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新常态内涵影响
一、两岸关系新常态的内涵
中国大陆在1993年、2000年先后发布两份台湾问题白皮书，系统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阐述“一中原则”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一中原则”对与我建交的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有约束力的，国际社会也认识到中国政府促进统一的决心。但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和蔡英文，台湾政客们提出了“两国论”、“一边一国”、“互不隶属论”等分裂主张，并勾结美国反华势力推进“台独”路线。对此，大陆政府如果没有施加坚决的威慑和足够的压力，难以完全制止，也无法打破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两岸海空军事互动的旧惯例。佩洛西窜访台湾，提供了塑造新常态的历史契机。
两岸关系的新常态的内涵，是指为应对美台勾结行径和“台独”分裂路线，大陆政府依照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台海区域内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与权利，特别是将“一中原则”落实到台海区域的领海领空管理和两岸交流事务上。具体来说，台海领海领空管理，指否认所谓的“海峡中线”和“台湾领海领空”的合法性，确认一个中国的主权范围。两岸交流事务上明确要求商品产地标签或涉及台湾标签的必须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来标识。2022年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两岸关系的新常态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的新状态的概括。
2022年8月人民解放军的“环台军演”打破了台湾当局自称的“海峡中线”。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正视大陆政府依法有权对台海区域进行有效管辖的事实。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出发，两岸事务回归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具有合法性与必然性。这种新常态将对台湾内部政经发展、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以及国际社会的两岸认知起到重新定位的作用。
二、两岸关系新常态的法理依据与现实动力：以“海峡中线”为例
1、国家内战遗留问题与法理依据
两岸关系新常态的法理依据来自国家内战交战双方的国内关系定位。面对两岸关系特别是台湾政治定位问题，分裂势力要么按照去殖民化的国际托管理论，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要么按照二战后“分裂国家”的原国家主体分解理论，主张两岸为分裂的“两国”或“互不隶属”。但是，回归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经纬，台湾问题是国家内战的遗留问题，不是“去殖民化”问题，也不是“两国分裂”问题，更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了原“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法主体和相应权利，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虽然受美军的干预还未跨海解放台湾，但台湾地区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理性质是公认的清楚的。大陆通过军事震慑手段反击长期以来的“台独”路线和美台勾结行径，在台海区域行使国家主权和权利，这种新常态意味着两岸关系回归“内战型特殊国内关系”的本质定位。
2、“海峡中线”的历史与现实
国家内战延续状态指向两岸关系的国内化法理定位，而被民进党当局用以标榜“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国家安全”的“海峡中线”或“领海领空界线”是违背此一法理定位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保护国民党军队，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干预中国内政。美国还与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12月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根据此军事条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台北设立“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STDC），与国民党军共同协调台澎防卫。不过，在当时的国际冷战格局下，美国只想利用国民党当局作为反共代理人，把台湾建设为远东战略据点，并未从台海方向对新中国开战。因此，美军一直把“协防”力量部署在海峡东侧，不愿进入海峡西侧与解放军直接冲突。
在此背景下，美军驻台第十三航空特遣队指挥官小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 O. Davis, Jr.）准将在海峡中间从东北到西南方向划出一条虚拟的“中线”。该线又称为“戴维斯线”（the Davis Line），最初只是作为美空军作战程序的参考线，即只要解放军之机、舰越过此“中线”，并“判明有敌意”的话，美军战斗机即可开火迎战。USTDC于1955年正式采纳“戴维斯线”，并于1958年9月17日颁布的“空军交战程序”中规定：经美空军管制官或飞行员判明为敌机，且若该机飞越“戴维斯线”以东时，即变为犯有敌对行为，将予迎击。此外，当时USTDC要求国民党军机对大陆进行侦察时不进入大陆海岸线外15海里内，国民党空军作战司令陈有维同意并下令执行，这种操作实际上将当时还很弱小的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压制在闽浙沿海15海里以内。此即台湾军史文献所谓的“陈有维线”，“陈有维线”比“戴维斯线”更靠近大陆。不过，在国民党军控制台海制空权的年代，台军机经常以侦察、巡逻为借口突破这两条线，甚至飞抵大陆内陆省份进行侦察、骚扰，根本不想被约束。在1965-67年的两次海、空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蒋介石的军事方针逐渐由“反攻大陆”转为防卫台澎金马，军机越线骚扰大陆的行为才逐渐减少。
随着解放军空军、海军力量的增强，到1990年代初，台湾军机停止对大陆沿海的抵近侦察，完全退回“戴维斯线”以东活动。由于美军正规部队已于1979年4月撤离台湾，台湾军方普遍将此线称为“海峡中线”。并且，金门、马祖等台当局控制的“外岛”与大陆海岸之间也存在一些彼此对峙的“中线”。此外，台湾当局还在“中线”以东与台湾岛西海岸线间划设数个“禁航区”，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周围12海里以内的海空范围划为所谓的“领海”和“领空”。这些操作都是基于他们把“海峡中线”当做其防卫安全的基准线。
“海峡中线”显示了美军既想保护台湾当局又要制约台军越线引发大战的军事操作，是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意图的反映。1980年代初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签订后，美军撤离台湾，而台湾当局为了自保和偏安，便强调此线对台湾“国防”具有重要价值。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的十多年间，“海峡中线”和台湾当局自划的“领海”、“领空”成为所谓“强化台湾主体性”、“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地缘安全界线。
3、“海岸中线”背后的政治变奏
新常态的现实动力来自国家主权权力与权利的行使需求和两岸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需求。两岸的内战状态有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即从“内战延续状态”发展到“内战淡化状态”，再演变到当下的“内战激活状态”。这三种内战状态的核心要素受佩洛西窜台事件的激发而相互叠加，为新常态的出现提供了现实政治经济动力。
一方面，如果内战双方存在政治互信，承认“九二共识”，可以淡化内战状态，进行实质的和平交往，并创造条件推进政治协商，这种情况下关于“海峡中线”的争议虽然没有解决，但可以暂时搁置。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后，两岸官方根据“九二共识”重建政治互信，开启了“先易后难、先经后政、以经促政”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实际上进入了“内战淡化状态”——当年的内战从未宣告结束，既没有“停战协议”，也没有“和平协议”，但两岸切切实实进入了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平交流的新时期。2008年11月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规划的两岸间“双向直达空中航路”并不是走两岸城市之间越过海峡的直线航线，而是以“台湾海峡北线空中直达航路”和“台湾海峡南线空中直达航路”为名规划两岸飞航路线。2015年3月，大陆民航部门规划在东南沿海海上启用新的M503飞行航线，考虑到台湾方面的安全顾虑，经两岸双方协商，大陆将该航线的实际飞行路线西移6海里并只采取由北向南的单向飞行路线等善意操作。大陆坚持了不承认“海峡中线”的立场，又适当照顾政治互信与和平发展下的台湾安全需求。没有基于“九二共识”的两岸政治互信，就不会有这种善意和照顾。
另一方面，如果两岸官方没有政治互信，就没有必要继续这种对台善意和照顾。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和美国反华势力挑衅“一中原则”，不断推进“台独”，两岸的内战状态实际上被重新激活了。“海峡中线”和台湾“领海领空”界线就成为大陆对台斗争的重要标靶。1996年，大陆为反对李登辉访美和分裂言行，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台军演，实际上打破了台军压制大陆军力的“陈有维线”。此后“陈有维线”成为历史，台军退到“海峡中线”附近活动。此外，在1996-1999年的两次军演中，大陆也派数架次军机越过“海峡中线”活动，只不过当时还未形成打破“海峡中线”的常态。
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并且采取渐进策略推进“事实台独”，两岸政治关系从互信交流转向互疑对抗。2018年1月大陆民航空管部门不再与台湾民航部门沟通，直接开通M503由南向北航线以及三条衔接沿海机场和M503的东西向短航线（W121, W122, W123）。2020年9月，解放军10多架战机穿越“中线”，大陆军方和外交部公开宣布不承认“海峡中线”。近期，两个事件激化了两岸政治军事对抗的态势。一个是2021年10月蔡在“双十讲话”宣称“两岸互不隶属”和“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进党当局通过把“台湾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定位日常化、社会化的策略，加深了两岸政治社会裂痕。另一个就是8月初美台勾结下的佩洛西窜台事件。佩洛西此行实际上把民进党当局的“事实台独”和美国的“以台制华”勾连在一起，迫使解放军不得不采取超大规模的军事演训予以反击。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此次演训中和演训后都采取多架次、大幅度、高频次、长时期突破“海峡中线”的军事操作，使得“海峡中线”失去了台军防卫线的作用，大大压缩了台湾的防卫纵深。解放军据此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三、两岸关系新常态的影响
两岸政治、经济、军事诸要素在佩洛西窜台后的重新组合带来了两岸关系的新常态，即大陆政府在台海区域内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与权利，特别是将“一中原则”落实到涉台领海领空管理和两岸交流事务上。由此将产生至少四种影响。
第一，回归内战型特殊国内关系的两岸关系定位将使岛内“台独”路线受到抑制，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
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环台军演”中的多军兵种协同、多课目演训、海空封闭管理和实弹炮击等，实际上对台湾岛进行了海空“准封锁”的军事操作，并对可能来犯的美军进行有效区域拒阻的实战演习。这说明今日大陆的强大军力足以压制台军的“豪猪”和“堡垒”作战策略，足以通过“围台”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台湾的任何政党都不能再幻想“法理独立”，不能再幻想美日出兵就能保台，也不能幻想自成一体，搞“事实独立”，无限拖延两岸统一进程。此外，面对中国大陆万众一心、坚决“反独促统”的意志力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美国“以台制华”的成本将迅速升高，美军保台的计划也要大打折扣。
第二，在大陆政府有能力在台海区域行使国家主权和相关权利的形势下，台湾政党不得不反思台湾的发展方向，反思自身的党纲和路线。
台湾是外贸为主的经济体，2021年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高达42.3%。台湾的主要能源和生产物资、原材料大量依靠进口。如果大陆采取“围而不打”的长期化对台军事演训，或者行使国家主权严格管控台海区域，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将大幅萎缩，在台外资将大量撤资，并引起岛内生产、股市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压力。台湾的政党将不得不反思台湾的发展方向，反思党纲和路线，探索与大陆重新建立政治互信的渠道和办法。
2022年《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提出，在“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大陆政府愿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开展对话沟通，愿意继续推动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代表性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共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计。这些公开宣告在新常态时期将引导台湾政治力量重新思考未来发展前景和现实政策定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岸统一进程将迈进坚实的一步。
第三，新常态下的国内关系定位和两岸融合发展通道，将影响台湾民众的生活经验，为他们回归中国认同提供动机和凭藉。
当两岸的贸易投资、社会文化交流上升，在需要标识台湾信息时，都明确标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接受这些国家标识信息的就无法参与两岸交流。不管一个人是否心甘情愿，其对国家符号的实际遵从可以认定为重塑国家认同的开始。这是一种务实主义的认同变迁理论——认同虽然是难以捕捉的主观心理，但改变国家认同可以从客观可见的生活标识入手；不寻求也不强迫每个人都要改变认同，但要为任何人改变认同提供机会和凭藉。
任何力量都无法完全消灭“反中”的个人政治认同，即便未来完全统一后也会有台湾民众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倚靠国家发展起来的影响力，在两岸事务中全面推行一个中国标识，让台湾民众调整认同时有所依托和保障。同时凭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迫使台湾政客不敢公开违逆这些中国标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过程。而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蓝绿两党虽然都想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获利，但由于没有足够强度的压力，它们谁也没有动机去推广一个中国的标识。
第四，新常态意味着促进国家统一的战略是和统方针与武统“反独”策略的有机结合，表现为通过有效军事威慑下的政治经济促统过程。
2022年8月解放军对台军演是对民进党当局长期“台独”路线和美台勾结的惩罚与震慑，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两岸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和统”与“武统”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宣告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并提出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密切两岸交流合作，拉紧两岸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同时，白皮书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因此，“武统”与“和统”策略不仅不是相冲突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旨在共同合力推进国家统一大业。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要素在特定时机下的组合，就是两岸统一进程中的一个个步伐。
大陆掌握了台海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两岸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可以说，今后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将在非和平方式的助力下得到新的推进动力，使“反独”更有力，“促统”更有效。
总的来说，此次军演彻底打破“海峡中线”，促使“一中原则”从宣示走向实践，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正视大陆政府依法对台海和台岛区域进行有效管辖的事实。面对有外国和台湾政客质疑大陆推进的两岸新常态是要改变“两岸现状”，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从“一中原则”本身和两岸事务回归“一中原则”的合法性与必然性论述新常态的正当性，不能退缩。两岸关系出现了新常态就不会撤销。未来，新常态的形式和意涵也会更加丰富，指向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国家统一路径。（作者：郑振清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