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是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中国中东抗疫合作通过高层引领、物资援助及成果共享等形式展开,具有顶层设计、生命至上、参与行为体多元化及坚持多边主义等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实践既有中国展现大国责任和维护中国在中东利益的需求,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地区治理的驱动。它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参与在该地区治理的诉求,也可以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而筑牢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网络,并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受到中美战略竞争、抗疫合作政治化以及美国主导的“疫苗联盟”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但中国中东大国外交实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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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1月底,中东地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受地区国家防疫措施不力、医疗条件限制、传染病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迅速扩散,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成为重灾区。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暴发之初,中国及时向地区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和技术,力所能及地提供抗疫物资和资金等援助。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仅2020年2月6日至3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9次通过电话或致电方式,同沙特、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保持沟通。中国还同阿联酋合作开展新冠疫苗三期实验合作,助推中东疫苗生产本地化,在验证疫苗安全及可行性后将其作为公共产品,及时、合理分配给有需要的中东国家。
中国在中东实践防疫外交的过程中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不断加强与中东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呼应后者的援助诉求,推动国际疫苗分配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不是单方面赠与,而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协助中东国家缓解疫情的同时,帮助对方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这背后不仅有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的缘故,也有中国希望通过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等多重考量。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中国对中东国家物资援助、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合作等内容的考察。二是关于中国援助中东国家抗疫、与中东国家进行疫苗合作原因的探讨。这类研究认为,中东国家抗疫需求、中国疫苗研发能力强、中国作为“中东和平稳定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以及基于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是中国向中东提供抗疫援助的驱动力。三是关于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相关理念的分析。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对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过程梳理不够细致,缺乏对该实践过程的系统性考察。同时,部分国外学者倾向于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国在中东的抗疫努力,先入为主地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界定为“野心勃勃”的“口罩外交”和“疫苗外交”,有失偏颇地认为中国意在转移外界责难或在中东地区填补“领导真空”。本文拟系统探讨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过程、特征及动力,分析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实践及其特征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是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也是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之举。新冠疫情蔓延后,在自身仍面临一定抗疫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尽最大努力向中东国家提供后者所需的抗疫物资和病毒检测实验室,并派遣一流专家团队驰援中东或以视频的方式分享抗疫经验,无偿向中东国家援助新冠疫苗,与部分中东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包括高层引领、物资援助及成果共享三个方面的内容,具有顶层设计、生命至上、行为体多元化及坚持多边主义等特征。
(一)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实践
新冠疫情使中东国家经济社会受到沉重打击,也是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一次重大考验。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与中东国家保持高层沟通,及时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力所能及地为中东国家民众提供帮助。
第一,高层引领擘画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蓝图。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零星出现时,中国还是抗疫援助的接受方,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内容主要是疫情信息共享和相关工作协调。进入2020年2月下旬,中国国内疫情趋稳向好,但中东疫情处于暴发和扩散状态,中国及时调整部署,扩大了与中东国家抗疫合作的范围,并逐渐从受援方转变为援助方。中国密集展开对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通过领导人通话或多边国际会议等形式,与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共商抗疫大计,并宣布中方对中东国家援助的相应举措。同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 Aziz Al Saud)通电话,表示中方愿为沙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沙方分享防疫经验,并协助沙方采购医疗物资,维护好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7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帮助提高疫苗在三国的可及性,并协助其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明确表示反对疫苗霸权和垄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还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了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双方围绕抗疫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延续了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政党外交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传统。进入2021年,中国和中东国家高层保持了多种形式的定期沟通,引领双方关系发展,凸显了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主席多次以电话、致电、致贺信或出席峰会等形式,为深化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指明方向。王毅外长三次出访中东国家,在会见来华访问的中东国家外长时,就促进中东安全稳定、推动落实双方抗疫合作等进行深入沟通。2022年初,沙特、土耳其、伊朗等6个中东国家外长及海合会秘书长密集访华,同中国就深化抗疫合作、抵制疫情政治化进行了深入探讨。7月29日,习近平主席同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伊朗继续开展抗疫合作。
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根据中东地区不同阶段的抗疫形势,对抗疫援助与合作措施进行调整,优化布局,勾画中国与中东合作抗疫的蓝图,即中国在坚持生命至上、加强抗疫合作与统筹协调、支持充分发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作用的基础上,及时向中东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分享抗疫经验和技术。
第二,物资援助彰显大国责任担当。在参与中东抗疫进程中,中国竭尽所能地为中东国家提供抗疫所需的物资和技术,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对中东国家的物资援助上,中国做到了援助及时且覆盖范围全面。2020年2月伊朗国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中国政府就向伊朗提供了紧缺的新冠病毒测试盒。中国还通过不同途径向以色列、科威特等中东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基本做到了对中东国家物资援助的全覆盖。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2020年7月14日,中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驻沙特大使领馆向伊斯兰合作组织捐赠了抗疫物资。2021年6月,中国外交部同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签署合作协议,中方宣布将对非洲伊斯兰国家提供实验室器材采购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在2022年7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宣布拟向世界银行新设的抗疫基金捐资5,000万美元。此外,中国民间也为协助中东国家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相关组织、企业、商会和个人通过捐赠医疗设备、防护物资或资金的方式支援中东国家抗击疫情。
在验证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后,中国分阶段和批次向有需要的中东国家援助新冠疫苗。2022年1月3日,中国援助叙利亚的新冠疫苗抵达当地,为该国的重建助力。7月22日,中国再向毛里塔尼亚捐赠了疫苗,并成为向该国援助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在美国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向伊朗施加多项制裁后,中国也力所能及地向伊朗提供新冠疫苗等医疗物资。除直接开展疫苗援助外,中国也及时向中东国家出口疫苗,并通过与世卫组织合作的方式参与疫苗全球分配。截至2021年底,中国提供新冠疫苗援助,几乎覆盖了一半以上的中东国家,疫苗援助和出口数量达4.4亿剂。巴林、土耳其等国先后完成了采购中国疫苗的交接工作。为促进新冠疫苗在全球和地区的公平分配,履行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并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的承诺,中国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这意味着中国疫苗能够以援助或捐赠的方式进入中东地区。
第三,成果共享践行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理念是中国与中东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产物,也是塑造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在开展抗疫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向中东国家力所能及地提供物资援助,还通过派遣高水平医疗专家组或举行视频会议等方式参与当地卫生治理,与中东国家分享抗疫信息和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抗疫建议,并开展技术转让和合作生产,以助推中东疫苗生产的本地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首先,中国通过援助、双边合作和技术输出的方式,协助伊拉克、沙特和以色列等国建造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和新冠隔离医院,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国家大规模精准检测及救治新冠患者的需要。其次,中国专家组不仅赴阿尔及利亚、伊朗和突尼斯等国与同僚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等方面的培训,还通过视频会议同埃及、阿联酋等国,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经验,向外国同行提供科学建议。再次,中国根据自身的实践和探索,及时发布新冠肺炎诊疗及防控方案,目的是向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及时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验,提高其他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的监测反应和救治能力。最后,中国还支持本国企业同有能力的中东国家开展新冠疫苗的联合研究和授权生产,助力后者走上“疫苗自主”的道路。自2020年6月以来,中国不仅先后同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家开展冠疫苗临床试验合作,还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建设联合生产线,助力中东国家新冠疫苗的生产本土化及来源多元化。这些举措有助于推动中东国家参与疫苗的国际分工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从而使中东国家从卫生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为地区疫情治理的主动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还探索以多边合作的形式与中东国家开展抗疫合作。例如,2022年2月20日,中国与埃及联合向加沙地带援助了50万剂新冠疫苗。
(二)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特征
抗疫合作是以本国医疗资源、技术和经验为依托,实施应对疫情的对外援助及合作的政策实践。其中,决策者在抗疫合作过程中起到统率作用,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则是重要参与方。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延伸和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从属和服务于中国中东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旨在进一步增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色彩。中国始终把维护个人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站在全人类高度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做到了“以元首外交统领抗疫外交,以领袖担当推动国际合作”。2020年,习近平主席同多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近10次通话、近20次互致信函,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抗疫合作做出顶层规划,为破解中东地区的卫生治理困境提供思路。王毅外长则多次通过会面或电话方式与相关中东国家的外交部长保持沟通,就抗疫物资投送、疫苗研发及人道主义援助等作出协调。中国领导人还多次出席重要国际视频会议,在国际场合阐明以民为本、生命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出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反对疫情政治化等建议,并宣布开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加大对国际社会抗疫物资的投入和加强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等举措,提升国际社会抗疫信心,有效推动全球和地区抗疫合作。
第二,以人为本,坚持平等、公平和正义。其一,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不搞选择性援助,不谋求以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捞取地缘政治利益,坚持从中东国家民众切身利益出发,帮助中东国家缓解疫情。中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对部分欠发达中东国家多次开展物资援助。其二,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旨在改善中东地区民生,增强中东国家的“造血”能力,并为该地区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提供切实保障。中国秉持标本兼治理念,坚持扶助原则,不仅提供抗疫物资支援,也向中东国家分享发展成果,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与西方国家搞疫苗垄断并利用援助谋取地区霸权有着本质区别。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是平等、公平和正义,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援助为借口干预中东国家内政,没有凭借疫苗优势使得中东国家形成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
第三,参与中东抗疫合作的行为体多元化。在中央统筹协调下,地方政府和民间积极行动,中国军方紧急驰援,中国驻中东国家使领馆发挥桥头堡作用,确保了抗疫物资投送和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前方使领馆不仅及时向当地中国公民发布最新疫情信息和处理办法、发放抗疫物资,协调安排在疫情较为严重的中东国家的中国公民包机回国,还完成了中国援助中东抗疫物资的交接任务。中国地方政府向缔结友好关系的中东国家城市捐赠物资,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对中东国家提供抗疫指导并分享抗疫经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互支撑的格局。中国民间机构和企业广泛动员,通过捐款捐物参与官方抗疫合作,协助政府提供卫生公共产品,与中东国家守望相助。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向中东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新冠疫苗等公共产品,成为中国中东抗疫合作重要的后备力量。
第四,坚持抗疫多边主义。在理念上,不同于美国坚持“本国优先”,以“退群”方式逃避大国责任,或以意识形态为界搞排除特定国家的“伪多边主义”,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在实践中,中国既通过国际会议阐明主张,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振全球战疫信心,又通过国际组织向中东提供物资、资金援助,且不寻求建立对抗性质的集团,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疫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分享中方抗疫经验。中国及时出台多种措施,向世卫组织提交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向后者提供资金援助以及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及时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与此同时,中国还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保持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展前瞻性项目合作,协助中东国家抗击疫情。
三、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动力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是内外动力驱使的结果。在域外大国普遍缺位且自身仍面临抗疫压力情况下,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责任担当的体现,也有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和公民安全的考量,既回应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呼吁,又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其中,展现大国责任和维护在中东的经贸利益与公民安全,是中国实施中东抗疫合作的内在动力,而回应国际社会诉求和参与地区卫生治理则是外部动力。
(一)展现大国责任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传统意义上,大国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管控好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政治、军事关系,防止两国的竞争走向冲突乃至战争。随着技术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国际议题扩展,大国责任的内涵也相应丰富,表现为既要求大国管控好彼此分歧,又要求其主动承担国际义务提供公共产品。大国责任包括参与和领导国际与地区制度建设、承担相应的义务、提供公共产品、公正解决热点问题、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等内容,意味着当既有大国因能力或意愿不足而没能履行应尽的全球和地区治理义务时,崛起国应当起承担相应责任。若大国规避责任,那么它们将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因为人们对大国有承担一定国际责任的预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中国更深刻影响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加深了对中国的需要和依赖。因此,中国既要实现自身发展,也要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为世界和地区贡献公共产品,承担世界责任。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意在展现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担当,推动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人类利益的维护负有重要责任,需要把国家利益同全人类的福祉结合起来。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及人类福利等问题,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宗旨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承担比普通理事国更大的责任。而中东抗疫合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相关国家促进该地区人民的福祉,即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并贡献力量。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等行为体受困于国内疫情时,较早走出疫情困境的中国应当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彰显大国担当,通过自身示范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肩负起维护人类卫生安全的重要责任。
第二,抗疫合作体现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对中国而言,“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解决全球性问题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在坚持维护本国人民安全的同时,也顾及他国公民的安危。如今,中国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也是制造业和疫苗生产大国,在参与中东事务并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进程中责无旁贷。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会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帮助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走出疫情困境,表明中国担负大国责任的决心。
第三,抗疫合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中国参与中东治理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考验,若无法构建与中东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则难言实现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要求中国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管控好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还要重视顾及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和利益。中东国家在中国疫情最严峻之时予以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抗疫合作也是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回报。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能够继续深化与中东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东地区人民心中的内化。“开展灾难外交有利于塑造讲人道、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相比于经济援助,抗疫合作更能赢取人心,达到传统外交难以实现的目标和效果。
(二)维护在中东的经贸利益及公民安全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从较为单一的能源合作领域扩展至涵盖能源、贸易、投资、安全和民间交流的多维合作模式,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节点地区,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这增强了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的意愿。无论是中国的能源贸易,还是海外资产,亦或是海外公民的安全,都易受到中东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新冠疫情在中东扩散可能加大这些威胁冲击的范围及力度,这决定了中国无法对中东地区的疫情发展态势采取超脱姿态。
第一,抗疫合作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联系。与中东地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是中国参与中东抗疫的物质基础,也是开展抗疫合作的内部驱动力。从贸易方面来看,中国同中东的利益存量不断增大。自1999年至2019年,中国同中东的贸易额从108.5亿美元增至3,236亿美元,增加了29倍。目前,中国不仅是10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东占中国对外工程承包总额也从1997年的6.8%增至2019年的14%。贸易额的提升意味着市场机遇,有利于中国商品的输出并创造相应的工作岗位。
从能源角度看,中东是中国难以替代的进口来源地。自2000年至2019年,中国进口中东石油从3,000多万吨增至2.38亿吨,且中国有一半原油进口来自波斯湾。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前十位中半数是中东国家,占中国石油进口的47%。中东地区稳定的能源供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中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个别中东国家的动荡不一定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但疫情持续扩散可能大幅降低中东国家民众的收入及消费欲望,冲击中东石油相对稳定的供应或运输,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向中东地区的商品出口均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利益存量。近年来,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逐年上升,中东已成为中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在投资上,2016年,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最大投资国,对中东的累计直接投资额从2014年的157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272美元。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中东的数量呈上升态势。2018年,中国企业同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价值356亿美元的新合同,在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12亿美元,同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是2010年的4倍,达176.8亿美元。即便遭遇疫情,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也呈上升态势,2020年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达201亿美元。
在基建领域,中国同多个中东国家签订了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文件,并参与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主体,相比于国家,企业的经济考量导向且相对较小的体量决定了其对环境变动更为敏感和脆弱。虽然中国企业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倾向于面对风险,但为规避预期损失,企业尤其是民企仍可能作出减少投资或撤资的决定。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建设具有周期长、安全保障复杂等特点,需要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否则项目会面临工期延长或工程中断的可能,而疫情传播加大了中东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疫情久拖不治,不仅可能冲击中东地区的稳定,还会对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消极影响,甚至有可能造成部分中东国家降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预期,进而增加“一带一路”项目后续推进的难度。
第三,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在中东的中国公民安全。“阿拉伯之春”后,当地社会动荡、极端组织肆虐使身处中东的中国公民面临更高的安全风险,疫情的蔓延则会使风险放大。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此,中国对中东国家开展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身处中东的中国公民安全。2019年,超过100万中国公民在中东地区从事商业、学习等活动,仅阿联酋就有约20万中国公民。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公共卫生问题会影响甚至威胁身处中东的中国公民安全,缺乏疫苗和防护物资将加大这一威胁的程度。保护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是中国践行“外交为民”“人民至上”理念的重要体现。
(三)回应中东国家现实诉求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希望后者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促进中东安全、稳定与发展方面发生更加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首先,“9·11” 事件以来,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与美国关系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美国降低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源于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及本国战略重心转移至印太地区等因素,美国逐步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伴随而来的则是美国对该地区治理意愿的降低。比如,2019年9月沙特油田遭无人机袭击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并非发生在美国,美国并没有许诺会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沙特。当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扩散蔓延后,美国还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也没有改变逐步减少对中东战略资源投入的趋势,早期还囤积大量疫苗而不分配给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与中东地区盟友及伙伴国关于增加石油产量和对俄制裁方面的分歧,也加深了两者间关系的裂痕。2022年7月,拜登对中东的访问未取得预期成果。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遭到削弱及其与中东盟友战略根基受到动摇的态势并没有扭转,反而助推中东国家进一步“向东看”。
其次,中东国家普遍欢迎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囿于实力所限,多数中东国家无力承担地区治理成本,多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乱中求治成为中东国家和民众的普遍愿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中东国家的诉求契合。2020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示,“沙方希望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加强卫生医疗等领域交流合作”。2020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包含了阿拉伯国家对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支持的表态。在实践中,阿联酋和黎巴嫩等国以较快速度批准了中国疫苗在本国的使用;土耳其内阁高官则亲身接种中国疫苗;因遭受美国极限施压而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伊朗,也亟待中国的支援以渡过难关。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无疑是对中东国家卫生治理诉求的积极回应。
再次,中东国家旅游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需要外力介入来改变这一不利态势。旅游业是埃及、摩洛哥、阿联酋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以阿联酋为例,旅游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间接贡献率达16%。2019年,到访迪拜的国际游客数量达1,600万,这能给阿联酋带来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而新冠疫情的扩散则几乎阻断了这条“财路”。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 2020年到访该地区的国际游客较2019年锐减74%,而2021年的抵境旅客数量比2020年减少了24%。一个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对中东国家旅游业的复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久拖难治的疫情是对中东国家依赖旅游业发展自身经济的一大障碍。因此,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不仅是对中东国家呼吁的回应,也是推动中东经济复苏之举,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作为卫生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达到“以共享共赢换人心”的效果。
最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抗疫是开展大国外交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对中东国家抗疫诉求的回应。中国的抗疫合作不仅能为中东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和技术帮扶,也是深化与中东进行国家治理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受到人们尊重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为世界提供发展援助和物质产品,也在于它能够创造出被别人接受和借鉴的新观念、新模式以及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崛起的中国愿意把自己的抗疫理念和成果与中东各国共享,中国应对国内疫情模式则为中东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有利于中东提升自身协调动员能力,增强纠偏能力,改善本国治国理政水平,从而以民生促稳定并稳固政权,创造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减少动荡发生的可能,因而中东各国都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并加强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中国与中东的防疫外交正好满足了中东国家的这一愿望。
(四)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减少,管控、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特朗普时期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对国际合作造成损害,也使全球和地区治理面临更高风险和更多不确定性。美国国内防疫失控及选举政治等因素,导致美国的大国责任感大幅降低,无心帮助中东缓解疫情。拜登上台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资源投入有减无增,疫苗援助“姗姗来迟”,这都不利于该地区疫情的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的跨国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被放大,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综合国力的提升加强了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主体塑造意识性增强,积极主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治理,提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参与中东抗疫是中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治理,为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就要求中国深度参与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本国人民的健康安全与他国人民的健康安全紧密相连,抗击非典使中国意识到开展全方位国家合作是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唯一正确方式,且中国本就长期在全球卫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中东抗疫合作是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重要实践,意在降低新冠病毒对中东国家经济和民生发展构成的威胁,减少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此外,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疫情外溢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产生的冲击,在此过程中增加参与中东卫生治理经验进而提升自身运筹调度的能力,即把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承担治理责任,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及可持续和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中东抗疫合作是中国维护中东国家民众最基本人权、降低安全治理成本,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进一步蔓延的努力。中国驰援中东国家抗疫是保障地区国家民众生命权的重要举措。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该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则难言其他权利的行使。这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新着力点。同时,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还是“挤压”恐怖主义活动空间的重要一环。虽然美国于2019年10月宣布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2022年7月又击毙“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Zawahiri),但这并不代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温床被根除。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想同贫困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后者同社会、宗教、文化及民族等因素的恶性互动,通常会导致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颜色革命”“强推西式民主”等措施,无益于这一困境的解决,反而导致极端思想与恐怖主义的泛滥。疫情在中东暴发后,西方国家推卸治理责任、“隔岸观火”的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使中东国家承受更多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2022年3月22日至27日,以色列连续遭到两起由“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新冠疫情爆发后,伊拉克也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企业项目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主义反弹的态势与中东国家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致使恐怖势力在中东乘势再起,这不仅对中东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也会危及中国的边疆安全,并阻碍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抗疫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阻遏相关问题的加剧。
四、结论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中国“搭便车”“不提供公共产品”的谬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因中国政府有效的防疫措施而充满钦佩,中国中东抗疫有益于增进中东国家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友善感。同时,中东地区强国普遍具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且扼守重要陆海通道,这有利于减少美国利用中东遏制中国的风险,并维持中国在中东陆海贸易通道的畅通。
虽然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而言,囿于自身实力以及域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在当下和将来,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的实践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中东抗疫合作造成消极影响。在应对传染病威胁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且能够进行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理的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中美战略竞争将难以避免地传导至中东地区,美国并不乐于见到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不断增长。比如,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时强调,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不会让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因此,包括美国主导的“疫苗联盟”在内的举措难以包容中国的抗疫努力,相关竞争会给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乃至会在中东形成两个“阵营”,使中美关系复杂化。“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使得现阶段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更多聚焦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尚无法对中东国家做出像美国那样的安全承诺,给予中东国家在抗疫方面的援助,也不能代替中东与美国的防务关系,美国仍然是中东主要国家的首要伙伴。这就意味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包括中东抗疫合作,仍会较大程度地受到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被政治化,中国的中东卫生治理实践被美国视为是挑战地区秩序现状的尝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权力呈现东移态势,包括卫生治理在内的对外实践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中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却又会被人为地与“胁迫”“威胁”相联系,将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解读为“援助陷阱”等。比如,时任特朗普政府副国务卿克拉奇(Keith Krach)曾污称中国通过“口罩外交”胁迫其他国家;时任拜登政府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Jen Psaki)则炒作中国搞“疫苗外交”和“疫苗威胁”。此类不切实际的误读和炒作,对中国的形象及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伴随疫情在中东的蔓延,受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影响,部分中东国家出现了针对华人和中资企业的歧视事件,一些中东国家的媒体甚至发出了质疑中国中东抗疫努力的声音。
展望未来,中国中东大国外交在增进大国合作、支持疫苗多边主义、参与地区卫生治理,以及打造健康安全共同体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第一,创建中东域外大国协调机制。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理意在为该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推动中东经济复苏,是共赢和共享,而非谋求地缘政治优势和挑战现有体系,与冷战时期美国将卫生外交服务于遏制苏联的意图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生硬地将政治与援助挂钩,这是美国组建“疫苗联盟”对抗中国抗疫合作的真实原因。然而,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起关键作用,需要做到政策协同、团结合作与责任担当,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不符合世界和中东国家的利益。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摈弃冷战思维,避免冷战或冲突,还应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采取更为务实的姿态,为世界其他国家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作出表率。为此,中美需加强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中的政策对接,就抗疫物资投送、疫苗分配、资金援助等内容进行协调与合作,避免资源浪费,并适时扩展治理内容,进而创建涵盖卫生治理议题的中东域外大国协调机制。
第二,支持疫苗多边主义与抵制疫苗垄断。疫苗是抵御病毒、降低卫生安全治理成本的有效手段,而不是被用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和遏制他者的工具,也不应被少数国家所垄断。疫苗垄断既是西方内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映射,也是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遏制,表现为争夺疫苗研发主导权、囤积过量疫苗、控制疫苗生产原料流动和通过疫苗达到政治目的等。这不仅不利于应对新冠病毒变种,还可能加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鸿沟,增加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多边主义合作是消除新冠病毒的有效途径,疫苗的合理分配有助于疫情的终结,符合全人类利益。中国应依托世卫组织等既有多边主义平台,协调国家间疫苗审批程序,促进疫苗生产原料的顺利供应,推进与有能力的国家开展药物研发合作,确保疫苗在全球和地区的公平合理分配,遏制疫苗垄断的消极影响,以降低疾病大流行的感染率。同时,在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情况下,中国应加强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沟通和协调,适时向有需要的地区和国家输送和合作研发猴痘疫苗,避免疫苗分配不平等问题加剧及减缓疫情蔓延趋势。
第三,处理好美国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下降与中国积极参与卫生治理的关系。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大目标在于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然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难以避免,其能力和意愿的下降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进而加剧相关地区卫生治理的困境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建设者和维护者,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强大,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责任日益增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中国抗疫合作是对既有卫生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用来进行胁迫他国的手段。中美都不能单独解决疾病大流行问题,而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卫生治理层面存在共同利益,理应求同存异,在联合国、世卫组织框架内加强应对疫情的政策沟通。冷战时期,美苏在世卫组织支持下携手消除天花的合作经历,对处于战略竞争而不是冷战背景下的中美两国超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进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推动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抗疫合作旨在保障中东地区民生,提升中东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是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与中东相关国家的抗疫合作,为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也为双方提供了对话及协调的新平台。地区事务应由地区国家和民众主导,中东国家是中东地区治理的主体,理应参与地区卫生治理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与相关中东国家既有对话交流机制,在助推中东国家提升卫生治理能力和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协助并引导后者参与建立符合中东地区特征和各国特色、且反映其利益诉求的地区卫生治理机制,推进构建共商、共建与共享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话语结构,以及在药品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中的弱势地位,使其从全球、地区治理规范和理念的被动接受者渐变为主动积极的倡导者,在全球和地区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实现共赢。(作者:刘胜湘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云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2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