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思考（五）

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当然，今天的发展与以往有着不同的内涵、结构、方式，以及不同的外部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而且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开拓对我有利的发展环境，创造机遇，抓住机遇。这种调整是一种内与外的互动进程，主要是基于内在发展的要求，同时需要考虑外部的环境，以顺应和利用外部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环境，国家把重点放在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上，设立了特区，通过“两头在外”、利用海外资源，让这些地区先行发展起来。从外部环境看，通过与美国建交，全面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把主导方向调整到推动全面发展上。当时的这种调整与外部环境非常契合。彼时正值冷战结束，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通道。

进入21世纪，2008年发生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发展“盛世”的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大的调整期。中国通过内部调整和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维护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到2010年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此时的外部环境，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保持集体增长，全球治理加强，维护了开放合作发展的好势头。

在经济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开始推动发展结构与方式的转变，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质量型增长政策、供给侧改革，以及基于新型发展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通过增加内需驱动力和与外部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发展关系，构建新的发展机制。2020年，中国进一步深化调整，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从结构上构建一种以内部驱动为主、内外相互连接与互动的新发展结构。

不过，此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政策面临着不利的外部环境：一是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上升、影响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外部，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增强，开始采取制约、限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提升的措施。美国在特朗普执政后对中国采取了激进的单边制裁、遏制政策，随后接任的拜登政府又提出了要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力图构建排斥中国的多重机制。二是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和蔓延，为了防范病毒的传播，各国出台了各种防控政策，客观上导致一些产业链断裂和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了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泛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行为，这些都制约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联系。三是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负面综合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还将进一步增大。

面对这些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做出新的调整，要以变应变。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最为迫切的是要尽快打通被疫情防控阻隔的对外经济交往联系，这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全面畅通与供应链相关的交往迫在眉睫。供应链建立在复杂的网络分工基础之上，一旦局部中断，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的重组，如果中国方面的链条断裂，就有可能在重组中被美西方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当前要重组的供应链就是以排斥中国、与中国脱钩为战略设计的所谓“盟友圈”“友情圈”式的供应链，所以中国进行更为积极的调整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涉及供应链，还涉及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双循环”机制构建的实施。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内在关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但这决不是要退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该说，二十大所释放的信息是明确的，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不能，也不会关起门来发展。（作者: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