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美国联盟体系的重塑？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基辅，后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讲，宣称北约比以往更加团结，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拜登政府提出了重大外交挑战。拜登政府并没有对乌克兰危机进行直接的军事介入，通过提供情报、武器等方面支持实现“从背后作战”。美国利用这一危机，打造多边制裁机制，极大地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并通过吸纳瑞典、芬兰进一步扩大了北约的地域范围和威慑力量。
受到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实力严重受损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聚焦“中国挑战”，更加注重推动欧洲和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持续强化主要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大力构建多层次、相互嵌套的盟伴体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联盟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重塑，这将深刻影响所谓“决定性十年”的大国博弈走向。
“北约时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他认为，可以在英国、美国、苏联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上，建立有助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联合国。时移世易，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令联合国的权威受到质疑，但却给美国激活和重塑其主导的联盟体系提供了机遇。
拜登政府紧抓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变局，对俄罗斯进行强力施压，并力图在欧亚大陆构建长期制衡俄罗斯的新战略架构。
无疑，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体现了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之间异常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在过去十年，俄罗斯政府选择采取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其目标是推翻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俄罗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紧迫且持续的威胁”。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存在“战略性误判”，美国需要与盟友充分合作，以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成为一种战略性失败”。
一方面，拜登政府为乌克兰提供巨大支持，截至2023年2月，美国在这场危机发生后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约500亿美元。尤其是，美方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进行毁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发表的声明中透露，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与法国、德国、波兰等50多个盟友一道，为乌克兰方面输入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如可对俄军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海马斯火箭炮。美国和北约国家还组建“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机制，协调各方对乌军事援助政策，共同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持，并帮助乌克兰方面制定有效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率领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强有力的外交孤立，在联合国机构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中，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和排挤。美国还与其盟友共同推进“经济战”，通过“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和寡头（REPO）多边工作组”等机制，不断强化针对俄罗斯的多边制裁，冻结俄罗斯在海外的巨额资产，限制俄罗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活动能力，推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偿。
拜登政府借助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北约的内聚力，以及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里（Alexander Cooley）、法国蒙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金娜·莱特（Georgina Wright）认为，乌克兰危机重振了“跨大西洋团结”，迅捷、有效的美欧合作带来一个“北约时刻”，很多欧洲国家都决意为维护集体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西方重新回来了”。这种美欧坚定联手、共同抵御俄罗斯的情绪，在近期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有所体现。
美国与北约盟友共同推进“北约-乌克兰综合援助计划”等方案，启动更强的威慑和防御计划，以一种更为突出的紧迫感，加强北约在东翼的防御态势、军备力量，深化北约国家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实现联合全域作战的目标。美国日益重视与北约盟友共同维护西方的技术优势，提出构建新的“北大西洋国防创新加速器”，以确保北约盟国能够获得满足军事需要的尖端技术解决方案。
寻求“欧洲-印太联动”
在俄罗斯实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进一步聚焦所谓“中国挑战”，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印太和欧洲地区的联动，打造针对中国的盟伴体系。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应对“中国挑战”的相关内容单列，并称其为美国的“全球优先事务”。拜登政府强调，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就是“竞而胜之”（out-compete）。报告还提出，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快速增强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并称中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侵蚀”美国的联盟体系。2022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称，“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国重塑印太地区及国际体系，以满足其利益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
拜登政府认为，乌克兰危机表明，国际秩序在一个地区的崩溃将最终会让其他地区的秩序陷入危险境地。美国希望欧洲的盟友能够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将推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盟友与欧盟、英国展开更深入合作，从而共同应对与中国的竞争。近年来，欧盟及其不少成员国纷纷制定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英国、法国还显著增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如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赴“印太”地区参加多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训活动、法国军队在孟加拉湾区域与美日印澳四国军队举行多边性演习。这为美国实施“引欧入亚”策略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美国采取“捆绑中俄”的策略，推动“印太北约化”和“北约印太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北约发布的“2022战略概念”增加了有关中国问题的阐述，诬称中国“雄心勃勃和胁迫性的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并强调要加强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2022年6月，日韩等亚太国家的领导人赴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这是韩国首次参加北约峰会，韩国还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日本与其他美国盟友之间的安全关系快速推进。2023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进行部署。此前日本在2022年1月和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法国也寻求与日本达成类似协定。德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也在扩展，双方多次举行外长和防长共同参加的“2+2”磋商。
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不仅持续加强双边同盟关系，还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升格为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并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澳、美日韩等三边协作也在不断走实。尤其是，美日韩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三边军演，涉及反潜、反导、两栖作战等实战性科目。美国还有意推动美日韩建立联合反导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等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应考虑让日本正式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使其演进为“吉奥库斯”（JAUKUS）。
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着眼大国竞争而构建的多边阵营不仅包括政府力量，也注重吸纳企业、媒体、公民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力图形成一种“公共部门-私营部门联盟”（public-private alliances）。比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专门设立“芯片供应链倡议”，就应对芯片的供给脆弱性、提升产能等问题展开协调，美光科技、日本东京电子、印度瓦达塔（Vedanta）集团等相关企业在这类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拜登政府还进一步充实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推动落实七国集团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加大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
“美国优先”掣肘联盟构建
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新盟伴体系虽然实现颇多进展，但也面临不少限制性因素。
首先，受到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等因素影响，美国的“霸权回缩”态势难以逆转，美国政府在拉拢盟友和伙伴方面的投入将是有限的。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等认为，拜登的国际主义愿景面对的是“存在深度疑虑的美国公众”，“美国国际主义的政治基础已然崩溃”。无论是供应链重塑还是打造排斥中国的“民主科技同盟”，这都需要美国审慎评估其愿意以及能够付出的成本。
其次，由于“美国优先”路线的持续性、美国国内民主危机的凸显以及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团队在操作层面的疏失，美国霸权的信誉受到冲击。美国打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盟中之盟”的做法，损害了法国等其他盟友的利益，增加了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分歧。拜登政府根据《通胀削减法》对本土电动汽车等产业进行补贴的做法，令德国等欧洲盟友大为不满，认为这将引发欧洲的产业外移，削弱欧洲的经济竞争力。2023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绿色新政产业计划”，大有抗衡美国产业政策的意味。
再次，不同国家、不同主体在对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关切仍存在不小的差异。东南亚国家拒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欧洲国家对“战略自主”的寻求，都表明美国在大国竞争方面难以形成稳固的主导权。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印太地区国家虽然欢迎美国扩展其存在并深化与它们的伙伴关系，但是这些国家期待能够以“稳定地区形势”的方式展开，而不是“引发来自中国的报复”。此外，西方国家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也是明显的，私营部门不会全然按照美国政府的期待在对华遏压方面进行追随。
总之，美国重塑联盟体系的态势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个多层次、网络化和嵌套式的盟伴架构正在显现，对中国的战略指向性不断增强。应对这种压力，需要中国切实维护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把处理与美国盟友关系所必需的“经济杠杆”做得更加精巧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沟通，找好、用好美国盟伴体系存在的各种“缝隙”，避免阵营对抗的格局更趋固化。(作者：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