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建设八年来在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率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学界对中巴经济走廊风险的关注始于2014年，之后两年巴基斯坦学者开始从风险挑战和机遇前景两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其中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巴国内政局、各类恐怖组织、印度因素及阿富汗局势等。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一些欧美智库也加入分析行列，如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CG）在2018年的报告中关注到巴国内中央与地方矛盾及各省间矛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而2020年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则片面强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之处。在学理化分析方面，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问题专家齐格弗里德·沃尔夫（Siegfried O.Wolf）认识到，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探讨尚缺乏超越具体议题的研究框架，因此除了关注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属性之外，他还从社会、政治、国际的视角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分析。总体来看，在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风险方面尚缺乏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且2020年以来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因素的最新动态尚未得到全面梳理。

2016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并将安全问题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分析。在此过程中，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安全风险的研究不断涌现，2016年就有学者关注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2019年后更多学者开始分析巴国内及其周边具体安全因素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挑战，包括对巴国内极端势力和俾路支恐怖主义的影响，巴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以及印度政府取消克什米尔独特宪法地位构成的隐患的研究，这些结合具体安全问题的研究为全面分析当前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奠定了基础。2021年以来，在巴中国人员和项目遭到一系列恐怖袭击，包括2021年7月14日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通勤大巴遭遇的自杀性爆炸袭击、2021年8月20日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在俾路支省遭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等。另一方面南亚地区局势发生新变化，大国关系深刻调整，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安全风险时应持更广阔的视野。因此，本文在回顾中巴经济走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将从巴国内因素、南亚局势、域外大国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成因，并尝试从这三个层面进行对策思考。

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

2015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巴基斯坦，提出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经济合作”布局，之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快车道，主要表现如下。

瓜达尔港建设全面展开。2015年11月，巴政府“向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移交瓜达尔港自贸区2281亩土地使用权，租期43年”。2017年11月22日，“瓜达尔港东湾快速路项目正式动工”。2019年3月，时任总理伊姆兰·汗出席瓜达尔新国际机场奠基仪式。2020年1月，瓜达尔港首个液化石油气厂全面投入运营。“中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海水淡化设施、法曲尔中巴友谊中学相继投入使用。

交通基础设施取得突破。2015年10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北京一伊斯兰堡一卡拉奇新航线。2018年7月13日，中巴首条陆上跨境光缆项目建成开通。2020年，三大陆上交通项目相继竣工：“中巴友谊路”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升级改造项目（赫韦利扬一塔科特段）于2020年7月底全线通车；巴基斯坦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拉合尔橙线项目于2020年10月25日正式投入运行；白沙瓦一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于2020年12月正式交付巴方。

能源建设成效显著。2015年12月，“中巴经济走廊首个煤电一体化项目－塔尔煤田二区煤矿和电站项目在京签署融资协议，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2017年7月，1320兆瓦的萨希瓦尔煤电项目全面投入运营；2018年4月，1320兆瓦的卡西姆港煤电项目开始运营；2019年8月，1320兆瓦的胡布煤电项目建设完成。这些大型电力项目“发电量占巴基斯坦全国电力供应的1／3，改变了巴电力短缺的状况”。此外，在清洁能源方面，三峡风电二期、三期项目已投入运营，卡洛特、科哈拉和阿扎德·帕坦等一批水电站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产业合作有序推进。2017年4月，“巴基斯坦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中巴经济走廊项下九个工业园的建设”。2019年1月，“在第八届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JCC）会议期间签署的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促进巴纺织、石化、钢铁等重点产业发展提供了框架”。此后，位于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拉沙卡伊（Rashakai）、信德省的塔贝吉（Dhabeji）、旁遮普省的阿拉玛·伊克巴尔（Allama Iqbal）的经济特区开始建设。2020年之后，为改善新冠疫情导致经济特区建设延误的局面，巴方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局，并多次邀请中方参与工业园区网络推介会。

2020年8月2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巴经济走廊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成为统筹防疫与生产的标杆”。截至2021年7月，“一批优质企业落户自由区。阿富汗转口贸易业务获批并有序开展”。“瓜达尔港自由区一期已顺利完成，二期项目正处于紧张建设阶段。”2021年5月28日，巴基斯坦拉沙卡伊特别经济区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实施的首个产业园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6月25日，巴基斯坦默蒂亚里-拉合尔±66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启动送电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输电项目投入运营。9月23日，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第十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一致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已实现重要早期收获目标，进入充实、拓展新阶段”。

二、当前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始以来，巴方不断加大反恐力度，2014年6月，巴军方发起反恐“利剑行动”（Zarb-e-Azb），12月，巴政府制定通过国家反恐行动计划，这些行动使巴国恐袭次数及其导致的死亡人数逐年下降（参见图1）。但如前所述，近年来涉及中国在巴项目和人员的袭击持续不断，且破坏力更大、针对性更强、造成的负面效应更大，对这些安全风险需要从巴国内部、南亚地区、域外大国等层面系统分析，分类识别。

（一）巴基斯坦国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风险因素

巴国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风险因素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组织及宗教政党。

1、民族分离主义势力

这类势力主要存在于俾路支省和信德省，它们长期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并在2020年后出现新动向。

第一，俾路支分离主义的主要组织已停止内讧，实现联合。2014年，各类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制造的恐袭达到312次。2015-2019年间，由于“俾路支解放军”（BLA）和“俾路支解放阵线”（BLF）这两大主要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之间产生矛盾，这5年间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发动的恐袭总数下降，但二者很可能已于2020年实现和解，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当年就实施了38起袭击。2019年6月，“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解放阵线”以及“俾路支共和军”（BRA）组建了新的联盟－“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RAS），该组织声称“巴基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OGDCL）等机构及中国都处于掠夺俾路支省自然资源的最前沿”。总体而言，2020年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除继续在奎达显示其存在之外，已更为关注俾路支省南部和西南部”。

第二，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分离主义势力结成反对中国投资的同盟。早在2010年，“信德解放军”和“信德革命军”（SRA）就开始在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的鼓动和支持下实施小规模袭击，近年来，二者进一步加强勾连。2020年6月29日，4名“俾路支解放军”恐怖分子袭击了卡拉奇证券交易所，其40％的权益属于3个中资企业，事后，“俾路支解放军”宣称这起袭击得到了来自信德分离主义分子的“完全支持”。7月25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宣布与“信德革命军”结成战术同盟（Operational Alliance），该同盟拥有“1000-2000名活跃的武装分子”，其目标包括“‘解放’俾路支和信德地区”，以及“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它们声称，中国的“对外扩张”对信德省和俾路支省造成了同等影响，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旨在获取从巴丁（Badin）到瓜达尔港的海岸和资源。2021年9月第十次联委会期间被纳入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卡拉奇沿海综合开发区（KCCDZ）项目就位于这一海岸区间，尤需警惕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破坏。

第三，俾路支分离势力正在将小规模低烈度的冲突转变为重大恐怖袭击，以吸引世界关注。2020年6月“俾路支解放军”对卡拉奇证券交易所的袭击就引起了国际关注并被刊登上新闻版面，10月15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在瓜达尔港附近的奥尔马拉（Ormara）滨海公路对车队进行恐袭，造成“至少8名边境兵团（Frontier Corps）士兵和6名巴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死亡”。2021年8月20日，“俾路支解放军”在瓜达尔港对载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车队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也引发关注。“俾路支解放军”分支“马吉德旅”（MajedBrigade）惯于实施自杀式袭击，而这种手段是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以往较少采用的。巴方官员担心：“在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势力的帮助下，信德分离主义组织将会增强其发动更致命袭击的能力。”

2、宗教极端主义暴恐组织

此类组织的代表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以下简称“巴塔”），它以宗教极端主义为基础，近几年成为造成巴国动荡的主要势力。2019年“巴塔”在巴实施了82起袭击，2020年在巴实施了46起袭击，2021年已对在巴中国利益造成直接损失。

第一，“巴塔”开始将袭击目标从西方转向中国。“巴塔”曾一度将美国作为“圣战”主要目标，但近年来由于西方媒体不断抹黑渲染，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去极端化措施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巴塔”等恐怖组织借“保卫”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名对中国展开报复。其中，以阿布·扎尔·阿尔·布尔米（Abu Zar al-Burmi）为代表的宗教激进分子充当反华言论的急先锋。阿布·扎尔具有罗兴亚人血统，长期居住于巴基斯坦并曾供职于卡拉奇的宗教学校，由于精通伊斯兰教法并与“巴塔”指挥官乌马尔·曼苏尔（Umar Mansoor）过从甚密，他成为“巴塔”重要宗教学者，并且由于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乌兹别克语、普什图语，他还与“基地”组织、“乌伊运”（IMU）及“东伊运”（ETIM）等恐怖组织联系密切。阿布·扎尔一直借涉疆问题抨击、威胁中国，早在2014年5月，他就在“让我们搞乱中国”（Let＇sDisturb China）的视频中“号召所有塔利班团体对中国驻巴大使馆、公司展开袭击，并绑架或杀害中国公民”。如今，他已成为反华言论的重要推手，2021年4月塞雷纳酒店恐袭事件前一个月，阿布·扎尔发布录音声明，以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不公正待遇”为由，煽动“巴塔”武装分子打击中国利益；巴政府认为达苏水电站恐袭事件为“巴塔”斯瓦特分支所为，而“阿布·扎尔正隶属于该组织”。有学者认为，阿巴地区的各类恐怖组织“需要一个劲敌来证明其暴力行为正当合理，过去20年这个敌人是美军，现在是中国”。

第二，重新统一的“巴塔”发动袭击的能力更强。“自由人党”（Jamaat ul-Ahrar）、“自由联盟”（Hizb ul-Ahrar）及哈基穆拉·马哈苏德派（Hakee mullah Mehsud）是“巴塔”的三个主要派别，它们在2014年因领导权问题与“巴塔”分裂。2020年8月，它们全部重返“巴塔”。11月27日，北瓦济里斯坦颇具影响力的武装分子乌斯塔德·阿利姆·汗（Ustad Aleem Khan）加入“巴塔”并宣布对“巴塔”头目努尔·瓦利·马哈苏德（Noor Wali Mehsud）效忠，“这是第一次北瓦济里斯坦的“圣战”组织（jihadist group）加入“巴塔”，阿巴地区安全问题专家阿卜杜勒·赛义德（Abdul Sayed）认为，“这一强大团体的加入表明“巴塔”在组织上比其2009—2012年的巅峰时期更为强大”。2021年4月，“巴塔”对中国驻巴大使下榻的塞雷纳酒店的袭击是“近年来该组织首次使用自杀性车载简易爆炸装置（SVBIED）的袭击，也是‘巴塔’重新统一后第一次在主要城市进行的袭击”，有迹象表明“‘巴塔’已开辟一条针对在巴中国利益的新战线”。

3、宗教政党

巴宗教政党的目标是在巴国实施伊斯兰教法，“拉巴伊克运动”（Tehreek-e-Labaik Pakistan）是其中的代表。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8月，近年来多次举行抗议活动，威胁着巴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宁。2017年，“拉巴伊克运动”认为选举法中对于宗教宣誓词句的微小改动亵渎了先知，因而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导致通往伊斯兰堡的主要道路受阻近3周，最终，缺乏军方支持的巴政府屈服，时任司法部部长被迫辞职。此次抗议活动中，伊姆兰·汗作为反对派领导人，为推翻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PML-N）政府，曾支持“拉巴伊克运动”的要求，但其当政后多次面临同样困境。2020年11月，“拉巴伊克运动”的数百名支持者包围伊斯兰堡部分地区，并在伊斯兰堡附近的立交桥上静坐示威，谴责法国杂志出版亵渎先知的漫画并逼迫巴政府驱逐法国大使。警察和示威者冲突数小时，导致多人受伤。22021年4月，“拉巴伊克运动”再次发起暴力抗议，导致2名警察死亡，100余名警察受伤，之后巴政府依据反恐法案拘禁了该组织领导人萨阿德·侯赛因·里兹维（Saad Hussain Rizvi）并对该组织颁布禁令。由于反对拘禁里兹维并要求驱逐法国大使，该组织于10月22日再度在拉合尔等地举行大规模暴力抗议，之后开始向伊斯兰堡进发。面对不断增加的压力，巴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在11月的第1周释放了1000余名该组织成员，于11月7日解除对“拉巴伊克运动”的禁令，并同意释放里兹维。

除暴力抗议外，“拉巴伊克运动”还在2018年通过大选成为巴国“第五大党”，这表明“毫不掩饰的极端主义和不受限制的宗教言论对选举大有助益”。这些宗教政党虽未直接发动恐怖袭击，却助长了巴政界和社会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2020年以来，各类逊尼派极端组织结成打击什叶派穆斯林的联盟，他们称什叶派穆斯林为“异教徒”，并在卡拉奇、伊斯兰堡等城市对他们采取暴力行动。因此有学者认为：“击毙恐怖分子和肢解其网络的作用有限，只要极端主义和‘圣战’意识形态未受触动，武装分子将实施新的暴行，他们也将表明他们仍能散布恐惧。”

（二）南亚地区局势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的安全风险

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公布的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在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排序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七和第八，南亚也是死于恐怖主义人数最多的地区。最近，南亚地区局势对巴国内稳定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威胁日趋凸显。

1、阿富汗局势突变有利于该地区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和加速整合，这将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顺利推进的安全隐患

第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借助阿富汗变局发展壮大，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隐忧。2020年，由于巴军方加大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打击力度，该组织向阿富汗转移。而阿局势突变为该组织壮大提供了土壤：一是阿境内部分极端组织成员不满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与美国和谈的决定，转而投奔“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其中就包括阿塔强硬派“哈卡尼网络”的部分成员；二是巴境内大量阿富汗难民被遣返，为该组织提供了潜在招募对象；三是该组织与“伊斯兰军”（Lashkar-e-Islam）、“乌伊运”及“虔诚军”（Lashkar-e-Taiba）保持联系，°因而能从阿巴边境两侧及其他地区招募大量人员；四是美国和北约撤军后，阿境内出现军事力量真空和政局动荡，这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因此，在阿塔于2021年8月15日接管喀布尔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制造了一系列重大恐袭事件，包括8月26日喀布尔机场袭击、10月8日昆都士袭击、10月15日坎大哈法蒂玛清真寺袭击、11月2日喀布尔军事医院爆炸袭击等，该组织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力量在不断壮大，同时引发外界对阿塔确保民众安全能力的质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极端的“全球圣战”意识形态，该组织主张通过“全球圣战”将土地从“异教徒”和“叛教者”手上解放出来，进而建立一个依据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的“全球哈里发”。因此，该组织谴责阿塔与美和谈，指控阿塔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拒绝承认其是一个合法的伊斯兰领导者；同时，““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试图将自身塑造成拒不妥协的斗士，并利用这种叙事进一步招募成员”。早在2017年2月，该组织就连续公布两段录像，公开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公民列为袭击目标。巴和平研究所预计，“随着资金和人力的聚集”，该组织“很可能重返巴基斯坦”。

第二，阿塔的成功对“巴塔”影响巨大。首先，“巴塔”在战略战术上开始效仿阿塔。美塔签署协定之后，“巴塔”意识到阿塔权力不断增长而他们因派系争斗不断削弱，因此曾与阿塔联系密切的“巴塔”头目马哈苏德以阿塔为榜样，推动“巴塔”重新统一。“巴塔”与阿塔本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巴塔”于2021年8月17日宣誓对阿塔效忠，并进一步模仿阿塔的战略，包括在组织上逐渐去中心化，授予地方指挥官更多权威，减少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加大对巴安全部队的打击力度，利用巴政府弱点及巴民众怨恨提升“巴塔”形象。

其次，“巴塔”调整目标，开始寻求在巴部落区“独立建国”。“巴塔”之前的目标是通过发动“圣战”打击外来势力及巴世俗政权，最终在巴实施伊斯兰教法并建立哈里发国家。但2021年8月，其头目马哈苏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声称“巴塔”的目标是控制阿巴边界地区并促成其“独立”，这是“巴塔”领导层第一次号召在巴部落区“独立建国”。“巴塔”有可能是从阿塔的战略中得到启示，即将其目标限定在部落区以获得部落团体的支持。马哈苏德还声称，根据伊斯兰教义，一个穆斯林的胜利必然会帮助另一个穆斯林，时间将会说明阿塔的胜利将如何帮助“巴塔”。而且阿塔拒绝承认杜兰线为阿巴之间既定边界，因此“巴塔”认为其在部落区“独立建国”的想法能够激起阿塔及杜兰线两侧普什图部落的共鸣。

最后，“巴塔”以阿富汗作为庇护所将对巴安全构成长期严重威胁。2021年6月的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估计，有2500-6000名“巴塔”武装分子在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库纳尔省及霍斯特省。阿塔迅猛的发展势头也使“巴塔”士气振奋且更有胆量，据巴和平研究所（PIPS）统计，“巴塔”从2021年7月1日至9月15日对巴安全部队进行了55次袭击。但是，对于“巴塔”的袭击，巴政府并未展现出强硬姿态。时任巴外长库雷希（Shah Mahmood Qureshi）于9月15日称“伊斯兰堡准备赦免那些承诺不再参与恐袭的“巴塔”成员，但遭到“巴塔”拒绝”。另外，巴政府要求阿塔将阿境内的“巴塔”成员驱离并强制遣返，但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阿塔驱离“巴塔”或将其遣返的公开信息，尽管阿塔充当了“巴塔”与巴政府之间的调停者。而且，“巴塔”曾帮助阿塔与美国领导的北约军队作战，阿塔也于2021年8月释放了“巴塔”前二号人物莫尔维·法基尔·穆罕默德（MaulviFaqir Mohammad），即使阿塔在巴政府压力下驱离‘巴塔’，后者也可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因此，巴政府对“巴塔”从阿富汗越境对巴发动袭击的担心并非多余。

第三，“东伊运”加快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相勾连。“东伊运”成员长期盘踞在阿巴边境地区，与“巴塔”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基地”组织长期勾结。一方面，“东伊运”从这些恐怖组织中获取后勤、资金及人员支持，以弥补他们的人数和物质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些恐怖组织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利用“东伊运”推动“圣战”。其中直接方式是指操纵“东伊运”成员并向其灌输“圣战”思想，使其成为实施“圣战”的工具；间接方式是指利用和建构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压迫”的叙事和舆论，以勾结各类恐怖组织在南亚和中亚开展行动。由于很难进入中国，“东伊运”很可能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主要目标，借此打击中国以及报复巴政府对“东伊运”的打压。

联合国安理会2020年5月的报告就曾指出，“‘东伊运’在其跨国行动计划中把新疆、中巴经济走廊列入袭击目标”。阿塔建政之后多次表示，不允许“东伊运”等组织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招募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在此背景下，联合国评估报告认为，位于阿富汗东北巴达赫尚省的“东伊运”武装分子“由于担心遭阿塔打压，将转而效忠“伊斯兰国呼罗珊省”。10月8日昆都士什叶派清真寺遇袭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布公告，确认自杀式袭击者身份是一名维吾尔族人，并确认开展此次恐袭的动机之一就是谴责阿塔为了满足中国要求而驱逐在阿的维吾尔族人。有巴方智库认为：“这很可能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第一次利用‘东伊运’武装分子在恐袭中承担重要角色。”

2、巴基斯坦关于印度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指控值得进一步关注

长期以来，印巴双方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相互指责。印方指控巴方“在克什米尔地区支持恐怖主义和实施代理人战争（Proxy war）”，巴方则指控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实施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中巴经济走廊开始建设以来，印巴对彼此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进一步加剧。巴军方称“2015年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就在俾路支省建立了一个旨在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小组”。2016年3月，巴方逮捕了印海军军官亚达夫（Kulbhushan Yadav），并指控其“作为印度调查分析局的间谍在巴从事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9月18日，印控克什米尔乌里（Uri）发生恐怖袭击，20名印度士兵遇难，之后印方指控巴政府对制造恐袭的“穆罕默德军”（JeM）给予了支持。作为报复，印军于9月29日首次越过实控线对巴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莫迪政府也已开始将俾路支议题作为反制手段。22017年，来自印度的跨界袭击从2016年的51起增加到171起。

2019年2月14日，“穆罕默德军”在克什米尔的普尔瓦马（Pulwama）地区袭击印军车队，导致至少40名印军死亡，随后印度指控巴基斯坦与此次袭击有关，并对巴境内巴拉克特（Balakot）印方声称的“穆罕默德军”总部进行了空袭。2020年巴基斯坦发生的125起越境袭击中有114起来自印度。在此背景下，巴方对印度支持恐怖主义、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发起了新一轮指控。2020年11月14日，巴时任外交部部长库雷希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大量视频、音频和文件，证明印度调查分析局和国防情报局（Defence Intelligence Agency）不仅在印度国内，而且利用驻阿富汗领事馆资助、训练和庇护“巴塔”“自由人党”以及“俾路支解放军”等已被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而且，为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已经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并为其拨款800亿卢比。11月24日，巴基斯坦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包含大量细节的文件集，证明印度支持巴境内恐怖活动并阻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比如，文件指出印度推动“巴塔”与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的联合，并公布了推动这一计划的印度官员姓名及其协调这两大恐怖主义势力的达里语信件；文件还指出，印度将阿巴边境阿富汗一侧的领事馆作为资助巴基斯坦恐怖活动的中心，并披露了资助金额、转账银行、接收人姓名、掩护公司等细节；文件认为2019年5月11日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对瓜达尔明珠洲际酒店的袭击背后存在印度支持，并提供了策划此次袭击的印调查分析局官员姓名、袭击者及印度方面使用的电话号码、策划者的掩护名称、相关的音频片段等。

2017—2020年，至少有9起涉及中巴经济走廊及在巴中方人员和利益的袭击，其中4起位于俾路支省，4起位于信德省（其中3起位于卡拉奇），1起位于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共导致4名中国公民丧生，多人受伤。近年来，中印边界持续对峙，美印联合得到加强，印度学者也建议印度“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反叛组织提供道义和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巴方关于印度支持恐怖组织的指控及其线索值得密切关注，同时也须认真研判。2021年7月14日的达苏恐袭案最终导致10名中国公民丧生，袭击中装载炸弹的车辆就是从阿富汗走私进入巴基斯坦的，另有3名袭击的策划者仍在阿富汗。

（三）域外大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

除了巴国内因素和地区局势以外，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也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安全挑战。冷战期间，美苏在南亚分别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基斯坦独立后曾在安全和经济方面依赖美国援助以应对印度威胁。印度学者认为：“巴军方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亲美院外集团。”近年来，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再度在南亚选边站，但这次是借重印度并开始公开批评中巴经济走廊。2019年11月21日，美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Alice Wells）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公开指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加剧巴基斯坦债务负担”，只会让中国盈利。2020年5月21日，威尔斯声称中国的贷款在疫情期间给巴基斯坦造成“负担”，并要求中国采取应对措施。

2020年9月，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巴高层军官担心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将减少其与美国等其他伙伴的交往空间。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巴方一度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3月，巴领导层声称该国经济命运并非仅仅依靠中国及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拥有多种可能性。但美巴关系并不顺利，美国希望巴基斯坦进一步对阿塔施压，但巴方坚称它已对阿塔用尽所有手段；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对阿塔的支持导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失败。美巴关系迟迟未获改善使得巴方对美不满情绪逐渐增加。6月29日谈及中美竞争不断演进时，伊姆兰·汗说：“美国或其他西方大国要求巴基斯坦在与中国的冲突中选边站是很不公平的。”10月24日，时任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CPEC authority）主席哈立德·曼苏尔（Khalid Mansoor）公开声称，“美国正在印度的支持下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并试图操纵巴基斯坦脱离“一带一路”倡议”，美印的这种企图“不会成功”。虽然近年来美国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但来自巴政府官员的这种直接指控十分罕见。当前，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对巴需求骤然减少，而对印度的拉拢仍将持续，因此，美巴关系一时难以战场。

目前，在巴基斯坦看来，美印间的安全合作已经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已有美国学者指出，如果伊斯兰堡将美国完全视为一个破坏其安全、支持其对手的敌人，而且已无与美合作的潜在可能，那么，巴方将更可能致力于打乱美国的计划，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美国建立一个强大印度的努力。

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巴基斯坦、南亚地区及域外大国的安全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首先，巴国内各类恐怖组织的联合及壮大，为地区和域外大国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抓手和条件。其次，域外大国美国的政策促成了南亚变局，比如美国刻意拉拢和抬高印度，促使印度在南亚地区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再如，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使得在阿国际反恐协调骤然崩解，阿局势陷入动荡。最后，地区局势也会对巴国内安全因素产生影响，比如印度对巴国内恐怖组织的支持，使得分离主义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并开始与宗教极端恐怖组织合流。再如，阿富汗境内国际反恐协作的缺失和权力真空的出现，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坐大提供了土壤，进而对巴国内安全形势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成威胁。因此，应该在多个层面系统地识别和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三、应对思考

虽然中巴经济走廊面临一系列安全风险，但“两国政府的政治意志和决心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最终保障和必要条件，也是克服内部和外部各种困难继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并完成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完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第一阶段，进入更注重产业发展、健康卫生、农业合作、数字技术、民生、环保的第二阶段。2021年是中巴建交70周年，中国领导人在2021年11月19日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反恐、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协同协作”。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应从巴基斯坦、地区局势和域外大国三个方面系统识别安全风险，考虑安全对策。

在巴基斯坦层面，中国除了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安保力度及加大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之外，还应加强与巴基斯坦国内媒体和智库的交流。一方面，面对部分西方媒体和恐怖组织在涉疆议题上的歪曲和抹黑，我们应使用普什图语、信德语、俾路支语等巴基斯坦当地语言，通过巴媒体和智库向巴基斯坦民众展示新疆发展的真实情况，努力抵消负面舆论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应让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充分融入巴基斯坦国家建构的当代叙事之中，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巴基斯坦爱国主义的形成，使得巴国除了利用宗教之外，还能通过爱国主义凝聚各省和各族人民。

在地区层面，首先，针对阿富汗局势，可考虑利用上合组织、中巴阿三国外长对话等多边机制加强在阿富汗的反恐国际协调，填补美国撤军后在阿富汗国际协调反恐的缺失；同时加大对阿富汗的社会、经济、民生援助，努力消除阿富汗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其次，应提醒印方，如果美巴关系破裂，印度不仅将失去一个影响伊斯兰堡的渠道，而且一个感觉被美抛弃的动荡的巴基斯坦将成为印度发展的苦恼和障碍。正如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Raja Mohan）2011年撰文所指出的，中国对巴的影响力是一种正面力量，印度没有理由希望华盛顿和北京放弃它们与伊斯兰堡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印度应希望美中两国发挥其影响力以避免巴方诉诸极端主义手段。最后，也应注意其他地区国家的作用。2021年11月初，乌兹别克斯坦安全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维克多·马克穆多夫（Victor Makhmudov）中将访巴，并与巴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联合安全委员会（Joint Security Commission）的协议。此外，马克穆多夫一行还考虑通过阿富汗实现乌兹别克斯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联通。而近年来伊朗东南部也持续遭到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袭击，如被伊朗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真主旅”（Ansar Al-Furqan）于2018年12月在恰巴哈尔港制造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巴方要彻底消除其境内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威胁，也需要伊朗在边境地区的密切合作。

在国际层面，面对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公开施压，中方可适时提醒美国，中美合作推动巴基斯坦实现去极端化和经济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进而努力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双方可以合作的一个具体领域。事实上，“巴塔”也曾让美国感到威胁。“2009年初，‘巴塔’控制的领土离伊斯兰堡一度仅60英里，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和学者将这一局势与阿塔的崛起进行类比，他们十分担心伊斯兰堡即将崩溃，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暗示‘巴塔’可能将推翻政府并获取核武器的钥匙。”同时，我们可顺势与另一个域外大国俄罗斯加强在巴基斯坦的合作。近年来，俄罗斯开始寻求与巴基斯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021年4月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位访巴的俄高级官员。7月，双方开始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双方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项目（PakStream Gas Pipeline Project），该项目从卡拉奇和瓜达尔向拉合尔运送液化天然气，计划于2023年完成，巴基斯坦在项目中占股74％，俄罗斯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专家和资金。巴基斯坦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利于巴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冲美印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压力。（作者：修光敏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