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欧盟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欧盟的区域观出现显著变化。欧盟区域观的变化,与欧盟内外环境变动密切相关,实为欧盟主动或被动应对内外大变局的一个侧面,塑造着未来欧盟乃至世界其他区域的秩序。欧盟区域观的一体两翼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区域打交道。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欧盟区域观的变化,并带来构建区域秩序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整,具体体现为欧盟区域观在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在欧亚区域,欧盟的区域观尤其是区域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欧亚区域正发展为一个权力博弈和理念交融并存的秩序空间,并呈现出一体化与碎片化、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态势。未来,欧盟的区域观在欧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将不断评估并校准。
引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演进,区域化的态势愈加凸显。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自主的实体,甚至是一个次级国际体系,拥有国际体系的三要素:单元、结构和过程互动,存在其区域特性、区域结构、区域体系与区域环境。其一,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和社会构建空间,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也存在从被动的客体维度向主动的主体维度的转变过程,同时,区域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实践的分析层次或分析单元。其二,区域被当作一种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正如人们把国家和全球当作理性思考的空间一样,区域也越来越被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可以用来创造和建构进行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思考及相应知识生产的新语境。从国家构成的世界向区域构成的世界的演进是一种全球现象。尽管分布范围和扩散速度不均,但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提升。其三,国际行为体的互动落脚在区域层面,大国关系和国际事务大致是在特定的区域框架平台上发生和展开,大国间互动、地缘政治博弈、制度理念的碰撞强度和烈度往往更强。因此,区域观与区域秩序的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欧亚区域是21世纪地缘政治竞争和地缘经济博弈的关键空间,是各主要国际力量激烈竞争的板块,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支柱。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强调,“亚欧大陆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对于欧亚区域的界定,容易出现地缘标准和政治标准的不重合、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不一致。从地理概念到规范概念,从物质存在再到社会建构,区域的界定标准非常多样,但区域的概念化仍立足于地缘属性,强调地理意义上的物质存在和空间划界。欧亚区域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是具有文化地理和政治经济特征的空间,欧亚秩序内部行为体的错综复杂关系呈现出套娃模式。因此,学者对欧亚区域存在不同理解,有大欧亚和小欧亚之分。前者覆盖从中东欧扩展到中亚和东亚区域以及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印度洋的广阔空间,反映的是促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空间。后者从狭义角度来看则是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而在欧盟眼中,欧亚区域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地缘空间,包括欧盟周边区域、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板块以及中国周边的中亚区域。欧亚区域是欧盟区域观面向和辐射的关键区域。因此,本文立足欧盟区域观的核心概念,解剖欧盟区域观的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及其对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路径手段,重点分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变化及其对欧亚区域秩序的影响,并展望未来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路径和愿景。
一、欧盟区域观的双重维度
区域观指的是国家或区域组织以自己为中心对所处区域的定位和对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认知。每个国际行为体都拥有其区域观,其核心是如何在共处环境中定位自己的利益,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在区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区域观既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内部秩序理念的投射,也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身角色定位的影响。在国际互动过程中,国际行为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往理念、规则和方式。区域观的构建和完善往往伴随着一体化与区域化的进程,以及与其他区域的互动。一方面,区域一体化塑造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区域的进程,它旨在提供一个和平、合作的舞台,使主权国家自愿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联合努力,创造共同的区域利益和目标。另一方面,区域间互动成为衔接全球和国家维度的重要机制。区域间合作进程旨在为两个或多个区域的合作和交流提供平台支撑,强化区域间的联动性。总的看来,区域观是观察一个国际行为体与周边区域乃至世界区域关系的重要视角。
欧盟的区域观指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关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观念和思考,包括未来愿景、秩序权力结构、秩序维持路径等方面。具体来看,欧盟区域观的两大支柱是欧洲区域本身的一体化进程,以及比较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欧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寻求共同发展的积极尝试,从解决安全困境到经济一体化,再到构建政治共同体。欧洲一体化带来了规模经济、竞争优势和发展红利,但欧洲内部政治碎片化和极化趋势增强,以及欧盟发展范式转型的困境,正在反噬欧洲一体化的成效。另一方面,欧盟基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主义逻辑探索区域间互动的关系模式,自称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发展援助的提供者、区域主义的主导者、区域安全的贡献者、全球贸易的支持者,为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但欧盟的治理理念和发展模式并不总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得到升华,因为其成果常常被制度架构的障碍及成员国利益的矛盾所淹没。同时,欧盟在协调周边区域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关系中也面临拉扯,甚至出现了零和博弈的局面。随着欧洲内部的再国家化和外部的地缘政治竞争趋势增强,欧盟区域观处于激烈变动阶段,其优先事项和演进路径有所调整,呈现此消彼长、动态调整的特征。
(一)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区域观
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走向趋同、统一的过程,但在这个进程中,不同区域的一体化路径存在差异性,同一个区域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性。也就是说,在“求同”或“趋同”的过程中,每个区域的“存异”的程度不同。“求同”是推进一体化发展的动力,这就涉及一系列标准、规则等。一体化一般被认为是“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它们的效忠、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这个中心的组织机构拥有或要求掌握对已经存在的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被视为最前沿、最成熟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已经运行数十年的欧盟,仍是一项旨在创造福利和保障安全的未竟事业。欧洲一体化在实现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不稳定和失衡的局面。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区域间差距扩大,加速人员的大规模流动,造成欧洲面临内外两种失衡的局面。
一方面,欧盟区域观的内核是基于一体化的合作进程,其遵循由低级政治议题到高级政治议题、由近及远的功能主义路径。欧洲认为区域主义是打破民族主义魔咒和减少区域冲突的必要手段,是提高本区域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的重要路径。欧洲一体化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这种叙事深深根植于欧洲人的脑海中。在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中,和平经常被列为欧盟的主要成就之一。穆尔赫特·科尔(Helmut Kohl)认为,“和平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运作基础”,“保持欧洲持续稳定的和平秩序需要欧洲政治上的统一”。关于和平的讨论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变得尤为突出。2004年的欧盟东扩被称为“欧洲的再次统一”。与此同时,加入欧盟的前景也助推中东欧国家间边界和族裔冲突的解决。在过去十年的欧洲多重危机中,和平叙事拥有了新的功能。面对一体化的挫折,亲欧人士将和平作为捍卫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论据,并暗示欧盟的崩溃会带来和平的消失。2012年,欧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旨在支持欧洲一体化,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批评和对解体的恐惧。尽管欧盟面临着诸多危机和挑战,欧盟制度结构仍将牢固地锚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凭借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国家重新调整了其治理规模,整合欧洲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并使欧盟及其成员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欧盟区域观辐射的关键区域是周边区域,欧盟致力于增进其周边国家和区域的韧性,稳定周边形势和塑造良好安全环境。欧洲一体化将成员国的差异性利益和多元性认同纳入到区域主义平台中,因此更容易实现欧盟周边国家同欧盟政策的趋同和规则的融合。面对周边区域,欧盟通过“可信的扩大政策、提升适应能力的周边政策和有效的移民政策”来确保其处于一个良好的区域和国际环境中。但是,欧洲一体化目前呈现出差异性一体化的新常态,一体化正处在十字路口,这是欧盟成员国的客观能力与主观政治意愿共同作用的产物。差异性一体化是理解日益扩大的欧盟如何应对(或未能应对)其27个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资源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欧盟面对周边区域国家不同的入盟进程和政策反应的重要方式。同时,欧洲与周边区域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关系似乎停滞不前,甚至是失败的,如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巴塞罗那进程下的中东北非国家。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上,欧盟迟迟未能确定时间表,极大挫伤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热情。区域平台是地理位置相近国家共同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路径。欧盟在其“势力范围”内无法提供秩序和维持权威,更难以发挥影响力以推行其制度与规范。因此,欧洲一体化是使欧洲重新获得监管全球资本主义和捍卫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筹码,还是作为全球“平衡力量”的特殊角色,仍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区域观的争论焦点。
(二)基于区域间合作的区域观
区域间合作的区域观首先源于区域研究出现质的飞跃。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发展,区域主义经历了从新区域主义到区域间主义,再到比较区域主义的演进,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就其理论含义而言,区域间主义是一种多维合作形式,区域间主义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外部制度架构。区域间的互动强调的是两个及以上区域的各类行为体(尤其是国家和一体化组织)通过区域间制度化联系来管理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我们正目睹着区域组织间关系的快速发展,如欧盟、东盟、非盟、南方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作为区域间合作框架的合作伙伴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组织间关系的辩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欧盟与拉美“里约进程”。1996年,亚欧会议(ASEM)在曼谷启动,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多边平台,也是亚欧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综合伙伴关系,成为亚洲和欧洲间重要的跨区域政府间论坛。
欧盟全球战略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非洲、亚洲、中亚、东欧、欧亚、拉美和加勒比海区域、中东和北非区域、北美、太平洋、西巴尔干、西欧等。欧洲在各个区域都拥有安全和其他利益,涉及网络、海洋和太空等战略领域。其中,非洲是欧盟的地缘政治优先区域之一,双方有着密切的经济、历史、文化和地理联系。欧非关系以两个相辅相成的框架为基础,分别是欧盟—非洲伙伴关系和欧盟—非加太伙伴关系。2022年2月,欧盟—非洲峰会通过了“面向2030年共同愿景”,确定了四项优先议题,非洲—欧洲全球门户投资一揽子计划,加强和平与安全合作,移民和流动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随着全球重心东移的步伐加快,亚太区域成为欧盟推进区域合作的重点对象。自1977年以来,欧盟和东盟一直是对话伙伴,双方致力于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效多边主义、自由和公平的贸易。2020年12月,欧盟与东盟在第23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之后成为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9月,欧盟出台《印太合作战略》,希望成为塑造印太区域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欧盟将视野转向印太区域,是欧盟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承认,也意味着欧盟试图重新平衡其对东欧、高加索、北非等区域的关注。2019年6月通过的《欧盟中亚战略》表明中亚是欧盟推进区域间合作的重点区域,凸显了中亚在欧盟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不断上升。2018年10月出台的《欧盟互联互通战略》、2021年12月启动的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均指出欧亚区域对欧盟的利益至关重要,欧盟通过区域间合作的路径实施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战略。总的来看,欧盟推进区域间合作路径是基于一体化逻辑的区域观的外溢,是区域性力量转向全球性力量的战略立足点。
但是,欧盟周边区域的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对欧盟构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由于来自各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欧盟面临“战略收缩”(strategic shrinkage)的风险。在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报告》中,欧洲外交战略有所收缩和回调,一方面强调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则淡化在周边区域推广其规范价值观和良治理念;同时,该报告还着墨于西亚、北非、中亚等欧盟大周边区域,希望建构合作性的区域安全秩序,加强区域联动和制度韧性。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给欧盟带来冷战后最直接、最严重的安全挑战,刺激欧洲地缘政治的“觉醒”,促使欧盟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周边乃至欧亚秩序的未来图景。为此,欧盟必须适应全球地缘政治中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回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差异性趋势,以及提供欧盟关于欧亚区域的未来秩序愿景。
总的来看,欧盟的区域观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扩张主义和普世主义的立场,甚至以帝国形式表现出来。欧盟的区域观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其他区域打交道,认为自身肩负着“文明使命”,强调欧洲是西方文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发展成一种道德优越感,认为其制度是最佳和唯一的运作方式。基于欧洲现代化经验,欧盟成为向世界其他区域传播文明、理念的新“使者”,希望通过推广欧洲身份认同和欧洲公民的理念来积极促进其区域观、欧洲例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能不断被塑造和被强化。然而,不同于欧洲在世界体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认知,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基于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发展进程的分析,认为西方霸权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在此之前,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是边缘性的。也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很少超越1500年后建立的欧洲世界秩序。此外,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秩序也面临崩塌的风险,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显示特朗普主义远未退潮,法德两国内部政治掣肘愈加严重。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对其制度优势和模式榜样过度自信,扭曲了欧盟对自身和世界其他区域的看法。若欧盟仍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的榜样,追求不切实际的全球霸权野心,欧盟将无法弥合自身内外政策的鸿沟。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双重标准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区域观和秩序观对其他文化背景的包容度较低,以欧洲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和西方自由秩序加速被“稀释和分散”,欧盟的区域观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中面临多重困境。
二、欧盟区域观调整与欧亚秩序困境
欧盟区域观关系到欧盟、国家和全球等多个层面,立足于兼顾周边区域和世界其他区域,以求基于一体化的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协同推进,实现欧盟构建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目标。区域观与欧盟战略定位及欧盟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鉴于区域观受到多种因素和域内外国家战略选择的塑造,欧盟的区域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欧盟在区域秩序构建中反映出的自身区域观,不仅关系到欧盟及其周边区域秩序构建,也涉及欧盟与其他区域关系的互动。目前,欧盟对周边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关系定位处于变动之中,正在一种新的认知定位和关系架构下进行区域秩序构建。在欧亚区域,欧盟区域观及区域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凸显欧盟区域观及其构建欧亚区域秩序的困境,不仅体现在区域秩序构建的区域一体化逻辑与区域间合作逻辑的碰撞,还体现在区域秩序构建的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手段之间的撕裂。
(一)区域一体化逻辑与区域间合作逻辑的错位
面对欧亚区域的复杂秩序构架,欧盟区域观是多维的,不仅希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还希望能积极开展区域间合作。一方面,欧盟加速在西巴尔干、南高加索、乌克兰等区域和国家施加政策影响力,通过区域间合作拉动一体化进程的方式塑造欧盟周边区域秩序。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不得不调整原有的区域整合路径,更多通过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同周边区域打交道。另一方面,欧盟希望通过区域间合作的路径同欧亚区域的不同区域倡议对接合作,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大国在欧亚区域的竞争不仅涉及规范、标准的竞争,还关系到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竞争,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一定程度上制衡甚至弱化了欧盟在欧亚区域秩序中的地位。俄乌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欧盟在欧亚区域被边缘化。鉴于欧亚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不同区域倡议构成的“意大利面碗”,欧盟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战略。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欧盟无法有效兼顾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主义的二元逻辑。欧亚区域成为欧盟区域观双重逻辑激烈碰撞的地缘空间。
1. 欧盟统筹其周边区域一体化面临考验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欧盟周边区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影响到欧盟自身平稳发展和周边区域安全。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加速欧俄关系的零和竞争态势,周边区域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其影响外溢到欧盟,威胁欧盟制度体系和欧洲秩序稳定。假如欧盟无法与最邻近的国家和重要的战略伙伴共同制定政策,欧盟甚至不能被视作区域力量,更不要说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实力的全球行为体。为了回应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欧盟不能再仅仅依靠经济等变革性杠杆来吸引其周边国家,还需要新的秩序结构来应对新的安全现实。另一方面,巴尔干国家入盟和乌克兰入盟等议题相互交织,困扰着欧盟如何通过一体化逻辑平衡两大区域板块。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认为欧盟东扩应该是“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与美国平等的超级大国”战略的一部分。扩大不仅是让欧盟成长发展和输出规范的战略,而且是打造“欧洲超级大国”的杠杆。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板块化”“阵营化”,而大国博弈的中间地带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欧盟东部周边国家。长期以来,欧盟对西巴尔干区域采取“双轨战略”,补充欧盟双边关系和扩大对部分候选国(和潜在候选国)的约束性条件,并通过欧盟支持的平行结构和多边区域内倡议促进欧盟标准的执行。欧盟的基本逻辑是西巴尔干国家的欧洲一体化和西巴尔干区域内的一体化相辅相成,希望推进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多层次、差异化的经济一体化。巴尔干国家入盟是欧盟主导欧洲外交政策的议题领域,也应该由此展示其战略自主能力。但是,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充分应对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也未能帮助恢复欧洲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欧盟需要更多的政策工具才能推进周边区域一体化。例如,2022年12月召开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欧盟希望借此为西巴尔干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由于西巴尔干国家的复杂性和欧盟国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欧盟在其周边区域的扩大是一个耗时多年的艰巨过程,入盟速度与地缘政治变化严重不相称。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到边缘位置,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欧盟对其东部邻国政策的失败。2009年5月,欧盟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欧盟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但在东部伙伴的入盟资格问题上一直含混不清。欧盟一直采用灵活的主权概念来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比如模糊内政与外交事务的界限,拒绝使用武力,强调边界越来越无关紧要,寻求基于透明互信、相互依赖的安全等。自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以来,欧盟近十年未实现实质性扩大,甚至已出现“扩张疲劳”。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盟精英普遍支持乌克兰的入盟选择。2022年6月,欧洲理事会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等国欧盟候选国地位。其中,乌克兰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是欧盟多年来扩大进程中的重要时刻之一。
但是,欧洲内部对区域一体化整合路径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盟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裂痕。乌克兰等国的入盟问题眼下被摆在了欧盟政策博弈的核心位置。欧洲精英对乌克兰入盟的方式、时间存在不同意见。这适用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发展逻辑,比如德国支持的深化导向甚至联邦模式与波兰采取的新主权思想相互对立。在乌克兰危机中曝光度高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极力推动乌克兰快速获得候选国地位,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责任,称欧盟的未来取决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正在为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原则而战。冯德莱恩在2022年盟情咨文中提到,“如果没有西巴尔干、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欧盟是不完整的”。虽然欧盟对乌克兰入盟已达成共识,但是不同国家持有差异性的思路。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乌克兰入盟可能需要数十年,并提出“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将其视为组织欧洲国家的一种路径,团结那些遵守西方秩序理念并希望寻求灵活合作形式的欧洲国家。欧盟国家普遍支持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并于2022年10月召开首届领导人会议,希望团结其他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应对紧迫的当代地缘政治挑战。德国总理朔尔茨虽支持欧盟扩大,但认为需要改革欧盟现有决策机制,尤其是从全体一致原则转向有效多数原则。中东欧国家希望乌克兰实现北约扩员和欧盟扩员的同步,借此提升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话语权。当然,不排除一些欧洲精英并未真正考虑乌克兰入盟给欧洲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带来的长期影响,而是被情绪政治和激情政治所左右。目前判断乌克兰危机是否意味着欧洲在其周边区域推进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来到历史转折点还为时过早。现在看来,面对欧洲周边区域地缘政治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欧盟被迫改变原有政策路线,代之以欧盟扩大政策,用一体化的逻辑经略欧盟大周边区域,但是欧盟并不能释放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短期内既无法理顺扩员与深化的关系,也缺乏足够手段捍卫欧洲安全秩序核心原则。
2. 欧盟参与欧亚区域合作的能力遭遇掣肘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认为其对欧亚区域合作的参与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选择了一种欧盟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方式来处理双方间的缓冲地带国家或共同邻居。俄罗斯的世界蓝图是力图通过经济、军事等机制重新整合原苏联区域,为俄罗斯构筑经济发展平台和地缘安全空间。而美国则积极通过北约等集团在政治上向俄罗斯极限施压,因为美国的世界蓝图是将国际社会打造为以其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建立“中心—边缘”式统治秩序,维护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欧亚区域秩序构建面对各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博弈和规范竞合关系。
首先,欧盟对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在美俄矛盾之间摇摆。欧盟一直试图通过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两种逻辑整合其东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欧亚区域。欧盟的世界蓝图是基于区域合作的、依赖规则治理的、以外部扁平化和内部多样化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欧盟只是其以欧亚大陆为重点的单极全球战略的一个子要素。美国作为欧亚秩序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希望通过裹挟北约和捆绑中东欧构建欧洲区域秩序,不仅希望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区域秩序之外,更不愿欧亚区域出现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力量。例如,美国通过大西洋主义控制欧洲,并阻碍欧洲向欧亚区域靠拢,使其不得不沦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客体。但是,美国霸权正加速衰落,给欧亚区域留下了大量权力真空地带,欧盟也感受到美国不断变化的利益和治理世界能力下降带来的影响。欧洲希望与北约共同构建欧洲区域秩序,并将俄罗斯纳入到欧洲区域秩序之内。与美国不同,俄罗斯构想的是一个多极而非单极的世界。俄罗斯希望重整后苏联政治空间,并将美国排除在欧亚区域秩序之外。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欧盟是其大欧亚地缘政治愿景的一部分。欧盟在欧亚区域秩序的立场不得不面临欧盟与俄罗斯共同边界或共享地缘空间的地位问题。
欧盟关于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设想还面临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问题。欧盟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欧亚经济联盟发源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欧亚经济联盟既是欧盟的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从机遇角度看,欧盟将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聚集在更广泛的多边(区域)框架内,欧盟可以在其中发挥平衡作用。欧盟一直强烈倾向于在双边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与其成员国打交道。原因在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不完整性及其内部的离心倾向,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对俄罗斯更深入一体化政策的不同意见。同时,欧亚经济联盟成为欧盟应对世界秩序不断向亚洲转移的平衡力量,并为欧盟通过区域间合作的逻辑参与塑造全球秩序提供了一种方式。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升级,欧亚经济联盟对欧盟而言更多成为一种挑战。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成为欧洲更具建设性和合作性的伙伴,因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价值观和对国家间关系的理解与欧洲有着较大差异。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将欧亚经济联盟打造为“欧洲与亚太区域之间有效的联系环节”,但欧洲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不是真正的经济一体化项目,该区域经济治理格局、模式尚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并未建立起稳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俄罗斯通过“软”霸权形式影响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确保俄罗斯充当欧亚区域的战略“守门人”。欧俄关系是欧亚区域治理的支撑,欧洲与俄罗斯的妥协是欧亚秩序的基本条件。但是,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无法通过接触和协调来缓解欧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此外,欧盟构建欧亚区域秩序无法离开中国的影响。在欧盟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利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一体化项目,但两者在范围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俄罗斯采取封闭的经济区域主义,更符合俄罗斯的保护主义议程,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塑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并基于中国规范和标准的全球化议程。亚欧大陆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峰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拓展本组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交往”。上合组织回答了推进什么样的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如何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目前,上合组织与欧盟机构的沟通磋商早已存在,有助于欧亚大陆形成安全稳定、开放繁荣、平等互利的合作空间。同时,中俄在对接现有国家及区域一体化战略和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欧亚区域建设性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例如,中俄共同致力于提高亚太区域和欧亚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并行不悖、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组织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有观点认为欧洲需要全面扩大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接触和“加强协调”,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欧亚竞争”。比如,欧盟通过“全球门户计划”稀释和遏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中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未形成。然而,欧亚区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欧亚区域秩序构建的基础。
(二)欧盟无法兼顾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的平衡
欧盟区域观具体落实在欧盟的区域秩序构建当中,需要依靠多重政策手段和工具。一直以来,欧盟的强项是经济贸易和政治建设方面的软实力,但缺乏军事安全方面的硬实力。欧盟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政策工具来推行其区域观,比如欧洲单一市场的吸引力、欧盟援助和投资的牵引力。随着欧洲一体化遭遇国家主义回归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内外双重掣肘,欧盟的区域观发生了偏转,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区域定位更加谨慎甚至悲观,手段也愈加凸显地缘政治和安全维度。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暴露出欧盟缺乏确定战略利益的能力和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段,仅凭经济手段无法完全贯彻欧盟的区域观。在全球南方,欧盟不被视为全球经济或治理中的监管者和标准制定者,欧盟无法说服非洲、拉美和中东区域的国家站在西方一边,联合国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多轮投票结果就是鲜明例证。在亚欧区域,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浅显与谬误。欧洲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的“反噬效应”令欧洲国家深陷能源危机,欧洲经济持续承压。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欧盟不得不在区域一体化与区域间合作中动态使用多重工具,尤其是调整经济利益逻辑和地缘政治逻辑。
1. 经济牵引力有所下降
欧洲一体化带来欧盟国家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扫除或减少了贸易和投资障碍,成为谋求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的重要路径。如果忽略经济的驱动因素,区域概念就难以描述。一体化的传统文献认为自由贸易框架将逐步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迈进。除了经济意义之外,一体化进程还对大量政策议题和领域产生影响。从卡尔·多伊奇的欧洲共同体意识到厄恩斯特·哈斯对一体化的愿景,均指向的是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权威或政治中心。如果忽视经济和安全驱动力的作用,我们很难称之为一体化进程。但是,自由贸易区和安全联盟只是一体化的方式而不是目标。欧洲区域主义的悖论在于,它是为了追求更深层次一体化的目标而设计,而经济在其中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安全、不平等或政治偏好正冲击着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合作议题。
从区域一体化来看,欧盟层面的(再)分配机制是实现欧盟公平秩序和成员国之间平等的重要调节过程和结果。然而,如果欧盟无法获得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国家公民的认同,欧盟不仅会被政治化,其合法性危机还会加剧。欧洲一体化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强调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尤其关注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指标。然而,这带来的恶果之一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社会乃至安全基础不够牢固。再加上“最低限度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经济缺陷得不到欧洲政治层面的调控,反而使欧洲一体化整体计划受到损害。欧盟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政策推进其一体化进程,使欧盟成员国和周边区域国家更接近欧盟标准。类似于俄乌冲突这样给欧盟带来经济衰退和安全威胁的危机,在欧盟周边区域更易出现,因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断层线是区域经济动荡的结果。鉴于欧盟是西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盟经济滞胀必然会外溢到西巴尔干国家。为此,欧盟极力争取西巴尔干地区,2022年12月召开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旨在协助西巴尔干国家应对能源危机,并提供一项10亿欧元的补贴计划。但是,欧洲一体化内部差异及其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欧盟的吸引力,再加上欧盟相对经济规模和竞争优势的进一步下降,欧盟对周边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牵引力有所下滑。
从区域间合作看,欧盟将其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和规范扩散到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并由此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保障其地缘战略、经济和安全需求。默克尔和马克龙等欧洲政治家曾一度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之间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希望通过区域集团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一个共同经济空间。历史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塑造区域秩序上的不对称,导致两种组织架构和秩序理念的对立。因为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军事和经济组织的存在,1945年后的欧洲是两个意识形态冷战集团对称和平行发展的完美体现。冷战后,欧盟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合作项目之间的不对称性愈加凸显。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与俄罗斯在经济甚至能源领域脱钩,呈现出“经冷政冷”的态势,经济制裁层层加码、政治互动停滞不前、安全对抗愈演愈烈。欧盟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不仅加剧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紧张态势,导致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挑战骤增,还推高全球通胀,甚至自身也深陷经济滞胀困局,给全球其他行为体带来负面影响。欧盟与俄罗斯正将共同的周边区域变为分裂的周边区域。因此,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参与者,欧盟无法实现与欧亚区域关键行为体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终结”“新冷战”“平行体系”等全球秩序的变迁趋势。
2. 地缘政治欧洲的觉醒
在欧洲一体化项目中,安全的内部和外部维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辩证关系。欧盟的“安全”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即“欧盟内部安全取决于其边界之外的和平”。冷战结束后,欧盟与俄罗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关系。2022年欧盟《战略指南针》提出,欧盟的“安全”取决于“影响其内部安全的外部威胁”。一个核心的安全议题是增强欧盟东部和南部国家及其社会的韧性,以此作为实现欧盟与周边区域更大的相互联系、繁荣和安全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韧性更多是强调欧盟成员国自身安全,将安全归结为保护其免受外部威胁,这就需要欧盟成员国加强合作,以应对各种危机和威胁。
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竞争回归刺激欧盟愈发通过安全视角来审视和推进其区域观。俄乌冲突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结构性变化,这进一步促使欧洲精英重新思考欧盟的定位与发展路径。法德领导人均强调重塑欧盟与其邻国关系的地缘政治紧迫性,认识到欧盟扩大的必要性,也强调欧盟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比如,欧盟成员国身份正轻率地用在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但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迟迟未能有所突破,这加剧了欧盟周边区域国家对欧盟规则的怀疑。此外,欧盟在中亚扩散西方价值理念面临三重困境,尤其是俄罗斯对欧盟形成的规范竞争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的认知偏差。欧盟认为自由民主、多元主义仍具有吸引力,马克龙强调欧洲建立在平衡自由与团结、传统与进步的世界独特模式之上。但自由主义者对欧盟和世界的形象改造已被证明是虚幻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乌克兰危机升级迫使欧洲人重新考虑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它们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欧洲人甚至将其规范性力量的标签抛弃在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是“地缘政治欧洲的觉醒”,致力于提升军事实力以及制定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能力,投射的形象是作为地缘政治行为体的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候选国地位是关键的地缘政治举措。欧盟希望利用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窗口提高其制度能力。比如,“欧洲政治共同体”为欧洲制定一个共同的政治愿景,超越其成员的国家差异,并使它们的行动具有道德合法性和共同目标。这背后是欧洲精英基于欧洲核心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原则,寻找欧洲国家政治合作的新空间。和平主义理念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倒退无法保证欧洲大陆上的集体安全秩序,甚至将使欧洲再次面临战争威胁。欧盟的邻国正寻找一个可保证集体安全与稳定的政治空间,但是,“地缘政治欧洲”的形象、欧洲统一的步伐并不及预期,欧盟的存在与其国际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目前,欧盟持续增加国防预算投入,加强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协调,但仍不能摆脱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强化的困局。此外,与其他主要国际行为体不同,欧盟的形象更需要确保其软实力与更强大的军事能力相平衡。
展望未来,欧盟区域观下的欧亚区域秩序有四种可能出现的图景。
图景一,欧盟的区域观由经济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占主导,欧亚区域将会呈现出一种灵活合作的秩序。欧亚区域秩序将兼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和欧盟腹地的稳定。欧亚区域中的各种跨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将建立最大限度的灵活合作体系,将各个区域集团联系起来。各区域组织和倡议相互重叠和嵌套是此种区域秩序的基本特征,各区域组织和倡议加强金融、贸易、经济、制度、运输的互联互通,维持欧亚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
图景二,欧盟的区域观由经济逻辑和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占主导,欧亚区域将会呈现一种多元竞争的秩序。这符合德国对欧亚区域秩序的理解,比如德国通过“以贸促变”和“东方政治”,将“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作为经济目标。但是,欧盟将会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区域的竞争。
图景三,欧盟的区域观由安全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占主导,欧亚区域将会呈现一种力量均衡的秩序。欧盟连同美国塑造并强化北约覆盖的欧洲—大西洋空间强化与上合组织覆盖的欧洲—亚洲空间之间的对立。欧盟尽可能在欧亚地区中的北约覆盖区域与俄罗斯势力范围之间找到新的力量平衡。但是,这种均势秩序高度依赖世界格局的变动、中东欧成员国的立场以及欧俄关系的互补性。
图景四,欧盟的区域观由安全逻辑和区域一体化的逻辑占主导,欧亚区域将会呈现一种零和博弈的秩序。欧盟受制于美国霸权的主导地位,欧俄关系陷入长期对抗态势,欧盟将继续被边缘化甚至陷入瓦解。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极限施压,俄罗斯极力突破遏制,欧洲一体化面临俄罗斯反向施压的风险,欧俄关系螺旋式下滑,冲击欧亚区域乃至全球秩序的稳定。因此,欧盟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需要不断校准欧盟的区域观。
三、总结与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超级竞争的新时代”,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过程中,世界发生着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变。这意味着和平与战争二元分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博弈交织在一起。区域观的指涉对象是区域秩序的构建,而区域秩序构建不得不面临秩序边界的问题。全球化与国际化创造了开放的或多孔化的区域。这带来“新中世纪式”的领土概念,表明地理空间、政治、忠诚和身份正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欧盟面临着全球、区域和内部的多维挑战,欧洲增长模式所仰赖的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欧洲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正在动摇,欧盟依赖的区域和平秩序正在遭到破坏。因此,欧盟对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需要欧盟自身调整其区域观并协调不同政策路径,更要协调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区域秩序的构建和塑造需要遵循由近及远的路径。首先,欧盟区域观需要解决内部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欧洲不仅将自身塑造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舞台,更将其作为未来世界治理的实验室。目前,欧洲一体化展现出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欧洲化和再国家化、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强化了欧洲的撕裂状态,也增加了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其次,欧盟区域观需要面向其周边区域。欧盟扩员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欧盟内部边界,极大改变了欧洲外部边界。欧盟一直试图通过创新的制度框架来降低领土边界的重要性,一体化意味着内部边界的逐步消失和新的外部边界的逐渐出现。在欧盟东扩后,欧盟构建“同心圆欧洲”和“以欧盟为中心的大欧洲”的想法愈加强烈,并通过与北约协同将欧洲—大西洋空间向东扩展。再次,从欧盟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来看,欧盟主要通过区域性秩序构建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利用区域平台实现战略利益,借助区域机制拓展战略空间。区域秩序构建不仅有助于区域内部经济和政治进程的优化,也有助于区域间和全球治理进程的优化。最后,欧盟区域观还要辐射到欧亚区域的其他板块,比如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覆盖的区域板块,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和协调将会越来越重要。随着欧盟与该区域的国家距离越远,欧盟越来越难以通过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安全逻辑整合该区域,而是选择区域间合作逻辑和经济逻辑与该区域进行合作。因此,构建区域秩序需要立足于欧盟自身的身份定位及其周边区域,然后扩散到其他区域乃至全球区域,但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调整构建区域秩序的政策手段。
区域秩序建构和塑造需要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协调。作为国际经济和政治利益重叠的广阔空间,欧亚区域的利益攸关者众多,欧盟内部差异性在增加,欧盟、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也对该区域施加影响。尤其是欧盟和俄罗斯的区域观分歧在增加,欧盟和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架构的制度设计和路径维持缺乏互信和共识。欧盟区域观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分别是以保证共同繁荣的方式解决不平等现象,以及振兴西方安全秩序,以保障欧亚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欧盟内部在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不断摇摆,增加了欧盟区域秩序构建的矛盾性。如果大西洋主义占主导,欧盟构建欧亚区域秩序将会更加受到美国的影响,从而增强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同时,俄罗斯的区域观不允许俄罗斯作为次级伙伴被纳入进欧洲—大西洋秩序,而是强调自身作为安全提供者对区域秩序的塑造。同时,俄罗斯试图主导欧亚秩序与俄罗斯力求融入欧洲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目前,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地缘政治概念对西方战略作出了反应,俄罗斯希望通过东向战略获得西向战略的主动,拒绝以欧盟为中心的战略构想。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优先关系被政治和安全对抗所取代。可以预见,乌克兰危机后新的欧亚区域秩序不会自动产生,而是需要关键行为体的战略谋划,建立信任措施、恢复军备控制、推进政治对话、管控分歧和避免误判。面对欧亚区域秩序乃至更大的全球秩序,欧盟如何在区域一体化与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中取舍,已经陷入两难甚至多难境地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用以平衡经济收益和地缘政治的工具手段值得持续观察。总的来看,欧盟的区域观提供了一个审视区域秩序构建和转型的重要视角。(作者:贺之杲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