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关系改善的动因及走向

内容摘要：作为东北亚地区两个存在历史问题争议和现实利益纠纷的重要国家，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既与地区安全形势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自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韩日关系已在多个方面出现改善迹象，这既是两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也离不开其共同盟友美国的居中协调。虽然受尹锡悦政权稳定性欠佳、韩日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双边关系改善缺乏内生动力等因素影响，韩日关系改善面临种种制约，但不容忽视的是，其走向无疑会对朝鲜半岛局势、韩国对华政策、美国地区战略等产生影响，对此应给予充分关注及高度警惕。

2022年5月10日，在第20届韩国总统大选中以0.73个百分点（约24.7万张选票）的历史最微弱优势险胜的尹锡悦正式开启为期5年的总统生涯。作为公认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尹锡悦胜选在打破韩国保守和进步势力每10年轮流执政规律的同时，也使得外界开始普遍猜测其会在内外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安全领域对前任文在寅的既有政策做出较大调整。

韩国与日本长期存在二战中“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以及领土争端、贸易争端等现实问题。近年两国关系因上述问题已经由“伙伴”降至“邻国”，面临“严峻状况”。韩国政权更迭虽可被视为改善韩日关系的契机，但也面临尹锡悦政权立足未稳、历史及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的困境，以及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大国关系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鉴于韩日关系与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等地区、全球热点问题关系密切，本文将在阐释新动向的基础上，从动因、限制因素及未来走向等方面对韩日关系改善加以评析。

一、韩日关系改善新动向

在文在寅执政的5年间，韩日两国关系以历史遗留问题和历史观冲突为逻辑起点，出现波及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两国先是针对1965年签署的《韩日关于解决对日财产请求权和经济合作的协定》及2015年签署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产生龃龉。随后，双方又因韩国拒绝日本军舰悬挂“旭日旗”参加济州海军阅舰式以及“火控雷达照射”事件于2018年发生激烈外交摩擦。而从2019年7、8月间日本相继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三种半导体核心上游原材料、将韩国移出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优惠国“白名单”，韩国作为回应亦于9月18日将日本移出出口“白名单”，并宣布不再延续两国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举措中不难看出，两国矛盾已从政治、安全领域扩散至经贸领域。此后，韩日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屡屡被评价称为是“建交以来最糟糕局面”；两国各层级的多次会晤亦不欢而散。自2022年3月10日尹锡悦宣布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以来，韩日两国便在韩方的主动示好下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接触。目前，两国关系已出现明显改善迹象。

（一）韩日两国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

作为韩日关系日趋恶化的重要指征，自2019年12月后，除偶有互动外，两国再未举行过首脑会晤，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三位日本首相均对与文在寅对话态度消极。而面对在竞选期间便提出要恢复韩日“穿梭外交”的尹锡悦，日方态度则有所不同：岸田文雄在尹锡悦胜选翌日便成为第二个与之举行电话会晤的外国元首；日本政府更表示要在尹锡悦正式就任前与之进行接触。两国不仅时隔约3年实现首脑会谈，还在西班牙北约峰会、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多次见面并“恳谈”；同时双方其他层级政要业已通过线上或线下形式多次会晤，以恢复和改善两国关系。

（二）韩国就改善双边关系态度积极

早在选举期间，尹锡悦外交团队便提出以韩美、美日同盟为基础的美日韩三角合作格局不能因韩日历史问题受阻；将历史问题与现实合作区别开来的“双轨战略”恐将成为韩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核心理念。胜选后，尹锡悦除与岸田文雄在电话会谈中就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更按照选举承诺，以“先美日，后中朝”外交次序将日本作为派遣代表团访问的第二个目的地。

尹锡悦正式就职后，韩国继续就推动韩日双边关系改善释放积极信号。韩方不仅反复强调不应因历史问题阻碍两国解决现实问题及未来发展关系，还就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问题表示“希望能尽早恢复正常”。韩方上述积极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应。两国首脑在会谈中就尽快解决劳工问题这一最大“悬案”达成一致；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访韩期间也做出过类似表态。可以认为，以韩国领导人更迭及频频向日本释放友好信号为契机，两国关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更再度萌生了解决双边敏感问题的想法。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不惜降低姿态向日方释放积极信号。因此日本媒体认为韩国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姿态十分明显；朝鲜媒体则在对近来韩日岛屿争端的报道中将日本的强硬态度归咎于韩国新政府的“低姿态”。

（三）韩日两国开始逐步就地区政策“对表”

就地区政策进行“对表”也是韩日关系改善的主要标志。针对朝鲜问题，韩日两国不仅举行了首脑、外长、防长等各层级会谈，更在美国撮合下多次共同参与多边会议。从2022年5月28日发布的《针对朝鲜的美日韩三国外长共同声明》中不难看出，三国已就应对朝鲜形成统一步调，即在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及对朝威慑、持续推动朝鲜问题国际化、利用国际援助保留对话可能及推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迅速解决的原则下共同应对。此外，韩国已同美日等国多次举行意在“应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对华政策上，韩国亦出现向美日靠拢倾向。在6月11日美日韩三国防长的共同声明中，首次加入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一多次出现在美日外交文件中的表述。尹锡悦在参加完西班牙北约峰会归国途中还表示，将与各国一道对采取“违背价值和规范”行为的国家进行谴责和制裁，大有针对中国之意。在中韩建交3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公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倒行逆施，并以所谓“普世价值与原则”为依据暗指中国，足见尹锡悦政府改善韩日关系、进而巩固韩美同盟的决心。

（四）韩日两国拟进一步扩大合作

韩日虽未缔结同盟关系，但韩美、日美关系的强化无疑有利于韩日关系走近。在尹锡悦与岸田文雄的首次首脑会谈中，二人就双方关于“印太”的有关构想表示欢迎，一致同意在谋求构建包容、坚韧、安全、自由开放的“印太”问题上展开合作。而早在6月8日发布的美日韩次官共同声明中，两国已明确其合作空间至少可扩展至包括乌克兰、东盟国家、缅甸及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大有涵盖整个“印太”区域之势。此外，以韩日作为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代表，两国未来的合作或扩展至经济、科技、气候等领域，包含数字经济、供应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产业等内容。

二、韩日关系改善的动因

当代韩日关系主要以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及1965年两国政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为基础。此后近60年间，韩日关系总体呈稳定发展状态，且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但受金大中遭绑架、旅日韩侨文世光刺杀朴正熙未遂等偶发事件，以及诸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实问题影响，韩日关系亦不时出现起伏。此次韩日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动因主要源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际及地区安全形势发生变化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政要便出于自身军事大国建设及日俄岛屿争端等因素考量，在周边地区推动危机叙事。4月20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其刊登于美国《洛杉矶时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中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意在唆使美国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与之相呼应，岸田文雄5月访问英国时声称“乌克兰的今天可能就是东亚地区的明天”，并呼吁七国集团国家共同插手台海事务。后又在第19届亚洲安全峰会的演讲中借俄乌冲突渲染“中国威胁”。而韩国则更加重视朝鲜动向。在新年伊始至6月5日，朝鲜先后共17次（不含火箭炮）试射33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且韩方认为朝鲜已做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

由上可知，韩日两国感知地区及全球安全形势变化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按照“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的挑战时，或者采取制衡行为，或者追随强者”的联盟理论，上述安全形势变化无疑唤起了两国调整双边关系，进而以此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外交诉求。

（二）尹锡悦谋求通过改善韩日关系否定文在寅的政治遗产

此次韩日关系出现改善动向的首要原因便是韩国领导人更迭。早在选举开始前，有分析就认为韩国总统选举结果将决定文在寅外交政策方针的存废。选举期间，作为保守派在野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诸多政策表态都带有明显的“反文在寅”色彩。在对日政策方面，其不仅批评文在寅“放任历史问题持续恶化韩日关系”，还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对日新政策，即韩国应认识到恢复韩日两国关系在战略层面的重要性，并在继承1998年《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宣言》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寻求全面解决两国在历史、贸易和安全合作方面的争端。同时，在韩国的保守派阵营中，以部分财阀为代表的利益团体与日本有着传统、深刻联系，自然希望身为其利益代理人的尹锡悦能够改善韩日关系，阻止其利益因两国持续交恶进一步受损。

胜选及就任总统后，尹锡悦更通过一系列人事任命将其不同于文在寅的对日政策落在实处。其派遣的赴日代表团成员既有在2015年担任外交部东北亚局长时因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而饱受批评的李相德，也包括对文在寅政府“撕毁”慰安妇协议、大法院作出赔偿“强征劳工”受害者判决等对日举措大加批评的首尔大学教授朴喆熙。而被其寄予“带领陷入胶着的韩国外交重回正轨”厚望的外长朴振，不仅是具有东京大学留学经历、在日本拥有一定人脉的知日派，还曾做出反对“要求日本就历史问题谢罪和反省”，承认《韩日慰安妇协议》是“正式协议”的表态。足见尹锡悦希望彻底改变文在寅时期对日政策的决心。

（三）日本意欲拉拢韩国改善周边外交环境

总体而言，日本岸田文雄政府虽一直对尹锡悦政府频频提出的改善关系建议进行“冷处理”，但相较于前任政府其亦保留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对于已经赢得参议院选举，有望实现长期执政的岸田而言，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改善日韩关系的内政外交逻辑是，对内是否有利于其展现不同于安倍的执政特色，以实现长期执政；对外是否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以扩大国家利益；而上述逻辑又同时服务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掌握地区主导权，进而成为“全面大国”的总体国家战略。

在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认为世界已进入“中美竞争、国家间竞争时代”，并将俄罗斯、中国、朝鲜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日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严重违反禁止使用武力这一国际法则的“暴行”，其影响不仅限于欧洲，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秩序。同时，该文件还在时隔19年和11年后重现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系日本固有领土”“被俄罗斯非法占领”等强硬表述。对中国，该文件继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首次声称中国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强烈关切事项”。此外，在2022年12月16日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中国已被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至于朝鲜，日本表示“决不容忍”其“极高频度”试射导弹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并“威胁日本、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在日本看来，来自上述三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可为日韩双方再次搁置历史问题与现实纠纷实现合作、在进一步强化各自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三边安全合作提供充足理由。

（四）美国力图重整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强化对华战略竞争

相较于前任特朗普，执政已一年有余的拜登在实施其“大国竞争”战略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重振其全球盟友和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不仅希望尽快理顺东北亚地区的盟友关系，更希望在此基础上整合北约与亚太盟友，从而为实现其将全球盟友和伙伴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区的“北约亚太化”布局扫清障碍。但文在寅执政时期韩国并未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特别是长期陷入低谷的韩日关系“削弱了美日韩三国间的政策协调”，无益于美国达成其战略目标。无论是抗朝先锋，还是遏华抓手，在美国看来，韩国是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韩日和解有利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继续存在；而美国在促进这一和解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面对此次韩国政权更迭机遇，拜登第一时间对尹锡悦胜选表示祝贺，并强调美韩同盟之于“印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意义。作为回应，尹锡悦派遣代表团出访第一个选择美国，以表达其在外交安全领域以韩美同盟为主轴的坚定态度，并对美国媒体表示会着力改善韩日关系，以消除美国的担忧。而在不久前拜登的亚太之行中，无论是先韩国、后日本的出访顺序，还是积极拉拢韩国的一系列举措，均不难看出其希望进一步将韩国捆绑在同盟阵营及地区政策中的战略图谋。

三、韩日关系改善的障碍因素

尽管韩日关系在尹锡悦总统改善两国关系“强烈意志”的作用下初现改善动向，美国也乐见两国关系回暖，但韩日双边关系改善绝非易事，仍面临以下障碍因素。

（一）尹锡悦政权立足未稳

从影响国家行为体对外决策的内部因素看，尹锡悦固然能在对日政策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朝野力量对比、政权凝聚力、民意等国内因素，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日政策。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曾承认，“当前韩国的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无法分离”。从执政百日仅为28%、在韩国历任总统中排名倒数第二的低支持率不难看出其政权仍有待进一步稳固。

朝野政治力量对比方面，尹锡悦上台虽标志着“韩国政坛出现历史性右转”，但国会中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及其外围共同市民党占据300个议席中的180个，拥有单独处理法案的快速通道，在除修宪之外的立法活动中具有明显优势。按照韩国国会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的规定，尹锡悦至少在2024年国会议员选举前都将以“跛脚政权”身份执政，面临“朝小野大”局面。而围绕对日政策，韩国保守与进步势力本就存在前者主张亲日、后者强调日本历史责任的分歧。这意味着双方很可能围绕对日政策展开激烈博弈，尹锡悦在对日政策等外交问题上随时可能遭到国会掣肘，不可能在与既有政策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政权凝聚力方面，“政治素人”出身、从政刚满一年的尹锡悦未能在官僚、精英群体中积累足以维持其政权运营的人脉及人才储备，势必倚仗以国民力量党为主的保守势力。但由于2021年7月30日尹锡悦才宣布加入国民力量党，选举期间又曾一度解散竞选团队，还先后将李明博、朴槿惠两位保守势力总统送进监狱，尹锡悦可能无法获得党内及保守势力的真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民意方面，微乎其微的得票差距表明，尹锡悦及保守势力上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或是国内外偶发事件共同作用的产物。更何况尹锡悦本人曾身陷“巫蛊”丑闻，其妻及岳母也被曝出存在履历造假、论文抄袭、贿赂媒体、骗保等丑行，存在一定民意风险。此外，以梨泰院踩踏事故、“木槿花”号列车脱轨事故为代表的突发事件无疑会对尹锡悦支持率造成冲击。凡此不稳定因素，均是日本迄今为止仍对改善两国关系持审慎、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

（二）韩日历史问题积重难返

历史问题是导致韩日两国冲突频发的最主要原因。即使尹锡悦上台执政并不断释放改善双边关系的信号，但历史问题仍是两国无法回避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韩日两国间一般现实合作利益也无法抵消的巨大障碍，是因为其早已同韩国民众诉求、社会运动、民族意识与国家政治、对外政策等因素缠绕在一起。在韩国历史问题是极易引发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并转而将其归咎于政府对日政策的“雷区”。在尹锡悦胜选并就改善韩日关系释放积极信号后不久，韩国国内便出现了对其父尹起重的质疑。尹起重曾受日本文部省资助赴日公费留学，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有日本留学派出身的经济学家。因此，有人怀疑其父曾接受日本右翼团体资助。此事虽以大韩民国学术院为尹起重证明清白告终，但从中不难窥见韩国民众对亲日政治人物的排斥心理。此外，由于在“光复节”讲话中仅强调日本是应携手应对挑战的近邻，只字未提其侵略罪行，尹锡悦亦遭到各界批评。在此背景下，尹锡悦亦不得不在历史问题上时常营造“强硬”形象。如3月31日在对日本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一事的表态中，尹锡悦再次强调韩日关系回暖须以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对过去的透彻反省为前提，今后将坚决应对任何歪曲历史的行为。这意味着尹锡悦很难在历史问题上以做出单方面让步为代价换取两国关系改善，其亦需要日本的积极配合。但这显然触及到了日本政府的“底线”。

受殖民历史及等级观念战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在处理日韩关系时常常抱有俯视姿态，将韩国视为“等而下之盟友”，日本有政客甚至还声称“日本是韩国的兄长”。这导致自民党等日本朝野政党时常发布不利于韩国领导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就历史道歉的言论，并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了所谓“道歉疲劳”。同时，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不断加深，日本政府及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迹象明显。其主要表现便是在历史问题上施行“双标”政策，既希望韩国取消一切揭露日本二战罪行的纪念活动，又不对日本国内拒绝反省历史的言行施加管束。此次面对尹锡悦对日释放善意，日本政府虽在表面上持欢迎态度，但并未就历史等双边问题做出实质性让步，仍保持等待韩国拿出具体方案的“上位”姿态。在会见韩国访日代表团时，尽管岸田文雄呼吁有必要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仍表示相关问题已通过既有协议得到解决。鉴于韩方深感“孤掌难鸣”，敦促日本做出让步，而日方则坚持由韩方提出具体提案的分歧，以及日本以“未形成解决历史问题约定”为由仅派遣林芳正参加尹锡悦就职典礼，并以“时间不成熟”为由拒绝在西班牙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的明显温差，韩日历史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整体解决”，两国真正达成历史和解之路道阻且长。

此外，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土争端问题上，韩日两国亦并未觅得解决良方，甚至无法减少因此产生的摩擦。日本外务省网站显示，自尹锡悦正式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已先后三次对韩国在两国争议岛屿附近进行的海洋调查及军事训练活动提出抗议。至于韩国方面，其不仅于2022年7月通过外交、国防两个渠道对日本在该年度《防卫白皮书》中连续第18年主张两国争议岛屿主权的行为表示抗议；还于同年9月抗议日本气象厅在11号台风路径预测图中将争议岛屿标记为“竹岛”。凡此种种摩擦，均可证明韩日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并不可能摆脱来自领土争端问题的困扰。

（三）韩日改善双边关系缺乏内生动力

表面上看，韩日两国拥有“共同价值观”，且均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国，但实际上，无论在地区还是美国东亚盟友视域下，两国存在较为显著的竞争关系及“不对等”心态。韩日关系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均呈现表面上呈现合作关系，实质上却具有隔阂和竞争的双重结构。特别是日本，其对韩外交被认为具有双重性质，即双边上的平等关系与地区盟国结构中的大小国关系、引领国与普通国家的关系、次盟主国与普通成员国的关系。此次韩日关系回暖的首要动力仍是美国极力撮合这一外力。换言之，韩日关系的改善迹象仅仅是两国各自强化同美国关系的附属品；两国在彼此对外关系中的地位相对有限。基于此，韩日两国在影响双边关系的现实议题上或将更多采用搁置争议等带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各取所需”。

具体而言，在贸易摩擦问题上，韩国希望通过改善关系实现日本部分解禁对韩贸易限制、一定程度上恢复韩国的关键原材料出口；而日方则希望凭借全面解决历史问题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双方在利益诉求上有显著偏差。这种偏差从表面上看源自两国的历史积怨，但实际上，韩日长期在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领域存在的产业链竞争亦是导致此次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及韩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问题上，尹锡悦政府大概率将维持前任的政策方向，继续“予以强力应对”。新任海洋水产部长官赵承焕也表示，韩国即便加入该协定，出于国民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不应进口日本福岛水产品。鉴于日本曾以未进口福岛“核食”为由反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加入该协定，故韩日双方很可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角力。此外，即便在安全领域，同为美国盟友的韩日两国亦抱有强烈的竞争心态。如韩国曾将建造3万吨级轻型航母列入“2021-2025年国防中期计划”。该计划目前虽未予执行，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日前亦表示有意将轻型航母升级为中型航母。有观点认为韩国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刺激所致，旨在保持对日本的竞争性。

值得强调的是，极为脆弱的国民感情也是韩日双边关系改善缺乏内生动力的重要标志。2022年两国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0.3％的日本受访者及52.8％的韩国受访者对对方国家印象欠佳；历史问题及领土争端是受访者做出这一选择的最主要原因。可见，两国目前尚不具备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逻辑下改善双边关系的条件。不难预见，韩日或许能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三方因素影响下暂时、有限度地降低针对现实问题的博弈力度，但由于缺乏改善双边关系的内生动力，尚不能排除双方关系或再度出现紧张的可能性。

四、韩日关系未来走向及其影响

早在选举期间，尹锡悦便提出了将韩国打造成为一个凭借自由民主价值和实质性合作来促进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全球枢纽国家”（Global Pivotal State）的外交政策目标。其在就职演说中更是多次提及“普世价值”，“自由”一词在其3450字的演讲中甚至出现了35次。与之相似，岸田文雄奉行以重视“普世价值”、为解决全球性问题采取措施、坚决守护日本国民生命与生活为“三大支柱”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显示二人在外交理念上具有以“普世价值”为名谋求实际利益的共通之处。结合尹锡悦近来以紧跟美国为第一要务的诸多外交表现，可以认为韩日两国虽不会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前提跨越诸多现实阻力缔结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或将在美国的极力撮合及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并在安全、政治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由此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韩日关系改善恐导致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

尹锡悦提出的“全球枢纽国家”理念与同为保守派总统的李明博提出的“全球外交”理念具有一定相似之处。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李明博曾尝试通过强调“与国际社会共进退、进行交流”来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但这一理念在促成韩美、韩日关系改善的同时，亦导致韩朝关系跌入谷底。由此可以推断，批评文在寅与金正恩的三次会谈为“政治秀”，认为文在寅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未能实质性解决朝核问题、改善南北关系的尹锡悦将大幅调整对朝政策。根据尹锡悦上台后表示将坚持“朝鲜弃核优先”“不放弃朝鲜人权”“不损害韩美同盟”三大原则，他可能在恢复“朝鲜是主敌”战略定位的基础上，以朝核及人权问题为抓手，积极伙同美、日等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经济制裁等手段对朝施压。对于将朝鲜视为“重大威胁”的日本而言，尹锡悦对朝政策的强硬倾向显然有利于其外交、安全政策的展开。朝核问题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既是日本污名化朝鲜并籍此插手半岛事务，进而实现强化日美同盟、扩大军费开支、最终成为军事大国的主要借口，也是其妄图营造“受害者”身份，摆脱战败国负面形象的重要抓手。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尹锡悦曾多次将“先发制人”视为对朝威慑手段之一，这与日本近来着力打造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颇为相似。可见韩日两国无疑会在面对“朝鲜威胁”问题上找到更多共同点，而此举也会使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

（二）韩国对华政策或向“政冷经热”转变

在尹锡悦看来，中韩两国尽管在经贸领域合作密切，但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朝鲜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新时代中韩关系应基于安全分歧不妨碍经济问题的原则。这一论调显然与日本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经分离”原则高度相似。在当前的地区及国际形势下，“政冷经热”之于韩、日两国的基本内涵，便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经贸领域同政治、安全领域进行区别对待，即在经贸领域继续搭中国便车，获取经济利益；在政治、安全领域则与美国保持一致，依托美国的“印太战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框架实施对华遏制，甚至不惜以牺牲地区繁荣与稳定为前提谋求利用同盟框架持续扩大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

作为“强硬的、没有中立可能的老保守派”，尹锡悦的外交政策存在两条可能影响未来中韩关系稳定的逻辑链条。一方面，尹锡悦显然不会改变外交政策中的“反文在寅”底色，继承前任较为缓和的对朝政策。另一方面，在将朝鲜视为安全威胁的前提下，尹锡悦也不会使“低政治”领域的中韩经贸合作影响其“高政治”领域的美日韩安全合作。在他看来，威慑朝鲜涉及韩国最为核心的安全利益，围绕此议题进行的美日韩合作不应该受到其他层次问题的干扰。实际上，随着尹锡悦上台执政，上述逻辑或已对韩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新任外长朴振就曾表示若中国因韩国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其采取相应措施，韩国将同美国一同应对。当然，通过2022年8月9日中韩外长会谈及9月16日栗战书、尹锡悦会谈等双边会晤，中韩两国已经就“萨德”问题达成了“应重视彼此安全关切，努力予以妥善处理，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的共识，并进一步予以巩固。但仍需关注的是，在中韩两国外长会谈后不久的8月25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泳杉就表示“萨德”问题事关韩国国家安全主权，不能成为与任何国家妥协的对象。韩国国防部也于9月7日发布报告称最迟也要在2023年初定稿环评报告草案，以2023年上半年结束评估为目标，加速推动“萨德”基地完全正常运转。由此不难看出，韩国政府对华政策已经显现出与日本对华政策趋同的“政经分离”动向。基于此，并不能忽视以美国因素为主的外部因素，特别是韩美安全合作可能对中韩关系造成的影响。

（三）美国或以韩日关系改善为契机迅速实质推动其地区及全球战略

多年来韩日两国未能正式缔结同盟关系是导致美国始终未能实现构建“亚洲版北约”夙愿的关键原因。近年在东北亚地区进入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既由于他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存在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因为人们预计其作为弱势总统，如无法推动国内政治进程，便会将施政重心投向参与国际事务，而此举也经常会引发外交危机。显然，尹锡悦虽然在竞选期间凭借高举批判文在寅、清算政府积弊大旗成功胜选，但并不说明他可以克服韩国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保守、进步势力二元对立的困境，兑现竞选承诺。为积累政绩、稳固政权，尹锡悦政府很可能在外交、安全等对外政策领域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何在东北亚地区形势高度复杂的背景下，尹锡悦敢于持续在强化韩美同盟、改善韩日关系等外交问题上动作频频的原因所在。

除以“应对朝鲜威胁”为名在重塑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体系上态度积极外，尹锡悦亦对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特别是同“四国机制”、北约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地区性组织开展合作充满期待。胜选后一周内，尹锡悦便完成了与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的通话，并提出了先在新冠疫苗、气候变化、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等方面开展合作，随后根据实际效果评估再讨论是否正式加入的“渐进式”路线。从表面上看，韩国同“四边机制”的安全与外交合作旨在针对朝鲜。但该机制的实质是遏制围堵中国、维护美霸权的工具。随着美日韩三国合作的不断扩大，其功能很有可能从单纯的应对朝鲜转变为牵制中国。此外，尹锡悦上台后，韩国不仅以“确保四国保持紧密协商”为由加入“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其还先于日本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CCDCOE）。凡此不惜刺激中韩关系、配合美国实质推动“北约亚太化”进程的举措，足以证明紧跟美国是决定韩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

结语

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执政至今，其虽在国内政治及美国撮合等内外因素影响下频频向日本释放善意，表示有必要迅速改善、发展双边关系，韩日双边关系也出现恢复首脑会谈等一系列改善新迹象，但受日本回应相对冷淡等因素制约，两国关系整体仍处于低位。由此看来，韩日关系实质性改善尚需时日；两国的权宜合作程度则主要由来自美朝等方面的外部压力决定。从长远看，韩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应以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为重要指标、但投入大量精力就该问题展开长期博弈显然不符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迅速捞取政绩的基本诉求。对同样在外交事务上强调国内逻辑、追求现实利益的尹锡悦、岸田文雄及拜登而言，当务之急在于尽快结束韩日两国长期因历史及现实问题龃龉不断、动辄相互谴责甚至搞贸易摩擦的“不正常”状态，以便在捞取政绩应对国内执政危机的同时，通过巩固美日韩三边关系为应对俄中朝等“对手”扫清障碍。这样一来，执政优先、保持沟通、灵活处理、各取所需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韩日关系的基本态势。

作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倡导者及捍卫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虽然乐见韩日关系改善，但也应对此次两国走近的本质及其可能引发的影响有清醒认知。其本质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俄乌冲突、执政不稳等内外压力下做出的权宜之举，无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值得强调的是，尹锡悦外交政策目标并不仅限于恢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更有将该机制在领域、地域等维度扩大的趋势：韩国已开始谋划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合作，并以“强化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团结、扩大综合安全的基础，有效应对新型安全挑战”为由出席北约峰会。或许韩国可以称其采取上述举措是为应对朝鲜，但其在“四边机制”、北约组织中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韩日两国间的此种关系改善，很可能导致由美国主导的，包括美日印澳及一众北约成员国在内的、以遏制中俄朝三国为首要目标的“联盟”组织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其前沿成功推进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而破坏东北亚、“印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稳定，其发展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作者：谢若初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