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十字路口：人类的处境与反思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国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对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沿着布罗代尔的分析逻辑，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长达四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局势大体是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变化。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和地震等，这些事件如尘埃般转瞬即逝，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结构、局势和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就可能改变结构的“社会组织”，技术进步既可能对结构施加影响也可能孕育新的事件。用布罗代尔的框架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景象的最突出特征便是长中短三时段的变化叠加在了一起。这从某种意义上较为贴切地诠释了人类正经历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原本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气候和环境因素，在今天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和生态平衡的重大且紧迫的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为全世界拉响了气候红色警报：随着全球变暖，过去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未来30年新气候常态。换句话说，人类将来几十年恐怕无法再说“这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一遇”的灾害。令人担忧的是，这一预言在2022年可以说是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在9月召开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发言绝非危言耸听：“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

同月，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指出在当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零排放过渡可能推迟数十年。即使各国马上大幅减排，全球总升温也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在11月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古特雷斯的致辞更是振聋发聩：“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要么是‘气候团结协定’，要么是‘集体自杀协定’。”

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动物造成了重大伤害。2022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其《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给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其中淡水物种数量减少83%。极端气候凸显两个根本性事实：一是淡水供应遭破坏日益给人类社会特别是贫穷社会造成压力，给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深远影响；二是极端状况的水缺乏、水泛滥、水污染的综合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并让决策者一筹莫展。更意味深长的是，所有上述灾难都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人类必须痛定思痛立即行动。在COP27上各国就创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协议可以被视为人类努力回应气候治理赤字的一个积极举措。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中，也强调要敦促各方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些均显示出人类正行进在深刻反思、确定发展方向和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道路上。尽管少数人对全球变暖心存质疑，毕竟50多年前学术界的共识还是全球变冷，尽管目前人类所做的一切对抑制不断扩大的治理赤字而言还远远不够，但今天人类就气候变化所达成共识的广泛性和强度，势必对未来全球产业特别是能源结构乃至国际经贸投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显现出双刃剑特征。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技术变迁对人类生活施加深重影响的典型事例。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极大地降低了通信成本、拓展了传播容量、加快了传播速度，进而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以及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以及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中。鉴于人们往往倾向于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这一天性，各家媒体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信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看上去更为可信。发端于4年前、至今仍未消解的法国“黄马甲”群众运动，主因并非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而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相互误解所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后果，也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一个动力源。

尽管人类目前无法确知极具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如何夺取控制权，但有些情景的出现却是可能的：它们可以从网络系统中获取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巨额财富，通过对易受影响的人进行勒索或收买获取人力资源，开发新的武器技术或经济技术，通过讹诈手段或承诺未来赋予其权力来操纵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甚至让被控制的人类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削弱同类。问题在于上述隐患已经开始加剧业已存在的安全赤字。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数字技术或人工智能本身即可以作为打击对手的强大、便捷和有效的武器，各国政府之间远未就如何处理这类全球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族群分布同样经历着深刻复杂变化，并开始成为左右未来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之一。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全球人口2022年11月15日达到80亿，2080年将达到峰值104亿。这与3年前预测的全球人口在2100年达到110亿峰值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其背后主要由各大经济体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推动，即便是部分国家的人口爆炸似乎也阻挡不了这一趋势。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世界第一”这一头衔将在2023年某一天让渡给印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由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将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移民政策可能出现被迫调整，进而引发国内社会分裂；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过程与结果亦会发生改变等。在一些国家人口日趋老龄化的同时，部分西亚、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人口爆炸”。其丰裕的劳动力无疑可以作为“人口红利”的来源，但“人口爆炸”和“人口红利”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缺乏人力资本和就业机会的人口高增长不仅威胁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还可能波及社会稳定。此外，族群认同或民族主义一旦被少数人恶意利用，就有可能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从而导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

世界产出增长尤其是不同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率之差的影响日益凸显。在18世纪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人均产出增长极为缓慢，年平均为0.1%—0.2%。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伴随世界产出快速增长的还有国家间的增速分化，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世界主要国家的产出对比可谓沧海桑田，并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仅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1978年中国不到美国的7%，2021年则达到近77%。尽管在这期间美国人均名义GDP从1万美元增加到7.5万美元，但中国的复兴还是会让一些人感到恐慌，以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点话题。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把打压竞争对手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甚至在处理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过程中仍将全球治理作为制约对手的工具。它们通过维持或新建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国际规则，打造规锁，力求把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巩固自身在全球经贸科技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或文明背景为标准，构建以边缘化或孤立竞争对手为目标的平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规律或效率原则被抛到了脑后，代之以合作仅限于所谓“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友岸外包”。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创立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以及2022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便是两个典型的打造“小院高墙”、试图与中国等国“脱钩”的事例。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无疑属于将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持久影响的短期事件。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超过1万项，并且许多制裁措施史无前例。受制裁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罗斯2022年经济增长为－3.4%。制裁的次级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就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看，其美元和欧元融资均因俄罗斯身在其中而遇到严重阻碍，融资成本亦因评级下调而显著上升。次级隐性影响同样巨大且主要表现之一是，众多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企业因担心美国的连带制裁而不得不终止涉俄贸易投资活动。西方对俄制裁的中长期影响更为值得关注。俄罗斯原油被发达国家限价甚至逐出其能源需求市场，不仅可能改变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如提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尤其是其主要成员的石油话语权，也会加速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可能还将影响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欧洲一些国家恢复煤电厂运营便是一例。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种类繁多，既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乃至外汇储备，也包括将众多俄罗斯金融机构逐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将货币金融政治化或武器化，在打乱国际正常报价结算储备运行程序的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增长必被殃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根基终将被进一步撼动。美欧敢于或能够实施如此规模的制裁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演进过程中，“西强东弱”仍将是一个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现实。

以气候变化和生态失衡为表征的全球挑战、以网络技术演化带动的社会政治经济重组、以老龄化为因素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迟缓、以“东升西降”催生的国际体系变迁以及以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制裁导致的各种中长期影响，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做出的判断：“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尽管人类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国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作者：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