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后殖民国家建构（1980—2015年）

内容提要：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维持和平行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PKO，简称“维和”）是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向经历了冲突/战争的国家派遣武装和非武装人员以创造条件、实现持续和平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监督和观察和平进程、建立信任、安排权力分享、监督和支持选举、加强法治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在当代世界，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UNPKO，简称“联合国维和”）始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冷战期间维和行动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巩固和平，其特点是“插入”（interpositional），即维和部队充当冲突双方的缓冲区，并确保双方遵守和履行和平协议。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除履行传统职责外，还被赋予了多重使命，包括解除前参战人员的武装并协助他们复员和重返社会、支持（目标国）恢复和提升国家权威、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等， “恢复和提升国家权威”就属于国家建构的范畴。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认为，维和行动应积极承担国家建构的“高级使命”：“鉴于（目标国）国力低下，在确保暴力不会卷土重来的前提下，（维和行动）有必要推动（目标国的）国家建构。”

虽然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目标已经多元化，但学者们对维和行动作用或效果的探讨仍然集中于如何恢复并维持和平，与实现和平密切相关的军事“正常化”以及维和人员的人身安全等问题。本文旨在探讨联合国维和行动对目标国国家建构的影响。作为一篇标准的政治科学论文，本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依次为文献述评、理论建构、研究设计、发现与分析以及结论。

一、强制性国家建构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国家建构是建立、巩固或重建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的过程，其目的是“建设起有效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建立起受尊重和有效的公共部门来执行政策”。由于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建构的客体是国家机器，所以国家建构学者经常以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来替代国家建构。主流文献中国家建构的原型是欧洲国家，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它被视为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

按照主体的不同，玛丽娜·奥塔韦（Marina Ottaway）把国家建构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类型。后殖民国家的建构往往兼具内生和外生的特点。例如，20世纪70—80年代，埃塞俄比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强化了国家能力，并且参加1977—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在短期内提升了财政汲取能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从逻辑上讲，外生国家建构又包括非强制性和强制性两个亚型。实际上，外生国家建构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提供给东南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经常会附加必须接受的条件。不过，本文中的“强制性”（imposition）主要指借助武力强迫或威慑等手段。据此，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往往发生在军事干涉尤其是军事占领之下，联合国维和就属于后一种亚型。

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经典作家所设定的国家建构场景存在三个显著区别：

第一，至少对于冷战结束以来的维和而言，国家建构存在明确的政策目标，而在经典场景中，国家建构是一种非意图性后果。正如蒂利在评价近代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指出的那样，“掌权者……根本没有预料到战争、资源汲取以及资本积累会促使民族国家的崛起。” 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在论及非洲国家建构的现状时指出，要让它们从“法理国家”转变为“经验国家”，国际社会应当允许这些国家参照近现代欧洲国家生成的自然选择模式，通过漫长而残酷的国际战争来实现优胜劣汰。

第二，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往往发生在后冲突/战争社会或失败国家。这样的社会甫经剧烈的国内战争或国际冲突，国家机器在战争中被摧毁或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国家无法实施正常的统治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外部势力武装介入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巩固和平，帮助目标国政府强化或重建基本的国家功能。借用佐薇·斯科特（Zoe Scott）的话，后冲突社会的国家建构通常需要采取“干预主义”策略，恢复或重建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性国家建构是战后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强制性国家建构持续的时间远比内生国家建构要短。内生国家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家的存续相伴始终，虽然发达国家被视为国家建构的终点和典范，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国家功能转型的挑战。对于外国和国际社会而言，军事干预、军事占领和维和行动都是高消费行为，难以长期持续。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的“自由主义”和平建设方案要求目标国实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结果适得其反，造成这些国家能力退化，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项目实施时间太短，还没等到维和的负效应消退，维和就已经结束。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上，格鲁吉亚经历了持续时间最长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1993年8月，终于2009年7月，时长约16年。相比之下，蒂利认为欧洲国家建构的历史早在公元992年就已经开始，持续了近千年才达到今天的水准。

关于国家建构的效果，学者们普遍认为内生路径优于外生路径。外生路径会产生不少消极影响，比如国际社会的介入会打断新兴国家独立习得治理经验的历史进程，破坏当地的权力结构，滋生本土社会的怨恨并且制造出和平的“破坏者”（spoiler）。所以有学者警告说，国际社会不宜“主导”（guiding）后冲突国家的重建过程，而要进行“疏导”（facilitating）。尽管如此，对于此类国家，学者们的共识是必须由国际社会和本土政治力量共同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

现有文献对强迫性（外生）国家建构的探讨集中于外国军事占领对国家建构的影响。从经验上看，这种类型的国家建构很少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回顾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德国和日本是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罕见的成功范例，而此类行动的常态则是陷入所谓的“涅槃谬论”（nirvana fallacy）：在中央政府能力严重不足和无法履行国家职能时，重建国家的努力并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而是让失败的国家越发衰弱。

基思·达登（Keith Darden）和哈里斯·迈罗那斯（Harris Mylonas）认为军事占领本身并不能实现“把强制和组织能力输送给目标国但同时确保这些能力不被用于破坏占领者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稳定治理的努力”的目的。除非能够致力于民族建构，培养出忠诚的公民，否则不可能消除内生的安全威胁。然而，民族建构至少是一代人的事业，需要国际社会长久的承诺和支持，而过高的时间、金钱和生命成本恰恰是外生国家建构——比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拿破仑在中东欧——的致命软肋和失败原因。如果国际社会长期提供支持是不现实的，那么中短期内大量密集的支持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哪怕要做到这一点，也殊为不易。英国1914—1932年、美国2003年在伊拉克的国家建构失败的重要原因，都是占领军人数太少而无法在短期内建立一个稳定、“自由”的国家。

不仅如此，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后殖民国家水土不服以及文明的差异性也是常态，比如很多阿拉伯人认为本国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和压迫的后果，对于占领者主导的国家建构始终抱有抵触态度。德日作为外生国家建构的典范，其成功是后殖民国家难以复制的，其中两个原因就是它们彻底战败并且族性单一。彻底战败导致原有的利益集团被摧毁，而族群的多样化恰恰是后殖民国家政治困境的主要导因之一。民主化的时序性也会显著影响强制外生国家建构的效果，“民主序贯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前提是建设法治和运行良好的国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民主应该先行。实际上对于统治者而言，增强军事实力才是重中之重，而单纯地强化国家能力很可能让他们丧失权力。

过去30年，学者们在联合国维和以及国际军事干预的影响、国际（内）冲突复发原因等议题上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知识， 这些贡献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结果变量内涵过于丰富导致我们对外生国家建构的作用或效果认识含混。外生国家建构文献的一个常用结果变量是政治稳定。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也被视为外生国家建构成功的一个标志。然而，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 Coyne）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必需品，索马里这样的国家按照公认的国家建构标准是失败的，但本土政治势力借助悠久的政治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均衡。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等认为，国家建构包括从低到高的七重使命，民主化只是其中一阶，除此之外还包括经济稳定和良好治理等高阶目标。相比之下，常规国家建构研究通常以财政汲取能力作为国家变量，安全被纳入冲突复发研究这个议题。文献中结果变量丰富的内涵给我们评估外生国家建构的效果造成了困难。

第二，学者们在评价外生国家建构的成效时经常使用成功/失败这个二元变量。把国家建构设置为二元变量是很粗糙的做法，国家建构在中长时段是一个起伏和波动的过程，比如军事能力、公路建设等。多宾斯等改进了原有的评价体系，增加了适度成功、混合成功等指标值。不过，多宾斯等的评价体系包括了民主化、选举、宪政和经济增长等指标，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国家建构的范畴。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更有效的操作方式是探讨并测试不同形式的外生强制手段对目标国国家建构影响的有无、方向和强度。

第三，对于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的绝大多数研究是单一和比较个案研究，大样本统计分析很少见。据本文作者有限的涉猎所及，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和埃姆扎特·基桑盖伊（Emizet Kisangai）就外来军事干涉对后殖民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影响（1972—2002年）的探讨，是主流学术期刊较少见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他们的基本发现是，民主国家的军事干预会显著地促进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而非民主干预国则并没有显著地产生这种积极的国家建构作用。

“国际军事干预”（internatio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一个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常规部队或武装力量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者领水，或者当发生某些政治事件或争端时，已经驻扎在一国的外国部队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国际军事干预具有不同的性质，包括社会保护性、反恐性和领土性等。不同的军事干预目的差异很大，比如跨境追击恐怖分子和出兵支持邻国对国家建构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相反的。鉴于此，他们的基本经验发现——外国军事干预显著地增强了后殖民国家的汲取能力——很可能是其中一类干预的影响抵消了另一类干预影响的结果。

维和行动是外国军事干预的一个子集。冷战后维和行动的目标多样，安全、政治和经济建设是其主要目标。相比之下，非联合国维和的目的比较单一，旨在恢复和平和保障安全，行动持续时间要短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维和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险恶。在驻扎了联合国特派团的目标国，月均近100人死于暴力事件；而非联合国特派团面临的情况是月均约10人死亡。此外，80%以上的联合国维和始于冲突活跃期，非联合国维和则只有60%。严峻的安全形势和严重的安全威胁给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了巨大影响，从理论上也成了进行目标国国家建构的强大动力。

二、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

在国家建构经验研究中，以税收能力为代表的财政汲取能力被视为是衡量国家能力最精准的指标。税收能力是国家最基础的能力，是国家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条件。国家的存续依靠对社会资源的积极汲取，否则将无法行动，更谈不上有效履行职能。 前人的研究将财政汲取能力归结为由三个变量组织的方程：税基规模、官僚机构效能和纳税意愿。首先，需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维持和扩大税基规模。其次，官僚部门要具有制定和执行税收政策的行政效能，具备向社会征取税收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最后，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维持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意愿。本文借助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税收能力的影响。

（一）税基规模

税基规模取决于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联合国维和为目标国提供安全产品，从而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在和平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更多劳动将被投入生产。联合国在南苏丹维和期间，该国的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联合国维和部队规模每增加10%，粮食就增产600吨。联合国维和还为目标国提供了一些发展经济必需的公共物品，比如治理自然环境和合同执行等，鼓励商人和劳工参与日常的经济活动，恢复生产。联利特派团工程分队（UNMIL Engineering Contingents）在利比里亚进行了约十五年的道路工程建设，修建了直升机降落平台、跑道、油库、输电塔、码头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促进了矿产、森林和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比里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支出形成了“维和经济”， 显著地推动了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研究表明，维和支出给目标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维和的相关支出导致对服务业的需求短期内激增，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或专门服务于国际人员，并且对技能的要求比较低。这些收益可以让商家很快收回运营成本，利用盈余进行再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维和消费通常都是短期行为。特派团的任务期限通常都很短，预算和完成任务的期限一般最长只有12个月。维和的短期性鼓励特派团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备受关注的遣返和安置难民的任务上来，而不愿意投资周期长、费用高、见效慢但对战后恢复至关重要的修建道路等项目。不仅如此，由于维和的速成性和投资的有限性，即使是难民谴返的成效也会大打折扣。1992年，日本等19个国家承诺向柬埔寨提供约8.8亿美元的援助， 然而到1993年年中，实际到账的金额不超过承诺金额的10%。这就使得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都不得不更多依赖于维和人员的支出。

维和经济的辐射范围有限，具备较强的选择性，从而妨碍了目标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地理上，维和行动经济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倾向于自给自足。例如，为了满足近2万名维和人员的需求，柬埔寨首都金边出现了大量的酒店、餐厅、银行和其他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民众收入明显提高。然而，金边以外90%的柬埔寨人口与维和繁荣几乎无关。此外，维和经济的受益群体集中于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关系较强的国际化中产阶级和商人，而绝大多数分布在国民经济金字塔底层的服务人员和低收入人群享受不到这些收益。 维和经济还制造出利益受损者：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当地人不得不以高达25%—50%的月息向维和人员借债，以致出现维和人员以贷款的方式反向汲取目标国财富的情况。

简言之，维和提供的安全产品和维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维和的速成性和负外部性在后冲突国家会被放大，对目标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维和目标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低，联合国维和对它们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是消极的。

（二）官僚机构效能

征税是政府行使其他职能的前提，冲突后的国家机构急需提升征税能力，以巩固或重建国家机器。为了争取维和部队尽可能多的支持，目标国政府会依照《联合国外交特权及豁免公约》的要求，为在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提供免税待遇。然而，由于后冲突社会经济重建主要依赖维和特派团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援助，豁免权的消极作用相当明显。它把很大一部分高收入者排除在纳税人以外，缩小了税基， 继而降低了同等条件下政府可动用的资金以及税收等相关部门的预算，打击了它们的工作热情，降低了财政汲取的效率。

维和雇员的高薪诱惑反向吸引政府的骨干人才为维和相关组织提供低技能服务， 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降低了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联柬权力机构（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UNTAC）招募了少数受过训练或经验丰富的柬埔寨人。虽然总数相对较少，但这些骨干人才跳槽对本地公共行政和管理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比如，很多当地医护人员到联柬机构转行担任翻译，而他们在柬埔寨医疗系统中谓为稀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目标国的政府机构而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最好的工作机会是在国际的双边和多边组织，因此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和教育资源都被用于迎合国际组织的需要。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在不同类型的政府雇员间制造出了深刻矛盾，包括国际顾问、国际项目雇用的本国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本土公务员等。政府工作人员是重建国家行政机构的主力军，但收入的严重分化破坏了不同政府部门的协调，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损害了政府声望。同时，由于广泛的腐败以及部门和集团利益僭越了国家利益，本应分配给财政等部门的资源大量流失，税收部门也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性地收税，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政府效能。

而且，平行政府的出现削弱了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不仅不利于提高行政人员的业务水平，还将冲突前的社会关系保留下来，阻碍国家行政能力的发展和优化。由于目标国政府往往管理效能低下，腐败严重，维和机构转而主导重建工作，结果产生出一套平行的公共部门，既导致地方政府在国家重建中被边缘化，又把国家和社会剥离开来。在科索沃，特派团主导了该国的行政机构，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实际上，后冲突国家并不是“空壳”，虽然人为的灾难摧毁了国家机构，但是社会有关机构仍然存在。例如在东帝汶，国家以下代表联合国的各级行政人员是根据其教育背景而不是传统标准挑选出来的，无法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国际标准与地方标准之间产生的剧烈冲突加剧了地方行为对联合国重建的抵制。并且，由于平行机构忽视了地方的政治参与，没有致力于提高当地行政人员的专业素质，结果是妨碍了目标国行政能力的发展。此外，忽视地方和传统标准还降低了维和活动的合法性，招致目标国民众的抵制，从而让传统的政治经济规则——庇护网络、族群关系、传统当局和“灰色”经济——大行其道，显著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建构。

上述分析表明，维和豁免权和示范效应都打击了政府加强渗透社会的意愿和能力。维和人员代替目标国政府主导重建工作，在短时间内可以有效地实现维和目标，但是双重行政部门的存在将地方排除在国家重建外，严重削弱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且，联合国维和提供的安全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会导致社会犯罪团体增生，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所以，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官僚机构效能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三）纳税意愿

战争往往会打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国家的代议、行政、司法机构都会被认为不值得信赖、无能和腐败。人们对军队、警察和现有法律框架也缺少信心。对于政府而言，主导冲突后社会重建、提供有效的行政和公共服务是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关键。然而，事实上是维和机构接管了国家机构的重建和改革工作。政府难以独立履行向公民提供服务的义务，这就削弱了政府服务与公民纳税之间的契约关系，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

豁免权的示范效应无疑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对联合国雇佣的当地员工税收豁免会增加本国政府工作人员抗税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维和造成目标社会收益两极分化，既得利益者不纳税，未受惠或利益受损者抗拒纳税。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维和经济确实创造了机会，也惠及了社会底层。但是维和经济的主要受益者是上层社会、大企业主和外商。从理论上讲，纳税人如果认为纳税金额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不对等，如果这种“交换”更有利于政府，纳税人会通过逃税等方式退出交换。社会上层通过与维和机构保持密切接触，获得并维系既得利益。社会上层认为，继续支付政府的税收要求是吃亏的，因此更倾向于通过逃税来调整与政府的关系。

社会经济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全部或部分被排除在维和经济之外的群体。与外企存在竞争关系的本土企业就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人群。《联合国外交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免征公务需要的进出口物品的关税，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售免税的进口商品。然而，那些与特派团有业务往来的国际承包商获得了进口税豁免权，增加了本地进口商的竞争压力，因为本地商人的竞争对象不仅是在特派团营地经营的零售商，还包括违规进入目标国市场的免税商品。所以，当地进口企业并不具备竞争优势，难以从维和经济中受益，对此非常不满。除此以外，维和人员的到来导致当地物价上涨，由此产生的房地产价格上升让很多当地人不堪重负，不得不迁居到小城镇和郊区，这就显著地提高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中下层公众也支付不起被维和活动不断推高的物价和服务——比如电力、水和垃圾清运。

收益两极分化也会引发族群和宗教纠纷，同样降低了公民的纳税意愿。长期以来，从维和机构在目标国的开支和雇佣中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当地人，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和地主，而绝大部分人的权益被忽视了，因此给人造成的刻板印象是，维和机构偏袒某个群体，维和只对富人或城市居民有利。维和目标国社会通常存在族群或宗教争端，当维和收益集中在少数人时，已有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就会深化，与族群和宗教因素交织在一起，公众会产生出强烈的逃税抗税动机。

此外，联合国维和保护平民的尴尬处境也降低了维和行动的合法性，造成了联合国与目标国政府沆瀣一气的印象。理论上，维和军事人员有权在平民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但前提往往是“在不损害（目标国）国家责任的前提下”。联合国维和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既要加强东道国的能力，又要应对东道国政府针对平民的暴力。当目标国政府对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时，维和部队的反应往往是消极无为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众把政府军视为最危险的武装团体，而联合国刚果稳定团（MONUSCO）在与刚果军队联合反击其他武装团体时，不仅无法保护平民，而且不时会“助纣为虐”，协助政府伤害平民。政府对社会的暴力恶化了官民关系，也是民众抗拒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经济发展、官僚机构效能和纳税意愿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三种作用指向同一个方向，所以本文假设：

H1：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

三、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大样本统计分析来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我们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年，统计数据覆盖1945—2020年的146个后殖民国家。顾名思义，后殖民（post-colonial）国家是经历过殖民统治的领土—主权国家。本文把1945年后获得主权独立的国家划归为后殖民国家。

（一）结构变量

查尔斯·蒂利在其经典著作中把国家能力定义为渗透到社会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 在卡梅伦·蒂斯（Cameron Thies）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中，他主要把财政汲取能力操作为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本文的结果变量取自国际税收和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ax and Development，ICTD）和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院（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UNU-WIDER）联合开发的政府收入数据（Government Revenue Dataset，GRD），指标是direct_ex_sc_ex_rt，是指以剥离了资源租金和社会捐赠（social grants）后的直接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较为准确地捕捉到了“汲取能力”这个概念的精髓。

（二）主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联合国维和行动（UNPKO_PF），数据来源是弗吉尼娅·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经典的联合国维和数据，始于1948年，更新到2015年。 这是一个虚拟变量，0表示没有发生维和，1表示维和发生或在进行中。每个观察表示加入联合国某项维和行动的不同国家向目标国派遣了一定数量的维和人员，大致包括军事观察员、文职警察和（武装）警察、军队等几种类型。

（三）控制变量

马格雷特·利瓦伊（Magaret Levi）把国家建构的影响因素划分为3类：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议价能力、交易成本以及政治精英对未来的预期所产生的贴现率。 我们参照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设置了3组18个控制变量以及3个地区/文化变量，既确认了被反复认定的国家建构影响变量，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遗漏变量偏差”。出于简化写作的目的，我们绘制了表1，报告了所有变量的名称、变量种类、测量方式、数据年份、理论期待和数据来源。

国家的议价能力由9个控制变量来模拟，包括（国际）战略对手、国内冲突（内战）、民主制、联邦制、族群政治、国家年龄及其平方、官方发展援助（ODA）和政府对外债务。以下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我们使用“多样化民主”数据库（Varieties of Democracy，V-Dem）的“选举性民主”这个变量来替代经常使用的Polity数据库的polity2变量，原因有两个：一是在1980—2015年间，polity2的缺失值为21.8%（1 018个观察数），而选择性民主这个指标数据的缺失率仅为13.3%（622个观察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使用“选举性民主”可以增加586个观察数。二是各个层级的政府举行周期性选举是民主最重要的形式特征之一，以之来模拟民主制度比较恰当。此外，选举性民主作为一个连续变量，最小值是0.016，最大值为0.929，是一个比polity2这个从-10到+10的定距整数变量更为准确的指标。第二，模型控制了国家年龄和国家年龄的平方，目的是模拟国家年龄对结果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这与控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的原理是相似的，区别仅在于如果是一次方变量的预期影响是正的，那么二次方变量的预期影响就是负的，这是所谓的倒U型影响，反之则是U型影响。

交易成本是第二组控制变量。交易成本指兑现财政汲取计划的成本。理性的政治精英总是试图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征税的交易成本存在于确认和评估政府收入的征收基础的过程以及征收收入本身。 我们设置了六个控制变量来捕捉交易成本的影响，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方、通货膨胀率、贸易开放度、农业生产和矿业生产。

贴现率是影响汲取能力的第三组因素。这是统治者丧失职位的风险感知。风险高低取决于他们的任期长短、任职制度和经济增长率等因素。由于贴现率的主体是统治者，所以这是比议价能力和交易成本更为直接的变量群。我们参照近年的相关研究，设置了领导人任职时间（年数）、有限任期制和经济增长率等三个变量来模拟政治贴现率。

此外，我们根据冷战前后联合国维和目的的变化，添加了“冷战后”这个虚拟变量。鉴于冷战始于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所以该变量在1947—1990年取值0，1991年之后为1。我们期待该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我们按照政治学家对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大样本分析的常规操作方法， 设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三个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地域特征。 由于后殖民国家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经受着频繁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并且总体上制度发育水平较低，不仅数据缺失率高，数据质量也有待提高，这也是前人在从事发展中国家大样本统计分析时倾向于追加区域虚拟变量的一个原因：它可以适当地弥补由于数据缺失和数据质量低下造成的回归结果偏差。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数据始于1980年，UNPKO_PF这一主自变量终于2015年，所以，我们的经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为36年，排除不同的变量值缺失所造成的数据损失，实际运行样本中的后殖民国家有126个，本文的数据属于标准的面板数据。

由于面板数据的结构是嵌套的，各个观察都嵌套在横截面国家之中，所以适用于混合的横截面—时间序列回归。此类回归主要包括两个类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对包含主自变量以及所有解释变量的两种模型都进行了豪斯曼测试（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发现P值都大于0.05，没有推翻该检验的零假设：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与误差项（error terms）存在显著关联， 所以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对于时间敏感的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关系——联合国维和部队更可能被派遣到能力较弱的国家，我们采用近年来国家建构定量分析的业界通行做法，把三类解释变量都做滞后一年处理。

多元回归允许在不违反自由度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控制变量，由此产生了两个优点：一是为特定时空范围内结果变量的差异提供具体化的场景；二是降低了遗漏变量产生的拟合偏差。寸长尺短，多元回归至少也存在两个结构性缺陷：第一，过度拟合（overfitting），即主自变量对结果变量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是控制变量介入的结果，它并不产生独立的影响，所以是条件性的解释变量。第二，大量的自变量固然有助于克服大样本所产生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但如果一个模型中的自变量超过三个，在缺乏形式建模的前提下，我们很难确保模型设定是准确的。据此，克里斯托弗·艾齐（Christopher Achen）提出了著名的“三变量规则”（A Rule of Three，ART）。针对上述两点不足，我们在全变量模型之外，设置了另外两组模型：一组自变量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主自变量；另一组的自变量有三个，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族群政治和自然资源收入。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在论及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建构时指出，贫穷、族群/种族冲突和经济依附是主要的挑战。 后殖民国家的主体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地区，贫穷、族群/种族冲突和经济依附是突出的特征。中东产油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往往很高，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穷国，但是经济上对自然资源的依附性则对它们的国家建构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控制了族群政治和自然资源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个变量。

除随机效应模型之外，我们还设置了面板修正标准误差回归（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PCSE）和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其中PCSE是FGLS的改良版。这两种模型尤其是PCSE在近年来的国家建构定量分析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使用。FGLS揭示数据存在的面板异方差性、同期关联性和单元具体的序列关联性等问题，并且自动修正面板方差性。FGLS也有不足之处，比如FGLS会大幅度地低估参数的变化程度，PCSE则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总体上，FGLS和PCSE两种模型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我们还将断点时间序列（interrupted time-series，ITS）设计加入全变量的随机效应、PCSE和FGLS模型。这个选择基于两个考虑：一是我们假定联合国维和行动会产生后续影响，其影响并不会随着行动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形成或长或短的路径依赖； 二是ITS具备分辨维和行动的短期（直接）和长期（间接）影响的能力。ITS是一种准实验设计，旨在捕捉离散性较高的事件对于连续性现象的影响。本文中的连续性现象是国家建构。税收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活动，与国家存续相始终。离散事件则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相对于一个普通国家漫长的历史，维和行动确实是概率较低并且持续时间较短的事件。

ITS的公式如下：

Yit = b0 + b1X1t + b2X2t + b3X3t +SciZit + Wit

在上述公式中，Yit是结果变量，X1t是个时序变化，取值从1到N，它捕捉在维和发生之前因变量的趋势。X2t则是一个虚拟变量，维和开始之前的年份赋值是“0”，从维和开始，赋值则为“1”，它的功能是估算维和行动如何改变方程的截距。X3t是一个等距变量，在维和开始之前的年份取值是“0”，维和开始的当年取值为“1”，之后的年份分别为2、3、4不等，这个变量的作用是估算维和发生之后斜率的变化。Zit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Wit是误差项，而b和c则是要估计的参数。相应地，X1t对应回归方程中的“维和之前”变量，其功能是模拟维和发生之前Yit的趋势。X2t对应“维和之后—截距”这个变量，捕捉维和发生之后方程截距的变化；X3t对应“维和之后—斜率”，捕捉干预发生后方程斜率的变化。b0和b1式代表维和之前方程的截距和斜率，其中前者估算结果变量在时期开始之前或者说零时点的基线水平，而后者则是在维和开始之前结果变量每年跨国（跨横截面）平均值的变化。所以，要评估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否改变了b0和b1，我们有必要观察b2和b3。如果b2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我们可以推定自变量并没有对时间序列的截距产生显著的影响。类似地，如果b3并不显著地区别于0，那么维和就不对时间序列的斜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发现与分析

我们运行了8个跨国—时间序列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联合国维和行动显著地降低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表2报告了主要的经验发现。

表2包括8个模型，回归样本中国家的数量介乎2 353和3 135之间，国家数最大为126个，最小为103。所有模型的结果变量都是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其中模型1是主自变量模型、模型2包含三个解释变量、模型3—4、5—6和7—8分别是随机效应模型、PCSE模型和FGLS模型及其时间断点处理模型。模型3—8是全变量模型，其中模型3—6在回归后会产生R平方值，分别为33%、35%、48.9%和49%。鉴于欠发达国家宏观数据质量较低并且数据系统缺失率较高，这样的拟合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读者在阐释本文的经验发现时仍然必须抱着谨慎的态度。

我们的基本发现是，模型1、2、3、5和7都对本文的假设提供了显著的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具体而言，在模型1中，联合国维和的存在显著地降低了直接税的收入，其绝对值为1.17%，在模型2中，这一指标的数值为-1.29%。可见，联合国维和对因变量的作用是独立的，并不依赖于后续大量控制变量的支持。如果过度拟合是存在的，那么UNPKO在模型1、2、3、5、6尤其是模型1、2中系统的正负或显著性会与模型3、6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在模型3、5、7中，主自变量对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消极影响分别为-0.81%、-1%和-0.8%，数值与模型1、2中的相差不大。

模型4、6、8是实施了断点回归设计的全变量模型，其目的在于该设计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的稳定性。关于联合国维和对汲取能力的影响，三个模型的发现高度相似。在这些模型中，“维和之前”这个变量表示维和发生之前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维和之后：截距”指联合国维和对模型截距的影响，也就是维和的短期效应，而“维和之前”与“维和之后：斜率”相加的值，则指维和的长期效应。以模型4为例，在联合国维和发生之前，样本内国家的汲取能力呈微弱但显著的下降趋势，年下降率约0.06%。维和行动发生之后，结果变量的显著下降趋势骤然加强到年均0.7%，这是短期效应。从中长期来看，直接税的变化趋势也是显著的，具体数值是-0.0006+0.0004＝-0.0002，表明维和对结果变量的中长期影响虽然很小，但仍然呈显著的下降均势，年均降低0.02%。模型6是PCSE模型，其中联合国维和的长期影响并不显著，但短期影响是显著消极的，并且强度较大，为-1.1%。在模型8（FGLS模型）中，由于“维和之后”不显著，所以“维和之前”代表了联合国维和的趋势，其数值为-0.2%，是较为微弱的下降趋势；从短期来看，联合国维和导致结果变量年降低约-0.72%。

我们对控制变量的报告围绕模型3展开。在模型3的议价能力变量中，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和官方发展援助（ODA）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国家年龄及其平方的影响显著由负转正，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国家独立之初，能力通常较弱，从理论上讲，年轻的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遭遇巨大挫折的可能性更大。

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影响显著积极，族群政治和外债规模则是显著消极。可见，民主的合法性赋予了国家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具备了更强的汲取能力。 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渗透会比单一制下的中央政府强，虽然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但地方政府的收入因此大幅度增加，导致国家总的直接税收入显著上升。此外，公共担保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会对国家的议价能力产生相反的影响，国家管理者借此会加强对社会的渗透，迫使纳税人接受更高的税率。

在交易成本诸变量中，通货膨胀率和贸易开放度这两个控制变量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的影响符合我们的预期，呈现为显著的先升后降的倒U型。农业产出一如期待，是显著的负变量，而自然资源租金的作用显著相似。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由于在空间上较为分散，所以识别和征税的成本都高于采矿等产业部门的交易成本。 而在盛产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食利国家”，官僚机构没有压力去尝试征收难度更高的个人税和消费税等直接税，而后者才是提高政府效能的主要途径。

我们用三个变量来模拟政治贴现率——领袖任职年数、有限任期制和经济增长率，其中仅有任职年数显著地降低直接税收入，其他两个变量都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一般而言，领导人的执政时间越长，掌控能力也就越强，贯彻和执行方针政策也就越有效，对国家建构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强。然而，领导人任职越久，政治贴现率往往越高，领导人也就越短视，越有可能放松国家的能力建构，转而掠夺社会财富。 我们的经验发现符合这个理论洞见。

“冷战后”这个时间变量显著地增强了样本中国家的直接税征收能力。这个结果或许也间接地表明，冷战后联合国旨在提高目标国国家能力的维和行动是有成效的。相比之下三个文化变量都不是显著的解释变量，虽然它们的影响方向符合期间：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现代国家传统，与结果变量负相关；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国家早在约200年前就赢得了独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家建构经验。

大样本统计分析的一个特点是显著缺乏稳定性。经验发现往往会随着变量设置、指标选择和模型设定等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过来说，不同的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下如果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果，表明经验发现很稳健。为了检验本文经验发现的稳健性，我们设置了四组稳健性检测：第一，自变量替换。我们把UNPKO_PF替换成国际和平学院（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IPI）编纂的联合国维和数据中的对应变量，它也是一个虚拟变量，不过覆盖年限是1990—2020年。 我们运行了表2中的8个模型。第二，因变量替换。我们把模型的结果变量由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替换成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数据来源仍然是国际税收和发展研究中心（ICTD）。与前一个变量相似，该指标仍然剥离了资源收入和社会捐赠这两个收入来源。第三，我们以表2的模型3（随机效应全变量模型）为基础，以UNPKO_PF为自变量、direct_ex_sc_ex_rt为因变量，依次运行了以下四个模型：（1）以主自变量和其他议价能力变量为自变量；（2）以交易费用诸变量为自变量；（3）以政治贴现率的三个变量为自变量；（4）以议价能力和交易费用诸变量为自变量。

我们还对表2的模型3这个主模型进行了“因果中介分析”。为此，我们选择经济发展、官僚机构效能和纳税意愿三个变量为中介变量，其指标分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信息能力和“协议密集货币”（contract intensive money，CIM）。经济增长的数据来自上文模型中WDI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政策目标而没有信息，国家机器将会一事无成。所以，信息能力是国家机器的一种基本能力。高效能的官僚机构必然有着足够强的信息获取和加工能力。CIM的理论含义是“协议的可实施性和产权安全”， 测量方式是期票等非现金货币占广义货币供给（M2）的比例，取值是一个介乎0和1的连续变量。CIM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例越高，表明对国家机构的信任越强。信任是国家整合（integrative）能力的体现，较高的纳税意愿也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这项测试的目的是揭示在从联合国维和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过程中，上述三个变量所产生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联合国维和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一是直接作用，二是借助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作用。从研究设计的角度讲，本文是因素导向而非结果导向，所以验证因果机制的存在并不是本文题中应有之义，但显著的中介作用的存在无疑会增强本文理论框架的说服力。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在正文中报告稳健性检测的结果（表3、4、5、6）。总的来看，上述四种检测都对我们提供了经验支持。自变量的替换虽然让样本覆盖的年份减少了10年，但回归结果与表2中各个模型高度一致，其中表4与表2的区别是因变量替换成了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就UNPKO_PF而言，它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始终显著且消极。两个模型运行结果的差异揭示出一些富于理论涵义的区别。这些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比如，间接税主要来源于国际贸易、矿业等产业，内战对它们的影响往往是很消极的，会造成交易量下降和产业萎缩。表5包括5个分组模型。我们发现，在所有5个模型中，UNPKO_PF都显著地降低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除此之外，我们的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官僚机构效能和纳税意愿都在联合国维和与汲取能力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维和在包括后两个中介变量的方程中，没有直接地显著作用于结果变量，但在经济发展这个模型中，联合国维和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也是显著负的，从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显著变小。但总体而言，因果中介分析为本文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较为强劲的支持；经济发展的不完全中介效应也表明，有必要通过深度个案研究或更高级的定量分析来进一步检验和修正我们的理论框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国家能力的影响。联合国维和是一系列复杂的强制干预活动，主要目标是在东道国实现持续和平并促进国家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和平，其维和花销、援助以及国家建构的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目标国的国家能力。然而，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税基规模的影响总体上并不乐观。维和在横向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在纵向上强化了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维和导致的公共部门和国际机构巨大的工资差距也造成了前者严重的人才外流和腐败。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恢复东道国国家权威的努力异化成了主导后冲突国家的重建，在事实上排除了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并产生了平行的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此外，维和收益两极分化导致普遍的逃税和避税现象，引发族群和宗教争端，削弱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不仅如此，维和部队对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的行为置之不理，这也加剧了民众对纳税的反感。简言之，维和在汲取能力的三个维度都指向负方向，所以我们推断联合国维和行动显著地削弱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基于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数据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发现联合国维和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都与目标国的汲取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本文设置的一系列稳健性检测也支持了我们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联合国维和”这个自变量引入国家建构这个研究纲领，填补了从蒂利开创的国家建构的“组织化暴力”驱动模型和外生（强制性）国家建构研究的一个空白，为国家建构知识的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边际贡献。与此同时，本文有着重要的对策意义。抛开联合国维和对国家建构影响的方向不谈，就影响的绝对值而言是较小的。这个发现与此前外生（强制）国家建构的发现相似，表明国家建构主要还是内生的政治和经济过程。

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国家建构效果是显著消极的。实际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国际军事干预对于防止冲突复发，效果“最好”，甚至可能是恢复和平“唯一可靠”的途径。尽管如此，根据本文的发现，联合国维和并不总能产生积极的国家建构效果。相反，我们的经验发现印证了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 Coyne）的“涅槃谬论”，同时质疑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维和功能的扩展。

然而，本文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极国家建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自由主义”和平建设模式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模式下，目标国被迫实行去中心化的激进国家转型和变革，加剧了国内冲突，导致战后重建屡屡失败。联合国要发挥积极的国家建构功能，有赖于转变和平建设观念，既要给予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决策权，又有必要接受维和行动的“中国方案”，其核心是以发展促和平的先进理论，强调在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保和平。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效果很好，正在上升为联合国的标准和规范。如前所述，促进经济发展只是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副产品，但在“中国方案”中，经济发展则是国家恢复和重建的前提。从经验上看，中国参与联合国对苏丹等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对目标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东道国冲突问题的解决，通过加强农业种植、人才培养和产业园建设等经济合作与援助渠道，加速了东道国经济的恢复，并且提升了东道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如果“中国方案”能够成为联合国维和的主流，必将实现新一代维和的国家建构功能。

本文为探讨强制性外生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学者们在总结二战后初期成功的维和经验时，强调维和要足够长、投入资源要足够多。显然，信息含量更丰富的变量包括某次维和行动某年派往某目标国的维和总人数、不同类型的维和人员——包括武装警察、非武装警察、军事人员等——的规模，以及维和持续的时间。从直觉上讲，联合国维和的效果会受到目标国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假如我们把这些因素纳入分析，可能会发现联合国维和对目标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消极的，而是有条件的积极。前文提及联合国维和在地理上的范围是有限的，但本文的经验检验——尤其是因果中介分析——表明，局部的联合国维和确实产生了广泛的不满，降低了目标国国民的纳税意愿。这个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它与目标国的人口分布和经济结构存在着密切联系，可以推测也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传播路径变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的问题，需要借助地理—维和数据来回答。 同样重要的是，本文探索的对象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至于北约、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法国等大国的维和效果，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卢凌宇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潇茹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