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中日关系需要克服诸多挑战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50年里既有友好合作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各种风雨波折。中日关系的稳定不仅对双方“和则两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对此早有共识。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日如何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实现双边关系稳定，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要课题。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和岸田文雄首相通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首相也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示，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勿庸讳言，当前发展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如果从长远稳定双边关系思考，今后至少要克服以下几方面挑战。 

挑战之一是中日关系中的传统问题依然存在，并呈升级态势。

所谓传统问题，是指邦交正常化以来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过去对双边关系冲击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历史问题方面，表面上在安倍晋三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来，再没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历史认识出现倒退是显而易见的。安倍及其继任者每年数次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献供品已成为惯例，这种“打擦边球”做法实际上是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禁忌的变相突破，引起中方不满。2015年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与1995年的村山富市谈话、2005年的小泉纯一郎谈话相比明显倒退。村山、小泉都曾在谈话中表示，日本曾“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但安倍谈话不再明确承认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责任。安倍在发表谈话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是不是侵略应该以后由历史学家去回答”。从2013年安倍执政开始，首相在每年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的讲话中不再按例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以及反省立场，也不再使用“发誓不战”的例行表述。对历史的反省、对受害国人民的道歉，本来应该是日本主动而为的事情，日本回避甚至美化其对外战争历史的倾向，显然不利于中日实现历史和解，不利于两国民众的情感接近，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巨大。在2021年由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实施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中，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有效途径，中方55.2%的受访者选择“在历史问题上实现和解”，占比最高，而日方选择历史和解的仅17.7%。这意味着历史和解问题仍将是长期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巨大障碍。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不顾两国邦交正常化时的搁置争议共识（有日本外交官称为所谓的“默契”），改变之前做法，明确否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在学校教材里将钓鱼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将中国海警船执法称为所谓“侵入日本领海”。这种进攻性立场才是真正在“改变现状”，不仅违背了外交信义，也极大恶化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知和印象，增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难度。在上述2021年的共同舆论调查中，认为领土问题影响双边关系的比例在中国、日本分别占到62.4%和56.7%，在所有影响要素中最高，双方民众都认为领土问题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突出因素。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与台湾交往方面，日本尽管在《外交蓝皮书》（2022年版）中称“根据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维持着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但近年来实际上在小步快走实现突破。安倍执政的2016年，代表官方立场的外相岸田文雄、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安倍则在国会发言中祝贺；2017年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实现了日本访台官员级别的历史性突破。在战略层面，内阁副首相麻生太郎、副防卫相中山泰秀等人公然声称日本要出兵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安倍下台后还高调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反复要求美国放弃模糊战略、明确“武力护台”立场。日本官员和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狂言”，明显违背两国邦交正常化时的外交承诺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他们所谓“保卫台湾”的理由明显是甲午战争前主张对外扩张路线的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复活。该理论认为日本不仅要保卫自己的“主权线”，即国境线，还要确保对日本重要的“利益线”区域的控制，这成为日本攫取台湾、占领中国东北的重要思想根源。这种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邪路的理论复活，极大加深了中日间的政治和战略不信任，并可能重新使日本安全战略走上错误道路，在中日两国之间再起祸端。

挑战之二是两国间的安全信任严重倒退。

日本对于中国国力、军事力量的“关注”和渲染已有时日，官方文件和媒体也反复炒作“中国威胁论”。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借题发挥再次加快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

鉴于日本政府将于2022年内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个最重要的安全政策文件，执政的自民党4月26日公布了代表该党立场的“建议书”。该建议将成为政府修改上述三个文件的指南，其中在安全政策方面有诸多突破。

一是渲染日本安全环境“恶化”。建议认为，俄乌冲突“这种以实力改变现状的严峻安全环境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也不例外。欧洲出现的从根本上颠覆国际秩序的事态，将来在东亚也不能排除”，因此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加速度恶化”、处于“前所未有的状况”。

二是明确将中国“升级”为所谓“重大安全威胁”。过去日本官方文件还未将中国公开定位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但该建议列举了中、朝、俄三个国家作为日本的安全威胁，其中将中国排在首位，明确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威胁”。

三是突破宪法限制，发展攻击别国的军事打击能力。该种能力在日本被讨论多年，过去被称为“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以“自卫”为由，主张日本“在判断敌方即将发起对日攻击时可以先发制人打击其基地”。此次自民党为掩人耳目、更容易得到民众赞成，避而不谈“先发制人”，并将其名称修改为“反击能力”，同时攻击目标除军事基地外还将增加敌方“指挥控制机构”。

四是加快扩军备战步伐。该建议继自民党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主张提升军费后，正式要求政府在5年内将日本的军费占GDP比例 “参照北约提升军费目标提高到2%以上”。实际上，根据《东京新闻》测算，北约30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11个国家达到这一比例，而按照北约计算标准，日本2021年的军费占GDP比例已经达到1.24%，而不是公布的0.95%。按照日本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测算，中国2021年军费开支是2011年的2.3倍，未来5年日本军费开支增速将远远大于中国近年增速。另外，若按自民党的要求执行，5年后日本的军费将大大超过印度、俄罗斯、英国，稳居世界第三。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日本军费翻番后，军费占国家税收的比例将达到10%以上，超过中国、英国的7.5%，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18.2%。日本在野党批评自民党借俄乌冲突修改政策，而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反驳道：“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在东亚，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断然不能允许”，并以“扣帽子”方式逼问：“难道在野党不想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主权和领土领海领空吗？”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快速向军事大国迈进，必然给地区安全环境和中日间安全信任带来新的挑战。

挑战之三是日本配合美国，以价值观划线、围堵中国的战略取向。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起，日本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将价值观、政治制度作为与中国交往的重要考量，并曾充当中国与美欧之间的桥梁，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除对华制裁、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从2006年提出“自由繁荣之弧”，到2013年倡议构建“民主安全菱形”，再到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积极促成“自由开放的印太”，在安倍等人推动下，日本战略明显向着突出“价值观外交”、外交安全上孤立中国、与中国抗衡的方向调整。在日本官方文件和外交活动中，“与‘有志国家’加强合作”成为通用语言。在俄乌冲突后，日本在展开活跃外交活动的同时，总是将中国威胁的可能性作为与别国强化合作的理由。前述自民党建议非常明确地指出，此番日本在俄乌冲突中与北约国家步调完全一致，而且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目的就是换取北约国家更多介入印太特别是东亚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定位明显向美国靠拢。美国拜登政府2021年3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2022年3月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再度重申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称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然后是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而日本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正处于划时代变化中，从美国凭借其绝对实力与发达民主国家共同主导的时代“真正进入了美中竞争、国家间竞争的时代”。自民党的前述建议也认为，“美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日趋紧张”，日本“正站在其对立的最前线”，因此该建议放弃了日本官方以前使用的“强烈担忧”等表述，明确将中国定义为“重大安全威胁”，将俄罗斯视为“现实威胁”，与美国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该建议甚至提出，日本为实现“与美国战略文件体系的整合性”，有必要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的内容定位，使二者分别更聚焦于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并参照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将《防卫计划大纲》改为《国家防卫战略》。

日本对国际秩序的判断及其战略取向，有可能给地区安全环境以及中日安全信赖关系带来极大冲击，长远危害两国关系稳定。

挑战之四是两国民众感情的长期恶化。

“民相亲”是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中日两国民众感情恶化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甚至目前仍向消极方向发展。

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机构从2005年开始连续实施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显示，2005年，中日关系因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陷入低谷，北京等地发生涉日游行，中国民众“对日本持不好印象”的比例达到62.9%，这一比例在安倍第一次执政、中日关系明显缓和后，2007年下降到36.5%，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后在2013年达到92.8%的历史最高值，之后连年下跌到52.7%，2022年又回升到66.1%。在同一时期，2005年日本国民“对中国持不好印象”的比例为37.9%，之后这一比例一路上升，在2012年至2021年的10年间一直在84%以上高位波动，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值93%，2021年仍高达90.09%。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民众“对日本持不好印象”这一比例随双边关系波动而有升有降，但日本相关数据基本上只升不降。

至于其原因，该调查的结果也有启示。根据其数据，关于中日关系的信息来源，日本人选择本国媒体的有95.9%，中国是89.7%，说明媒体报道对民众印象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日本人认为本国媒体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客观公正”的只有10.7%，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两国关系有贡献的只有19.6%，分别远远低于中国方面的78.3%和83.7%；甚至12.5%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媒体对两国关系起的是反作用。另外，在上述调查中，日本13.2%的受访者曾到访中国，但多数是在11年以前，而且到访中国的人数近年来逐年减少。这种交流隔绝的状态，使得国民了解对方国家的信息不得不更多依赖媒体。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状况的长期持续，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而言影响将是巨大的，值得双方高度关注，特别是日本国民对华持负面印象的比例只升不降的现象令人担忧。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既是值得纪念的年份，同时也是双方为发展关系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方向和路径的重要时刻。中日关系由于历史等原因，长期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挑战，面临“不进则退”的风险。中日双方只有回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心，从长远战略着眼，从地区和平、两国国民福祉出发，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方向，一方面加强战略沟通、强化各领域交流，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为双边关系增加“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共同着力克服各种严峻挑战，尽量减少“退”的干扰，才能真正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作者：胡继平 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