湾当局对选定的智囊团组织给予了大量支持，因此台政治型智库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多元化和更大限度的代理权。此外，台当局已经意识到，愿意说出自己想法的智库和专家不仅对台湾当局政策制定很重要，而且对向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传达台湾当局观点，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软实力”也很重要。

在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轨道中，首先，政党因素强调了背景对智库发展的重要性，更具体地说，智库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的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次，台湾政治型智库在不同的互动层面上运作，既包括在智库部门发展的跨地域背景层面，还包括台湾内部政界高层及其对外部政策咨询和智囊团服务的开放程度，以及在有兴趣与智库接触或利用智库推动其议程的个别政治领导人层面。鉴于这些互动的潜在复杂性，影响政治型智库进行舆论生产最重要国际背景因素是台湾当局失去“国际空间”，这使智库在建立替代网络、情报收集和非正式关系方面成为台当局越来越宝贵的资产，以帮助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投射软实力。

在台湾政治型智库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智库也可以参与政策的实施，或承担官僚机构不能或不想正式负责的职能，例如为高层访客的交流提供平台或参与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更深入地探讨台湾政治型智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组合，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智库的核心作用仅包括政策建议和政策评估。除了政策知识的生产和重新整合，台湾政治型智库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更多地集中在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例如在舆论生产的深度方面，政治型智库会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功能，将当局新出现的和现存的政策立场“合法化”，同时发挥“能力建设”职能，为政界“旋转门”制度培养从业者和年轻学者。在对外传播的广度方面，政治型智库会发挥“沙龙”功能，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社会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同时作为“专家”，为媒体提供相关内容。

台湾政治型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对外传播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智库的未来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中国大陆智库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还存在“智库在政策建议上发挥的作用有限”“智库舆论的传播效果有限”等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我们不仅应当重视智库的学术研究功能和政策建议功能，同时还要注重对外传播渠道中的智库建设，通过政策扶持、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好智库机构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传播功能。（作者：黄日涵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丹玮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助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