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以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为名，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使中美双边安全关系日趋紧张。本文首先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进行比较，指出尽管二者在整体思路和基本逻辑上存在延续性，但拜登政府更为注重经济与安全策略的统筹、同盟与伙伴网络的整合，以及对华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相对平衡。其次，本文从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深层动因，指出美方在奉行零和思维的“绝对安全观”、宣称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同时，却践行霸权政策、积极组建“集团对抗式”的军事联盟机制。而中国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循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主张“结伴不结盟”，并致力于维护区域共同安全。最后，本文结合“印太”区域国家对中美两种类型安全观的态度、俄乌冲突对美国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战略的缺陷等多方面因素，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安全竞争的前景加以分析和展望。

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其中不仅重申印太区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更是突出强调要借助同盟伙伴网络以应对与日俱增的“来自中国的挑战”[1]。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防部在其于2022年3月28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览》中，依然将“应对中国威胁”列为首要事项，并明确声称“中国在印太区域的挑战”较之“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具有更高的军事优先级[2]。由此可见，尽管俄乌冲突对美国及其跨大西洋联盟构成了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美国聚焦“印太”并加大对华安全竞争力度的战略目标，也势必会为中美关系和亚洲区域安全注入更多不确定性。从此视角出发，本文首先分析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布局，尤其是其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同时发生了哪些变化；随后从中美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重维度的原则性分歧入手，以具体事例对两国“印太”安全竞争进行剖析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结合国际局势与区域经济等因素对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牵制，探究“印太战略”视阈下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发展前景，评估新形势下中美安全关系的演变态势。

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布局：延续与变化

在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中，较之于欧洲方向，亚太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具有优先地位。直到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上任后，出于提振国内经济、摆脱反恐战争阴霾、延续美国全球霸权等多重因素的考量，美国开始将目光逐步转向广袤的亚太地区，而其中中国的迅速崛起无疑是美国做出这一战略转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重返亚太”，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未来将在亚太地区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3]。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声称美国将通过“前沿部署”外交，大幅度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4]。此后，奥巴马政府逐渐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布局，并将更多的军事、安全、经济和外交资源向亚太倾斜，包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签署，从而形成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该战略的推行过程中，美国的“印太”构想也逐渐萌芽，试图将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并将亚太轴辐安全体系延伸至“印太”区域，以在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总统之后，“印太”构想被正式“战略化”，美方逐渐用“印太”取代“亚太”概念。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在越南首次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愿景[6]。次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将“印太”区域称为“从印度的西海岸延伸到美国的西海岸，代表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7]。分别于2019年6月、1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两份文件，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布局正式开始启动[8]。根据该战略的理念路径，中国不仅被定位为挑战美国安全与经济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中美在“印太”地区内的战略关系也被定义为“自由与压迫的世界秩序愿景之争”，为此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以阻止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力和主导优势构成挑战[9]。可以说，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实质性的重大转向，而“印太战略”则是美国展开对华打压和围堵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

乔·拜登（Joe Biden）上台后，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和对华政策路线，先后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新设“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一职，在国防部内成立“中国特别工作组”，又在中情局设立了“中国任务中心”。此外，通过迅速“重返”特朗普时期退出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并着力修复同盟伙伴网络，以及完成将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行动，拜登政府基本完成了资源调配与战略布局方面的准备。最终，在对全球权力格局的研判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逐渐成形。2022年2月11日，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正式发布，强调美国将致力推动“区域繁荣与稳定”，并实现一个“更联结、更繁荣、更安全与更有韧性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愿景[10]”。根据该报告，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将围绕政治、外交、经济、安全、全球治理五个方面的目标展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倚赖同盟伙伴网络与区域制度的力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要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获得主导性资源优势与影响力优势[11]。对比拜登与特朗普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延续性，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继承与变化，不仅将会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布局效果、也将会对中美在“印太”区域内的竞争态势产生重要影响。

就二者的共性和延续性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不变。拜登与特朗普政府在阐述印太战略时都强调要在“印太”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且诉诸历史叙事、现实威胁与美国实力等角度予以论证。新旧两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都一再声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且在历史上与“印太”地区联系紧密，甚至还追溯至两个世纪前在亚洲的经济行为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以此作为其推行“印太战略”的“历史依据和基础”。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气候变化、朝核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等所谓“威胁地区稳定”的现实危机，以及盟友的战略需求，则成了美国谋求主导“印太”的“正当性”来源。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约而同地一再强调美国具有领导“印太”区域的安全、政治、外交与经济实力，并以此来证明美国领导“印太”区域安全秩序与经济格局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例如，特朗普政府明确声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取决于美国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拥有最强军事实力与富有活力的民主政治，美国有责任在前线领导”；而拜登政府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太的未来取决于美国……美国能够领导其盟友以实现共享的印太愿景”。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至关重要的“印太”地区的强势主导，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长盛不衰。

其次，意识形态对抗的战略语境不变。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布局“印太战略”时均坚持所谓“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愿景”[12]，以美式“民主与自由”价值观单方面定义“印太”区域的“政治正确”，并以此进行意识形态阵营的划分。例如，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印太战略”文件中，均重申对所谓“民主国家与地区”的支持，并声称要增加对“印太”区域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资金投入[13]。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更为浓厚。其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价值观外交，高调举办“民主峰会”并试图构筑“民主国家同盟”；另一方面则继续在大国竞争中强化意识形态因素，无论是中美竞争抑或是俄乌冲突，均被拜登政府界定为“民主”与“威权”甚至“专制”之间的对抗[14]。在新版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意识形态因素更是得到了高度重视，声称拜登政府“将努力支持开放的社会，并确保印太地区的政府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独立的政治选择”，“将通过投资于民主机构、新闻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来实现这一点”[15]。如此种种，均显示出推行“民主价值观”已经成为美国干预和主导“印太”事务的主要政策抓手。

最后，对华竞争的战略主线不变。自特朗普于2017年11月在越南首提“印太愿景”起，至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日本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在两届政府所有关于“印太战略”的重要表态与重大行动中，聚焦对华竞争均处于核心位置。例如，在特朗普于2018年2月批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明确规定要根据“打击中国的战略方针”、“打击中国经济侵略的战略框架”以及“打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恶性影响”等议题，制定具体方案和行动计划[16]。拜登政府于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印太战略概况”也强调，对华竞争是美国应对“迫切挑战”的首要任务[17]。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系统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针，声称要在对内“投资”与对外“联盟”的基础上开展对华竞争，并一再强调与“印太”盟友就此进行合作的重要性[18]。美国的“印太战略”可谓与其对华战略相伴相生，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这一首要目标。

由上述可见，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思路和政策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政策手段与实现路径上，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首先，统筹经济与安全策略，以“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填补特朗普退出TPP后所留下的经济战略真空。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主要关注和强调军事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实质性的经济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借助“印太盟友”对华施压的力度；而拜登政府在布局“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则更为注重对经济与安全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试图通过经济利益进一步黏合其“印太安全同盟伙伴网络”。尤为重要的是，较之于特朗普执意退出TPP的举措，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共有13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其中[19]。IPEF的出台，意味着拜登为其“印太战略”重新添加了“经济抓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宣称IPEF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参与”，将IPEF的启动称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美国将恢复其在该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并为印太国家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方案”[20]。尽管就现阶段而言，由于美国并不愿在降低关税方面做出太多利益让渡，因此令许多国家颇有怨言，但作为“后TPP”时代美国推出的首个“印太”区域经济制度架构，IPEF的启动对区域经济与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亦不容小觑。

其次，重塑同盟与伙伴网络，在发展“小多边联盟”与“议题联盟”的同时，还试图将美国的大西洋盟友引入“印太”。特朗普政府在推动“印太战略”时虽然也希望同盟伙伴发挥作用，并强化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但是却因其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而与诸多盟国龃龉不断。拜登上台后，面对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其“印太”同盟伙伴网络进行了大幅调整，包括提升美日、美韩等双边同盟，构建美英澳三边联盟，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以及“五眼联盟”，在亚太地区形成了所谓“五四三二”的地缘政治竞争阵势。在新版“印太战略”中，拜登政府还首次明确提出“一个积极参与的欧洲”对于美“印太战略”至关重要，意图推动北约盟国更多地介入“印太”事务。此外，拜登政府“印太”同盟伙伴网络的另一个特征则是构筑以不同议题为导向的“模块化联盟”，其中包括战略与安全联盟、科学与技术联盟、全球民主治理联盟等等[21]。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力图通过“现代化的同盟”与“灵活的伙伴关系”，对其“印太盟友体系”进行重新布局，在区域地缘政治博弈中进一步划分阵营，从而使得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在成为集团政治的代名词”。

最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政策更加注重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之间的平衡。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与对话逐渐被竞争与对抗所取代，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更是转为以“全面对抗”为主导。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甚至全盘否定“过去50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接触’政策”，并鼓吹尤其是要在印太地区“结合一切资源以应对‘迫切的、前所未有的来自中国的挑战’”[23]。而拜登政府在布局“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在对华政策上则注重采取竞争（compete）、合作（collaborate）与对抗（confront）相结合的“3C”策略，寻求“稳定的、和平的竞争”，以防止中美陷入“新冷战”，尤其强调中美应携手应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24]。例如自2021年以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已在不同场合展开多轮对话，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的合作亦取得一定进展。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作“步步紧逼的威胁”，并矢言要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对华展开“激烈竞争”的战略背景下，对华合作依然十分谨慎，而对华打压和围堵则始终是其基本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目标。

二、“印太”安全竞争的多重维度——理念、规则、制度

在拜登政府布局“印太战略”开展对华竞争的过程中，中美不仅在安全政策层面有着显著差异，更由于两国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个维度均存在重大分歧，使得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竞争变得尤为突出和激烈。

（一）安全理念之争

就国家间安全竞争的指导原则和理念而言，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以来习惯于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极力追求“独享安全”与“绝对安全”，为此不惜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认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坚信“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只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风险”，因此寻求总体上的安全增量，而非将世界和平与安全视作有限的战略资产，主张在谋求自身国家安全时也须兼顾他国安全[25]。基于上述主张，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拉帮结派，拉拢盟国围堵中国的种种举措，习近平主席于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重申了中国的安全理念与原则，强调指出，“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26]。

安全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是导致近年来中美“印太”安全竞争持续增强的深层原因。尽管拜登政府在阐述“印太战略”时不断声称其将致力“加强区域安全”，但是同时亦强调美国将“强化安全威慑”以抵御他国的“军事侵略与胁迫行为”，还频频无端指责“美国盟友的利益因中国的霸凌行为而受损”[27]。从美国的绝对安全理念与零和思维出发，中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合理诉求必然被说成是为了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中国安全的增长则被指责为势必导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减损。面对美国试图借助推行“印太”战略谋求绝对安全、并极力挤压中国安全空间的种种行为，中国政府一再呼吁和强调，“不管提出什么地区战略，宗旨都应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28]。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始终积极倡导中美共同发展与合作，竭力防止中美陷入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之中。早在2017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便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29]。2021年11月16日在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见时，习近平主席再次指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强调两国“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30]。

（二）安全规则之争

就国家间开展安全竞争的行为规则而言，美国虽然声称要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但是在实际行动中，美国却频频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奉行由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定义的伪“多边主义”霸权规则，甚至公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滥施单边制裁，干涉别国内政，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31]。中国则始终坚持主张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办事，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与合理关切，维护以国际法为基本规则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2020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频会见时，鲜明阐述了中国的国际规则观，亦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32]。然而，美国不仅以美式霸权思维解读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础上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的行为，更是竭力试图给中国贴上“国际规则破坏者”和“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标签。例如在2021年3月19日举行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国务卿布林肯公然指责中国在对外行为中“威胁到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扬言美国政府将“推进美国的利益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防止这一秩序被一个所谓“强权至上、赢者通吃的世界”所替代[33]。美方的上述言论随即遭到杨洁篪主任的当场驳斥，并明确指出“中方反对以一小部分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34]。

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在对华安全竞争的过程中还试图将国际规则与秩序意识形态化，渲染所谓的“自由与非自由”秩序之争。2022年6月1日，国务卿布林肯声称中美两国所追求的世界秩序存在深刻差异，自诩美国试图建立一个“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imperfect but liberal order），而中国所寻求的秩序则是“不自由的”[35]。在布局“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美国更是频频无端攻击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胁迫他国”，为此，美国要“引领国际社会”实现所谓“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但是在实际行动中，美国不仅无视自身始终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事实，还以“航行自由”为幌子，在中国岛礁和海岸附近实施抵近侦察和穿越行动，否认和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权益[36]。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口口声声要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之际，美国却屡屡展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言辞激烈地批评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原则，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2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便指责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这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37]。然而，美国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却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持续通过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等手段，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发起挑衅。例如，在拜登政府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中，美国一方面声称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将“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并阻止“发生在台海的军事侵略行为”[38]。如此种种，均体现出美国方面以“自由规则”为名、行“霸权规则”之实的安全政策本质，而其“所标榜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就是美国维护自身强权霸权的‘帮规’”[39]。

（三）安全制度之争

就国家间应如何构建有效可行的安全制度与机制而言，美国执着于奉行以军事同盟为主导的“集团对抗式”安全制度，主张在共同利益、共享价值与共有威胁的基础上，构筑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伙伴关系网络，热衷于组建封闭、排他的“安全小圈子”。而中国则坚持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指导下，拒绝参与任何军事联盟，坚守“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外交路线[40]。诚如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时所指出的，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要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就美国所奉行的“集团对抗式”安全制度而言，最典型的范例无疑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美苏军事对抗的产物，在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走向终结，反而在美国的推动下持续扩张，并将大量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北约的不断东扩无疑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进而引发了2014年2月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目前仍在延烧的俄乌冲突。而在“印太”地区，美国亦不断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等传统军事“条约”联盟制度，并积极布局一系列“小多边”安全机制，试图通过编织“反华”同盟伙伴网络，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印太统一战线”。例如早在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便积极推动美日印澳“QUAD”机制的升级，声称要以此来应对所谓“印太地区的共同挑战”[41]。2020年10月，QUAD首次在南海地区开展代号为“马拉巴尔”的年度联合军演，标志着其在军事合作方面出现实质性突破[42]。拜登上台后不久便于2021年9月24日在白宫主持召开了首次QUAD峰会。2022年5月24日，四国领导人再度聚首东京，并在联合声明中声称，将“共同应对（中国）在南海与东海海域试图挑战现状并制造紧张局势的胁迫、强势或单边海洋行动”[43]。对于QUAD这一由美国主导、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集团对抗式的区域安全制度，坚持“结伴不结盟”政策的中国不仅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且明确表示“拒绝任何将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引入亚太的图谋”，防止美国借机在亚太地区挑起纷争[44]。综上所述，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烈度也在不断增强，而两国在安全理念与安全规则上的分歧最终在区域安全制度的竞争中得到了集中反映。美国一方面不惜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为代价，大力推动遏华军事同盟的构建；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中国在“印太”区域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无端阻挠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开展正常的安全合作。近期发生的两个案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可谓分别从“正反”两个视角充分体现了中美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差异和分歧。

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签署“AUKUS”协定。在这一安全机制下，三国不仅将深化在国防与安全能力方面的合作，而且美英两国还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技术，建立一支核潜艇部队。就安全理念而言，AUKUS反映了美国零和思维指导下的安全观，显示其为了获得对华竞争优势，不仅将加大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借助同盟机制整合国防与安全资源以对华实施“整合威慑”，甚至不惜为此在“印太”地区挑起危险的军备竞赛。就安全规则而言，AUKUS再次显示出美国奉行的“自身利益至上”以及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之霸权属性与双标色彩。在AUKUS之前，澳大利亚已与法国签订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采购合同，然而在美国的唆使下，澳大利亚悍然单方面毁约。这一对盟友“背后捅刀”的行为不仅引发了法国的强烈不满，例如时任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便公开指责美国此举是一个“单边、粗暴、不可预测的”决定[45]，尤为严重的是，尽管美英澳声称其在使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时将遵循核不扩散标准，但AUKUS利用国际《防核不扩散条约》的漏洞谋取私利的做法无疑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并直接威胁了太平洋无核区的完整性，美国这一视国际规则如无物的行为也因此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46]。就安全制度而言，AUKUS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冷战思维色彩的军事集团。而为了构建这一小多边的排他性安全制度，美国甚至将远隔万里的英国拉入“印太”，试图借此加强其在对华安全竞争中的能力。诚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言，美英澳三国此举的后果，就是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新的军事集团”，从而势必将加剧“印太”地区的地缘紧张[47]。

而与军事同盟条约AUKUS截然不同，中所两国于2022年4月19日宣布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则是两国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主要关注的常规性安全合作机制。就安全理念而言，中所安全合作立足于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立场，合作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帮助所方加强警察能力建设，弥补安全治理赤字，维护所国社会秩序稳定，协助所国应对自然灾害以及提高人道主义救助能力[48]。这充分显示出中国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助力所国携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理念。而就安全规则而言，中所双边安全框架协议是应所方要求，按所方需要，经过平等协商达成的，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再就安全制度而言，中所两国明确表示，相关安全合作“公开透明、开放包容、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并且“与所罗门群岛现有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从中也体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结伴不结盟”原则，以及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所呼吁的大小国家共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的制度愿景[49]。然而对于该协议的签署，美国却公然声称其对“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成严重风险”，并旋即派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率团访所[50]。在访所期间，美方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声称如果该协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导致中国在所国“建立事实上的永久性军事存在，美国将就这一‘重大关切’作出相应反应”，悍然对所方发出外交恫吓[51]。更有甚者，美方官员还公然会见所国的反对派政治领袖，试图通过打“意识形态牌”来干涉所国内政，阻挠中所安全合作。

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显示出中美两国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和安全制度三个维度上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充分体现出美国沉迷于“集团对抗式”的冷战思维对“印太”地区安全以及中美安全关系的消极影响。

三、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前景

近年来，尽管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睦邻友好的对外战略方针，寻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但是美国在霸权逻辑与冷战思维的主导下，却致力于借助“印太”战略阻遏中国的发展，从而对中美关系以及“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就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发展前景而言，不仅将取决于两国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和安全制度三个维度的持续角力，也将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格局与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秩序等因素的影响。

（一）中美安全理念竞争的前景

根据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美国未来仍将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从零和思维出发，通过塑造中国的区域安全环境来与中国展开阵营式对抗[52]。而中国则会继续秉持平等、互利和共赢的理念，推动对话协商，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增进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携手构建亚太安全共同体。面对中美在安全理念上的重大分歧，除了少数美国盟友之外，绝大部分亚太国家显然并不认同美国的零和博弈理念，更不愿在中美安全竞争中选边站队。例如在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强化一个赋权与联合的东盟”是其行动计划的重要一环，然而早在2019年6月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中，东盟诸国便开宗明义地指出，面对“印太地区大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需要避免加深不信任、误判和基于零和游戏的行为模式”，强调东盟的战略宗旨是“为本地区建立战略互信与合作共赢创造动力”[53]。此后，东盟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这一立场，表明东盟认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不愿接受以“安全威胁”为导向的区域战略，也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安全竞争，避免卷入“印太”地缘战略对抗的漩涡[54]。

例如，虽然新加坡一直以来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但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1年3月便明确表示，“新加坡不可能在中美之间二选一，因其与两国均有着非常紧密和广泛的联系”[55]；2022年3月，李显龙在访美期间再度指出，“东盟区域内大部分国家都试图对华接触，并与中国发展稳定且可预见的外交关系，同时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亦保持交往”，并强调，这种互动关系不应局限于战略与安全领域，而是应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与投资，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广泛议题[56]。2022年5月11日，越南阮春福主席在赴美参加“美国-东盟”峰会期间也明确指出，“面对大国战略竞争，越南不选边站队”，并强调越南将坚持“独立、协商、对话、和平与合作”的对外交往原则。而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时，阮春福则表示越南愿与美国在“供应链、数字经济、气候变化、打击腐败”这四个议题上开展合作，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则只字未提[57]。由上述可见，东盟谋求区域稳定与合作的目标，显然与美国希望挑起中美区域安全竞争的意图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也意味着美国试图构建遏华安全阵营、进而掌控“印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图谋，难以获得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二）中美安全规则竞争的前景

美国名义上要在印太地区维护和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并竭力将中国描述为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挑战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美国自身却始终以“功利性”和“选择性”态度对待“国际规则”，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原则，其所要维护的也只是美国单边主导下的霸权规则与秩序。而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认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制定国际规则应当共同参与，公平公正，适用国际规则应当不偏不倚、没有例外”，并坚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58]。显而易见，“印太”区域内的大部分国家均认同中国的立场，支持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核心准则的地区和全球安全秩序。以俄乌冲突爆发后各国的反应为例，美国在冲突伊始便试图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发生于“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压迫、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受蛮力支配的秩序”之间的“争取自由的伟大战役”[59]。并无端指责所谓中俄“威权集团”无视乌克兰的主权，试图借机挑起阵营式对立[60]。对此，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使乌克兰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甚至借助战争“重划东西对抗的分界线”的做法，同时强调“处理国际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主张俄乌双方的主权安全与合理关切都应得到尊重[61]。中方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大部分亚太国家也都希望俄乌双方能通过和谈以使局势降温，并坚持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与对话。例如，即便面对美欧的强大压力，作为2022年“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始终坚持对俄罗斯发出邀请函；美国的条约盟国泰国坚决邀请俄罗斯参加将于2022年11月举行的APEC峰会[62]。2022年6月12日，新加坡防长黄永宏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明确表示，“亚洲的核心问题不是所谓‘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强调亚洲“必须增强包容性和多边主义以维护地区安全”。

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随即联手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并施压世界各国追随跟进。对于美国的上述举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明确表示，“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并不是只有战争和制裁两种选择。各国人民没有责任为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埋单”[64]；中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65]。

时至今日，中国的立场也得到了“印太”乃至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在全球195个主权国家中，仅34个国家参与对俄制裁；而在“印太”地区，也仅有日、韩、澳、新西兰和新加坡五国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俄制裁[66]。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印度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尽管面临拜登政府在双边与“小多边”渠道的重重施压，但却始终坚决反对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在印度的反对下，2022年5月QUAD东京峰会后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亦未如美国所愿出现对俄进行谴责的内容[67]。由上述可见，大多数“印太”国家不愿接受美国关于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策话语，对于美国试图垄断对“国际规则”的定义，且动辄无视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滥用单边制裁、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保持着高度警惕，更不会盲目地追随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三）中美安全制度竞争的前景

历届美国政府均将军事同盟制度视作维护其亚太安全霸权的重要支柱，拜登政府更是试图“升级”现有的同盟伙伴网络，使既有双边联盟与新建的“小多边”机制互为补充，以更有效地在亚太地区开展对华安全竞争[68]。中国则始终坚决反对拉帮结派与阵营对抗，坚持在区域内发展互利共赢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面对中国的“结伴不结盟”政策，尽管许多“印太”国家均与美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安全关系，但大都希望保持“战略自主”，而不愿与美国“合作抗华”。2022年4月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尽管“新加坡和美国是‘主要安全合作伙伴’并欢迎美国参与区域内事务，但是这并不代表新加坡会参与美国涉入的战争”[69]。即使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且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领土争议，菲律宾新当选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亦于2022年5月26日明确表达了愿与中国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争端的立场，并强调“不会与中国开战”[70]。而对于美国主导建立的QUAD与AUKUS等机制，许多“印太”国家均担忧这些“集团对抗式”的安全制度将对地区安全与和平构成挑战。例如面对QUAD的军事同盟化倾向，斯里兰卡外长迪内什·古纳瓦德纳（Dinesh Gunawardena）便警告称，这将使印度洋“安全化”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可能带来“新冷战”[71]。AUKUS的成立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区域国家对于该机制或将导致地区军备竞赛的担忧。2021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外长与印尼外长就AUKUS问题进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没有核武器的能力，但其正在购买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依旧引发两国的强烈担心和关切”。

面对美国的“印太”邀约，除英国之外，欧洲国家总体上亦保持着战略理性。由于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安全冲突且双边经贸关系密切，即便美欧在北约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有所增强，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依旧无意加入美国“印太”对华安全竞争的制度框架中。而持续至今的乌克兰战火更是令欧洲自顾不暇，未来欧洲是否有意愿和能力配合美国的“全球北约”构想、深度介入“印太”安全事务与中国展开抗衡，其前景亦难言“乐观”。

（四）俄乌冲突对美国全球战略资源“再配置”的影响

自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国连续三届政府均试图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聚焦于“印太”地区，从而更好地“回应”中国的崛起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然而，美国“转向”“印太”的战略始终难以得到全面落实，其有限的资源在布局过程中也难以摆脱国际安全格局与国内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奥巴马任内尽管推动TPP的签署并积极布局“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克里米亚事件与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对其在亚太的安全资源部署构成严重牵制。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便宣布退出TPP，不仅令其“印太战略”丧失了经济抓手，而且也对其“印太”盟友的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更难以获得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支持。拜登上台后再度试图强化“印太”布局，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令美国面临在欧洲和亚太“两线作战”的困境，至少在短期内不得不将更多的战略和军事资源投入欧洲方向。例如，就军事力量部署而言，俄乌冲突迫使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使得驻欧美军人数由2022年1月的8万人左右增加至3月以来的10万人左右，达到2005年以来美国在欧洲驻军人数的峰值[73]。如此一来，势必将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规模和力量投送能力。

再就军费开支与财政拨款而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截至2022年6月中旬，在近4个月内美国国防部已陆续向乌克兰提供了11笔军事援助，总额高达46亿美元[74]。在经由国会批准且总统授权后生效的一揽子援助法案方面则开支更大，仅最近一项于2022年5月20日生效的对乌援助计划法案的金额便达400亿美元之巨[75]。相较于对乌的“慷慨解囊”，美国对本应是其战略重心的“印太”地区的投入则显得颇为寒酸。在2022年5月“美国-东盟”峰会期间，拜登宣布将在基础设施、安全和抗疫等方面向东盟国家提供资金，以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张，但金额却仅有区区1.5亿美元[76]。就目前而言，俄乌冲突将很难在短期内结束，而“无休止的战争”和“无止境的援助”势必分食美国日益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影响美国对其有限的全球战略资源的“再配置”，使其难以将足够的战略资源集中投入到广袤的“印太”地区，用于打压和围堵中国的发展。

此外，俄乌冲突使得原本岌岌可危的美俄关系跌入空前的低谷，而美国为了打压中国，又频频炒作“中俄轴心威胁论”，但事与愿违的是，美方此举不仅没能起到离间中俄关系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中俄两国在共同应对美国压力之下的战略合作。而针对“印太”安全议题，俄罗斯不仅坚决反对美方的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行径，亦对美国借助“印太”安全布局及军事同盟重组以分割地区安全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例如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便直言美国及其盟友“不仅不尊重国际法，还试图以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取而代之”，而“印太战略”则印证了其“在自身领土边界之外的‘胃口’之大”[77]。又如2022年6月10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成员国通过一份国际安全问题文件，强调各国“需要确保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随后拉夫罗夫外长则进一步指出，“对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的承诺并不仅限于集安组织地区内部……该原则在印太地区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强调在全球背景下适用这一原则”[78]。与此同时，中俄亦在双边层面多次重申两国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方面的共识。例如2022年6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通话时指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普京总统则表示，“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建设性努力”[79]。毋庸讳言，美俄的交恶不仅将引发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格局的变化、促进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提升，而且势必会对美国在“印太”围堵中国构成全方位、实质性的牵制。

（五）“印太经济框架”对“印太”安全战略的影响

拜登执政后，为了弥补特朗普退出TPP导致“印太战略”缺乏经济支柱的问题，遂于2022年5月23日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借此重塑“印太”地缘经济秩序，以为其对华安全竞争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针对美国借助IPEF以使“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与意识形态化”并试图扰乱地区经济合作的行为，中国则一再强调“亚太成功的密码是合作共赢，不是零和对抗”，并积极推动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强调“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必须依靠多边主义、扩大开放和创新共享，搞自我优先、优势垄断和封闭排他只会适得其反”[80]。事实上大部分亚太国家非但不愿在区域经济制度安排上“选边站”，支持中国所倡导的包容、自由、开放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而且对美国推动IPEF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忧心忡忡。例如，2022年5月27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便明确指出，IPEF“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框架，旨在排除和对抗中国，这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并无益处”，表示“马来西亚不希望面临与中国的任何紧张或冲突关系，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存在并且与中国共处”[81]。即便是作为美国盟友且已加入IPEF的韩国也公开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成员国在经济方面都与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在今后形成IPEF规则的过程中，韩国将与中国保持紧密沟通。”

除此之外，IPEF自身的制度缺陷亦使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大打折扣。例如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就认为，IPEF并未就市场准入等问题做出便利安排，因此只是一个“讨论起点”[83]。而在2022年5月31日与拜登会面后，阿德恩再次表示，“新西兰虽然很高兴加入IPEF，但确实希望它是有意义的”，即能够“协助消除非关税壁垒，并为更大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播种[8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直言，“IPEF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它不具有贸易自由主义或市场准入的内容[85]”。而迫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压力，拜登政府未来很难在上述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无疑试图以IPEF配合和强化其在“印太”区域内的对华安全竞争，但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及IPEF自身的缺陷等因素，不仅使IPEF难以发挥真正的支撑作用，也难以诱使和动员亚太地区国家以削弱甚至牺牲与中国经贸关系为代价全力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四、结语

在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拜登政府运用多种安全与经济政策工具，对中国展开全面打压和围堵，使得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由于中美两国在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重维度上均存在着重大分歧，因而中美“印太”安全博弈不仅会长期持续，竞争的广度、力度和烈度甚至有可能会不断加剧。通过布局“印太战略”，美国在军事安全、区域经济与政治外交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实质性挑战。一方面，为了实现对华“整合性威慑”，拜登政府不仅着力构建“小多边”机制，持续提升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关系，并积极拉拢和“邀请”欧洲盟友介入“印太”，试图借此塑造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从而势必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为了削弱与取代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拜登政府推出IPEF，试图重获美国在“印太”经济中的主导优势。尽管这一机制因“先天不足”而备受质疑，但是对于美国的“印太”盟友而言，依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而在客观上也会对RCEP等机制形成一定的冲击。此外，拜登政府还大打意识形态牌，试图将中美战略竞争定性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并在“印太”划分政治阵营，从而在外交上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面对美方的战略围堵，中方则在多个领域作出了系统性回应。在军事安全方面，中国首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并通过加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协作以及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积极倡导共建“亚太安全共同体”。在区域经济方面，中国努力对标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规则，包括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

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在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战略竞争已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底色，但是在经过多轮激烈的交锋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也开始重视“对抗、竞争、合作”三者的平衡，并强调中美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2022年3月18日，拜登在中美元首视频通话时重申“四不一无意”的对华政策[86]。2022年6月10日，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参加中美防长对话时也再次指出要为两国战略竞争“安装护栏”[87]。如果美国未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回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轨道，愿意在降低地区紧张局势、管控安全危机与推进全球治理等问题上与中国开展沟通与合作，将有助于防止中美安全关系从竞争持续滑向对抗甚至是灾难性的军事冲突，这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信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余璟仪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