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内涵、表征及影响

一、“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内涵与特点

目前，学界围绕“印太北约化”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而这也大致反映出学界对“印太北约化”趋势的整体认知。

（一）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倾向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中俄之间战略协作水平的不断提升深感忧虑，因而决定将两国共同列为“修正主义大国”，在对外战略层面强调同等程度的遏制，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两洋战略”视域下，俄罗斯对于欧洲大陆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同中国崛起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所带来的隐患，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高度同质化的“安全挑战”。也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和对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决策类比”的认知路径依赖——在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大陆首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美国不断提升同北约国家的战略协作水平，并试图积极拉拢、影响和策动俄周边国家挑动俄周边安全局势，以期通过间接制衡的方式约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走向。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在介入乃至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塑造的过程中，同样期望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力，推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向美国期望的方向演进，以此牵制中国精力、掣肘中国的对外战略布局进程，并最终实现对中国对外战略行为走向的有效约束。

（二）美国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的方式呈现“北约化”特点

类似于冷战结束后为填补欧洲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而推行的“北约东扩”政策，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发展同域内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为应对中国区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现实，美国提出将致力于“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以实现对中国的“间接制衡”。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紧了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网络化布局，一方面宣布继续加强同域内盟国间的战略合作、推动建立新的“印太伙伴关系”以促进伙伴关系网络扩容，重点争取友华国家和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强国家逐步摆脱中国影响，另一方面则加速推进区域多边关系网络建设升级，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机制（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与“五眼联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升的安全架构，确保“印太战略”的政策实效触及“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三）美国在参与印太事务过程中凸显“北约化”思维定式

“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是冷战后北约在美国操纵下所展开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实践中所暴露出的、最为国际社会所诟病的两大核心特征。自“印太战略”推行以来，美国参与印太事务、同域内国家在各领域展开的政策互动也越发显现出这种“北约化”思维定式。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各种不负责任的“退群”行动、动辄对域内国家实施制裁与威慑以迫使其屈从于美国的区域政策“一致抗华”，再到拜登政府时期试图组建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各领域排华圈层、推动区域事务“去中国化”等一系列举动，都凸显出美国单边主义和具有明显霸权倾向的行为特质。

从行为逻辑上看，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实施战略打压和孤立的种种行为，同其在欧洲地区对俄采取的施压和对抗性战略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这也是“印太战略”在实践理念上逐步向美国的北约政策靠拢、进而造成“印太北约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关键表征。可以预见的是，伴随“印太北约化”倾向的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将对区域内本已脆弱的互信基础、交往默契、互动模式与政策平衡形成冲击。

二、“印太北约化”的政策表征及对区域秩序的影响

相较于此前历届政府，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印太战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集结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既有的同盟体系资源，并通过政策覆盖范围的扩充，将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纳入对华竞争的指涉范围，继续挖掘潜在战略合作伙伴，以共同实现对华战略遏制。

在此过程中，美国在提升区域网络化关系水平、强化资源整合与投送能力等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逐渐呈现出“北约化”的路径特征，并对区域安全、经贸和政治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本地区未来秩序稳定的广泛担忧。

（一）“安全化”与区域安全困境的升级

安全议题始终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2022年发布的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提出，为防止本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美军将视印太为“优先战区”，将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倡议”，大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明确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局势列为其“首要安全关切”，并通过与域内盟国、伙伴国和北约盟国间开展高频次、多领域军事行动，以不断提升威慑强度，展现维护区域秩序的能力与决心。

南海问题是“印太战略”框架下安全领域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在安全层面实施对华战略打压的重要抓手。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打压态势有增无减。随着中美各领域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华遏制程度日益加深，有关南海主权争端的涉华议题已事实上成为美国对华构建威胁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归咎为“造成南海紧张局势”“扰乱地区安全”的根源，并以中国同南海有关国家的海洋权益与领土争端为抓手不断进行舆论炒作，导致南海议题在国际舆论界迅速升温。

在更为敏感的涉台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前任政府执政后期的过激言行、屡屡突破美国政府此前长期延续的对台交往限制，更公然将台湾纳入其印太伙伴行列，声称“将同域内外伙伴一道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建设”，不断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022年8月2日，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公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这些踩踏红线的危险做法，凸显出拜登政府意欲将涉台问题纳入“印太战略”行动框架、继续维持两岸分裂、“以台制华”的战略野心。

（二）“去中国化”与区域经贸秩序的持续动荡

相较于前任政府，拜登政府充分意识到，单纯强调“印太战略”的安全属性无法形成有效合力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人士开始呼吁：“为扭转不利局面、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必须在涉及地区贸易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有效的领导能力。”2021年10月底，美国与“印太战略”相配套的经济联盟初露端倪。拜登在同年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等领域，探索与印太盟友的共同利益与发展目标。

2022 年5月23日，拜登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斐济等14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致力于在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反腐败四个关键领域加强成员国间的一体化。尽管迄今为止“印太经济框架”仍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机制构想阶段、具体的实施政策举措依旧有限，但从美方公开的框架协议文本内容来看，仍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框架的提出具有“印太北约化”的集团政治倾向，及明显对冲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在多领域开展对华经济竞争的政策逻辑。

受到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美国现阶段既不能加入或缔结新的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亦无法向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资金以支撑其经济议程的推进。其所谓的“高标准”和“重规则”，实际上并未基于对域内国家发展水平的考量，而是源于对西方发展经验的生搬硬套，与域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而其所谓的“可持续”和“强韧性”，则意在推动“去中国化”的区域产业链加速形成。

作为域内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历经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牢固确立起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执意推动区域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不仅无法实现，还将对域内广大外向型经济国家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受此影响，在后疫情时期亟待通过加强多边合作方能实现的地区整体复苏进程，势将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三）“价值观化”对区域政治秩序的冲击

在不断渲染地缘博弈与硬实力对抗的同时，美国还意图通过“印太战略”强化以“美式价值观”推广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这种强调“价值观导向”的政策手段，同美国对欧洲政策中重视“价值观同盟”的政策路径高度相似，进一步确证了“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取向。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更加凸显“价值观导向”，试图将所谓的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确立为衡量本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准绳”和“标杆”，将区域各领域政策议题进行“价值观化”包装，以所谓“推进地区自由民主、反对干涉和胁迫”为幌子，大肆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抹黑中国的对外政策，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交往。

在对华采取直接“价值观攻势”之外，拜登政府还持续加大对本地区的外交资源投入，不仅频繁与印太盟友、伙伴举行首脑双边或小多边线上线下会议商讨区域议题，其内阁高官也对本地区国家展开高频次访问，不遗余力对域内国家展开价值观输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价值观差异被美方无端夸大为“关乎本地区未来秩序”的“民主与专治之争”。

客观而言，受到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价值理念差异在亚太国家间关系的演进中始终存在。但正是由于有关各方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根本原则，在充分尊重各国价值理念与核心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亚太地区才得以在冷战后迅速摆脱“价值观外交”的桎梏，逐步形成总体稳定的区域交往生态。而历史经验也已充分证明，域外大国无视地区各国发展水平与现实利益诉求，以意识形态划界强行推动地区秩序改造，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地区分裂态势加剧，动摇区域稳定基础。（作者：岳圣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