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形势下东亚之变的思考

东亚地区正在面临许多新的变化，究竟如何认识这些新的变化？如何应对新形势带来的挑战，让东亚地区经济活力不减？如何避免冲突，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一、东亚经济网络重构

东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东亚作为最具活力的地区，具有以下突出特点：其一，各国实行普遍性开放发展的政策，参与地区和全球的产业链，各经济体间构成相互联系紧密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整个地区构成一个多层分工且又相连接的区域经济网络。在这个复杂网络体系中，不同的企业根据自身的结构和利益，寻求各自的参与战略、布局和方式。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经济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别等为各方提供了包容的选择空间。其二，东亚经济网络的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以政治划线，容纳各经济体的参与，具有很强的政治包容性；二是以区域网络整体的形式与外部，主要是北美和欧洲（欧盟），建立了紧密的连接，形成基于区域不同特点的分工与供应链结构。这里所说的“区域网络整体”，是指美欧也接受东亚这种基于政治性包容所进行的区域性构建。

在东亚区域经济网络中，中国逐步成为居重要地位的市场和连接中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承载连接中心的结构与作用也在不断调整。一方面，中国的低端产业向东南亚低成本国家转移，拓展区域市场网络空间；另一方面，企业进行以区域为市场的综合布局，从而形成东亚第三次区域经济构建大调整。东亚这三次区域经济构建大调整，第一次是日本作为“领头雁”，构建了“四小龙”等参加的东亚区域经济链条；第二次是中国作为东亚加工制造区域网络中心地位逐步确立；第三次是以东亚区域为大平台，构建基于统一开放与交往规则的区域经济体系，其基础是15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确立了基于统一规则的开放区域市场框架。

第三次大调整遇到困难，原因如下：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综合影响，特别是供应链的断裂，改变了原来基于分工建立的结构。疫情后，有些可能难以恢复。同时，疫情和其他因素凸显的安全关注对基于效益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其二，出于对发展安全的考虑，政府层面和公司层面都会重新调整产业链布局，重视可靠的、可信赖的供应链圈，增加安全性，增大选择性。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与供给，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产品和技术，尽可能保留在国内，或者交给可靠的伙伴参与。其三，政治因素增加，主要是美国推动对华全面竞争战略，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构建“可信赖的圈子”，搞“志同道合者”供应链，将中国排除在外，特别是在高科技、竞争力强的领域，对中国筑起篱笆。

这样，基于地区竞争比较优势布局的东亚区域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就被肢解。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布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按照经济发展总水平的梯度分工，也称之为垂直结构，随着竞争力的转变，技术和生产由上而下进行调整与转移；二是按照市场网络机制进行供应链布局与设置，形成水平集聚性供应链网络，这种网络也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进行调整。疫情、发展安全和战略竞争所造成的综合影响，会破坏东亚地区产业升级与供应链构建的市场与效率逻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供了一个基于普遍性开放和共同遵守规则的法律框架，但是，在实施中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东亚地区的活力来自其对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坚守，如果因为政治和其他因素，变得“支离破碎”，区域经济发展的聚合动力就被侵蚀了。特别是，如果把中国与生产、技术、服务隔离开，那就使得东亚缺少了内在的支柱支撑和活力源泉。中国制定了内外相通的“双循环”发展战略，其宗旨是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外部经济的发展更紧密地联动起来。东亚自然是联动的枢纽，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东亚经济生产与服务的重要连接中心，也是推进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新技术发展与应用中，中国越来越居于引领地位，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分开，东亚地区就会失去活力和中心地位。因此，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需要把如何构建东亚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作为重要议题，制定合作行动议程。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东亚失去了活力，其影响是巨大的。 

二、东亚区域安全构建

有人说，东亚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此言差矣。作为一个地区，东亚几十年无战事，在和平中发展，这是很难得的。东亚的安全靠什么？笔者以为，靠的是多重机制在复杂的关系中相互作用，靠的是东亚国家不认同对抗性安全思维与做法。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安全的一个稳定基石，一则实现了东盟内部的基本安全大局；二则推动构建了基于对话合作的多层机制。东南亚地区内部曾是战争多发地，关系复杂，矛盾众多，依靠东盟的扩大逐步把各个国家纳入一个地区合作框架之中，共同遵守国家间关系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实现了区内的共同安全与和平。东盟地区安全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基石。与此同时，以东盟为中心，推动东亚区域对话合作机制建设，不仅构建了多层对外对话与合作框架，如“10+1”、“10+3”、东亚峰会，把所有东亚国家都拉入对话合作框架，还构建了专门讨论地区安全的“东盟地区论坛”，召开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主调是减少分歧，增进合作，维护东亚地区和平。尽管这些机制是“软约束”，但毕竟它们引领了方向，使得对话聚焦合作，而不是引向对抗。东盟方式的这种话语权引领具有“道德压力”，使得谈论对抗者受到孤立。同时，东盟还要求对话伙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遵守所订立的基本原则。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东盟内部稳定与和平的基石稳固，东盟引领合作与和平话语权的方向没有变，努力也没有减退。比如，在美国推出基于对抗性思维的“印太战略”的情况下，东盟提出了“东盟印太展望”，强调以东盟为中心，坚持开放、合作与和平的自主战略定位，这对稳定地区格局与形势起到一定的作用。东盟希望与美国发展关系，成员国参加美国推动的经济机制，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不参与安全机制，如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不支持搞对抗。

美国对东亚地区介入很深，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军事同盟关系的首要作用是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美国的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军事同盟国的关系经历了很大的调整，只有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加强。东盟成员国如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都在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增强了安全上的自主性选择，维护东盟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立场与战略。2022年，美国对东亚的工作紧锣密鼓，首次在华盛顿召开了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酝酿把双方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拜登出访韩国、日本，在日本召开“四边机制”领导人会议，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把与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坐实。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改善，对抗性减弱，降低了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压力。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影响上升，美国战略警惕提升，奥巴马当政时提出“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执政时期推出“美国优先”“印太战略”，拜登执政后推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包括制定有针对性的法规，另一方面构建具有实质内容的拓展机制和针对中国的联合阵线。拜登政府推动联合阵线的战略基于战略对抗的思维和布局，需要让盟友跟进，拉其他国家入伙，这就破坏了长期以来东亚所推崇并推动的非对抗性安全对话与合作精神。中美由接触、对话与合作转向脱钩、制裁反制裁与对抗，会改变东亚地区安全的大结构，大大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东亚地区会发生安全对抗和与对抗有关的不测事件吗？俄乌冲突的教训表明，战争不该，也不能解决真正的安全问题。欧洲历史上战争不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安全构建，但是都没有阻止战争再次发生。二战后，西欧通过区域合作实现了合作安全理念下的域内共同安全，防止欧盟内部发生战争。欧盟一方面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扩员，把更多国家纳入合作安全范围，扩大了合作安全的范围。但是，欧洲的对抗性思维和战略布局并没有消除，北约保护内部、对抗外部的战略设计并没有改变。冷战以苏联解体的非战争方式告终，但是后苏联时代的安全秩序构建仍充满对抗性，这使得发生战争的风险增大，俄乌冲突走向战争为欧洲安全构建留下了难题。

反观东亚，建立在非对抗性安全导向基础上的大环境一旦被改变，东亚地区长时间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局面将会发生改变。鉴于东亚地区存在多重关系与矛盾，一旦对抗性思维和布局占上风，就可能引发多个热点。因此，面对东亚安全的新形势，需要加强东亚多重对话机制中有关安全的对话。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引领力量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东盟本身的坚守，不搞选边站，坚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主导地区的话语权与选择方向；二是中国本身坚守和推动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周边安全秩序，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以对话化解矛盾。从中国与东盟国家稳定南海、中印冷处理边界争端的案例看，中国不仅愿意做，而且可以做到。

关键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笔者之前的文章中提出，拜登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与冷战对抗不同，冷战是谁毁灭谁的问题，全面战略竞争是谁胜出的问题，存在可运作的空间，处理得好，可以化解冲突，避免全面对抗。作为竞争对手，关闭对方对高技术获取的窗口是必然的，力图削弱对方的优势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并不会阻断双方的“正常交往”，包括军事的交流，以及涉及全球大局问题上的合作。从中国方面出发，在加强应对能力的同时，继续推进“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以非对抗性的战略思维推动多层对话与合作，重点做好周邻国家的工作，稳住周边地区的安全大局，这样，中国不仅不会被孤立，还会获得支持。

求和平、保发展是大多数国家的诉求，中美两国不对抗是大多数国家的期待。中国不用战争的方式构建安全环境，其他多数东亚国家也不支持使用武力。东方文化崇尚宽容和包容，以理服众，东盟的区域合作和区域安全构建方式，即“东盟方式”，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搞对抗性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小军事集团，起不了太大作用，难有多少响应者；美国推动构建的“四边机制”，要是把对抗性的调子提得太高，也许印度难以接受；至于英国等国要把北约亚洲化，真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百年大变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国际体系变革、生产范式转变、气候变化影响、科技革命冲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久拖不散带来的复杂影响等，导致矛盾激化，认知、政策和战略分歧加大。在此情况下，如何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构建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全球安全的防护网至关重要。在欧洲，存在俄乌冲突扩大的危险；在东亚，存在美国战略驱动对抗提升的风险。东亚需要维护对话合作的局面，走出基于主导、霸权、对抗的思维与战略布局“范式”，让东方基于包容、对话、合作的理念成为主流价值观，推动和合共生的安全环境和秩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东亚而言，这个“公”乃合力维护地区的发展与安全。（作者：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