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6日,日本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出台包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内的三份重要安全政策文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事安全政策的重大突破和转向,尤其是大幅增加军费和发展进攻性武力,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用以证明扩军合理性的缘由,是所谓“外部威胁”更为严峻,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指向中国。然而实际上,“军事大国化”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长期追求,当下重新武装日本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可以说是美日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走向是否会令日本更加安全值得质疑,而此举必然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挑战则确定无疑。
一、激增军费,发展进攻性武力
日本政府曾将每年军费预算自我设限为GDP的1%以内,但从安倍第二任期开始,军费连续数年大幅上涨,已突破这一限制。安倍卸任后,积极主张军费预算增加到GDP的2%,今年4月自民党建议明确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确定为 5年,该建议已在此次新出台的安全文件中得到体现。未来5年,日本的军费总额将上涨至43万亿日元,相比上5年增幅达56%。需要指出的是,做出增额至2%的决定仅凭首相一个指示,而没有经过其他决策程序,这意味着日本领导人可以轻易再度提升军费,2%或许只是开端。而之所以设定2%的目标,也仅是参照北约标准,并非从实际出发、经过精确计算得来,招致多方批评。例如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就称,“强化国防需要考虑必要的组织、体制和装备,累积计算得出金额,内容是最重要的……也许需要5%,也可能1.5%就够,唐突确定预算规模,没有尽到合理的说明责任”。可见,2%的目标并非实际需要,而更多的是表达强军诉求,即岸田所称的“根本性强化军力”。
军费激增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发展进攻性武力,新出台的文件称之为“反击能力”,这明显是为了掩盖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生造的强辩之词。因为能力本身是客观存在,只要有进攻能力就是进攻性武力,而不能根据主观意图区分主动进攻还是被攻击后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不发展进攻性能力才可能被称作“专守防卫”,既要发展进攻性武力又强调坚持“专守防卫”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文件出台后,岸田坦承,所谓根本性强化军力说到底就是“购买战斗机和导弹”。日本军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即人员费用和采购费用。其中人员费用在过去10年中几乎没有上涨,稳定在每年约2.2万亿日元。因此,用于装备采购与维护、军事训练、军事基建的金额可能从过去5年的16.55万亿日元增至31万亿以上。例如,预计花费在外空、网络与装备采购方面的费用将达到8万亿日元,约是过去的2.7倍;用于装备维护的金额也将实现倍增。预计日本5年将投入5万亿日元用于发展进攻性武力。当前,日本不仅在与美国协商购买超过5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还在研制超过10种用于反舰和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及高超音速武器,射程超过1000公里。同时,还在强化电子战、卫星与无人机侦察能力。即使5万亿日元并不等同于武器采购费用,日本未来的进攻性武力也将达到相当规模。
二、积极备战,成为美国战力的一部分
日本强化军力的另一条主线是增加武器装备完好率和持续作战能力。据悉,自卫队约有20%左右的装备因缺乏预算或零件无法正常使用,自卫队官员屡屡抱怨的储备弹药只够使用2个月。此次日本政府5年将投入9万亿日元进行装备维护,尤其是防空导弹数量不足的情况将因大幅增长的预算获得改善。此外,自卫队还将采取加固飞机掩体与指挥部、扩建港口和弹药库等方式准备应对西南方向发生的激烈冲突。岸田表示,要在西南方向“倍增”以陆上自卫队为核心的部队人数。
在实现军事转型方面,一是大规模采用无人装备,5年用于无人装备的预算将达1万亿日元。大型无人潜航器与无人攻击机很可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中占据一席之地。二是强化新领域战力为整体赋能。此次战略调整后,日本将允许自卫队在平时为搜集网络攻击情报入侵对手网络,网军人数也将从800人增至4000人;依靠小卫星星座提高侦察频度,与美国共同研发对高超音速武器的跟踪;航空自卫队将改称“航空宇宙自卫队”,完成外空监视能力强化,并初步具备在外空攻击人造卫星的能力。
可以看出,日本强化军力的指向性非常明确,重点是为实战做准备,主攻方向是西南、也就是东海方向。而从日本政府和媒体一再渲染“中国威胁”“台海危机”来看,配合美国、为军事介入台海做准备的意图跃然纸上。虽然岸田首相言之凿凿称转变安全政策是为了“守护国家和国民”,但从其转变的方向和过程来看,顺应美国的战略需求才是实质所在。制定新《国家安全战略》系列文件的过程中,从首相、防相的政治层面,到“军-军”间的事务层级,日本均与美国保持了紧密沟通。防相滨田靖一承认日美战略“方向一致”,就连《防卫计划大纲》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名称也仿效美国改为《国家防卫战略》。统合幕僚监部官员也与美“印太军”进行了长时间协商,双方的协商重点是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综合遏制”,即美国如何更好利用日本即将增强的军力。日媒称建设进攻性武力就是“综合遏制”的第一步。未来,日本的进攻性武力将重点部署于冲绳和九州,这与自2020年后美军提出的沿第一岛链建设导弹网构想相符。
图片源自CCTV视频截图
此次《国家安全战略》还提出将建设“统合司令部”和“综合防空反导”能力。“统合司令部”的司令官既能够一元化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组织,也将与美军在战时和平时进行协调,推进一体化运用。“综合防空反导”概念是美军于2017年提出的,其含义是将战区内部署的包括盟国在内的全部装备统合进网络,应对从弹道导弹到短程火箭弹、甚至迫击炮弹等全部空中目标,开展多层次作战。这里的多层次作战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防空反导作战,还有对敌方基地发起的进攻性作战和加固、修复等削弱攻击效果的消极防御。另据日媒报道,日美将联合制定如何使用进攻性武器的作战计划。有公明党议员透露,在朝鲜半岛出现“危急事态”情况下,若美军舰艇遭到朝鲜攻击,自卫队将可以遵循美国意愿对朝鲜进行“反击”。由此推之,在其他地区自卫队也可进行同样操作。可见,日本建设“综合防空反导”能力意味着日本的进攻性武力将为美军作战服务,双方指挥系统在战术层面将高度一体化。这无疑强化了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无怪乎美国总统拜登在文件出台后即发表推文“欢迎日本的贡献”。而岸田则将于明年1月携安全战略改订成果赴美,与拜登商讨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重新确定双方分工。
作为同盟中相对弱势的一方,日本长期面临“同盟困境”: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卷入”美国引起的纷争。但在此次安全政策的转变中却看不到日本对被“卷入”的担心,甚至还有些主动“卷入”的意味。这既是美国方面不断诱导的结果,也反映了日本主流战略思维的转变。例如日本国内对于台海局势所表现出的异常“紧迫感”就源自美国方面与日本保守政治家之间的一唱一和。2021年3月,美国时任“印太军”司令戴维森在国会听证中表示,2027年前发生台海危机的可能性大增,此事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随后,麻生、安倍等保守政治家开始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年10月,布林肯又称“中国已经决定以更快的步伐追求统一”,继续渲染紧张气氛。同时,美国也抓住日本方面担心被“抛弃”的心理不断施压。例如前防长助理帮办科尔比近期就在日本杂志撰文称,美国每年军费投入达GDP3.5%,日本投入不够,这将使美国民众不满,可能不愿意保护日本、导致同盟崩溃,以此施压日本加大军费投入。另一方面,日本的主流战略思维向地缘政治回归,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塑造阵营对抗的意愿上升。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一些日本战略家就在鼓吹阵营对抗。在他们看来,如果阵营对抗成型,那么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样日本就能获得“战胜国”地位,并扩大国际影响力。这也成为日本“铁心”绑定美国、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原因。
三、放弃和平道路不会使日本更安全
发展进攻性武力并随时准备为美国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过去所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已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使日本“和平宪法”的实质内容进一步被架空。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岸田政权追求的“根本性强化防卫力量”显然违背这一宪法精神。日本战后所走的和平道路之所以被外界认可,与宪法的“非战”条款密切相关。正因为此,日本战后才能在亚洲立足,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并藉此实现和平与繁荣。而今和平宪法被严重架空,长期坚持的和平道路被放弃,日本成为“能战”之国。就连同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对日本可能介入半岛事务、引发冲突表示警惕。日本已把三个邻国即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威胁”,外加对日本不信任的韩国,可以说日本新安全战略的效果之一就是增加了日本与周边国家间的敌意,很难想象这样会让日本更“安全”。
对于发展进攻性武力,岸田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日本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发展进攻性武力就能提升日本的威慑力,使敌方对发动攻击有所忌惮。然而这一说法在逻辑上就有缺陷,更勿论在现实中难以奏效。例如有熟悉朝鲜的日本前外交官就表示,“反击能力”未必一定产生威慑力,朝鲜是否会攻击日本与日本是否拥有“反击能力”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相反,如果日本发展“反击能力”,那么朝鲜会考虑发展超过日本“反击能力”的能力。而冲绳知事则表示,强化威慑力反而会导致地区紧张,并因此发生“不测事态”,保护国民最重要的政治手段是不要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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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长期奉行“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这是使日本得以成为经济大国的基本国策。虽然追求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意愿和行动一直存在,但这一国策仍长期得到坚持。现今,日本经济长期没有显著增长,近期还因为疫情和通货膨胀等使民生陷入困顿,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是着力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而是考虑如何增加军费开支,这已很难再用“重经济、轻军事”的逻辑去理解。因此,包括日本媒体在内,都评价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大转向”。
然而如此重要的转变却很难说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充分讨论。著名政治学者山口二郎指出,最近日本的问题不是国民受到来自外敌的威胁,而是因为经济、社会等原因导致的困境,这与二战前夕的1930年代十分相似。他还指出,日本社会的威胁来自日本内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不能提升日本的安全。日本无法拥有一举摧毁敌方基地的武力和情报能力,日本政府获知敌方攻击的情报只能来自美国,这样,美国就有可能为了把日本卷入战争而向日本传递虚假情报,从而使日本陷入先发制人攻击对方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为了国家和国民安全”为大义名分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不仅不能使日本更加安全,反而会给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使地区安全面临更大的风险。(作者:樊小菊 现代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徐永智 现代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