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他者”建构

摘要：观念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者”是一国舆论对他国的印象建构。美国官方、学界、媒体和公众在对外政策制定与舆论建构中，在“他者”建构文化心理渊源的基础上进行复杂互动。以上四个行为体各有其信念和行动逻辑。公众的价值观和舆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官方依据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的需求在他者建构中起主导作用；学界和媒体则各有其独立功能，但其影响力的发挥却常常取决于官方政策的导向。“他者”是分层级的，可能是“待开发的异域”，也可能是“狡猾的对手”甚至是“邪恶的敌人”。

“他者”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一种将某一人群定义为“非我族类”的观念。“他者”并非事实存在，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存在。其一，在物质与意识之间，意识的独立性决定了事实与知识之间存在区别的可能；其二，如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波科克所言，“言语即行动”。“他者”塑造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动，是通过特定的语言来达到目的。但语言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循环因果的，因为语言并非只是现实的客观反映或附着物，反之，人们在语言中建构了现实，语言中承载着知识，而知识蕴含和建构着权力关系。“他者”建构是言语行动中以区分和对抗为目的的那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对“我者”的认同，从而激发“我者”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话语行动的这一目的驱使它常常对描述对象的事实进行有意的筛选和曲解，导致知识与现实间更大的鸿沟。极端的情况，就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知识所呈现的世界图景与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一切都隐藏在谎言之中”。

“他者”建构的另一面是“我者”建构。不证明“我者”的正义性，便无法取得斗争“他者”的合法性。对于美国而言，“他者”建构主要是通过关于“上帝选民”的自我想象完成的。从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号召他的同伴建筑“山巅之城”开始，“上帝选民”的自我认知就占据着美国人的头脑。1765年，英国议会《印花税法》的通过导致英美矛盾爆发，北美牧师史蒂芬·詹森、约瑟夫·爱默生、查尔斯·昌西、约翰·艾伦等人称新英格兰人就是上帝的选民，“波士顿”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而大不列颠议会的作为所引起的北美的骚乱与动荡，则表明了上帝对后者的严重警告。1787年制宪会议之后，杰伊在《独立日报》发文，称十三州连成一片的土地和物产是上帝赐予一个团结的人民的财富。

源远流长的“上帝选民”自我认同奠定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例外论”基础。如亨利·基辛格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是其“代表全人类行事”。因此，“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作为一个典范的西方国家，美国有权同时保有道德宣教和军事霸权”，而“一旦美国将其自身定位建立在‘全球主导’和全球绝对安全之上，在逻辑上它就必然会‘遭遇’众多威胁”。换言之，美国维护其“上帝选民”想象的心理机制，同其寻找和认定“他者”的行动之间必定会相互支持、相互强化。在“美国例外论”的逻辑体系里，美国是恒定正义的一方。反之，与美国对立的“他者”不是缺乏实践理性，就是缺乏道义正当性，它们是“正义的美国原则”未能触及、渗透的世界，是必须加以管理、诱导乃至遏制的对象。

01、美国“他者”建构的机制探讨

在美国的“他者”建构中，主要的行为者有官方、学术界、媒体和公众，这四者各有其信念、目的与行动逻辑，在“他者”的建构过程中起着相异但紧密关联的作用。

（一）美国官方对“他者”的建构

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圈定“他者”的基本逻辑是美国的利益。同时，政党和政客个人的政治利益有可能取代国家利益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导向与“他者”舆论构建。关于国家利益的关键性作用，只要看看罗斯福在二战中对苏联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政治利益主导“他者”构建的典型案例，从冷战末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峰会前后的表现也可见一斑。1986年，美苏两国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裁军峰会，戈尔巴乔夫提议双方各自将所有类型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建议全面销毁双方部署在西欧和东欧的导弹，这是美国长期要求而苏联在一年前都不愿做出的让步。这让里根措手不及，因为他受美国复杂权力体系的制约，无法在未与军工行业精英磋商的情形下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峰会未能达成协议。回国之后，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里根政府声称，不签署协议的原因是美国不能应苏联要求将星球大战试验推迟10年（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后回忆，其实完全可以）。里根政府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战略防御计划”（SDI，俗称“星球大战项目”）描述为“民主的前沿盾牌”，继续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将未达成协议的责任甩锅给戈尔巴乔夫，告诉美国人民，“比起带来一个坏的协议，我们宁愿没有协议”。

冷战以后，美国“他者”建构的典型案例是“邪恶轴心”论。2002年，小布什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但其实这三个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朝鲜和伊朗、伊拉克属于不同文明，也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而两伊当时相互为敌。三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服从美国这个“世界警察”，但“轴心”这一二战阵营名词的运用加深了美国人关于三者狼狈为奸的想象。

这其中的奥妙正是，虽然政治家以国家利益或政治利益为准绳判定“他者”，他们无一例外地会使用正邪冲突隐喻来争取民众支持，因为这些隐喻调动公众关于正义的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想象，激起公众的斗志。美国政府官员在使用隐喻说服公众的时候，来自护卫国家利益的正义感的心理支撑使他们很少受到道德约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戏谑之语正是这一心理机制的写照——“我曾经做过中情局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令人回想美国历程的荣耀”。在美国军方总结的“说服技巧”中，既包含了“简洁、直白和不断重复”的“白色宣传”，也包含着以“烦扰、混淆和恐怖”为目标、以伪造为主要手段的“黑色宣传”，如臭名昭著的“洗衣粉事件”。

由于“他者”建构是扩大影响力和达成战略目标的低成本、高收益途径，美国官方建立了专门机构以完成这项任务，如1917年成立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二战中成立的信息协调办公室（COI）及其次年拆分而成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主营“黑色宣传”）和战时情报局（OWI，主营“白色宣传”）、二战后的“中央情报组”（CIG，中情局前身）、中情局下属的“政策协调办公室”（兼具宣传与间谍功能，其名称为掩人耳目）、1947—1953年的“国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办公室”、1953—1999年的“美国新闻署”（USIA）及其海外分支“美国新闻处”（USIS）及其各驻外站点、“美国之音”，等等。这些机构承担了信息沟通与形象建构的双重使命，而从不惮于因后者而牺牲前者，以虚假扭曲的信息完成形象建构之使命。美国官方将这一使命称为“心理战”，这一词汇是对纳粹德国“世界观之战”一词的翻译变体。这表明“他者”建构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争，这必然驱使美国官方将自身意识形态描述为正义的，与之不相符的就是非正义的。这一方面回应了美国的正邪善恶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则拒绝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包容性的可能。

（二）美国学界对“他者”的建构

美国的学术界（包括具有学术抱负的官员）对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决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方面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如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之于美国对苏战略，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执笔的1959《康伦报告》亚洲部分和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之于美国对华政策解冻。半个世纪后，彼得·纳瓦罗的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和《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成了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思想渊源。

学界成果的“他者”建构色彩相对而言比较浅淡，但能够在历史中留下痕迹的却是其中的色彩浓重者。学者的信念是遵从事实逻辑，关于学术操守的工作伦理，使他们在描述研究对象时一般会注重真实性和客观性。美国学界对于政治有着一定的独立性，这使学者有一定的空间提出对官方政策的反思和质疑。相较于官僚体系，学界对于静悄悄的变局通常更为敏感。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历史关头，美国政界由于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优势与肩负的重大责任，会表现出很强的政策灵活性，但在相对平静的历史中，科层组织结构按部就班的特性使其难以感受外部环境的质变节点，这时候学界“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为政策的转向准备理论和知识基础。学界的这种功能，可以体现为“化敌为友”，但也常体现为“化友为敌”。“他者”色彩浓重者方能影响政治，是因为学术界的独立性是有限的。一是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常态化地通过项目资助、引导学科发展、主导建立学术共同体等方式对学术界施加影响。大学中的区域研究项目与政府情报部门的关系尤为密切。二是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常常受到排挤和边缘化。这决定了学者发表新的观点，常常只能是依据美国利益的变化顺势而为。三是未曾得到当前政治青睐的观点，可能无力影响当下的公众舆论。一言以蔽之，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先验性和绝对性鼓励学者发现和发表新的威胁的程度，超过鼓励他们发现新的机遇的程度。

就学术本身作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一特征来说，学界在探索社会、建构理论过程中所创造和运用的概念、所总结的因果关系，容易变成人们观察事物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在不同的文明间建立积极的刻板印象需要说服大量怀疑论者，其间或许还需要特殊的机遇来建立信任。这一过程未免耗时长久，而且很容易被推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消极的刻板印象却是易立难破。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知识界发明的“威权主义”“锐实力”等概念，所建构的“民主和平”“文明冲突”等理论，如今都成为美国人观察“非民主”国家时下意识使用的棱镜，强化了“他者”建构。

学界在“他者”建构中的另一个功能是它发明了建构“他者”的多面向的方法和技巧，建立了成体系的关于如何建构“他者”的理论。自二战时期始，美国安全机构对高校和学术团体开展传播研究给予了空前的支持。“政府机构为操纵国内外的目标群体而寻求科学的调查数据”，美国国防部、情报署、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大幅资助学术机构、智库和学者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意识形态宣传等领域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每年为相关活动提供的资助都在10亿美元以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作为“他者”建构之理论大成的传播学应运而生，进而指导了美国政府的外宣实践。二战中，美国曾因为考虑德国士兵的接受度而避免在对德广播中直接批判希特勒，但传播学家发现“正面攻击”对手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非常有效，美国政府遂改而对目标国实施“积极的颠覆战”。

（三）美国媒体对“他者”的建构

媒体是官方、学界向公众传递信息和观念的桥梁，其表象是言论自由，目标在商业利润，本质的特征是想象、猎奇与炒作。在美国，“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的新闻哲学使得媒体天然地倾向于挖掘社会的黑暗面，而美国媒体揭露“罪恶、卑鄙、腐败”的自我使命感强化了其“揭丑”传统。当美国媒体以外国为报道对象时，猎奇心态被放大，“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关于外部世界“落后”“专制”的刻板印象与“坏消息”新闻哲学相交织，使得它们具有强烈的冲动去“曝光”对方尤其是对方政府的不足。中国学者杨松芳对《纽约时报》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报道的分析表明，美方记者在报道中国某一方面情况时，常常会在文末把话题转移到政治上来，即使是以音乐、文学等为主题的报道也不例外。在这一类报道中，既充盈着对中国绚烂文化的欣赏与好奇，又重复着对传统文化没落命运的哀叹与怜悯。而这一切，皆出于美国人的“想要理解的渴望，想去帮助的渴望，想去施加影响的渴望”。这种渴望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从政治中寻找原因，而一旦与政治相联系，他们就免不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中国大加挞伐。这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无视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重大进步，却刻意渲染、放大中国在人权工作中存在的瑕疵。

媒体被公众寄予独立的期望，美国记者以社会责任感、自由意志和对真相的探索为职业伦理，美国媒体也确实经常发表对政府和政策的批评，但任何媒体都不是处于权力结构的真空之中。媒体对政府这一权威信源与公众这一生存土壤的双面依赖，驱使其寻找乃至创造政府政策与公众观念之间的重叠区域。在这一区域内，媒体以迎合公众价值观的方式讲述故事，从中塑造公众情感偏向，从而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二战期间，美国媒体既曾普遍地将斯大林描绘成圣明的领袖，夸赞苏联人民的奇特英勇；也曾对德国的扩张和屠犹罪行保持缄默。对于同样的事实，媒体通过“春秋笔法”向受众传递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信息。比如，同样是关于中国京剧的介绍，《纽约时报》1990年11月1日的一篇报道与1994年6月11日、1995年5月27日的两篇报道就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论调。前者发表于中美关系敏感期，重点描述了京剧“折磨人的”假高音嗓、程式化的功夫动作以及年轻人对它的厌恶。后者虽然仍然提到了“固定的风格和程式化的动作”，但特别强调了演员“优美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京剧被描绘成热情奔放、浪漫迷人、优雅和富于美感的民族艺术，令观众对“下一次具有异国情调的演出充满期待”。后面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点刚好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起中美关系波动之前，正是美国人“理解、帮助和施加影响的渴望”高涨的时刻。媒体通过京剧构建的中华形象，既与中美关系向好的态势相应，也满足公众欣赏异域文化的热情。

当政策与公众价值观存在偏差时，媒体倾向于维护公众价值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当天，有超过一半的报道基于反战价值观对政府发动战争持消极态度，而这一指标在不同城市日报中的差异则暗示了地方公众舆论的影响。但在26天以后美军占领巴格达时，积极和中性态度报道达到了85%，报纸版面上充斥着萨达姆像倒塌和库尔德人亲吻美军士兵的图片。媒体态度的大转弯缘于战争的胜利意味着美式价值观的胜利，这是公众所喜闻乐见的。

媒体对公众价值观的维护，体现了美国媒体对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更根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坚韧与稳固。塞缪尔·亨廷顿论及美利坚信条时曾言，“第一，美国人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的一致认可和信仰超越任何欧洲国家。第二，自立国以来，美国的基本政治价值就几乎没有改变”。

（四）美国公众对“他者”的建构

由于政治文化的稳定性特征，美国公众虽然处于舆论圈层的边缘，在细节知识和事件信息上接受官方、学者和媒体的灌输，在信念上却是美国观察外部世界和处理对外事务的立场基本盘。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依据美式价值观迅速做出判断，价值观的统一反映为排山倒海的舆论浪潮，对政府的行动形成巨大的约束。由于公众经常受情绪的支配而非理性讨论结果的引导，这一约束并非总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国家利益的长远需要。关于公众压力对总统的掣肘，最典型的案例当属一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国际联盟设想，而美国却最终没能加入国际联盟。

中美关系史也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国会与总统的关系为例，二者之间的分歧反映的恰恰是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间的分歧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的约束，因为国会较少考虑政策的实际后果即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平衡稳定，也就更简单地倾向于回应民意。在参众两院中，众议院离民意更近。例如，在1991—1992年三次围绕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夺中，众议院每次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推翻总统否决，而参议院每次的得票都在二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二以下，未能推翻总统否决。诚如布什在1989年6月20日给邓小平写的长信所言，“（立国原则）难免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做出反应的方式”。而布什政府领导的行政分支也证实了其诺言：“我们希望这件困难的事情能以一种既使你满意，又不违反我们对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承诺的方式加以解决。”

公众价值观的柔韧还表现在，虽然美国官方精于以操纵政治和媒体系统影响公众认知，公众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灌输的舆论。当舆论与事实的反差太大，会有一些了解真相的公众发出声音。1996年1月25日，一位名叫弗雷德·巴佐利的读者给《华尔街日报》写信，表达他对《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致命的孤儿院》的愤怒。巴佐利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称：“（我）不盲目地说所有的中国孤儿院都是极好的。然而，悲痛的讽刺意味着对中国孤儿院体制的打击，实际上不会改善人权或那里孩子的生活。”如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普及给了公众更广阔的发声渠道。

在官方、学界、媒体、公众四者的关系中，首先，公众的价值观和公众舆论，或曰“美国信念”，是一切建构的土壤，构成政府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总基调。政府必须在民意之中行动，但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形象建构使公众相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明智的、正当的。其次，尽管亨廷顿早就提醒美国人不要试图向世界推广美式价值观与制度，但缘于“灯塔”信念与基督教的传教精神，美国公众仍然对将“他者”转变为“我者”抱持天真的期待。这既使政府有可能说服公众热情地欢迎一个对美国文化表示了仰慕的“他者”，也预示了公众舆论领域中他者建构升级的可能。“他者”有可能只是“待开发的异域”，“潜在的伙伴”，但也可以升级为表里不一的“狡猾的对手”，甚至是顽冥不化的“邪恶的敌人”。“他者”印象一旦形成，关于“他者”的信息茧房和刻板印象随即成形。突破这一茧房的使命在学术界，因为它所特有的求真、批判和反思精神使其能够从新的视角来观察问题，从而打破刻板印象，提供新的认知。政界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使其成为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学界的新认知若符合国家利益的需求，就将成为国家政策改变的依据。紧接着，政界与学界的新认知会透过媒体而放大。这首先出于官方和学界对媒体的主动运用。其次缘于白宫、五角大楼和知名学者是赋予媒体竞争力的权威消息的重要来源。媒体确实充当了官方、学界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它将新的知识传递给公众并在此过程中营造新的信息茧房，构建新的刻板印象。在上述过程中，官方如果要推行缓和政策，就需要从对象国身上寻找符合本国价值观的论据；反之，如果政策是要从接触、合作转向对立、对抗，官方就要鼓励学界和媒体寻找“他者”专制、暴政、不尊重人权的论据。

当论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官方就在这个新基调的基础上提出标签化认知，进一步动员公众舆论。典型的标签化认知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等等。政府有时候会刻意地误导或利用媒体发布关于敌方的错误信息。除了媒体，政府也通过听证会等方式“教育”公众。无论政策变化的真实原因如何，官方都会为它将要采取的行动找到正义的理由，用以说服公众。

概言之，美国政府在“他者”建构中起总的方向性作用：将谁建构为“他者”，建构什么层级的“他者”，最终要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府依赖学者获得关于外交目标国的全景化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确定外交战略和政策。一旦政策确定，政府、与政府持相同意见的学者和媒体就开始共同构建一个与政策相符的目标国形象。淳朴的正义感是公众舆论中“他者”认知构成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它一方面圈画着政府行动的边界，另一方面又容易受舆论精英的操纵。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正义感的稳定性与既定国家形象的变幻性构成公众舆论中的一个悖论。当然，四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美国的“旋转门”机制下，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色经常流转；媒体记者尤其是驻外记者可以运用其信息优势，形成关于驻在国的深层描绘与判断的报告或专著，从而对政策产生影响。

02、“他者”中国：从“伙伴”到“对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对手”（rival），称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中俄）通过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诋毁民主。它们推进反西方观点，传播虚假信息，在我们内部及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制造分歧”，终结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特朗普政府为掩盖其抗疫不力的事实，对中国的抹黑走向丧心病狂，官方言论中的中国形象从“对手”向“敌人”方向升级。拜登执政后，视“民主为自由、繁荣、和平和尊严之关键”，重视与“具有相似思想的伙伴”（like-minded partners）的合作，在价值观外交和盟友建构问题上强势回归民主党传统。拜登刚上台时就声称其将在全球执行“无偏”的人权政策（defend equal rights of people the world over），虽然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等人大肆批评叙利亚、缅甸、埃塞俄比亚和沙特的人权状况，但中国显然首当其冲。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拜登政府在评估“力量变化带来的新威胁”时称，“尤其是，中国正快速变得自信而强硬。它是唯一具备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社会形成持续性挑战潜力的竞争者”。布林肯2022年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延续了这一判断。

正如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中美之间的矛盾缘于结构性的深层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令人瞩目，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但美国不会有任何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也有人认为这种矛盾出于种族和文明的原因：近代以来，这是第一次一个由“非白人力量”构成的“非西方文明”有可能超越西方。但真正说服美国公众对抗中国的，仍然是“自由”与“专制（威权）”的叙事逻辑与“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记忆。换言之，对华强硬是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必然选项，这一选项驱使其关注支持对华强硬的学术成果，而要说服公众接受对华政策的转向，就需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将会给“自由”世界带来危险的“专制”国家。

中国不能不重视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鹰派政客、学者、媒体关于中国的叙事已经强烈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皮尤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漠视公民自由，同时有76%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相较之下，2017年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美国人比例为47%。美国国内对于社会主义的敌视情绪正在复活，并深刻地影响了政治议程。2021年7月，美共和党众议员玛丽亚·埃尔维拉·萨拉查提出《谴责社会主义的恐怖》议案，这份夸大其词地渲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带来人类灾难的提案居然拥有205名共同提案人。

关于法西斯和苏联的历史记忆为美国政客和媒体煽动公众情绪提供了便利。在美国人民的记忆中，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极权主义兴起的时候，美国曾极力回避领导世界走出危机和遏制极权主义扩张的责任，这种犹豫不决和妥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相反，二战后对苏联极权的及时遏制则是成功的。乔治·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中说，苏联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妥协；苏联人总是坚持认为，“所有的竞争对手要么屈从，要么被消灭”；无论美国的政策变得多么缓和，苏联的狂热情绪都不会改变；美国需要“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长电报”和“X”文章对美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们现在把“苏联”替换成了“中国”。读一下“长电报”和“X”文章，就会发现美国对新疆所谓“强迫劳动”的想象，并非其奴隶制历史的投射，而是其关于苏联使用强迫劳动建设重工业的历史记忆的复活。更不用提“锐实力”的观察角度和理解方式与凯南的文章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了。

回顾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后，美国人曾经期待、相信中国会是一个“潜在的伙伴”。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邓旋风”点燃了这种梦想；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想象，这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表述被《纽约时报》解读为“一个拥有十亿人的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和对资本主义的拥抱”；90年代，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积极融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使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学派的美国学者相信，中国终将“重新投入世界的怀抱”，意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变得与发达国家一样在国内政治中依靠市场经济，在外交政策上执行和平与国际主义的路线。2002年，布什政府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表达了乐观情绪：“（现在）为应对恐怖暴力与混乱，世界大国都团结一致地站在同一边。”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明确表示：“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不寻求传播反美极端意识形态，不认为要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而，当中国提出要建立对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自信时，中美两种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正面碰撞。中国为自己的高速发展、集体的团结和效率感到自豪，而在美国人的思维中，“专制”下的效率恰恰暗藏着令人心惊的危险。理解“他者”在美国内部团结与对外战略中的意义，有助于理解为何美国多年来持续指责中国，导致两党、知识界、民间形成强硬的反华共识。因此，就美国“他者”塑造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推动力和构成机制进行探索，对于更有效地应对美方的舆论陷阱，是必要的。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者：应琛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