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格局与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乌克兰危机是21世纪国际关系大事件，其背后是冷战后30多年来美西方与俄罗斯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凸显既有欧洲及国际安全格局已难以为继。伴随危机影响的发酵和延宕，世界格局与国际安全秩序调整愈益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可能推动欧洲与国际秩序演变朝向裂变与整合、冲突与妥协、集团对峙与多元共存等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和因素都在同步深化，展现出全球变局的演进已进入关键的中盘阶段。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付宇认为，未来乌克兰危机可能引发更大的失序混乱、制度失灵，但亦可能从反面促使国际关系的变革调整加速朝向承前启后、更加公正合理的新方向。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能动、最具朝气的关键力量，将成为牵动、塑造、引领这一历史性进程的重要因素。

核心观点：

乌克兰危机正进一步朝长期化方向发展，双方对峙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正逐步形成，在此情况下，有关方面达成临时性或阶段性的停战乃至短期停火协定，将远比再次形成新的类似2015年明斯克协议的国际和平协议更为可能。

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已然来到了历史性的重要关口，既有地区安全格局与秩序安排面临严重冲击和撕裂，传统地缘政治博弈将加速重回欧洲大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在欧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大概率将持续强化。

乌克兰危机尤其是由此空前升温的西俄制裁与反制裁，大大加剧了现行国际秩序与全球化的裂变风险。但是，面对乌克兰危机所释放的巨大动能与系统性风险，中印等新兴大国对维护国际秩序与全球化基本稳定的意愿也明显上升，全球政经格局与国际安全形势中“二元化”特征亦更加凸显。

中国作为影响国际安全格局与百年变局演变的重要力量，势必成为俄乌局势演进中各方关注、倚重甚至疑虑和防范的重要目标。如何审视看待和正确把握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和国际安全格局深刻巨变中的历史方位及角色定位，将是影响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外部变局的重要前提和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乌克兰危机是21世纪以来继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又一国际关系大事件，延宕至今，成为冷战后欧洲乃至世界所发生的最重大地缘政治动荡，再次凸显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的巨大动能和不确定性。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加剧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朝向裂变与整合、变革与延续、冲突与妥协、两极化与多极多元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方向的因素和趋势都在发展深化，从而使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欧洲和世界图景变得尤为纷繁复杂。中国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具朝气、最为能动的关键力量，将成为牵动、塑造、引领这一历史性进程的重要因素。

01、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经纬与时代背景

乌克兰危机的骤然爆发与持续延宕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牵涉多重深刻复杂矛盾，但核心是冷战后30多年来美西方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矛盾的不断升温、激化。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米尔斯海默所言，尽管乌克兰危机骤然爆发涉及诸多复杂因素，但冷战后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特别是围绕北约东扩所展开的激烈角逐，是引爆乌克兰危机的真正原因。

冷战后初期曾是俄西关系蜜月期，然而北约内部围绕西俄关系仍有争论：根据1991年底美国主导推出的北约新战略构想，虽然苏联解体后大国冲突风险下降，但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因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引爆地区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仍可能成为欧洲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实际上，此时的美西方战略界已自视为冷战结束的“胜利者”，在其主导下重塑欧洲安全格局及俄西战略边界，而后者被看成冷战结束带来的最大一块蛋糕。正如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分析冷战后国际地缘格局的代表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所言，未来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在欧亚大陆的存在，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强有力跳板”。

冷战后的俄罗斯在华约解体后最初曾设想未来由俄罗斯与北约共同保障中东欧地区安全，希望将欧安会而非北约作为今后泛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然而其却被北约与美西方拒绝。自1999年起，北约先后五次东扩，成员国数量从16个增加至30个，欧洲安全格局由此发生深刻巨变，冷战时期苏联与北约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截至2021年底，北约30国军费达到俄罗斯的13倍以上，现役军人接近俄罗斯4倍，各种新型作战飞机及攻击直升机数量是俄3倍以上，俄除在坦克等数量上占有优势外，常规力量建设远远落后于北约及其在欧洲的主要伙伴。与此同时，冷战后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确立了主要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指向，加之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中东欧排俄甚至反俄、仇俄的情绪普遍上升，俄与一些中东欧国家的矛盾日益加剧。北约五次东扩后，其防线已逼进至俄罗斯国门之前，这使俄与北约的对峙亦更趋尖锐。

早在2004年北约第二次东扩后，随着东扩主要目标转向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地区等俄罗斯认为的传统核心势力范围，俄反弹日趋激烈。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爆发的俄格冲突就曾一度导致国际社会对俄西“新冷战”的普遍担忧，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声称，由北约东扩所导致的俄格冲突已严重恶化俄同北约的关系，世界正面临着“阵营对抗”的风险。此后，主要围绕反制北约东扩、牵制美西方在前苏联地区所推动的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2014年再度爆发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宣布接纳克里米亚入俄，导致冷战后美欧首次联手发起对俄制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将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埃搏拉病毒”等并称为世界“三大威胁”。在俄支持下，乌克兰东部亲俄的顿巴斯地区也加紧谋求“更大的自治权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与美西方战略对峙的最前沿。这种俄西间的尖锐对峙，直至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才有所缓解。然而，2022年，面对美国和北约的步步紧逼，在寻求就欧洲新安全架构展开谈判的提议遭拒后，俄罗斯再度出手，俄乌冲突骤然爆发。

02、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

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深刻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安全格局与地区形势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情势下，全球与地区安全格局的二元性特征更趋明显。一方面，引发地区与国际安全格局加速裂变、动荡的因素在不断累积、显现。另一方面，冷战后30多年来维护和推动地区合作及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基本因素并未因此彻底消失，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有所增加，从而使地区与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各种新旧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激荡的过渡性趋向。

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基本态势及其可能走向。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再一次体现了诸多近年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冲突的新特点，如美西方在此次冲突中综合运用网络攻击、情报共享、阻断SWIFT、禁入领空、冻结资产，以及全面升级对乌军援等手段，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对俄实施所谓的“混合战争”“代理人战争”。但即便如此，这场战争更引人关注之处，却是战争基本形态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某种“返祖”现象。与战前诸多国内外学者的预测不同，随着俄军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陷入拉锯，这场冲突越来越转化成一场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描述的“绝对战争”和“总体战”。所谓“绝对战争”和“总体战”是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指出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其与1648年后欧洲国家间反复出现的“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显著不同；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中，敌对双方都力图彻底压服对方，“以便要么在政治上打垮敌方，要么彻底解除其武装，从而迫使其最终接受任何和平条件”。

在这场战争中，依靠美国和北约所提供的情报、武器和后勤等的全面支援，即使乌克兰在战争初期就丧失了制空权，但依然将俄罗斯拖入了一场长时间的消耗战。同时，无人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于战场，也极大抵消了俄军在传统常规武器领域的优势，使这场冲突走向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大大增加。

可以预见，由于这场战争对双方国运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大影响，任何一方要想完全达致目标乃至彻底压倒对方至少在短期内都极为困难，特别是随着北约全面升级对乌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危机正进一步朝长期化方向发展，双方对峙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正逐步形成。在双方都难以彻底达成目标，彼此深层分歧短期内难以化解的情况下，有关方面达成临时性或阶段性的停战乃至短期停火协定，将远比再次形成新的类似2015年明斯克协议的国际和平协议更为可能。未来，即便实现停火，俄罗斯也将长期面对一支更为北约化的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危机下欧洲安全格局的走向。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欧洲安全格局的全面重构已不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已然来到了历史性的重要关口。

首先，既有地区安全格局与秩序安排面临严重冲击和撕裂。伴随乌克兰危机发酵升温，冷战后建立的美俄、欧俄关系基本框架已被打破。政治上，欧洲议会将俄列为“支恐国家”，拜登总统宣布“冻结俄所有在美资产”，声称“美俄关系已经破裂”，并首次在二战后重启《租借法案》；俄罗斯则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保护“主权和领土”，宣布乌克兰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州入俄。经济上，美西方出台多轮对俄制裁，不仅欧俄“北溪1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停摆，俄主要银行也被移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超过70%的俄企业实体受到制裁。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可能重回冷战式的阵营分立对抗，而俄西在欧洲的战略“硬边界”已然显露，从芬兰、瑞典及波罗的海三国到乌克兰、黑海一线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俄与北约两大阵营激烈对峙和拉锯的前沿。同时，一个受伤又不甘心屈居于二流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仍会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安全形势演变的重大变量。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曾指出，历史的相似剧情总会在特定条件下重演。回望历史深处，一战后的苏联亦曾被全面排除在欧洲凡尔赛体系之外，丧失在欧洲领土的近5000万人口和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但这也埋下了未来引致欧洲二十年危机与二战爆发的重要隐患。其次，传统地缘政治博弈将加速重回欧洲大陆，未来伴随美英与波兰等“新欧洲国家”在地区事务中享有日益增大的话语权，欧洲的“再安全化”已难以避免；而法德等传统欧盟大国如何继续维护“战略自主”，在美俄间保持必要的外交弹性，保障自身基本安全和利益仍将是其面临的首要地缘政治难题。最后，近年来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在欧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上升的势头，大概率将持续强化，“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可能重回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

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尽管当前俄西矛盾大幅激化，但美俄军事沟通通道却始终存在，以避免局势彻底失控；至少截至目前，俄美欧三方激烈对峙并未引发俄罗斯与北约乃至美俄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实际上，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巨型洲际国家，美欧与其全面交恶甚至彻底“摊牌”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曾无奈表示，一些北约成员国其实只关心如何让乌克兰拖住俄罗斯，以此削弱俄罗斯，并不愿与俄发生直接冲突，限制了北约可能在冲突中发挥的作用。

从美俄关系看，美国不可能改变俄罗斯已不是其首要对手的基本判断。俄乌局势持续恶化的确折射出美俄的结构性矛盾，但美在乌克兰危机中却始终避免与俄发生直接冲突。表面上看，美国已成为引发、激化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外部推手，其不仅公开拒绝俄在冲突爆发前所提出的进行“欧洲安全条约”谈判的倡议，还率先出台对俄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制裁措施，使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俄关系一度出现的“重启”势头彻底中断。但同时，避免美俄关系彻底“摊牌”，防止因此打乱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依然是美国对俄战略的根本底线。从拜登明确拒绝直接介入乌克兰危机、拒绝在乌克兰设置禁飞区等举措来看，美国不会也无意超出冷战结束以来对俄战略的基本底线，而印太与中国仍将是美国聚焦的“头号目标”。正如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尽管乌克兰危机已引起全球关注，但从综合体量与发展走势看，中国与印太才是美需要关注的首要目标。

从欧俄关系看，乌克兰危机急剧打乱了近年来欧俄走近的基本态势，使之骤然降至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的冰点，曾积极支持欧俄关系缓和的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公开批评俄罗斯正将欧洲带入“二战以来的至暗时刻”。实际上，欧洲作为俄罗斯的战略近邻，与俄经济联系与人员往来自冷战后日益紧密，俄早已成为欧盟最大的石油与天然气来源，而欧盟也是俄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方经贸总额接近1800亿美元。欧盟被迫升级对俄制裁与打压，正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正如知名国际智库卡内基欧洲中心的报告所言，乌克兰危机之所以能成为撬动大国格局的支点，概因其对整个欧洲局势变化所起到的“蝴蝶效应”；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已经成为除俄乌等直接当事方外受损最严重的地区。欧盟兑美元汇率2022年7月降至20年来最低点，而“北溪2号”项目的终止不仅让相关欧洲企业蒙受数十亿欧元的损失，亦使欧洲能源供应在未来两年内可能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同时，俄乌局势愈发紧张，也使得欧盟近年追求的“战略自主”遭遇重创，不得不追随美国接连出台对俄制裁举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由德法等欧盟大国联手推动，在美国未直接参加的情况下，达成新明斯克协议，一度在乌克兰维持了7年多的总体和平，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已濒临破产。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得欧盟内心并不愿看到乌克兰局势与欧俄关系的持续恶化。尽管乌克兰危机后，欧盟推出史上最严厉的系列对俄制裁，但其内部围绕如何进一步深化制裁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以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为代表，部分欧盟国家要求立即对俄实施全面的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却遭到德法意等大国的反对。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则直接拒绝了乌克兰立即入盟的请求。对欧盟而言，欧俄关系彻底破裂不仅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也使欧俄在能源、气候变化、伊核、反恐等重大议题上的合作面临严重冲击，而同时法、德等大国依然与俄保持着磋商和沟通，实际上也为未来双方可能的再度走近埋下了伏笔。

03、未来全球安全格局的调整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乌克兰危机势必深刻影响欧洲与国际安全格局走向，但冷战后全球化、多极化等更为经久和深层的世界基本发展大势依然在发挥着关键的塑造作用。俄乌局势的发展变化，尚未从根本上逆转百年变局下全球政经与安全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而更多是进一步加深、加速了相关趋势的演进和嬗变。

主要大国力量消长变化与多极化走势。乌克兰危机陷入拉锯，以及俄罗斯在其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内外困境，当然从侧面再次凸显美西方依旧在现存国际安全格局中占据主导，但这一态势并未彻底打乱百年变局下多极化继续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美西方面临的战略困境。

从美国自身看，其利用同盟体系在制裁、围堵、遏制俄罗斯上似乎一度占据上风，然而从更深层看，乌克兰危机陷入僵持实际上也再次揭示出美所面临的重大战略困境，即如何在保持欧洲稳定与聚焦印太这两大战略目标间取得平衡。对拜登政府而言，如何在乌克兰危机压力下，更好分配其全球战略资源，协调应对其眼中的中俄两大竞争对手，将成为其难以回避的重大战略课题。同时，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强调聚焦国内、积极推动所谓对外战略收缩，在乌克兰危机中极力避免与俄发生直接冲突，亦将使美未来在处理其他地区热点时不得不面临更多来自盟友的质疑和担忧。日本“共同社”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一则评论中就曾明确指出，面对乌克兰危机，拜登政府将如何应对，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印太盟友对美国的信心。此外，中期选举后的美国已进入各方加紧备战2024年总统大选的周期，面对多重国内压力和挑战，拜登还能在对外事务上投入多大精力和资源，也会被其伙伴和盟友打上一个问号。

从欧洲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的一致行动与加速走近，并未真正解决美欧深层的战略与利益分歧。与美国不同，欧盟是俄罗斯在地缘上的主要近邻，美国持续升级对俄战略挤压、加剧与俄的战略对峙和冲突，并不真正符合欧洲的长远战略利益。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延宕，以及各种负面效应的不断外溢，美欧在对俄战略上的分歧或迟或早都会再度浮现。表面上看，一度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脑死亡”的北约似乎已满血复活。面对“俄罗斯威胁”，美国、北约与欧盟间，乃至“新”“老”欧洲间近年一度出现的战略疏离与利益偏移有所弥合。但实际上，乌克兰危机也在刺激欧盟国家重新反思既有的地区安全秩序安排。至少从目前看，欧盟力推的“战略自主”进程并未因乌克兰危机而彻底中断。在法德意等欧盟大国推动下，欧洲政治共同体举行首次峰会，商讨未来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反思欧盟长期缺乏独立自主安全与军事能力的弊端。正如马克龙所言，“俄罗斯人民与俄罗斯仍应受到尊重”，欧俄关系彻底破裂和直接对抗不仅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不利于欧盟自身利益。

从其他主要战略力量的态度看，除了英日澳加等国始终唯美国马首是瞻外，多数大国与美的距离并未拉近，甚而已然出现了一度程度的疏离。这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印度对美国及其印太战略态度的变化。乌克兰危机深刻揭示出美印潜在的战略分歧和矛盾。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印俄间的能源与安全合作也从未停止。对印度而言，俄罗斯自冷战起就是其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实际上，2016年至2021年，俄罗斯对印度的军火出口一直占据印度军火总进口量的一半左右。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苏联及此后的俄罗斯长期与印度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印度决策层眼中，其安全的主要关注点始终在北方的亚洲腹地（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以至中东）以及印度洋。尽管美国印太战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的推进实施为美印战略协作找到新的契合点，但俄罗斯依然是印度在地缘、军事和能源等领域的重要伙伴之一。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全面升级对俄罗斯制裁和战略围堵，势必使印度在俄美间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其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也受到侵蚀和挤压。此外，巴西、南非等其他金砖大国也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或支持，再次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明确拒绝“谴责”俄罗斯，强调将对乌克兰危机保持“中立”；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则认为北约东扩才是酿成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乌克兰危机不仅没有逆转百年变局下的多极化大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同其他主要大国的深层和潜在的矛盾有所发展。

国际秩序裂变风险与全球化走向。显而易见，乌克兰危机尤其是由此空前升温的西俄制裁与反制裁，大大加剧了现行国际秩序与全球化的裂变风险。但同时亦需看到，面对乌克兰危机所释放的巨大动能与系统性风险，中印等新兴大国对维护国际秩序与全球化基本稳定的意愿也明显上升。在此情势下，加剧全球化裂变与维护全球化整合的力量都在发展，全球政经格局与国际安全形势中“二元化”特征亦更加凸显。

一方面，西方与俄罗斯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严重动摇国际秩序与全球多边治理根基。不论是将俄罗斯移出SWIFT系统、停止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还是西方炒作的将其逐出世贸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乃至限制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都凸显冷战后全球主要大国“斗而不破”的底线似乎正被打破。同时，这也使得疫情下本就遭受重创的全球化和既有国际秩序面临更大冲击。在美西方打压和制裁下，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世界银行等机构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俄经济都将出现明显萎缩。

另一方面，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各种反制举措也使全球化的裂变风险进一步上升。在粮食安全领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报告显示，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全球近50个国家的30%以上小麦供应需要长期依赖从俄乌进口，且这些国家多数为中东北非及中亚等地区的不发达国家，俄罗斯与乌克兰一旦全面限制粮食出口，将严重打乱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能源安全领域，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总体能源价格水平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严重的波动，甚至引发全球能源供应链重塑，其中欧洲国家和部分南亚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尤甚，乃至不得不重新增加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在金融安全领域，面对西方可能的金融封锁和制裁，俄罗斯早已做好应对预案和反制准备。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即着手推进国际结算支付系统和外汇储备多元化，通过增持黄金和减持美元等手段，对冲和抗衡美元霸权体系。截至到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实际持有的美元资产已降至其外汇储备的20%左右，黄金持有量接近2300吨，占其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21%左右。面对美欧前所未有的数轮金融制裁，俄罗斯针锋相对，采取包括大幅增加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的能源贸易等举措进行反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俄罗斯与美欧围绕金融制裁的过招中，美欧动用所谓的“长臂管辖”，威胁对一些与俄罗斯有贸易、融资等往来的“第三方”企业实施制裁，并单方面通过SWIFT系统管控第三方国家与俄罗斯的资金和金融往来。可以说，俄罗斯与美欧的斗法大大加剧了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乌克兰危机骤然爆发并未彻底打断冷战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本态势，其影响目前也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与美欧内部。正如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学者马凯硕所指出的，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冲击下，当前全球化正在进入深入盘整的阶段，但全球化本身不会因此根本逆转。从此次对俄制裁看，尽管美西方实施了对俄的多轮制裁，但印度、巴西、土耳其、中国等主要新兴大国依然与俄罗斯在能源等相关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这些都使得俄实际所遭遇的封锁围堵，远未达到美西方官方文件设想的程度。可以预见，在世纪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等热点的催动下，短期内全球化的裂变风险或许将进一步加大，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同盟体系将更多通过“小院高墙”“断链脱钩”等方式构建排他性“小圈子”，国际体系可能开始更多呈现出两个乃至多个相互分立的次级体系。但从中长期看，正如马凯硕在《亚洲的21世纪》一书中所指出的，随着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全球化轨道正被重塑；随着美西方主导全球化意愿和能力的下降，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全球化或许将会出现。实际上，新兴大国引领下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已全面开启扩员机制，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阿根廷等均表示加入意愿。同时，由东盟发挥主导作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启动，所占全球经济总量达到30%以上，折射出新的地区和全球治理形态正在显现。

乌克兰危机与中美战略竞争。尽管乌克兰危机在短时间内使俄西矛盾骤然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但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美战略竞争依然是影响未来世界走向最重要因素的基本态势。从中长期看，美俄关系发展变化仍将受制于中美博弈的大趋向并未改变。虽然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度降低了对华批评攻击的调门，却始终没有真正调整视中国为美国和西方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基本定位。更有甚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还公开质疑中俄战略协作，无端猜疑中国可能为俄提供“帮助”。拜登政府新近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重要文件，亦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在拜登政府眼中，中国仍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测算，未来中国仍将领跑世界经济复苏，按国际汇率计算，2028至2030年中国GDP有望超美，且2030年后中国对美经济增长优势仍会维持较长时间。可以说，当前中美综合国力的此长彼消正在迎来“擦肩而过”的历史性时刻。因此，乌克兰危机及由此带来的俄西矛盾激化，并未冲淡近年来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中美战略竞争氛围，中美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有所激化。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有意避免与俄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通过援助乌克兰推动“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持续加大对俄消耗，并继续将中国作为其首要竞争对手。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不仅不会根本缓和中美分歧，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对华战略猜忌与打压。其实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被某些美国媒体戏称为“亚洲沙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就公开宣称，美依然有能力同时在欧亚打两场战争，声称外界不应怀疑美继续支持台湾及印太盟友的“坚定决心”。

04、对中国历史方位与战略的思考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延宕，深刻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进入动荡变革的新阶段，国际安全格局调整由量变转向质变的过渡性特征更加明显，中国塑造外部安全与发展环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空前加大。但同时，危机也孕育转机，中国作为影响国际安全格局与百年变局演变的重要力量，势必成为俄乌局势演进中各方关注、倚重甚至疑虑和防范的重要目标。这既为中国引导、塑造既有国际格局和体系提供了机遇，也使中国面临着诸多新风险新课题。

首先，如何审视看待和正确把握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和国际安全格局深刻巨变中的历史方位及角色定位，将是影响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外部变局的重要前提和关键。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中国更要有成熟的大国心态。这就要求，新时期中国能够在面对涉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间关系的事务时，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历史方位，实事求是地认知和处理外部问题。应当看到，面对乌克兰危机与百年变局，一些国内网民乃至国际关系学者仍或多或少地存在情绪化的心态和思维，甚至被一些狭隘的反西方言论裹挟，难以对外部情势的发展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必须承认，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当今的中国已然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要塑造者之一，维护既有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稳定及权威，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依托。尊重包括乌克兰等国在内的各国领土主权，同时反对美西方奉行排他性、零和安全观，是中国理应采取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如何在这样一个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把握好积极有为与行稳致远的辩证关系，也是处在当前历史方位中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要以更加强烈的使命自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地区和国际热点上发挥更大作用；但同时，中国依然需要始终聚焦国内转型和发展，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全力以赴继续做好自己的事。

对此，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的头30年里，中国仍需坚持以稳中求进与“战略审慎”为基调的大战略，也即面对外部世界可能的剧烈变化，“除须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立足于‘保底’”，即要尤其避免因外部的骤然变动干扰自身发展的节奏，始终“集中致力于维护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地对外积极进取”。

其次，妥善运筹好百年变局下的大国关系，引导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和大国博弈有序演进，防止“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再度重演，亦是本次乌克兰危机所提出的重要课题。乌克兰危机又一次深刻折射出百年变局下的世界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大国都将面临新的重大抉择。毋庸置疑，乌克兰危机已严重加剧了大国分裂对峙乃至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从乌克兰危机前美国和西方不顾俄罗斯基本安全关切持续强推北约东扩，到俄罗斯断然出兵乌克兰引发冷战后欧洲最大地缘震荡，再到美对俄实施“极限制裁”、大打“代理人战争”，并极力“绑定”中俄，炮制和散播所谓“威权国家正联手挑战民主国家与国际秩序”的言论，一系列事件极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等为代表的不少西方战略学者声称，阵营对峙、集团对抗及由此加剧的大国恶性竞争，成为影响当前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演变的主要风险。

然而，与此同时，也需看到历史的发展演进往往远非“非黑即白”的简单图景，乌克兰危机固然加剧了出现二元对立、撕裂世界的风险，但即便在乌克兰危机的巨大动能和阴影下，世界的多极多元趋势依然在加速深化发展。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个在对立的美西方与俄罗斯间的巨大“中间地带”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巴西、南非、东盟、阿盟等主要地区大国与组织并未简单“选边站队”，而是更多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既反对以武力解决冲突，也不赞成单纯的制裁施压。实际上，即使在美西方同盟体系内部，除了英日加澳等“铁杆盟友”外，德法意等大国也未彻底附和与听命于美国当前的对俄政策。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指出的，现实的世界正变得更加复杂多元，早已不能简单归结于阵营分化与大国对抗。

几乎可以预见的是，与主流西方战略学者所普遍预测的明显不同，在他们眼中的两极对峙格局加速形成的同时，一个更加巨大的“中间地带”正在日趋形成。同曾经存在的冷战体系有根本不同的是，在这个巨大的“中间地带”内，将包含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各异的各式国家，而各国所能发挥的领导作用将越来越与不同的问题领域相挂钩。与乌克兰危机下所凸显的、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同盟体系再度强化单边霸权的趋势不同，当今及未来世界的一个更为长期、更为深刻的发展趋势是，权力的扩散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多元多极格局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大国竞合博弈形态和模式或许将会出现。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从更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向和自身利益来看，作为一个兼具多重身份的新兴大国，中国更应积极适应和引导世界发展的新趋向，承前启后、推动和构建一个价值理念更加多元、制度设计更为包容、力量格局更趋平衡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未来发展路径，以真正避免世界重回非此即彼、强者通吃的大国竞争老路。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防止在权力分散化、世界多元多极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频现大国无序竞争、民粹主义抬头乃至大国阵营对抗等系统性风险，才能真正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恶性竞争开辟新路。

最后，如何更好在百年变局下维护周边安全，防止乌克兰危机的戏码在亚太上演，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是中国未来必须处理好的另一重大课题。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来看，冷战结束30多年，美国利用北约东扩在俄罗斯周边和家门口步步紧逼，导致苏联冷战时在欧洲的近2000公里战略纵深几乎丧失殆尽。俄罗斯的发展与安全始终严重受制于周边安全热点的持续发酵升温，严重拖累了俄罗斯追求重振大国地位与民族复兴的步伐。从中国自身看，尽管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持续落地实施，中国已成为日韩及东盟等周边主要大国的最大经贸伙伴，由中国积极推动的世界最大自贸区RCEP也正式启动，但亚太格局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分立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本消除。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自拜登、特朗普两届美国政府加速推动印太战略以来，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印太安全盟友与伙伴体系日渐成熟，这个体系力图以美日同盟为主轴、美日印澳四国伙伴关系为主要框架，同时积极借助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AUKUS）、北约、七国集团等框架进一步将域外大国引入亚太，从而使亚太安全领域正面临冷战后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在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安全领域对中俄的“双遏制”战略必然将更加清晰。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美日安全同盟的全面强化。近年来，日本军费连年增加，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开表示未来将仿效德国，大幅增加军费、使军费占GDP的比例达到2%，日首相、外长还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和外长会。尽管在RCEP生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持续推进等大背景下，中日经贸合作始终保持了较高热度，但日本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也日益升级，不断走深走实走细。台湾与南海问题则可能成为未来引爆冲突的最危险挑战。可以说，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妥善管控台海局势和南海局势，是中国经略周边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当务之急。

对中国而言，乌克兰危机再次向中国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也再次将中国推向了大国博弈前沿，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国际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也必然引发外部世界的关注甚至聚焦。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各种外部风险应对预案，坚持稳中求进、维护发展与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尽量避免卷入或触发不必要的重大外部安全风险，始终聚精会神做好自己的事，就成为当今中国难以回避的战略抉择。（作者：付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