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核心要义与时代担当
内容提要：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和突出特性，从根本上为群己、邦国、物我等不同层次的互动关系规定了目标追求，表现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思维、协和万邦的世界理想以及太和万物的道德关怀。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形成了和平发展理念，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坚定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担负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与精神标识的总结和提炼，也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进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注更为强烈。因此，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渊源，总结中国共产党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发展历程，阐析中国外交弘扬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国际担当与实践成就，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内在属性，而且对于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和平本质、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悠久历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与人、国与国以及人与物等不同层次的互动关系中总结出以“和”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底色。群己和睦、邦国和平和物我和谐被视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核心理念，和平性成为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与突出特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思维涵养了群己互动的交往之道，努力营造社会和睦；协和万邦的世界理想擘画了国家间互动的美好愿景，致力于实现邦国和平；太和万物的道德关怀体现了中华文明超越人类中心的宽广胸怀，试图实现物我和谐。群己和睦是邦国和平的前提基础，邦国和平是物我和谐的必备条件，三者彼此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夯实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和平底蕴。
（一）群己和睦：和而不同的包容思维
个体与群体如何互动、个体之间怎样相处是文明发展必须回答的基础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围绕“群己之辩”“和同之辩”等基本命题展开思辨论争，前者聚焦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后者强调社会群体同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群己之辩”的回答突出了个体和睦的实现难以脱离群体的自然规定性，群体内的个体如何相处成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围绕“和同之辩”的论争摆脱了自我和他者之间冲突对立的排他性僵化思维，各得其宜成为群体互动的重要目标。这两种思辨积淀所形成的包容思维，成为调和社会关系、达成群己和睦的原则规范，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根本的认知基础。
第一，群居和一的本位价值。“群己之辩”肯定了群体之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阐明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何者优先问题，主张将个体需求寓于群体之中，并以和合方式统摄群体与个体的价值取向，进而达成“群居和一之道也”的集体主义和平观。先秦思想家突出“群”对于个体生存发展的价值，将义务优先、道德优先和整体善优先视为人类进步的最大社群公利。在孔子“修己”“安人”与孟子“独善”“兼善”群己观的基础上，荀子明确将善群、乐群视为人与其他生命的根本区别。人的社会性和个体能力局限性决定了个体必须以群体共生的形式存在。合群是个体“胜物”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荀子》有言：“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个体生存及其安全需求要通过群体和睦得以满足，盲目追求个体绝对需求会成为群体冲突的重要诱因。
第二，和同共生的原则规范。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将如何在群体视域下实现社会和谐作为实现群己和睦的关键。和而不同的原则规范致力于将多样性与同一性结合起来，既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又强调和同共生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强调多样性是事物存在的前提。《礼记》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承认事物存在演进的差异性现实，包容不同个体发展的多样性特征。《国语》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不同”是达成“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寻求和谐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要求。《荀子》有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将“和”视为不同事物相互作用、共生共长的均衡状态，以“和”促进不同因素相济相成，最终达成和合共生的大同局面。
第三，各得其宜的交往理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将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视为群己和睦的核心理念和最终目标，以各得其宜的交往理想构建群己和睦观，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通过互融性存在、互补性互动、和谐性共生来实现多样性个体的互存互容，最终实现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的理想局面，达成群己和睦理念的最终追求。
（二）邦国和平：协和万邦的世界理想
古代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存在着多种类型独立政权实体的国家体系，诸侯国间互动形成的国家间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际体系的早期实践。在国家间交往互动的历史实践中，古代思想家总结和发展出“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国家间相处的原则规范。建立在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天下大同基础上的协和万邦思想成为国家间相处的重要遵循，邦国和平也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在国家间交往层面的重要体现。
第一，以和为贵的交往原则。中华文明内敛，“重和”而不“尚争”，以孔子贵和理念、墨子非攻实践为代表的贵和思想，被视为群体互动最为理想的指导原则，其根本目标是在异质性主体间达成和合共生的和谐状态。《论语》有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墨子》有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致力于达到《周礼》所言的“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的目标。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凝练的根本行为准则，贯穿于内外交往的各个层次，涵盖了政治实践的多元主体。从个体存在到群体互动，以和为贵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外交实践。张骞出使西域带来古代丝绸之路的沿路繁华，郑和七下西洋推行大国和平外交，基于和平共存、礼尚往来的东亚体系更是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第二，和衷共济的互助理念。《尚书》有言：“同寅协恭和衷哉”，强调的是共识凝聚的精神状态；《国语》有言：“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突出的是责任共担的行事风格。和衷共济意指同心合力共同克服普遍性难题，被视为达成群体目标的基本路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集体力量，在互动交往中突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基础性价值，形成了以团结互助、同舟共济为突出特征的合作文化。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过数次围绕跨国问题进行的会盟，这些会盟在促进区域合作、灾难救助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鲁国召集澶渊会盟的主题便是讨论如何援助宋国，这次会盟成为春秋时期参加国家数目最多的一次“国际”救灾会议。
第三，天下太平的世界理想。这一理念超越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争乱倾向，阐明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共生性关系定位，在世界观维度框定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天下理念将世界先验地预设为只有内部性没有外部性的整体存在，天下一家便是一种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宏阔视角来理解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一理念消解了外部空间和他者的存在，体现了社会秩序建构思想中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整体价值，寄托着中华民族对家国天下、共赢共生的追求，旨在建构世界一体的共赢性文化认同。《论语》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一体性的天下没有绝对的自我和他者，仅存在距离和关系的亲疏远近。《论语》亦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群体互动中倡导互利共济、合作共进的整体性原则，致力于实现天下大同、万国咸宁的兼善局面。
（三）物我和谐：太和万物的道德关怀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不断拓展，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间关系的探讨逐渐突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拓展至人与物的辩证关系，探讨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命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万物一体、内外无隔的生态智慧，塑造了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以及节用御欲的适度原则。以太和万物的道德关怀理解天人关系的物我和谐理念，也构成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意蕴。
第一，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这一理念将天地万物视为平等共生的有机整体，倡导“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和谐生态观，将对人的道德关心扩展到自然万物，铸就了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生态和谐文化。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把仁民爱物提升到个体的最高道德准则，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形成了仁爱万物的思想雏形。宋明儒者吸收佛教“心”“性”观念，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万物一体思想，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整体仁爱观。王阳明将“仁爱”概念具象化、普遍化，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明确把仁爱理念从爱人之仁扩展至万物生命，将其适用范围从家人间的“亲亲之仁”拓展至包含一切生命体甚至砖石瓦砾等无生命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提出标志着仁爱万物思想的建构完成。
第二，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作为先秦道家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道法自然语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指天下万物均统一于作为宇宙万物生成延续的本源和依据的“道”，万物按自然本身的法则生成、发育、成长。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家将道法自然视为其生态哲学的核心理念，为后世提供了深刻完善的生态智慧。这一理念将“因任自然”视为人与自然相处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强调天下事物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列子》有言：“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道法自然将自然视为自生自化、自本自根的无为样态，认为达成天人合一的首要条件就是认知并遵循这些规律。
第三，节用御欲的适度原则。中国传统生态观通过“节用”“俭啬”“知足”等理念调和人欲无限性与物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强调节用适度、俭啬知足的价值意义。《老子》有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将控制支配欲望视为最高道德修养，倡导适度求取、节用勤俭的知足理念。另一方面，突出纵欲无度的现实危害。古人从长远发展角度分析过度开发资源的严重后果，通过“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阐明物力恢复的周期性与人欲即时性的深刻矛盾，并以“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论述纵欲无度的破坏性，阐明“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的生态友好理念。
二、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矢志追求。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建党百余年来求和平、促发展新思想新理念的丰富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历史自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和平发展理念的实践印证。
（一）世情国情党情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和平发展理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战略判断以及胸怀天下的初心使命，共同决定了这一理念和道路选择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第一，和平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坚定选择。基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以及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演进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以宏阔高远的战略眼光洞察世界发展大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主动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首先，全球化加深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冲突和战争没有赢家。随着人类社会依存共生的加强，冲突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在全球性联系中被无限放大，双输、共输乃至全输成为冲突的必然结果。只有主动适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双赢局面。其次，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需要和平合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性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紧迫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和衷共济。再次，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和平发展动能充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多极世界更加契合人类繁荣发展的深层需要。
第二，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战略判断。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中国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将和平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首先，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近代历史的坚定选择。和平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培育形成了追求和平、珍视和平的民族特性。回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交往史，即使曾经长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也从未殖民掠夺他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掠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可贵，珍视和平机会。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近代以后经历了一百多年战乱频发的惨痛历史，决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其次，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坚持和平发展，对内求和谐、发展，对外求和平、合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和平视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属性，以和平促进发展、用发展巩固和平，致力于实现国家和睦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再次，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要求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和平发展理念，以世界和平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和平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因而，和平发展成为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的必然选择。首先，和平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将和平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正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的政党自觉。其次，和平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平发展通过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推动国家更好更快发展，并以历史性发展成果保障和平环境的长期性，进而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再次，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一庄严承诺的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思考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不断探索推动人类和平发展的方略，并为之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和平发展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
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和平发展理念始终是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坚定主张。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明确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作为首要奋斗目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相互连接，提出“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积极声援支持西班牙、波兰的反法西斯斗争，组织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面对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提出“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并在较短时间内粉碎了蒋介石政府企图将中国人民再次拉入战争泥潭的阴谋与幻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推动和平发展的新征程。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在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积极践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积极参加地区和全球多边活动，在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万隆会议几近分裂的情况下，积极斡旋，成功促成以和平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以“求同存异”方针达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促进了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团结友好。在地区和平面临重大挑战时，中国积极开展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一是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和主要矛盾，为世界各国转变战争思维、致力于和平发展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二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涵盖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倡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科学把握了世界多极化、民主化浪潮，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秩序框架。三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充分汲取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智慧，并将之与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现实相结合，提出并践行和谐世界理念，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宏阔的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与担当。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中国智慧助力世界发展，以中国理念引领世界和平。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人类发展命运与共、荣损共担的时代特征，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立足于天下一家的整体性现实和包容性特征，将中国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结合，体现出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二是新型国际关系观。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实力、利益和冲突的必然性，将权力竞争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内容。新型国际关系观把和合共生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国家之间共生共存、合作共赢，对于打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塑造国家间和平相处的新模式都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三是倡导正确义利观。现行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将国际关系简单设定为利益关系，致使争权逐利的合作模式不断侵蚀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根基。在继承中华传统义利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有机结合，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通过合作共赢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实践典范。
第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显著标志。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不同于充斥着战争、殖民、掠夺等暴力方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为指导，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汲取和平发展智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致力于推动和平发展的新理念。这些思想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走深走实。纵观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其核心便是以和平发展促进中国与世界共进，以合作共赢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充足动能，由此与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走和平发展道路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与意志。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将争取和平视为革命的纲领目标，和平发展始终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面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和2011年，中国相继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并非只体现在话语层面，而是将之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不可动摇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第三，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发展。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和平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世界各国相向而行，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氛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只有各国共谋和平、共护和平，才能共享和平。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和平与发展，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融入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之中，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并通过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为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最终以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凝聚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强大信心与合力。
三、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时代担当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国际担当和实践成就更加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和平特性，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安全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新思想新理念，丰富拓展了和平发展的时代内涵。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彰显大国担当，以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和平之光照亮世界发展的前行之路。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中流砥柱。
（一）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面对全球和平赤字愈加严峻的国际现实，中国不仅是和平发展理念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行动派，始终以高度的战略定力和敏锐的战略眼光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安全之锚与和平之盾。
第一，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将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经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智慧理念，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一是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不同于追求独享安全的霸权思维，全球安全倡议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以全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为主要考量，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了重要智慧和方案。二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传统安全观强调绝对安全，使得国家间关系陷入安全困境难以自拔。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整体安全、积极安全的视角出发，为国际关系摆脱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破解全球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三是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这一发展观以创新发展增强合作动力，以开放发展扩大合作空间，以联动发展深化合作共识，以包容发展增强可持续性，增强了全球发展的共享性和普惠性。
第二，为全球和平建设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外交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实际行动担负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责任。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1988年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以来，截至2022年6月，中国军队先后参加了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近五万人次。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会费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中国蓝盔”在监督停火、保护平民等方面表现出色，被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中国完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工作，成为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二是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中国已签署或加入20多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积极推动达成《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设立并不断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该基金自2015年设立以来，截至2022年10月，已支持110多个项目，惠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联合国应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挑战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事业。
第三，为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外交秉持平等协商、公平正义的客观公正立场，倡导以多边协商推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一是促成并维护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国创造性地促成旨在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倡导以协商对话的多边方式和平解决冲突，对于缓和矛盾、稳定局势、阻遏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促成伊核问题六国及欧盟与伊朗达成历史性全面协议。伊核问题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多次使用武力威胁、经济制裁等单边方式制造恐慌。中国始终倡导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多边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积极促成伊核问题六国机制，在全面协议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三是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多边协商机制。中国坚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主权原则，倡导通过多边协商方式实现真正的和平进程，先后促成阿巴中美四方协调组机制、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机制、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并推动其常态化举办，为探索以多边协商方式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发挥了独特作用。
（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空间不平衡、动能不充足、环境不理想等问题，中国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全球自由贸易的关键推动者、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引领者。
第一，担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漩涡中长期低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动力源。2013—2021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高于所有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
第二，以合作发展新平台激活全球发展动力。在保持自身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一系列推动全球发展的新理念新倡议，为激发全球发展动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凝聚了全球发展的多边共识，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多边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已经同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发展合作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截至2023年9月，已有6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中的32项务实措施有半数实施完成或取得早期成果。
第三，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积极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支持并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力量。一方面，切实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中国积极履行市场开放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余年来，中国的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5%以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中国积极促进双边、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截至2023年3月，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第四，引领全球减贫和生态治理发展进程。贫困问题是全球发展的关键议题，生态环境也是决定全球发展能否持续的基石。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将贫困治理、生态保护置于发展的关键位置，为推动全球减贫和生态保护发挥重要引领作用。通过持续、精准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国以消灭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助力世界贫困治理。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年均脱贫超过1000万人，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为全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中国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推动全球生态优化。21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有1/4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
（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坚定捍卫和维护多边秩序，在创新多边合作理念、维护和改革现行多边机制、搭建多边合作新平台、坚持多边合作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已经成为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中坚力量。
第一，深度融入全球和地区性多边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经历了初步参与、有限参与、全面参与和转型发展四个阶段。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程度显著加深。据《国际组织年鉴（2019—2020）》数据显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数量达5312个，参与政府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均居亚洲第三位，参加超过500项多边国际条约，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从参与程度看，近年来，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专家岗或高级别岗位的中国公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也是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和权威作用，始终做多边体系的坚定维护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为筑牢多边主义的全球根基作出了巨大贡献。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积极履行会费缴纳义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自愿捐款。据统计，2022年，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达4.38亿美元，分摊比例增至15.25%，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
第三，展现创设多边合作机制的大国担当。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担负维护多边主义的大国责任，主导或参与创设一系列致力于推动区域乃至全球多边合作的新机制新倡议，为多边机制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针对现行多边金融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关注不足的问题，中国发起成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努力提供平等、高效的区域金融公共产品。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成为涵盖六大洲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还积极创新全球多边合作形式和内容，先后创办或承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全球和区域性多边合作盛会，并积极推动其常态化举办、机制化运行，通过上述多边合作平台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成就、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为建立相关国际机制奠定良好基础。
（四）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者
多元文明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常态和前进发展的主旋律，文明交流互鉴也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和纽带。面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始终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实际行动切实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人文交流格局持续走深走实，正是对中国作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促进者的真实写照。
第一，全方位文明对话合作网络遍布全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人文交流置于对外交往的突出位置。中国参与的双边、多边人文交流机制不断丰富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从周边国家到大西洋岛国，逐步形成涵盖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地缘距离的全方位人文交流合作网络。就双边文明对话来说，中国已建立了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等十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国还积极担负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责任，搭建多边人文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等一系列以文明对话、交流互鉴为宗旨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常态化举办、机制化运行。中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第二，宽领域人文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在双边、多边人文交流机制的带动下，涉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生态保护、贫困治理等多领域的中外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在教育领域，中外留学生成为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据统计，2019年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100万人。中国长期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在医疗领域，中国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医疗对话交流，成功举办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国际卫生合作大会、上合组织医药合作发展大会等高端论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危难时刻，中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共同举办300多场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技术交流活动，中国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抗疫医疗专家组，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在生态保护领域，中国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日韩三国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会等多边机制，与100多个国家开展生态环境国际交流。在贫困治理领域，中国先后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等一系列研讨交流。2012—2021年，中国举办了130余期国际减贫培训班，共有来自116个国家（组织）的官员参加培训。
第三，多层次人文交流体系持续优化。国际人文交流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宽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广泛参与、共同发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逐步形成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中央地方统筹联动以及官方民间合作并举的人文交流合作大格局，国际国内共同发力、中央地方协调联动的多层次人文交流合作网络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访超过40次，足迹遍及五大洲70多个国家，开展了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在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作用的基础上，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地方政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充分利用地方特色的外事渠道和外事资源，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
四、结语
和平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构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在全球化时代的鲜明体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外交宗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承者和践行者，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相结合，探索形成了求和平谋发展、以发展促和平的和平发展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之一。迈上历史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必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更多机遇，为促进全球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强动力，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吴志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培东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